摘  要：《罗生门》是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所作的经典历史小说，本文试图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二元对立”的视角来分析该小说，主要围绕“生与死”这一主要二元对立项来揭示该模式对于小说的人物塑造以及主题深化所凸显的作用，由此窥见小说的巨大张力。

关键词：罗生门;结构主义;二元对立

作者简介：王婷（1996-），女，汉族，湖北黄冈人，南京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3--03

《罗生门》[1]作为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取材于平安朝末期的《今昔物语》[2]，主要故事情节如下：京城因连连遭灾而颓败不堪，罗生门由于年久失修，成为了一处抛尸地。一名被主人辞退的家将，傍晚被困雨中于罗生门下避雨，在为是否成为强盗而犹豫。随后在罗生门上目睹了一位老婆子拔死人的头发，厉声质问老婆子原因，她辩解道是为了生计且被她拔头发的人生前也不是好人，曾将蛇肉当作鱼干来卖。家将被其说辞所说服，觉得唯有不择手段才不会饿死在这垃圾堆里，于是便抢走了老妇的衣服，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简单来说，就是家将原在善恶之间摇摆，最后撞见老婆子拔死人头发这一事情成为契机，促使其倒向了“恶”。而对于《罗生门》的研究确是近些年来如日中天，其主题被广泛解读为揭露利己主义这种阴暗的人性。但小说中凸显的“生”与“死”，“善”与“恶”，作为明显的二元对立项，若是借助结构主义视角，对于剖析小说内容想必会有很大裨益。因此，本文将主要从二元对立的视角并围绕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二元对立项，来剖解小说的深层结构，解析其主题。

被尊为结构主义理论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在语言中，或在任何符号系统中，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构成这个符号本身”[3]（朱刚 2006： 267-268）。这种语言差异论作为其结构主义思想的基石，把语言学的研究重心拉回到语言符号本身，从差异出发建立起二元对立，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结构观。（朱刚 2006： 269）。这提示我们注重语言中的聚合关系。映射到某个句子来看的话，即为何出现的是这个词而不是另一个词，在结构上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在探寻这一原因之时，二元对立视角所强调的聚合关系有助于我们找出小说中暗含的结构。正如本文的标题所示，贯穿于《罗生门》中的主题可概括为“生与死”，其实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二元对立项远不止这两组，笔者将在下文逐一分析。

首先，值得注目的是小说的题目——“罗生门”，在《罗生门》所依据的原型文本[4]《今昔物语》中，其原名为“罗城门”[5]（前田爱 1993： 180）。关于作者将“城”改为“生”这一点，国内外学者有诸多说法。一般认为，在日语中“城”和“生”的读音相近，且“生”的笔画较少，因而后来名字逐渐演变成了“罗生门”。但比起“音便”[6]之说，恐怕作者在创作之时的一字之差，不但意味着词语由“对象指示性”向“意识观念性”的转换[7]，更是以标题的形式一开始便暗含了文本二元对立结构的整体框架。（魏育邻 2008： 98）。而结合前文索绪尔的差异论，当“生”进入视野之后，自然而然就会让人想到其对立面“死”，对照着前文所介绍的小说基本故事情节，我们可以发现“生和死”[8]就是本文中最基本的一个二元结构。我们围绕这一基本结构仔细研读，便会发现若干个二元对立项。

首先，家将出场时，交待了他在羅生门下避雨，紧接着介绍了罗生门上为丢弃死尸的地方。这种空间上的上下对立可视为小说的第一组二元对立项。具体展开，罗生门上老婆子在拔死尸头发，以此做假发为生，因而罗生门上的“上”所指代的也是一个生的空间。[9]而家将所处的罗生门“下”正好与“上”对立，也算不得“生”的空间范围。结合小说情节，家将在犹豫。

要从无办法中找办法，便只好不择手段。要择手段便只有饿死在街头的垃圾堆里，然后像狗一样，被人拖到家门上扔掉。倘若不择手段哩——家将反复想了多次，最后便跑到这儿来了。可是这“倘若”，想来想去结果还是一个“倘若”，对于以后要去干的“走当强盗的路”，当然是提不起积极肯定的勇气了。

无处可去，纠结是否为盗的家将面临生死时的思考中也包含了新的二元对立项，即“择手段——不择手段”、“饿死——为盗”，这都是上述“生死”这一组二元对立项所引发出来的，或是说围绕它所展开的。即二元对立结构中会有一组核心的对立项，而其他的复数二元对立项均视为为了达成凸显主题这一目的所需的附属对立项。[10]

上文提到的“饿死”还是“为盗”的两难抉择中，实际上蕴含了“生存还是死亡”的冲突。此时家将提不起勇气为盗的状态我们尚且可以将其视为“恶”的对立面，而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又拖出了新的二元对立项“善——恶”。故事随着家将登上罗生门得以发展，他发现了二楼里老婆子正在拔死人头发。[11]家将对老婆子的怒气一点点上升，对于罪恶的反感愈发强烈，恶恶之心也烘然冒出。但是他不明白老婆子为什么要拔死人头发，不能公平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他认为单单是雨夜于罗生门上拔死人头发已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不难看出，家将此时对于恶的认知还是很清晰的，仍守着一定的道德底线。这与前面家将犹豫是否为盗相呼应，同属于“恶”的对立面。并且，小说中写道，若是此时重提“饿死还是为盗”的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可以认为这时的家将才真正站在了“善”的这一面。即此时的善恶对立最为明显，结构也最为鲜明。[12]接下来，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家将心理随之变化，善恶的二元对立也随之变化。家将制服了老婆子，彻底安下心来，不复之前的恐慌与不安，随即询问老婆子作恶的原因。老婆子一一交待，自己只是为了生存下去，且自己拔头发的尸体生前也曾作恶。家将听了老婆子的辩解，只是“冷淡”[13]地听着，早已没了当时的怒气和不满。明显可以看出，家将此时的内心在摇摆，快要被老婆子这套“恶对恶”的准则所说服。

小说描写到“听着听着，他的勇气就鼓起来了，这是刚刚在门下所缺乏的勇气，而且同刚上楼来逮老婆子的是另一种勇气。他不但不为这饿死还是当强盗的问题烦恼，现在他已把饿死的念头完全逐到意识之外去了。”

由之前“提不起勇气”到“鼓起勇气”，我们得以窥见家将的善恶观已经被洗脑成功了，即由之前站在“恶”的对立面转化为同“恶”沦为一道，之前鲜明工整的善与恶的对立也开始瓦解，这意味着家将为盗的意识已经占了上风。即老婆子的这套因对方本就是恶，所以自己不算是作恶的强盗理论给家将的为盗提供了一个借口，成为他往恶倾斜的一个砝码。接下来家将的行动更是验证了他的善恶观已发生了质的转变。

“‘那么，我剥你的衣，你也不要怪我，我不这样，人也得饿死。家将一下子把老婆子剥光，把缠住他大腿的老婆子一脚踢到尸体上，只跨了五大步便到了楼梯口，腋下夹着剥下的棕色衣服，一溜烟走下楼梯，消失在夜暗中了。”

从家将扒走老婆子的衣服以及他对自己行为的辩解我们可以知道，家将心中的善恶对立就此瓦解、消融，从此家将踏上了为盗之路，完成了由善向恶，由正义向非正义的转变。最后，小说的开放性结局更是引人深思。“谁也不知道这家将要到哪里去了”，家将带着从老婆子那里的一套强盗理论是接着进城作恶吗？作者尽管没有交待，但是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既然家将可以接受老婆子的强盗理论，是否也可以在某一天接受善人理论呢？笔者作此猜测也是因为在罗生门内，家将的善恶观就曾被轻易影响。从另一方面来看，作者的开放式结局恰巧反映了日本文学的典型特征——余情美。[14]是善是恶由读者自行去分辨，也为小说结尾提供了不同的情节走向，体现了小说的张力。不管是生死的对立还是善恶的对立，都是为了展现人性的复杂性，揭示了小说的主题。

通过上述对二元对立项进行的分析，不难发现《罗生门》的意义构建就是基于这些对立结构的生成和转化，而这种结构观也是我们把握小说意义的客观基础。不管是上下，还是善恶我认为都是围绕生与死这一最为基本的二元对立项所展开的。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视角为我们客观展现了故事情节而不是单纯告诉我们小说的主题和意义。这不仅有利于读者的自主性，也有利于文本解读的多面性。另外，前面提到，该小说中出现的一些对立项都是在不停地转化的，即没有永恒的善，也没有永恒的恶，善与恶其实都是基于一定的道德框架范围中才得以成立的。由此我们知道，所谓的二元对立也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15]才得以成立。而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对立意想的变换也从另一方面凸显了人性的复杂及难以掌握。总之，结构主义批评中的二元对立视角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出发，为深化文本主题起了较大的作用。

另外，关于结构主义批评，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这种方法并不可以用来对任意一部作品进行分析（但他没有说明哪些作品不适用此法）（朱刚 2006： 273）。但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罗生门中的二元对立项十分突出且与主题意义息息相关，便可以认为这种分析视角比起一般的隐喻视角相对来说比较成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结构主义批评视角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这种深层结构究竟是分析者自己的思维还是文本的思维（朱刚 2006： 272）。因而结合时代背景具体分析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带来的不足。芥川龙之介对于罗生门之上极端背景之下人们的生存观与道德观的描绘，是否正是植根于他当时所处的大正时代背景之下呢？[16]此外，前面提到，二元对立项的生成必须基于一定的框架范围之内，所以尽管结构主义批评有助于我们厘清所有的对立项，但是使之成立的条件却被忽略掉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局限性。若通过解构主义的手法，试图从稳定的二元结构中找出使其成立的必要条件，也将使得此次的文本分析更为饱满（魏育邻 2008： 98）。

综上，尽管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视角有所局限，但是对于我们深化小说主题，把握小说意义还是有较大帮助。

注释：

[1]这里的《罗生门》指的是芥川龙之介所作的短篇小说，由于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也以《罗生门》为题，经常招致混淆，实际电影仅仅借用题目，其故事内容为《竹林间》

[2]平安时代后期的说话集，共31卷，现存28卷。据为源隆国和岛羽僧正所作，真正作者不详。创作于12世纪初，分为印度、中国和日本三个部分，收集了近1000多个故事，为日本最大的古说话集。（电子大辞泉释义）。

[3]可以说，这种语言观会促使人门去探寻未出现的符号，挖掘纵向聚合的信息，狭义上来说是追究言外之意，广义上放在文本解读中确实增添了无数可能性，再结合之前他对语言的种种创新式思考，也便明白为何将其成为为结构主义理论之父了。

[4]一般认为小说《罗生门》的原型出自《今昔物语》本朝世俗部第29卷的故事《罗城门登上层见死人盗人语第十八》。同时，老婆子所讲述的死去的女子的故事，则是出自于第31卷的《太刀带阵卖鱼妪语第三十一》。此外，芥川龙之介的其他小说也有以《今昔物语》的故事为原型的，如：《鼻子》、《竹林中》等。

[5]罗城门：位于平安京和平城京的朱雀大道南端的城门。

[6]简而言之，就是语言经济学的观点，词汇会慢慢向容易发音、书写的方向发展。

[7]由于此处的生不再是单指门的名称，而是带有了作者的目的和意识有意为之，并与主题有关。

[8]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于《罗生门》主题的解读多为利己主义，而本文采用的二元对立仅仅想从结构上分析小说的情节，在客观展现其中对立关系的基础之上再行探究主题。

[9]在此且不论善恶，老婆子选择的营生确是一种生存之道，因而将门内视为“生”的空间。

[10]和俄苏形式主义不同的是，结构或者技法是“分割”和“连接”行为，即把客体分为有意义的单位，再在其间建立起关系。（朱刚 2006： 274）。上述提出的一些对立项均是在面临生死抉择时所出现的要素，因而大胆认为之间的关系为主导和从属关系。

[11]这里有一个细节，家将在不知道对方是老婆子、仅看到灯火移动的时候是很恐惧的，在看清对方是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婆子后才有了后面的心理转变。因而这里的老婆子所代表的 “老与弱”恰好同家将的“年轻与强壮”构成了二元对立项。

[12]这里笔者大胆联想了古诗中的对仗概念，在寻找对仗时，必会出现最为合适，使得对仗最为工整的字或词，同理，二元对立中也会出现极致对立的状态，就如同抛物线有顶点。

[13]这里的冷淡和之前的怒气与冷酷又重新形成了新的二元对立，得以窥见家将的心理变化。

[14]所谓余情美类似于中国诗词里的留白，不将结局明明白白地展现，而是通过比较概括性地描写作结，其后就交给读者的想象力。

[15]小说最开始就交代了背景，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时代，所以才会出现老婆子那般的强盗行径。

[16]有学者认为，芥川龙之介曾爱上了一位寡妇，但是因为世俗的原因终究不能在一起，因而意难平才创作了《罗生门》。概因小说中的家将最后被老婆子的辩词所说服，能够正大光明地为盗，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否也是芥川龙之介心底的真正渴求呢？

参考文献：

[1]芥川龙之介：《罗生门》，日本：帝国文学，1915.

[2]前田爱：《文学文本入门》，日本：筑摩书房，1993.

[3]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日本：筑摩书房，1972.

[4]松村明：《新编现代国语1》，日本：旺文社，1979.

[5]楼适夷、文洁若等译：《地狱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6]魏育邻：《罗生门的文本解读，对其“二元对立”结构的发现与解构》，外语研究，2008第4期.

[7]譚晶华编著：《日本近代文学名作赏析》，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8]叶谓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9]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7.

[10]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