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受到内外的严重冲击，为了巩固统治，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向西方学习，派遣留学生去外国学习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它以1872年容閎倡导的留美幼童运动为肇始，经历了船政留欧、留日高潮、庚款留美等高潮后，在清末新政时期汇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留学大潮。其中，留学欧州运动再度兴起，留欧生虽远不及留日学生的数量，但成绩斐然。他们构成了一个崭新的、不同于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积极参与新式教育的改革运动，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留学运动;清末新政;留欧人才;留欧政策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2-0122-03

一、清末留欧教育概述

（一）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留欧教育概述

清末留学教育始于洋务派派遣幼童留美。1871年，耶鲁大学毕业的留学生、曾国藩的幕僚容闳，对出国留学计划提出了详细的方案，曾国藩、李鸿章采纳容闳的建议，并上奏朝廷，请求派遣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很快，清廷奏准了这项提议。之后的4年，清廷共派出4批120名年龄在12～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从此晚清留学教育正式揭开序幕。而留欧学生的派遣始于沈葆桢的倡议，为了培养船政人才以及建设海防的需要，清政府同意其建议。从1877年开始，清廷派出4批福建船政学堂学员赴欧留学，其中就有著名翻译家严复、北洋海军将领刘步蟾等。除了幼童留美、船政生留欧这两种官派留学途径，还有一种是教会资助与自费留学途径。例如：容闳、黄宽在香港基督教教会的资助下赴欧留学，成为最早的留学生。自费留学生中，赴美留学的顾维钧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留学费用不用担心。还有一些家境贫寒的留学生选择勤工俭学来支撑自己的留学费用，比如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

这一时期的留学教育是清廷在见识到西方国家船坚炮利后，迫切想要学习西方的一个产物。幼童留美与船政生留欧都是政府主导的留学教育，结果却相去甚远，由于学生选拔和时间安排的差异，以及所学内容和管理方式的不同，绝大部分幼童肄业回国，在借鉴了幼童留美的经验后，船政学堂留学生却涌现了大批难得的海军建设人才。

洋务派领导的留学运动冲击了老旧的教育制度，充分体现了清政府“中体西用”的留学指导思想，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清廷摸着石头过河，留美幼童计划最终流产，但之后清政府经过调整，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留欧政策，才得以使船政留欧学生出现大批人才。

（二）清末新政时期留欧教育概述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是以“自强”“求富”为目的。20世纪初，中国半殖民的形势日益严峻，清政府在签订了一大堆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意识到建立一支新式陆军的重要性，故颁旨实行“新政”，将编练新军作为重点。为建设现代化陆军部队，1901年，政府废除科举，在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并着手计划“奖励游学”事项，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廷正式发布留学饬令：“泰西各国，或以道远费多，资送甚少，亟应广开风气。著各省督抚，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跟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分期成就其才，以备任使。”[1]学成回国后由各省“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最终由外务部“覆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2]4。这一时期经过明治维新后变得强大的日本成为大多数留学生的首选，但前往欧洲考察学习的留学生也不在少数。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已不再是昔日的朝贡小国，急于派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采取中央与各省分派、奖励游学等措施加速留学计划进程，并在张之洞等大臣的大力倡导下，赴日留学成为主流。由于对留学资格的漫无限制，留日学生人数众多，但随波逐流者多，真正学习者少，学成者更微。为此，清政府不得不增加留学日本的限制政策。在这个阶段赴欧留学的人数远不及日本。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翌年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偿列强4.5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共达9.822亿两，史称“庚子赔款”。美国深知这是一笔不可能兑现的巨额赔款，所以在1907年的国会上，罗斯福总统正式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力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渐渐融洽于近世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还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使修业成器，蔚成有用之才。”[3]得到美国国会批准后，从1909年开始，美国正式逐年逐月退还庚款，清廷则保证将此款项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此后，八国联军的其他国家也陆续决定退还部分庚款，并效仿美国将这笔款项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相关国家留学。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学部设置“甄别考试”，分三批选出180名“甄别生”。这180名庚款生虽然人数不多，却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政府对留欧学生的语言、品行、学业、监督及考核十分严厉。1904年，出使比利时大臣杨晟（1896年的留德生），对欧洲各国国情及其教育较为熟悉，他拟就《各省派生游学比国章程》，其大要可归纳如下：（1）留比生年龄，宜“实年十五左右”;条件为“资质聪颖，举止端严，身体强壮，文理明顺”。（2）学生人数，“每省多至四十人，少者十人”;“挑选须秉至公，不得瞻徇情面”。（3）选派程序，由各府差额送省，“由督抚亲加考察”;“名数既定，咨报京师学务处备查”。（4）留学生在比利时经费，每人每年“共需一千六百佛郎，不足华银五百两”。（5）留学期限，“大体七年学成回国”。（6）如留比生“荡检逾闲不安本分”，则立饬归国，并由督抚追缴“历年学费”。此折获准后，省派留比生便间有派出[4]。前有船政学堂留学生的成果经验，后有清末新政政策的大力支持，在科举完全废除后，出国留学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选择。1906年清廷组织的留学生考试中，留学欧洲的学生要大大优于留学日本的学生，这更加刺激清政府重视留欧人才的培养。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光绪帝颁布赴欧美游学谕：“现在留学东洋者，已不乏人，着再多派学生，分赴欧美，俾宏造就。各该学生远涉重瀛，将为国家效用，朝廷深为嘉许。”[5]1907年，学部因游欧学生日多，学生管理固当有规程，而监督之责任与权限亦宜厘定，特奏请派官员赴欧管理监督学生。1910年，学部奏定《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处章程》，分总纲、权限、责任、管理条规、经费五节管理赴欧留学生。

清末新政期间，可以明确赴欧国家的留学人数约865人，其中留英315人，留法107人，留德83人，留比250人，留俄52人，留奥55人，留瑞士3人。另有136人大部分留学欧洲，小部分留学欧美[6]。当然，这个人数确实比不上数以万计的留日大军，但论留学质量以及学成归国者对中国的影响，这时期的留欧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从1903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向欧美国家输送留学生。据相关材料显示：“自1903年至1911年，清政府历年官派留欧生人数如下：1903年70人;1904年59人;1905年111人;1906年32人;1907年，清廷每年选派15人赴法国陆军大学学习，江苏选派10人赴奥地利留学;1908年，浙江考选20名学生留学欧美;1910年邮传部考选12人赴奥地利学习邮政;1911年，浙江派遣20人赴美、德、法、比四国学习。”[7]这期间留欧学生就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李石曾、张静江。也有物理学博士李赋基，工学博士马君武、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等名人。他们回国以后，都在各自的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的来说，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派出的留歐生大部分选择军事专业，到了维新变法时期，留日成为主流，留欧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在签订《辛丑条约》后，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欧洲各国在军事制造、农业等方面有各自优势，如，1903年湖北选派的36名留学生中，就有24名赴比利时学习实业。而日本所宣传的思想不利于清政府的统治。所以在新政时期，清政府格外重视“赴欧留学”计划。在朝廷的干预下，留学欧洲运动也掀起了一个留学高潮，这一阶段的留欧人数有千余人，且大多成就斐然。

二、清末新政时期留欧学生群体特点

清末新政期间，各省都在积极响应中央的留学活动，这个阶段在留学人数、留学专业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由于高昂的学费和路费，所需费用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这个阶段赴欧留学的学生多为公费生，留学的一切费用由国家承担。据有关资料显示：1904年山西省官费留英生23人，自费生仅2人。王奇生先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这篇著作中提到：“这一时期官费生和自费生的比例约为7：3。从留学的国家来看，以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居多，奥地利、俄国人数较少。据统计，1908年至1910年前后，中国留欧学生人数为500人，其中留英公费生124人，留德77人，留俄23人。”[8]

其次，清廷对于留学生的管理日益严格。留学欧洲的官费生在专业选择上更加广泛。清政府在游学政策中提到：“凡官费出洋学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2]35这与“新政”培养实业人才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洋务运动时期船政留欧生主要学习海防，而新政时期赴欧留学的官费生有了更多的选择。再者，留学欧洲的学生身处的环境相对留日学生较安定，可以沉心学习。这一时期的留欧生对政治的兴趣相对于留日生来说要淡得多。从1906年清政府学部组织的留学生录用考试结果就可以看出，最优等者都是赴欧美留学的优秀生，而赴日留学的一个没有。刘真主编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中提到：1910年，有48名中国留法学生毕业，其中大学毕业33人，获得工程师或硕士学位的8人，获博士学位的7人[9]。

三、清末新政时期留欧出人才原因探析

（一）救国救民的意识激励

20世纪初，经过“西学东渐”思潮的一轮又一轮的影响，民智已启、民风已开，人们的观念不再保守陈旧，出国留学渐渐从“迫不得已”转向“踊跃报名”的局面。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也慢慢扩大，从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海防开始，到之后学习西方新思想，再到后来学习西方的农业、商业、实业等方方面面。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离不开国人迫切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离不开国人迫切想要改变中国命运的心情。20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签订丧权辱国、极不公平的《辛丑条约》，中国人彻底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希望通过出国考察学习，来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10]

（二）留欧学生自身素质高

在赴欧留学之前，这些学生大多受到过国内的高等教育。著名数学家秦汾在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堂，成绩优异。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数学。在1903至1908年间，北洋学堂共派出19名留学生赴欧美留学。而同时期赴日留学的学生，人员多，成分复杂，受过专门学校教育的少之又少，赴日留学的很多人员没有主见，随大流涌入日本留学，学成者甚少。而赴欧美留学的学生，他们大多清晰明确自己的学习方向，专业选择，有计划地完成自己的留学任务。

（三）清政府合理制定留学政策

洋务派领导的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只学习西方国家的海军海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也只是非常表面的。随着中国半殖民地情况进一步恶劣，清政府意识到培养人才，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在清末“新政”的留学大潮中，清政府在政策导向上从前期积极鼓励留日到后期强调留学欧美，前期留日政策的实行使大批留日青年思想产生异动，这给清政府的统治带来了危机，后期清政府对留学政策加以调整，在选拔留学生和留学科目上有严格要求，对于公费留学生，政府规定：“所取学生拟分两格：第一格年在二十以下，国文通达，英文及科学程度可入美国大学或专门学。第二格年在十五以下，国文通达，资禀特异。以上二项，均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始为合格”[11]。对于优秀的留学生，清政府给予各种奖励，比如赐进士举人等出身。这些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清政府对出国留学人才的把控，也有利于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促使留欧生群体中出现大量实业、工业、军事人才。

从1901年开始施行“新政”，到1911年清朝灭亡10年间，清廷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多次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深造，这些留学生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在国外苦学专门学科及实业，归国后积极投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快速地融入到世界这个圈子中。

新政时期的留学运动冲击了国内陈旧的教育制度，更是直接造成了科举制的废除，这为当今留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和洋务派领导的留学运动一样，是我国留学史上灿烂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M].张静庐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4：4720.

[2]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6.

[4]章开沅，余子侠.中国人留学史：上[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61.

[5]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4931.

[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1105.

[7]刘志强，张学继.清末新政与留欧生的派遣[J].留学生，2002（7）.

[8]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58.

[9]刘真.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M].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628.

[10]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论著二种[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71.

[11]刘雪琴.清末留学政策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2.

作者简介：金灿灿（1990—），女，汉族，江苏盐城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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