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立

（1.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镇江212013；2.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1 引言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安全与发展问题并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两者交织融合在一起，发展与安全两者互为转化、同时并存。这样的战略背景下，情报学任务和使命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军口情报学需从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维护我国和平发展分别延伸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维护世界和平；民口情报学应向安全情报延伸，力图使民口情报具有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和大情报意识，提升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情报服务的能力。如何帮助我国获取经济科技国际竞争优势地位，支撑我国经济科技安全实力，实现和平崛起，这需要以安全情报见长的军口情报和以发展情报见长的民口情报的融合，形成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具有战略高度和大情报意识的综合性情报，从而使情报工作在建设经济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和平崛起中发挥决策支持和引导功能。

我国军民情报融合正处于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推进的关键阶段，目前军民情报融合状态表现在：落地难、推进慢，热情高、行动迟，有思想、没方案，存在军民情报机构之间的文化与体制壁垒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等问题。如何推进军民情报学融合，使其向纵深发展、向长效延伸，是摆在情报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实际上，近10年来，军口情报学研究和教学中也在吸收Information Science的理论和方法，而Intelligence Studies在民口情报学的学术圈里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讨论，交汇的进程已经开始了，例如，图书情报学引入了竞争情报（国家竞争情报）的研究、国家保密管理与技术研究，这是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的很好范例。

从整体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需求角度看，安全型情报资源和发展型情报资源应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有序化地统一于“国家情报”。然而，事实上，军口情报学所侧重的安全型情报资源与民口情报学所侧重的发展型情报资源大多是分离的状态，这样的分离状态必然导致整体层面上的“资源无序”。有融合就会有分离，军民情报学融合需要承认并认可分离的存在，但为满足国家整体战略需求，需要控制那些不合理的分离，从而促进资源有序。而在资源有序上，前辈们成功的研究实践和深刻的思想认识告诉我们，自组织是促进资源有序的最为有效的组织模式。例如，刘植惠教授[1]认为，情报学在知识序化中应重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和突变理论的方法论意义；马费成教授[2]认为，科学引文系统是一个典型的信息自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情报生产者通过论文的相互引用建立了科学论文的有序结构，为查询检索信息、挖掘发现知识和评价服务提供了有效支持；马大川[3]提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理论构成了情报有序的理论基础，这里的情报资源局限于信息资源领域。在军民情报学融合中，情报资源是广泛意义上的资源，包括信息资源、教育资源、理论与方法资源、观念与思维资源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上述序化中的情报资源拓展到军、民情报学之间的这些广泛意义的资源上，那么，应用自组织理论进行军民情报学融合与前辈们所进行的情报资源序化研究在本质上基本是一致的。

2 以系统论的方法解析军民情报学融合过程

钱学森院士[4]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有机整体又是它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以系统论的方法解析军民情报学融合过程，说到底就是将军民情报学融合过程置于一个具有动态变化特征的系统中进行解释和分析，之所以如此，其理由在于：第一，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军民情报学具有历史同宗同源性，并在国家战略需求牵引下从关系断裂中逐渐恢复，在适应环境发展中，它们越来越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这为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条件；第二，从认识上，承认并强调军民情报学具有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为军民情报学融合奠定了基础；第三，从系统观上，突出军民情报学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是大情报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决策需求下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的需要；第四，从开放性上，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处在更大的系统之中，它与其他系统具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构成了军民情报学融合自组织形成的基本条件；第五，从可持续性上，重视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结构的稳定性，为此，要强调这一系统的有序性和目的性，有序性是系统结构稳定的基础保障，目的性是要将系统推向更稳定的结构。

军民情报学融合涉及的因素较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较为复杂，要想建立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有序结构并使之能够持续发展，就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第一，基于整体性原则来分析融合的功能和过程。也就是各要素的目标必须从属于整体目标，从优化融合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和培育各要素之间的活动和关系，从总体协调的需要来确定最佳方案。第二，要强调综合性。也就是避免融合采用的手段、实现的功能和达成的目标单一，并强调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唯有从综合性角度分析军民情报学融合，才能使之更稳定、效益更优。第三，要突出价值性原则。军民情报学融合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确定融合的价值目标或效用指标，这是问题导向或目标导向的集中体现。第四，要遵循全过程原则。就是以情报学研究过程为基本逻辑线索，从学术资源共享出发，沿着理论与方法、教育教学、学科体系建设这一逻辑顺序开展全过程全覆盖的融合。

引入系统论对于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运用系统观点，从宏观上、整体上对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加以考察，把各要素和子系统的功能有机综合，使它们相互协调、减少内部抑制，以达到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各要素或子系统的功能之和的目的[5]。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既是由双方研究者思维与经验、研究活动等因素构成的认识活动系统，也是军民双方竞争与协同的社会活动系统，又是由军民双方情报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原理、理论、教育与学科等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知识形态与进化系统。因此，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是认识活动系统、社会活动系统和知识形态与进化系统的有机统一体。从系统工程学思想角度看，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是由知识维、时间维和逻辑维构成的三维结构。知识维主要解决的是融合的方法与策略问题，即从对情报的认知协同出发，包含融合的方法、路径、策略等内容；时间维主要解决的是融合处理的程序问题，可采用全面质量管理方法PDCA，即计划（plan，P）、实行（do，D）、检查（check，C）和处理（action，A）四个环节；逻辑维主要解决的是融合的逻辑次序问题，例如，以战略共谋为出发点，沿着资源共享、学科与教育共建、成果共用等逻辑线索展开（图1）。

图1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三维结构

3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耗散性机理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在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中，如果外界条件变化达到某一特定阈值时，系统内部的量变可能引起质变；系统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和分子后，会自动产生一种自组织现象，组成系统的各子系统会形成一种互相协调的作用，从而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有序的结构[6]。耗散结构理论是一种条件方法论，用于指导耗散结构形成条件的揭示与实现问题。

利用耗散结构方法可以指导军民情报学融合自组织系统构建的条件，并创造条件使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不断开放，培育情报学发展环境中的能量、物质和信息，使得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在它们的输入下，军民双方的情报学差异更加突出，促进两者越来越远离平衡状态，推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深刻地体现为非线性。耗散结构的形成和维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7]：①开放性，即系统能够同周围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②远离平衡态，系统想要朝向有序化发展，必须处于可能发生突变的远离平衡态的状态；③非线性，在热力学分支失稳时，系统重新稳定到新的耗散结构分支上去的使命是由非线性来完成的；④涨落现象，不稳定的涨落有可能形成系统宏观的有序结构，即“通过涨落达到有序”。

3.1 在促进开放中获得动力

图2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开放性

促进开放就是强化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内外部信息流动，在与外界环境的信息交互过程中，共筑学科发展共同体和国家安全与发展共同体。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是军民融合战略的子系统，吸收了军民融合战略的政策与制度资源，同时也为军民融合战略提供了情报决策支持。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开放路径一般包括输入、输出和交互三条路径（图2）。输入路径是由外向内的输入，这主要由技术环境供给，指的是通过信息技术的供给，丰富军民情报学的方法，特别是大数据环境下，大数据思维、技术与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军民情报学的方法论资源，这构成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推动力；输出路径是由内向外的输出，指的是情报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能够满足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决策需求，国家战略决策环境构成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牵引力；交互路径主要体现在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周围的学科上，融合系统与这些学科是同盟的关系，这些学科主要包括知识系统（学）、安全科学、战略学、信息科学群、军事学、老三论、新三论等。通过与这些学科进行输入与输出的交互，实现它们理论与方法的相互借鉴，体现融合系统的开放性。例如，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上看，军民情报学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它们研究的对象是世界2（主观知识或精神状态的世界）和世界3（客观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并对世界3中的各种记录下来的知识进行搜集和组织。正如，布鲁克斯所提出的，情报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2（精神世界）与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的相互作用问题[8]，这表明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与知识系统具有很强的信息交换关系；而且由于世界2的主观性，情报学研究会随着不同主体以及同一主体认知变化而不断发生着改变，这也是开放性的重要方面。同时，情报学从诞生之日起，其发展就总是与相邻学科存在跨学科研究行为，许多新观点都与周围学科的发展相关，许多分支学科的产生（如信息经济学、情报心理学、信息社会学、战略情报学等）都是出现在学科交叉地带，这正是情报学及其研究开放性的直接体现。

3.2 在知识结构的非平衡中丰富知识体系

在哲学意义上，普利高津所提出的“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这一论点，对于考察人类社会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更进一步地说，非平衡自组织理论对于人类社会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9]。对于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而言，如果军民双方知识结构处于近平衡状态，那么它们向融合系统中输入的知识都在大致相同的“规范”之中，这只能是增加了知识的数量；只有军民双方知识结构处于远离平衡状态，使两者产生了“规范”碰撞，才能产生新知识，也就有可能形成新的有序知识结构，从而促进情报学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非平衡性是由军口情报学与民口情报学在产生与发展背景、研究思想和研究方向等方面的差异性所决定的，这样的非平衡性是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有序和稳定的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非平衡性使它们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并使它们在此过程中不断相互学习与借鉴，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推动它们不断进化，而这样的进化从整体上优化了整个融合系统的结构，从大情报观的角度促进了整体情报学科的发展。图3展示了军民情报学从输入和输出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非平衡性。

图3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非平衡性

从输入上看，首先，两种情报学产生的背景不同。军口情报学产生于战争与安全背景，特别是，军事情报学的学科源头是《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肯特的《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开启了理论研究先河；而民口情报学是应对信息爆炸而产生的，通常将首次应用自动化技术进行信息组织研究的《诚如所思》作为其源头。其次，两种情报学的学科属性存在差异。军口情报学更多地体现为对抗性，并有威慑作用，特别是军口情报学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这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0]、2007年美国军方联合出版物JP2-0（Joint Publication）[11-12]等对情报的定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即使是在非战争时期，在应对跨国犯罪、环境破坏、毒品走私、食品安全和社会安全风险等方面，军口情报学同样表现出突出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表现在情报工作中，而对抗性的情报工作又为情报学研究提供了导向。民口情报学更多地体现为中立性，并具有交易性，以取得己方的发展为宗旨，即使是竞争情报也侧重于以发展自己来取得竞争优势为主，而不是以打压对方为目的。再次，两种情报学在应用上的管理体制存在区别。军事情报部门一般隶属于国防机构，是一种上下级从属关系；而民口情报部门通常是作为服务者身份存在的。这样的管理体制区别，构成了融合过程中管理体制与机制的不平衡性，而管理体制与机制是情报学研究资源管理和情报学研究文化塑造的根基。最后，两种情报学的应用研究对成本的态度不同。军口情报学不惜成本，只要获得成功便达到目的；而民口情报学对成本是敏感的，讲究成本效益，这实际上直接作用在情报学研究所依赖的资源（包括基础设施）开发与利用上。

从输出上看，军口情报学研究以国家安全需求为导向，维护国防安全是核心，也涵盖社会安全、反恐怖主义等，最终目标是打击对手，使己方不受安全威胁，侧重于全源情报研究。民口情报学研究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以促进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是核心，并向全领域拓展，最终目标是取得竞争性优势和支持可持续发展，以公开来源情报研究为主。此外，军口情报产品的秘密性通过管理策略来实现，不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民口情报产品通常的保护手段是知识产权。

3.3 在非线性相互作用中加速知识聚合

非线性保证了系统的所有要素之间都存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使信息得以充分交流，进而充分利用了信息[13]，而在所有要素中特别强调有别于另一方并具独立性质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加剧了知识碰撞，促进了知识成长和创新，避免了“知识+知识=更多‘数量’知识”的线性累积。以不断达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不断优化系统结构为目标，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中的非线性交互主要应来自双方各自特有的要素之间，非线性思维就是要从系统内外的多联系、多功能、多趋向、多领域的变量中去思考和求解问题，这些变量在军民情报学双方交互中不要求是一一对应的（如军口情报学的对抗思想不一定非要对应于民口情报学的某一思想），这样有助于实现异质性知识的交互。交互的路径可包括系统范式、交流多样性和异质知识聚合，交互的核心旨归是在融合系统内形成无形学院（图4）。

图4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内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从应用角度看，军口情报学体现为“专和一线”的特征，所谓“专”是指军口情报学通常专注于某个特定领域，如国防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线”是指军口情报学一般直接用于决策，即军口情报学与决策的一体化，情报与决策之间基本是融合在一起的；民口情报学体现为“广和后援”的特征，所谓“广”是指民口情报学通常涉足全领域，如经济发展、企业竞争等，“后援”是指民口情报学通常提供的是决策支持，而其本身不直接参与决策。两种情报学的这两个特征的相互作用是广与专的综合、一线与后援的配合，这其中涉及了很多要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制约，显然是一种非线性相互作用。它们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交互影响关系，例如，军口情报学的对抗思想作用于民口情报学的情报学教育和队伍建设中，可以指导情报学人才培养和情报学研究团队建设；作用于民口情报学中情报产品交易中，可以为情报安全、特别是竞争情报的有效性提供借鉴；作用于民口情报学的社会资源中，可以提高社会对民口情报学专业化的认知水平，提升民口情报学的社会影响力。

军民情报学非线性交互是以系统范式来统领的，这意味着军民情报学的各要素是具有普遍联系的，而且这种交互影响和联系是永恒发展的，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未来发展并非由近期变化趋势的自然延伸所决定的，而是由各要素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推动的。军民情报学学术多样性的交流和异质知识聚合是军民情报学非线性交互作用的两种基本手段。第一种手段是学术交流，学术交流分为正式交流（通过文献）和非正式交流，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后者越来越重要，无形学院就是主要在非正式学术交流中产生的。第二种手段是异质知识聚合，聚合强调了要素之间的联系及其导致的质变，也就是异质知识聚合主要指不同性质的知识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另外一种性质的知识。这里的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如理论与方法类知识等）和学者头脑中的隐性知识，正是因为知识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定了军、民情报学之间交互作用的非线性。无形学院是军、民情报学非线性交互的目标、结果，也是维持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

3.4 在诱发涨落中优化结构

普利高津认为，涨落是指自发地偏离某一平均态[14]，涨落是形成有序结构的动力[15]，因此，涨落促进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进化和结构的优化。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涨落既有外部环境与融合系统的交互作用的牵引（外涨落），也有系统内部认知变化的推动（内涨落），前者在涨落中处于主导地位，内涨落和外涨落往往存在非线性交互关系。外涨落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知识世界的变化。情报学研究对象是世界2和世界3相互作用，以及世界3的组织管理，它的成长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世界1（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认识过程是螺旋上升的，方式是多维的，并随着实践的需要而不断变化，作为研究认识成果的情报学，其本身发展也是多变的[16]。认知变化主要源于军民情报学双方在匹配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对情报学基本问题和未来发展的理解和谋划。二是外部环境的随机性需求变化。情报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始终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科技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密切相关。同时，情报学的发展显著地受国情、政策等的影响，情报学研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社会活动[17]。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涨落包括微涨落和巨涨落两个类型，在微涨落阶段，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样的涨落幅度不足以影响系统的宏观特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包昌火教授为代表的极少数的情报学者大声呼吁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18]，但由于那时的信息环境的强势作用，以及对信息整序的需求，使得这种认知和倡议并没有阻碍情报学向信息领域泛化的趋势，力量的单薄和环境对于Intelligence的需求薄弱，使得此时的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涨落处于微涨落的状态。微涨落在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逐渐演变为质变，进而形成巨涨落，巨涨落是影响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主导力量。例如，随着越来越多的情报学者加入Intelligence阵营，以及国家战略环境的复杂变化，原来的微涨落演变成了巨涨落：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报法》、《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相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中国情报学开始从粗放式发展走向精细化发展的道路[19]。在结构上，近平衡区的涨落（远离临界区）是微涨落，反之，远平衡区的涨落（临界区附近）是巨涨落，巨涨落是推动融合系统向新的有序结构转换的动力。

库恩[20]形成了一套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论：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基于这样的模式，再将情报学置于国家安全与发展相统一和大数据环境中，可以看到，以往单纯的军口情报学和民口情报学所遵循的Intelligence范式和Infor‐mation范式已不能很好地解决情报活动的新现象，即库恩所谓的“反常”，反常的出现预示着科学革命的到来，而反常所在的时空区域就是情报学结构变化的“临界区”。度过临界区后，融合系统便形成了新的有序结构，原来的巨涨落变成了微涨落，然后在外部知识世界、外部随机需求和情报学者认知三者之间的新一轮变化及其相互作用中，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又进入下一个涨落循环（如图5所示）。如此螺旋推进，使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结构越来越稳定、越来越优化。涨落是促进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进化的主要动力，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整体涨落方向是由信息范式与情报范式的分散向两者的融合方向发展，前面所述的促进开放、远离平和非线性交互为涨落提供条件和动力，是实现军民情报学研究的信息范式和情报范式不断走向深入的基本保障和基本思路。

图5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涨落

4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各要素的协同机理

耗散结构理论方法论的精要在于通过这种方法论的研究去发现或促进耗散结构何时何地可以出现和发生[21]，但是仅仅找到存在自组织的条件或环境，还不能说明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自组织地自发或自动地走向有序结构的内在机制。因为，耗散结构理论是对系统宏观性质的研究，还没有和系统的微观性质联系起来。与普里高津同时代的哈肯的协同学则沟通了从微观到宏观的通路，使系统在宏观上表现出来的规律能和微观上的运动联系起来[22]。1973年哈肯首次提出协同概念，1977年正式出版了《协同论导论》一书，协同论正式问世。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内部的协同主要体现在系统要素之间的协同，具体而言，包括军民双方在观点、资源、方法、理论等要素的协同，从协同学的视角看，这些要素也称为状态参量。在协同学中，状态参量可以分为快弛豫参量和慢弛豫参量，前者是“短寿命”的变量，在系统演化过程中转瞬即逝，对系统结构变化作用不大，例如，观点就是一个典型的快弛豫参量，因为它会随着人们对情报的理解而不断发生变化，更何况情报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对情报认知的观点不会对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结构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后者是“长寿命”的变量，在系统结构变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慢弛豫参量是系统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特别是，慢弛豫参量在控制参量的驱动下，会发展成为序参量。

基于序参量的系统结构变化更具根本性，序参量是指使系统从无序趋于有序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宏观要素，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协同的序参量是在状态参量协同过程中形成的，反过来又支配（或役使）状态参量的协同，从而使军民融合系统进入到新的有序结构（图6）。

具体而言，情报文化具备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序参量的基本品质：情报文化是一种慢弛豫参量，在整个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演化过程中均起到关键性作用；情报文化是在状态参量协同过程中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一种集体模式；情报文化对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状态参量的协同起到了支配作用。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新结构是由序参量统领而形成的，具体过程可描述为：状态参量通过协同形成序参量，序参量受控制参量的控制，并且支配状态参量的协同，通过这样的参量之间的相互运动形成协同增效，即融合系统的新结构。此外，在协同学方法论中，还存在着一类参量——控制参量，控制参量是序参量的一种驱动力量，在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中，控制参量来自学科共生机制。

图6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协同

4.1 状态参量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

观点、资源、方法、理论和教育等要素构成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状态参量，要素协同虽然从形式和内容上具有广泛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协同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差（图7）。

图7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状态参量协同

要素协同的主要任务是：在观点上，缓和冲突性观点、提高共同认识水平；在资源上，寻求合作空间，特别是维护秘密的基础上，探索秘密性资源的处理方法；在方法上，探索全源情报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将军口情报学的对抗性思想和实务性价值取向与民口情报学的知识组织优势相结合，探索基于知识的情报挖掘方法；在理论上，以哲学思维与方法为统领，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辩证思想中获得思想源泉，共同构建情报学基础理论。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结构进一步稳定，需要进入情报学科体系协同阶段，情报学科体系协同是由要素这种基础性状态参量的协同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但情报学科体系本身仍然是状态参量，也就是说，仅用学科体系协同来支撑学科融合仍然是不稳定的。情报学科体系的协同并不是各要素协同结果的简单叠加，它是一种问题导向的系统行为和群体行为，即是在共同的目标引领下，学科知识体系建设、学科功能单位共同作用的结果[23]。

要素协同和体系协同是一种“实体”性质的内容或问题域协同，而情报学的很多研究内容和问题域是具有发展性的，例如，马费成教授所提出的情报学六大原理在大数据环境下需要加以变革[24]，情报学具体研究内容的发展性必然带来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不稳定性。范式协同就是克服这样的不稳定性而演化发展起来的，简单地讲，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及其约定[25]，这种约定并非针对具体问题域或研究内容，而是对情报学整体性框架和价值标准的约定，是一个哲学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范式协同不仅在于学科理论与方法等客观知识世界的协同，还包括主体思维观念、心理特质等主体认知世界的协同，后者是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思想基础，牢固而积极的思想基础是维系军民情报学融合不断走向深入的保障和动力。因此，范式协同不仅统领各要素协同的方向和结构，还抽象为一种认知和心理层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范式协同就是将军口情报学的主流范式（如政治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历史范式等）和民口情报学主流范式（如机构范式、认识范式、计量范式、物理和技术范式、信息资源管理范式等）进行协同。但需要注意的是，范式仅具有相对稳定性，对于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而言，范式仍是一种状态参量，因为范式在军民情报学研究中仍然不是一个长寿命的参量，特别是民口情报学的研究范式历经多次转换，且在自身内部始终没有达成一个高度的统一。库恩[26]强调了学科氛围对于范式的意义，它主要由三种元素来体现：符号通式、社群共同信守的信念以及共享价值，这些元素都隶属于文化范畴。因此，相对于文化而言，范式协同仍然是军民情报学融合过程中的一个过程性的路径，它还不能统领整个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发展。

4.2 控制参量着眼于学科命运共同体

现代科学正处于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伴共生的新时期，聚散共生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规律[26]。有学者认为，情报共生呈现自组织性，具备耗散结构和协同学特征[28]。共生是一个来自生物学的概念，由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构成。在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中，共生单元指的是军口情报学和民口情报学；共生界面包括军民情报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平台、途径、机制等；共生模式主要指的是互惠互利模式；共生环境主要由信息环境构成。引入共生机制目的在于在共生原理指导下，深刻认识军、民情报学之间不可割裂的部分，强化对军民情报学融合机理的认知基础，提升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动力。

共生机制构成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控制参量，它为系统中的序参量——情报文化提供了驱动力。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共生是一种外部的管理机制，是一种外延性的交互，而不是从军民情报学内部凝练、抽象出来的共性问题，它对军民情报学融合的作用在于驱动而不是主导。共生机制对于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作用机理在于：①通过强调包容性，实现军民情报学的辩证统一，认识并认可矛盾和合作的共同存在。②通过强调整体性，实现军民情报学“学科命运共同体”。应用共生机制，使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中双方的排他性行为减少，双方均将自身置于情报事业整体框架之中，强调情报学的整体性，使要素共生向一体化共生发展。③通过强调进化性，实现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动态平衡。由此认识到军民情报学融合一种动态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将军民情报学之间的互动视为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在碰撞中获得进化，促使军民情报学从互补共存向共同发展的共生转变。

4.3 序参量的统领性

在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中，情报文化是情报学要素协同过程中逐渐凝结出来并游离于它们之外的一种精神存在，情报文化又会反过来支配要素的协同，将这种精神活动物化到要素中，使要素成为承载文化内容的物理存在，这是序参量形成的首要条件。其次，情报文化是一个长寿命的参量，不可否认，情报文化具有发展性，但这种发展性并不是像范式那样的转换性发展，而是围绕一定的本质进行拓展性和深化性发展，是一种生命力激活强度加大的表现，而不是丧失生命力。也正是由于情报文化的这种发展性，推动着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新结构的不断循环进化。因此，可以认为，情报文化是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序参量的不二之选。综合分析文化的现有定义[29-30]，我们可将情报文化分成三个维度：内容维度、动力维度和时间维度，这三个维度彼此相互影响，构成情报文化系统。

情报文化的内容维度主要包括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其中，价值观念主要指的是情报观，即对情报基本理论问题和功能定位的看法，近年来的一系列学术交流中，已经显现出军民情报学价值观念的逐渐趋同性，这样的趋同逐渐夯实对情报学发展共识的基础。然而，在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性比趋同性更加突出。行为规范中的具体差异主要表现在：非法律和法律的成果保护手段，作为下级与作为服务者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强调全源与强调开源的信息采集原则，成果有限公开与注重宣传的运行模式，意图隐藏与公开等；思维模式中的具体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抗或威慑与竞争或中立的思想，打击对手与取得竞争优势的目标，安全观与发展观的指导原则，不惜成本与成本敏感的效益意识等。这些差异实际上存在交叉和关联性，具有协同的基础和融合的空间。同时也不难看出，缩短这些差异之间的距离直至在系统观指导下使它们相互渗透，主导着军民情报学融合的过程和最终的融合质量，但在此过程中应遵守双方各自的文化刚性，如某些军口情报资源的秘密性。

情报文化的动力维度主要包括情报文化差距和学科共生，前者构成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的牵引力，即致力于缩小这种差距为军民情报学融合过程提供了方向指引，为军民双方情报学拓展了发展空间，增大了交叉面积；后者构成了驱动力，即学科共生驱动着军民情报学融合沿着相互包容性、整体性和进化性原则发展，最终形成新的有序结构。

情报文化的时间维度主要指的是历史积淀性和发展性，前者强调应该追本溯源，从情报学的产生过程中寻找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历史渊源，从“历史记忆”中获得融合的方法论指导；后者强调随着时代的变迁、学科范式的转换和学科发展环境的变化。情报文化在内容深度和动力强度上将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一定全部是积极的，也存在消极的部分，利用情报文化的发展性来推动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基本思路就是强化积极方面、扭转消极方面。此外，情报文化的发展性还要求强调情报文化协同的过程观，即沿着“初步共识—冲突趋向融合—重塑共同文化”这一过程进行协同。

4.4 协同增效中形成新的有序结构

序是事物空间结构中的排列组合、聚集状态、立体结构、结构层次及事物发展演化的时间序列[2]。序化是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新结构的主要特征，所谓序化是指在情报文化引领下，以融合为目标，各要素按一定规则相互之间竞争与协同的动态过程和达到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新结构的序既有绝对性，即新结构是有层次性的，每个层次以及层次与层次之间是有序的，它是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存在的一种状态，这里的层次及层次之间的有序具体指“内涵—外延—学科关联”这一总体结构，以及“理念—理论—体系”这一内容层面的逻辑结构；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新结构的序也具有相对性，即这种有序结构是不断变化的，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进化，也就是说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结构是随着时间的演进不断优化的。图8是对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结构进行抽象化的结果。

图8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新的有序结构形成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初始状态中，各要素之间的壁垒并没有消除，它们仍然是“自我”的状态，它们的运动方向也是杂乱无章。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新结构中，各要素排列整齐并融合在一起，相互之间的边界模糊，处于“无我”的状态，它们之间在融合过程中存在竞争（根据颜色混合的原理，不同颜色的节点分别代表着军、民各为主导或共同主导），但这种竞争并不是“自我利益”的竞争，而是一种力求走在前沿的目标意义的竞争，这样的竞争并不以拉后对方为目标和代价。新结构中存在一个主导要素（即是前文所述的“情报文化”），这一主导要素是军民情报学各要素运动方向的引领。此外，在新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些“游离的节点”，这些节点是那些不能够融合或者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才能融合的要素，如军民情报学在学科管理体制上的融合、军口秘密情报共享问题等。这些游离的节点有可能成为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突变变量，从而促进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演化。

5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演化过程中的突变机理

耗散结构理论描述了系统宏观上自组织形成的条件和环境，协同论从微观上描述了系统内部的动力机制，重点在于持续的动力作用下，系统如何走向新结构。而在持续作用力下，系统会因量变的积累形成质变。也就是说，连续的原因会引起不连续的现象，这就是突变论方法论研究的对象。突变论是演化途径方法论，它能够揭示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演进机理。突变理论由法国数学家Thom于1972年提出，突变论认为，系统所处的状态，可用一组参数描述，系统从一种稳定状态进入不稳定状态，随着参数的再变化，又使不稳定状态进入另一种稳定状态，那么，系统状态就在这一刹那间发生了突变[31]。这里的参数包括状态参数和控制参数，前者是系统内部参数，后者是系统外部参数。

5.1 主要状态参数分布的演进

研究范式、学术队伍和融合层次构成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三个主要状态参数，它们是军民情报学融合产生突变的载体，也是测量系统成熟度的主要指标。

1）军民情报学研究范式融合的演进

库恩[20]指出，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范式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具有结构性特征，由“观念范式”、“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组成，其执行主体是“科学共同体”，根据库恩的观点，科学共同体指在科学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32]。范式的核心是“观念范式”，逐步向外拓展到中间层“规则范式”和外层“操作范式”。观念范式是一套根据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所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形而上的信念，规则范式是在观念范式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套概念、定律、定理、规则、学习方法、仪器设备的使用规则和程序等规则，而操作范式是一些公认的或具体的科学成就、经典著作、工具仪器、已解决的难题以及未解决但已明确了解决途径的问题，它与外部环境直接相连[33]。根据范式的定义，我们考察军民情报学研究范式的融合演进可通过两种途径，一个是军民情报学融合中的科学共同体规模的壮大（成员数量的增多）和凝聚力增强（目标的聚焦），另一个是寻找军、民情报学之间共同约定（如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这样的约定通常是个逐渐演进的过程：观念范式—规则范式—操作范式。

2）军民情报学学术队伍融合的演进

学术队伍是军民情报学融合的主体力量，根据考察的侧重点不同，可将其分为学术研究队伍和学术教育队伍。学术研究队伍通常由学术团队与学术机构构成，学术团队聚焦于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一个学术机构可能具有多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学术教育队伍主要包括情报学学科设置和教育机构。学术队伍融合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规模上，学术队伍融合开始于个人行为，特别是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军民代表性研究人员的学术交流与思想汇合。在他们的影响下，学术队伍融合开始走向团队化，团队化的融合推动了军民情报学在具体某一研究领域的融合演进。随着团队融合的开展，学术队伍融合也开始向机构规模发展，这个时候军民情报学融合的研究领域更加广泛，特别是，军民学术资源、教育资源融合就是在学术机构融合下形成的。

3）军民情报学融合层次的演进

在民口情报学领域，以包昌火、沈固朝为代表的少数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倡导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和两者的融合。随着军民情报学学术交流平台的丰富，军民情报学融合已经由个人兴趣逐渐过渡到系统化的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随着军民情报学融合的系统化逐步深入，军民情报学融合将逐渐走向战略层面，从战略高度引领军民情报学融合，军民情报学战略层面的融合也使融合更加系统化和长效化。

5.2 将需求作为系统演化的牵引力

一个学科的学术地位和该学科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以及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等有很大关系。作为应用型学科的情报学，其学科定位始终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并不断与时俱进。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国家安全与发展中的情报工作需要情报学提供思维理念、方法与理论等方面的指导。因此，需求牵引是军民情报学融合的重要力量，控制这种力量可以极大地推进军民情报学融合。实际上，国家战略需求是分层次的，相应地，情报工作也具有相应的层次，情报工作满足国家战略需求需要军民情报学不同层次的融合来满足。也就是说，在需求牵引下，推动军民情报学融合从简单低级的情报资源融合向两者方法论融合提升，进而发展为主观、客观知识资源的全面融合。

5.3 将社会影响作为系统优化的反作用力

社会影响力的提升有助于军民双方凝聚力的强化，影响力不足会使军民双方对于融合的认识产生挫败感和危机感。军民情报学融合的社会影响力主要来自社会贡献及其传播，社会贡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对具体情报实践的指导，也包括观点或方案被采纳、学科的社会知晓度和美誉度、学者参与重要决策活动等。如果说需求牵引力是军民情报学融合形成的动因，那么社会影响力就是军民情报学融合结果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又会反作用于需求牵引力，使之更加强化，进而推动军民情报学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升社会影响力对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演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必须加以强调的是，社会影响力源于军民情报学融合而不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也就是说，社会贡献有赖于双方的融合，单独的一方均不能够形成这样的社会贡献。例如，军地协同的机构设置、军民联动的人员配备方式、军地共用的信息共享方式在美军社会文化情报支援中作出了突出贡献[34]。隶属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IARPA）以本国军事战略和情报界现实需求为导向，较好地实现了军民融合，这一项目在美国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在项目中对军民情报融合的重视，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影响力。2018年，美国前国家情报主任James Clapper曾表示，中央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协同在反恐行动中功不可没。军民双方共同合作参与到这一行动中，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的重要性。因此，提升我国军民情报学融合的社会影响力，军民双方情报学研究要具有战略想象力和情报智慧，回应国家战略中安全与发展相统一关系中的情报需求，系统地全面支撑国家战略。具体而言，要建立情报学的双重使命，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两大战略；要扩展军民双方情报学的研究领域，丰富情报学的内涵，协助增强情报作为“耳目、参谋、尖兵”传统的核心作用；要扩大情报学对面向安全和面向发展的情报界实践的理论指导，多途径培养情报人才；要通过服务于国家利益和重大战略，提升情报学学科地位，改变业界的职业认同感。

6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自组织形成与演化的整体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图9展示了军民情报学融合机理的整体分析框架。

自组织作为一个方法论揭示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基本机理，这一方法论主要包括三个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机理。耗散结构理论提供了条件方法论，即基于这一理论的指导为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创造更加开放的条件，通过培育外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使军民情报学之间某些要素差异越来越大，将系统推向非线性和非平衡发展，由此推动军民情报学融合走向自组织的道路。协同学理论提供了动力学方法论，即指导军民情报学之间建立合作的桥梁和沟通的渠道，识别系统不稳定性的因素，在系统不稳定的时空区域，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挖掘统领系统发展的序参量，对这种序参量的发展规律和其对要素的支配作用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控制序参量与控制参量的相互作用，激励融合系统自组织的运行。突变论提供了系统演化途径方法论，即分析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各要素之间的分离和突跳现象，明确系统的演化途径，在系统演化的临界区域诱导系统突变，推动突变的发生，从而引导系统自组织的演化。

自组织方法论作用于军民情报学融合的两个着力点：一个着力点是将融合基础发展为融合体。融合并非是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要素之间相互吸引并逐渐融为一体。融合基础包括关系基础、文化基础、动力基础、理论基础和活力空间等，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军民情报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它们实际上在基本思想、认知侧重点和基本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平衡性，例如，在军口情报领域中的“侦察”、“监视”、“监测”等概念并非是民口情报学领域中的“检索”，尽管两者可以互补，但研究的侧重点、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具有显著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为非线性交互作用、要素协同和演进突变提供了条件。另外一个着力点是控制军民情报学之间的不合理分离。不合理分离主要存在于进行情报学学科建设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情报及其功能认知中的思维理念方面，其不合理性的判据在于解释国家安全与发展相统一环境下出现的新情报问题的困难。例如，军事情报学侧重于解释现代战争和大国博弈中的情报问题，安全情报侧重于国家安全和反间谍，公安情报焦点在于社会稳定，民口情报则主要关注社会发展。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安全与发展相统一，任何一门专门情报均无法系统化地胜任这一需求。唯有将目前学科建设资源（学术资源、队伍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分离进行融合才能适应当前情报问题所处的环境。

图9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自组织形成与演化的整体分析框架

7 结语

在应用上，情报学的军民融合是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大趋势，是国家发展与安全新变化、新矛盾、新征程中的必然所需；情报学的军民融合必然互为促进，共生共荣，是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防建设的需要。在学科建设上，情报学的军民融合是我国情报学特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采用自组织模式推进军民情报学融合，既不触动现有的结构，不会出现在缺乏充分准备情况下改组而导致的混乱，也为将来“孵化”新学科酝酿环境。在“充分交流，取长补短，各有侧重”的过程中，随着环境的变化和需要，队伍知识结构的完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健全，在自然形成的基础上再考虑以什么形式构筑新的情报学，这也许是尝试着走中国特色情报学建设之路的最优选择。本文以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为方法论揭示了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机理，后续还将在此基础上提出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基本策略，希望这样的探索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情报学学科的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