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彤（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近年来，在德国媒介文化理论中，“文化技艺”是一个备受热议概念。在德国，文化技艺研究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其研究传统流传至今，并且影响力有日趋国际化的趋势。本文首先追溯了文化技艺一词内涵的历史沿革，具体考察了每一阶段文化技艺出现的历史语境，以及西方学者对于文化技艺这一理论的阐释，然后透过其历史源流对该词的概念进行阐释总结，试图梳理出文化技艺研究在德国媒介文化研究中发展的历史进路。

在德国媒介文化研究领域中，“文化技艺”（Kulturtechniken）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文化技艺一词最早与农业领域相关，后来被用来阐释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文化技艺被用来说明产生一系列概念和本体论实体的基本操作和差异，成为德国媒介理论中一个意涵丰富的关键概念。

“文化”与“技艺”看似是人文与理工两个泾渭分明的学科领域里的专有名词，却在德国的媒介文化理论中合流为“文化技艺”，唐士哲指出，这正是体现了德国媒介思想中试图串起行为者、器物与技术三者，使之成为有序的操作链条（chains of operation）。文化技艺因此是对媒介理论研究中媒介的物质性意涵的凸显，此意含义在扭转媒介仅是传播工具的思维，主张媒介是构成人主体意识、认知、感官经验的相关技术条件。

本文首先追溯了文化技艺一词内涵的历史沿革，具体考察了每一阶段文化技艺出现的历史语境，以及西方学者对于文化技艺这一理论的阐释，然后，透过其历史源流对该词的概念进行阐释总结，试图梳理出文化技艺研究在德国媒介文化研究中发展的历史进路。

一、“文化技艺”：词源意义上的由来

Kultur（德文）与culture（英文）都是colere（拉丁文）演化而来，意为培养、耕作等意思。德语中的Kulturtechniken 一词在英语世界中的译法不一，既被译为cultural technology、也有cultural technique一说，其中Kulture 与culture、cultural等词之间的差异只是存在于词性上，事实上其含义皆围绕“文化”展开，因此，主要的差异就是在“Technik”一词上。在德语里，它的语义范围从工具、人工制品和基础设施一直到技能、例行公事和程序——因此它的广度足以被翻译为技艺、技术或工艺。但是从词义内涵层面上讲，对Kulturtechniken 的全面理解不仅包括工具、物品、艺术品或技术，还包括演习、套路、技能、技艺等。从这个角度来看，technique 涵盖的含义比technology 更丰富。在中文语境下，本文为便于理解，并且与已有的“文化技术”概念相区分，在考虑该词本身含义以及汉语里对应词的内涵的条件下，本文称之为“文化技艺”，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可解释性。

二、历史演进：紧跟德国媒介文化理论的步伐

（一）19世纪末期：关注“农业技艺”

“文化技艺”一词，在19 世纪末期出现在农业文化的农、林业技术领域中：在当时德国初开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农地的改造与农产品产量的提升使得文化技术成为一门显学。他所指称的是“文化世界”（kulturwald），也就是指人工种植培育的过程。比如，营造树林需要大量的人造林栽植重现出“大自然化的景观”，为的是森林的经济与休闲娱乐价值。其他如借由河流截弯取直、开发沟渠等手段改变地貌，将荒野改造为可耕作的良田等，都是使得文化技艺在当时成为一种农业经济与环境工程的专有字眼，文化技艺形同再造自然的过程。上述操作的实现不是一个学科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地理学、农业学和工程学需要结合起来，进而才可以满足一个全新的、统一的和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增加农业产量的需要。然而，当时无论是从事桥梁、运河和水库建设的工程师，还是负责测绘和分配大片土地的测量员，都没有多少关于农业上土地和水资源利用的知识，而农业从业者也往往缺乏测绘、水文和工程专业知识。

显然，文化技艺的这一特殊实例突出了文化Kulture 在拉丁语中的词源，即源于colere（照看，守卫，培育，栽培）。文化首先是农业。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文化技艺”首先是一个农业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指“农业领域”，在这里文化技艺最初也不是指播种、种植和收获的问题，而是测绘和分区的问题，是运用地图、区段化等种种人为的手段，试图区别农地与原野、可耕地与不可耕地、人为环境与自然环境，但提供两者之间的转换的一门技术学问。在这一时期的德语语境里，文化所彰显的栽培、养殖的含义所针对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农作物。

（二）1970 年代：应对“新媒介”技术的挑战

20 世纪70 年代，“文化技艺”一词开始被用来讨论电视、电影等视听技术的美学、思想意识以及作为社会运动的倡导。技术进步促进了电视、广播等彼时的“新媒介”成为信息的重要传播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一部分学者对这些新技术形塑社会的忧虑。在这种背景下谈论“文化技艺”，就是要承认掌握新媒体环境下生存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例如，看电视需要特定的“技巧”（识别按钮、掌握遥控器、处理常见故障等）；此外还有针对于媒体的认知技能，如理解视听结构、评估不同节目的虚构程度、与媒体的特定叙事方式进行互动，或区分带有思想意识的信息的能力。所有这些技能、资质和能力都是“电视文化技艺”的一部分。“文化技艺”接近于英语中所说的“媒介技能（媒介素养）”。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需要掌握适应新媒体社会的“基本文化技能”（比如写作、绘画、阅读和计数）。它所表明的是技术的文化——特别是那些经常被谴责为有害于文化的媒体技术的文化。因此，文化技艺的提出带有了教育的意涵。由于这一阶段的文化技艺主要是指掌握特定技术所涉及的技能和能力，因此可以发现，这一术语的含义是对现代社会生活中迅速扩大和日益复杂的技术、社会和矛盾调节过程的回应。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必须要掌握生存的本领。大众传媒信息如果要向公众传递，先进的技术手段责无旁贷。

此后相当短的时间内，文化技艺与大众媒体联系在一起，后来发展到包括阅读、写作或计数等基本文化技艺。与看似技术含量较高的媒体的接触，让人们认清了过去技术的落伍之处。

文化技艺勾连了以往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关注当下新媒介技术的变迁，兼具保守性与进步性。19 世纪该属于的使用重视其农业工程领域的意涵；在第二个时期中，受大众媒介的激发，文化技艺的含义相当于试图将文化技艺的传统范式包含后人文主义的范式之中。

（三）世纪之交：“先验”存在与“递归”操作链

20 世纪90 年代，文化技艺的内涵实现了它的第三次跃迁，在哲学与人类学的影响下，其内涵更加丰富，它超脱出“农业技术”和“基本文化技艺”的范畴，而指向概念前的“先验”存在的活动，进入了哲学本体论的讨论域之中。文化技艺继承了基特勒所言的“先验”属性，它是在关于某一行为的概念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执行的活动，当活动被概念化之后，它作为文化技艺的意义就被凸显出来。在文化技艺的这一含义层面上，媒介的概念实现了对传播技术的具体实质性的关注。

考察文化技艺的概念演进，在19世纪之时的一般意义上，可以指称“改善、培育、使之适合居住的东西”，这样一来，将猎人和猎物分开的畜栏、犁在土壤上划出的线，以及告知播种、收获和相关仪式的日历，都是古老的时空化的文化技艺。随着时代的进步，德国媒介理论的发展挖掘并丰富了文化技艺的内涵。就人类自身的存在来讲，人类本身并不独立于人性化的文化技艺而存在，时间本身并不独立于它所测量的文化技艺而存在，空间本身也并非独立于他所控制的文化技艺而存在，而是彼此依存与共生的关系。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技艺，托马斯·马乔（Thomas Macho）有一些新的看法。他认为文化技艺是一种允许自我指代的严格递归的符号技术。比如，“写作”技艺，使人能够写关于写作本身的东西；“绘画”技艺，使人可以用绘画来描绘绘画的过程；“电影”技艺可能以其他电影为制作素材。换言之，文化技艺是由他们自我主题化的能力来被指称的，从一开始就作为自我反思、身份形成和认同的技术运作。

在操作层面上，文化技艺的意义就是在于其“递归”（recursion）过程。“递归”最古老的含义是简单地描述要递归的东西——同一问题以固定的间隔被一次又一次地讨论，但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结果。递归是文化技艺的一个关键词，从文化技艺的视角来看，它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运作的。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文化技艺所强调的范畴不是自然的或给定的，也不是关于本体论的理论问题，而是通过技术产生的操作性问题。文化技艺的研究抓住了技术的物质性层面的事实，开辟了一条着眼于本体论的实质性的哲学路线。它代表了对符号意义的解构，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其延伸到实践过程中，直到现在，它使对文化、物质和生物的研究成为由实践、技术本身和相互关联的行动者组成的操作链。

三、总结与展望

在文化技艺概念演进的第三个阶段，文化技艺作为概念前的先验存在而被接纳了，因为它重新审视了媒介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联。这即是说，媒介是从技术性的角度来审视的；技术是从工具性和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的，文化是以其边界、他者和资产阶级宪法的理想化概念来审视的。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文化技艺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总结。

首先，文化技艺从本质上讲被认为是在行为概念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操作性活动。作为一种历史赋予的技术微观网络，文化技艺拥有实质上的外部性和物质性。以“算盘”为例，它可以进行比十根手指更复杂的计算，而计算机又可以进行比算盘更复杂的计算。因此，当我们谈到文化技艺时，我们所考察的是一个复杂的行动者网络，它包括技术对象以及它们所属的操作链条。

其次，文化技艺以多元文化为前提，这意味着对文化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在文化技艺的概念里，文化的主体不仅是人类，“技艺”的主体性同样重要。尤其在文化技艺的第三层含义上，多样性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客体被附着在实践之中，从文化技艺的使用中获得其意义，“人”也因此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被塑造出来。

第三，文化技艺有自己的独特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技术”。只有那些涉及象征性工作技术（也就是二阶技术）才应该被贴上的文化技艺的标签，比如说话、翻译和理解、写作和阅读、唱歌和创作音乐。此外，构成文化技艺的递归操作链总是包含身体技艺层面的操作。根据马塞尔·莫斯的观点，书写、阅读和计算也是身体的技艺；它们是身体被驯化了的结果，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今天这些身体技艺正在与高度发达的、为人们提供了种种便利的技术进行竞争，身体的技艺面临着退化的危险。

第四，伯恩哈德·西格特指出，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从引入区别开始的。比如，男性/女性、界内/界外、发言/沉默、人/动物等等。不仅如此，不同的区别可以组合操作进行递归，也就是说，对区别的双方或多方都可以组合起来，从头至尾重新递归操作。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人/动物区分的层次上引入内部/外部区别，以便产生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和递归的构成力量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的文化环境经常被认为是真正的、“自然”的事物秩序的原因。因此，研究文化技艺也等同于认识论上与任何声称为现实的东西的中间条件的接触。然而，文化技艺讨论的区别是由媒介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处理的文化技艺观察、描述并分析了在现实中操作上的差异所涉及的技术。这种差异是对立统一的，并且，可以被人类所感知到。具体行动有助于区分出文化技艺中的差异之处。概而言之，所有的文化技艺都是基于从无差别到有区别再回到无差别的“递归”过程。

第五，文化技艺不仅是维持、传播、内化和制度化一个系统的媒介，而且，还破坏了文化符号的稳定，抹去了文化的独特性，使声音和图像非本地化。文化技艺与特定的实践和操作捆绑在一起，也用来对身体、图像、文本和音乐进行“殖民”。在真实和象征之间，基本的文化技艺总是暗示着一个无特质的空间，即文化技艺总是要涉及到“排除一些东西”。例如，噪音削弱了音乐符号系统的表现力和象征性，在操作过程中就要将其排除。任何关于文化技艺的最先进的描述都必须建立在对媒介作为现实的技术和操作的理解的基础上——即差异的消除以及表征的去地域化，象征性行为真的正在执行。

将文化技艺理论与中国媒介实践进行结合是一条可行的道路，理论层面的创新将为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推动中国的媒介研究与世界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