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德慈院士

1    坎坷的求學求知路，打下扎实基础

1934年，上海。邹德慈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给他起了“德慈”这么一个富含深厚底蕴的名字，希望他能德慈兼备。

1938年，由于日寇的入侵，4岁的邹德慈随父母从上海“逃难”到昆明，一住就是8年。他的小学时代就是在昆明度过的。邹德慈至今还记得从上小学开始，昆明就遭到日本飞机几乎连日不断地轰炸，“我们每天都处于紧张恐怖的状态中，警报声一响就赶紧往郊外躲避，往往一躲就是一整天。”

抗战胜利后，邹德慈随母亲回到上海，进入中学读书。那时他的父亲已在昆明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妹妹，依靠在原来的小学任教师维持生计，生活比较艰难。初中时，邹德慈上的是市西中学。初中毕业后，母亲要邹德慈转学圣约翰中学，这是上海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使用美国的课本进行教学，不少课文直接用英语讲课，毕业成绩优秀的可以直升美国的大学。邹德慈上高二时上海解放，但学校学制并没有很快改变，直到1951年高中毕业。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邹德慈，从小就学会自强自立，刻苦努力。与天资极为聪颖的人不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极普通”的人，因而很早就知道踏实为学的道理。他笑言得益于自己当时个子偏小，常被老师安排在前排听讲，所以养成了平时集中精力听讲、用心做好笔记、课后认真做好作业的习惯。读书阶段一直到大学毕业，每逢考试，他都极少开“夜车”临时抱佛脚。

日积月累，细水长流，邹德慈在求学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一步一个脚印，将基础扎实扎牢的的好处。而这些体验其实并不只是简单的读书之道，也蕴含着博大的做人、做事之道，贯穿在他之后科学生涯中，成为指引他从一个成功迈向另一个成功的“垫脚石”。

2  经历了磨练与锻炼，让他受益无穷

“我这一生，虽然其间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总体上说，过得其实还算很顺意。”邹德慈笑着说。

1955年，邹德慈从同济大学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设计院工作。刚进城院，邹德慈还是一个初离校门的“小青年”。接触到实际的城市规划工作，与书本上学的、毕业设计做的规划并不完全一样。这使邹德慈不得不结合实际进行深入地思考。此后，坚持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成了邹德慈坚持不渝的一个学术理念。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邹德慈正值青壮年时期，因当时的科研条件所限，有人就对他开玩笑说是浪费青春。然而，在邹德慈看来，他也有很大的收获，那就是“磨练”——政治上的、体力上的、思想感情上的磨练。对于规划师而言，这种磨练是十分重要和可贵的。此后，邹德慈还经历了3年的干校生活，更加深化了这种磨练。

1973年从干校毕业后，邹德慈被分配到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设计院，一干便是8年，后来担任建筑专业组组长。在一航院搞建筑设计，邹德慈曾经横下一条决心，一切从头开始。他在大学时学过建筑，做过课程设计，而且他也很喜欢建筑，以前接触了一些施工知识，但毕业后20年却从未实干过。邹德慈搞建筑设计的第一个任务是为一航院设计一个新的大门。虽然绞尽脑汁，但由于场地过小，新大门的设计不甚理想，院党委书记认为不气派，把他大批一顿。这件事邹德慈虽然感到有点委屈但并没有气馁，反而激励他从此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地从施工图干起，经过几年的勤奋努力，基本掌握了建筑设计的“全过程”。

虽然后来他又回到规划队伍，但这段经历，是难得的锻炼，对他后半生的工作影响很大。建筑设计不只是建筑大师“挥毫”式的草图构思，而是要把一个好的构思、好的方案变成一个现实的工程，一个实实在在的建筑物。这其中需要有大量认真细致的设计工作，需要多种专业人员默默无闻、协调合作的团队精神。

3  全新的视野与天地，让他激情满怀

1979年10月，邹德慈被调回中规院，重操旧业。这时，国家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城市规划事业逐渐恢复，一切都展现出新的气息和新的景象。

1982年中规院重新组建时，邹德慈担任经济所所长。当时所做的第一项大事，是受长江流域办公室的委托，参与三峡工程可研报告的“移民迁建”部分。三峡工程淹没县以上城镇14座，加上农村被淹人口，移民总数量百余万，这在世界水库建设史上是罕见的。在历时一年多的工作过程中，邹德慈和同事们为淹没城镇开展迁建选址、做规划设计、进行投资估算。这是一种“非常规”的规划工作，方法从任务中来，标准从实际出发，他们为该项目制定了一套特定的“统一技术措施”，主要成果是通过规划提出城镇移民迁建指标，后来经过反复校核论证，最终水利部予以了认可。随后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和全国人大通过建设方案中的迁建投资指标都是参用了这个成果。20年后，三峡工程的建设实践也证实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邹德慈参与多项这种“非常规”的规划、咨询、论证，对于开拓思路、科学论证，特别是突破过去某些禁锢思想的“教条”大有好处。城市震后重建规划中关于是否允许震后急需建设的新住区继续在市区外围“摊一点煎饼”，还是“理想主义”地离开市区去建卫星城市？1983年陕西安康被洪水冲毁后重建时，是原址恢复，还是“一劳永逸”地放弃沿汉江的上千年的旧城址，而迁到后靠的塬上建新城？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需要当机立断进行决策的尖锐矛盾。邹德慈和同事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了论证。他们的观点最终被采纳，事后被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这时期邹德慈还参与过山东齐鲁石化公司30万吨乙烯项目职工生活区的选址之争，深圳国际机场选址之争等，规划通过科学论证都取得了“胜利”。这种作用的发挥，并不局限于在编制“法定规划”上，而是在于城市规划的“活的灵魂”。

1986～1996年，邹德慈被任命担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任期11年。这期间，他积极倡导中规院“院风”——求实的精神、活跃的思想、严谨的作风，这正切合了城市规划工作的实际特点。他还推广三句话的“学风”：读书不唯书，尊上不唯上，学洋不崇洋。在实际工作中，他自己更是做到了以身作则。

2003年，邹德慈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他专业生涯的一个里程标志。当了院士，更促使他“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当院士后，他第一次接受采访时就说，“我不认为自己是权威，因为城市规划没有权威。城市规划‘看似浅显，因为它贴近生活，谁都可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但它又很‘精深，深在它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一个人很难具有如此全面的知识和经验，去穷尽它的真谛。现在我感到自己又进入了专业历程的一个新的阶段，还有很多新的知识需要学习，许多新的经验需要体验。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学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