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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局中回到自我: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未来五年

2021-02-21张毓强潘璟玲

对外传播 2021年1期
关键词:国际传播主体性

张毓强 潘璟玲

讨论人:

唐润华 大连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 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主任编辑、博士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

刘 俊 中国传媒大学首批“青年拔尖人才”、副研究员

刘 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王洪波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尚京华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鉴于当前中国逐渐走近国际舞台中心的现实,基于中国国内政治社会发展逻辑的视角上看待中外交流沟通的现实,也从此逻辑出发看待中国与世界的未来五年。2021年是中国的“十四五”开局之年。在未来五年中,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更加成熟的心态,应对自身的问题与挑战,在一个充分自觉自醒、坚定自信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国际传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主体性 回到中国

有效沟通必然是主体之间基于自身认知与彼此及其关系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总体性实践。而当前的中国与世界都在经历深刻变化,主体性及其机构性的关系也处于深刻调整之中。全球性的沟通格局样态也受到来自于信息传播技术变化带来的文化上的深层次影响。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以更加理性的态度面对人类的共同问题,让世界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运行,是全球沟通实践的基本目标。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对未来五年中国与世界沟通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沟通的问题意识及其价值

张毓强:当前,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上讨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问题。其一是沟通现实及其存在的问题,其二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和认识沟通的当前与未来价值,其三是究竟我们应该赋予沟通何种期待。比如,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沟通量的增加,或者说全球信息的透明化,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沟通更加顺畅,还是带来了更多的障碍与问题;再比如,沟通在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是否是一个核心的存在,是趋向于稳定性和理性的存在,还是作为斗争的一部分;再如,未来五年中,沟通的范畴是否应该重新定义,由媒体意义上主导的沟通还原到媒介意义上主导的沟通。这些问题,也许是我们在思考中国与世界沟通问题时需要深入思考的。

李宇:当前中国和世界交流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三个障碍:话语障碍、文化障碍和意识形态障碍。话语障碍的产生,是因为中国国内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媒体话语体系等)与国际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脱节甚至逆向发展的问题。文化障碍是因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演进等方面存在差别,因此在价值观、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差异。意识形态障碍是因为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需求采取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国家治理方式和政治运行模式,这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迥然不同。这三大障碍的产生都源自三大差异,唯有“求同存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能有效解决中外交流中遇到的问题。

唐润华:既然意识形态冲突无法避免,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就无可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有效的破解之道应该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寻找灵活的沟通进路——在事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绝不退让,同时以更加博大的胸怀和宽阔的视野,将国际传播和对外交流的重心转到各国人民普遍关心、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其他议题上,诸如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脱贫减困、重大公共危机应对、移民、资源短缺、全球经济失衡、贫富差距、科技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文化传承,等等。这些议题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淡,更能唤起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环境下各国人民的共情,同样也能体现中国价值、中国声音,讲出丰富而鲜活的中国故事。

姬德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中国议程框架和世界多元议程框架的不匹配问题。借用陈韬文等人早期的研究成果,造成这一议程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传播中的“驯化”问题,以媒体为例,就是各自按照自身的媒体话语和受众习惯进行故事的讲述,而对域外市场和受众的传播也大多基于上述话语惯性,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即便在更为多元而流动的赛博空间里,这一惯性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就要多做调查研究,了解目标国家、地区和社会的内部话语生态及其国际化延伸,找寻话语的对接点或对话点;其次还要关注互联网平台所创造的去语境化的全球传播新生态,打造超越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边界的新话语空间,适应年轻一代以脱域化为趋势的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需求。

王洪波:当前,中国和世界的交流遭遇困境,中国国际传播环境趋于恶化,表面上由新冠肺炎疫情而起,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西方社会对华意图出现明显的战略误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讲过,当今国际体系正在经历4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哪个大变局,中国都是其中的最大变量。从大国力量对比、国际格局演变、全球化进程等多方面观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已经是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但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面对世界权力自近代以来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西方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他们感到极度不适,甚至是警惕和恐慌。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看来,作为新兴大國和守成大国,中美正在走向“修昔底德陷阱”,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抱有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西方社会往往对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各种努力进行曲解和误读,“中国渗透论”“锐实力论”等由此而生。同时应承认,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需要在内容理念、渠道方式、话语体系等方面进行切实的改革创新,坚持效果导向,真正了解和把握国际社会对华关切,以外界易于接受的话语清晰表达中国的战略意图。只有保持滴水穿石的战略定力和耐力,持之以恒地加强交流,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才会消于无形。

刘俊:虽然中国国际传播力不强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业界都在积极探索对策,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但我们在付出心力和精力的同时,需要关注一个较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得到海外目标接受群体的真实反馈?我们是否真的在理解目标接受群体切实所需的基础之上,做出了正确的内容、形式和渠道选择?

目前相当数量的从事国际传播的管理者、业者和学者,或许并没有太多海外生活体验,也缺乏外国语言和文化的知识背景,同时缺乏与海外人士的深入交往经验,或者在研究中没有充足的海外受众调研数据来支撑论证,因此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对海外情况进行“想象”来完成思考,其结论、行为和对策自然不免有失偏颇。

刘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世界”有一个清晰的定义。长期以来,由于传播实力的限制,我们采取“重点突破”的国际传播战略,为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把传播的重点放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把英语作为主要对外交流语言。但是,这些国家和人群仅仅是“世界”这个交流对象中的少数群体,而且是最不容易被影响的群体。在交流中我们遭遇了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和固有偏见的顽固抵抗:从主观上找原因,我们的传播软实力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增长速度尚不能匹配,亟待加强;从客观上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是长期形成的,在话语权不平等的前提下,交流也很难实现平等对话;另外,作为高媒介化国家,西方国家占有的传播高地短期内也没有那么容易被突破。

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尽管仍然困难重重,但是总体上是螺旋式上升的,大趋势是向好的。特别是随着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入第二个十年,我们与世界的对话能力不断增强,经验更为丰富,多语种国际传播体系逐步建立,交流的对象更加多元,交流的手段更加多样,效果也将不断显现。

尚京华:当前中国和世界交流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中国形象危机。皮尤中心2020年10月初公布的一项对世界14个发达国家的调查显示,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达到了调查开始以来的峰值,而这个峰值是从2019年起开始直线上升的,这与疫情的暴发有着直接关系。调查结果呈现出来的对于中国应对疫情61%的负面评价中值,与中国抗疫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完全不相称。

究其原因,还是疫情以来世界各国民众积攒的怨气被西方政客成功地引到了中国身上。其实在疫情暴发前,西方媒体就一直在利用香港问题等持续不断地制造各种有关中国负面形象的议题,但所取得的效果比较有限,主要影响集中在习惯了传统媒体的中老年受众上,而他们本身对于中国的偏见也比较深。在以使用新媒体为主的外国年轻人中间,对于中国年轻人的正面评价还比较高。但是,疫情在全球的暴发,影响了世界的每一个人,它不再是与已无关的遥远的东方的政治议题,而是自己身边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时候西方媒体再借机政治化疫情和污名化中国,效果就十分明显了。而此前和此后西方媒体制造的其他有关中国负面形象的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搭上疫情的“列车”,一起叠加形成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皮尤中心2020年4月对美国民众的调查中,美国年轻人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已经从2005年的26%上升到了2020年的53%,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失去了年轻一代的好感度,未来10年至20年我们要想改变局面将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以下几方面造成的:

一是西方从未放弃过冷战思维,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崩溃论”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在中国制造分歧和混乱,用西方意识形态征服中国,和平演变中国是成本最小的方式。在这种思想下,西方媒体一定会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挑起各种问题来打压和孤立中国。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一些政客借机污蔑中国,也是出于各自国内政治的需要。面对自己应对疫情不力的局面,指责别人总比自己承认错误要容易得多,转移责任、嫁祸于人是更方便的选择。

三是西方舆论的猛烈进攻,实际上也显示出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从历史角度看,1500年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将自己变成了世界的中心。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迅速缩小了自己跟西方之间的差距,这让西方忧心忡忡,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是不可能和平崛起的。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高效和高度团结一致,又同一些西方国家的失守和溃败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习惯了西方中心论的人形成了一个失意者联盟,这一点从西方媒体上一些对中国抗疫成就充满了“酸葡萄心理”的文章中可以明显感受到。

回到中国 面向未来

张毓强:在深刻而全面性的变局中,更容易把握的当然还是自身。过去五年来,至少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回到中国自身,关注中国经验,对于本身历史与现实经验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增加,一个采用比较多的概念是“以中国作为方法”。我认为这是近代以来,国人在探求自身国家和民族主体性中的重大进步。这种进步增强了对于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的反思,同时也增加了对于自身问题的反思。诸多领域的知识生产在总体上不断建构着新时代的主体意识。既在回答“世界的中国何以实践”,也在真正意义上回答着“中国的世界何以展开”的问题,同时也是对于这对结构性的关系的重塑与重构。在通俗意义上说,就是逐渐摆脱受害者心理,以否定之否定的實践姿态和更加自信、包容、成熟的心理面对全球未来。

刘俊:中国在未来注定会成为全球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在这个与全球顶尖强国缩短差距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利用越来越短暂的对华优势期来打压中国,因此中国几乎注定不会拥有改革开放前40年的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在未来我们每坚持一个发展的5年都是阶段性胜利。而这种“打压”,显然不会只是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也必然是文化的、传媒的、艺术的。

不过百年来中国的发展,几乎一直遵从绝境逢生的逻辑:正所谓“穷则思变”,越是大的窘境,越是大的危机,越是大的绝地,越是促发了更加彻底的、正向的改革、创新和完善。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注定会遭受到的全方位打压、封锁、孤立的情况,或许是我们又一次“逢生”的机会,是解决中国国际传播顽疾、变革中国国际传播方略、改善中国国际传播格局的上佳契机。

唐润华:最重要的,一是开放的心态: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开放既意味着引进来,也包含着走出去。通过与外界的交流互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包容是开放的重要特征,也是开放的基本前提。在对外交流中,包容就是接受并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秉持这样的心态,不但可以在对外交流中构建起平等、民主、互利的主体关系,而且有利于形成更加可靠和可持续的共识与互信。

二是自信的心态:这种自信心态的理论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在对外交流中,自信首先意味着胸怀坦荡,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和时代潮流,勇于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处理与各方的关系;其次,自信意味着以诚待人、互敬互信,既能够坚持原则、敢于说实话说真话,也能从善如流、坦然接受不同意见;最后,自信意味着对自己现状和未来目标都有清醒认识,既不会妄自尊大、对他人指手画脚,也不会妄自菲薄、看他人眼色行事。

姬德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深刻改变了全球传播的格局和发展趋势。未来五年,曾经立体而丰富的中国与世界的交往状态将会受到较大影响:政府要更多处理复杂背景下的国际舆论危机,媒体要做好释疑者和解释者的新角色,人员跨国交往受限将导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变得更加重要和急迫。在这个崭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新语境下,中国需要以更加自信、包容、冷静和智慧的心态面对世界:自信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的旺盛生命力,包容于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冷静于全球传播进入深度后真相时代后情绪和偏见成为主要信息流的新常态,智慧于可选择可使用的传播手段的多样性和智能性。当全球传播进入平台化发展的新阶段,各个国际传播主体需要做的是如何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在打造流量和搭建虚拟社群上的技术优势,打开中国故事的多维讲述空间,将中国故事融入世界故事,才能一同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故事。

王洪波: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认知偏差并非一日形成,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我们应以更加开放、包容、平和的姿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引,推动中西文明平等对话,增进共识、化解分歧。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各国早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美脱钩”是一个经不起历史推敲的伪命题。因此,我们应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从人类文明的整体性价值中重新发现东方的价值贡献,努力寻找发掘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中华文化成为能够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一方,在世界文明语境中获得广泛理解和尊重。进而,推动中国与西方摆脱意识形态之争、超越发展模式之辩,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李宇:面对中外之间存在的话语差异、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我们需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心态:一是实事求是、直面问题的心态。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客观看待这些差异,在话语、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发掘具有共享性的因素,通过识别差异点来构建共同点、弥合分歧。二是从容自信与笃定前行的姿态。我们要坚定“四个自信”,不可以人云亦云,不可以邯郸学步,也不必锱铢必较,我们要充分认知和认可自身的优势,朝着既定目标坚定前行。三是虚怀若谷与海纳百川的姿态。我们要秉持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不断学习和充分吸纳其他文化、国家于我有利的东西,例如媒体国际传播中就需要充分吸收西方国家在国际化、市场化、商业化等方面的成功模式,提升国际传播工作的可持续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刘滢: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把世界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摆脱“吾关系”的二元对立式传统对外传播思维桎梏,建立“吾牠关系”的平等对话传播模式,少一些剑拔弩张,多一些心平气和,用心营造一个相对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促进世界范围内信息的平衡流动。在政府层面,多关注全球性议题,把为世界发展、人类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为出发点,谋求共同发展和共赢合作;在媒体层面,多报道全球新闻,把中国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考量,讲述世界中的中国的发展故事,突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与合作;在民间层面,每个机构和个体都应把自己视为国家名片,切实提升自身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民间组织和个人的文化、风俗、习惯等,积极建构和谐的公共外交网络。此外,进一步扩大我们对“世界”的定义,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纳入传播重点范围,通过多语种传播、“一国一策”、“一国多策”等思路促进信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平衡流动,为下一步突破高媒介化国家的传播高地奠定基础。

尚京华:面对目前这种状况,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段,我们可能需要再次经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曾建徽所说的“融冰、架桥和突围”的过程。但是,目前我们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要比之前强很多,我们可以运用的交流渠道,也比以前多很多。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称,我们在与世界进行交流时,要有更加包容、开放、共情、合作和对话的心态,要利用官方和民间的媒体渠道,尽量缩短上面的过程。

我比较想强调发动民间柔性传播力量的作用。在目前的状况下,一直被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的中国官方媒体,不易走出传播困局。当然,我们的官方媒体依然要继续客观、理性地传递好中国官方的立场和态度,即使是对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各种恶毒攻击的还击,也应该建立在事实而不是民粹主义情绪的基础之上,官媒的新闻报道体现出克制、理性和不卑不亢的态度是比较重要的。而对于中国民间的国际传播力量,我认为它一直处于未被释放的状态。中国的官方媒体已经在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传递中国声音,但是因为国内普通民众无法参与这个平台发声,所以这一块实际还有大面积空白,这才导致一些港独、台独分子独占了这些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华人舆论阵地。在一个人人参与的“微传播”时代,国际传播的神经末梢已经连接到了每一个个人,如果中国这些“末梢”都参与到国际传播中,那么,中国的声音就会强烈得多,也会被更多人听到。

在遭受疫情污名化后,官媒的信誉和影响力都受到严重打击,这个时候,这些基于人际互联的柔性传播方式更容易打破僵局,所以我认为,适当开放和利用海外社交媒体的舆论阵地,有利于中国重塑自己的国际形象。熟悉新媒体且拥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年轻一代是这种舆论阵地的主力,而中国当代的年轻人,与世界联系更紧密,眼界更宽阔,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更自信,可以成为这种传播的力量。发挥官媒和民间传播的合力,应该可以使我们更快地从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舆论中突围出来。

此外,中国的海外企业也是与所在地人民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桥梁,海外企业做好世界各地的“和平亲善大使”,对于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意义重大。我们过去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对于建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是有很大帮助的。总体说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利国际舆论都是可以预料的,只要我们用实际行动尽显爱好和平、负责任大国的姿态,那么世界各国人民终将认识和接受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5)和中国传媒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8CUCTJ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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