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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英的出嫁》:男权幽灵下女性的徘徊

2021-02-18杨心阳

文学天地 2021年11期
关键词:父权反抗

摘要: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以母亲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个只有八岁阳寿的女孩菊英,在去世十年之后,母亲为她准备了一场盛大而又荒唐的冥婚。我们在感慨于那煞有其事的婚姻程式迷信可笑的同时,不妨思考背后折射出来的传统女性的行为逻辑,思维方式以及生存困境。

关键词:冥婚 父权 女性谱系  反抗

相信的力量

冥婚,又称幽婚、嫁殇婚、虚合婚、鬼婚、配骨、攀阴亲、冥配、亡灵婚等,冥婚的本意是指男女死后结为婚姻,“男女生前未婚,死后由其亲属按婚嫁礼仪寻找配偶,举行婚礼,然后将男女双方的尸骨依夫妇礼仪合葬的一种婚俗”

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中,冥婚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来说认为冥婚习俗起源于殷商时期。小说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表明菊英已经去世的事实,另一个世界的菊英,在母亲眼里,会长大,会变老,会有人的复杂的情感和丰富的心灵世界。

德国思想家卡西勒在《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中说道,“神话所赖以建立的过程要有信仰的要素,在神话产生过程中总是暗含着一个相信的活动,如果没有对它的对象实在性的相信,神话就失去了它的根基。”

引申到民间习俗上,这个说法同样适用。换言之,这种冥婚习俗可以延续的背后是信仰的要素,它使得先民对消解死亡恐惧的美好想象,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应。它不仅可以安慰死者,更可以安慰活人。不论是佛教中的因果轮回,还是道教中的生死如一、阴阳相通,灵魂不灭的观念深深刻在人们的心里。换言之,冥婚制度在中国民间语境中,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和伦理观念,不是简单的愚昧迷信就可以概括的。

在中国人眼里,人死之后,不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而是会在阴间继续生活的鬼,它们也需要结婚,也需要吃饭,也需要花钱,甚至也会死亡。这种特殊的死亡理解和死后继续生活的生死观,使得冥婚习俗这种非现代性的习俗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除去它愚昧落后的成分,它是中国人对灵魂不灭,生死同途观念的信仰。

随着菊英的“长大”,对“完整有序的婚姻”的信仰便出现了。在母亲眼里,到了十七八岁独自一人的菊英会苦恼,会忧郁,会需要一个婚姻,身体需要依附,灵魂需要寄托。这种观念,对于一个传统宗法家庭成长起来的女性,是理所当然的,菊英的祖母如此,母亲如此。

而在心智情感尚未成熟便离开的菊英,本无需经历这些,然而,母亲近乎执着地相信,她要通过婚姻,完成自己的母亲使命,也使得女儿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菊英已经死去,她当然不会这样想,这一切不过是母亲所想。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一个女人生命的两端联结着婚姻与死亡。女性的存在,是本能性的而非文明性的,她们提供得是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文明进程中道德才学的实践。情感性的,附加性的,非独立性的女性,无法逃脱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命运。

同时,女性也在不断被召唤,被训诫,以至于臣服,觉得一切本就如此。在获得家族认同的同时,也将这把标尺指向自身,用以审视观望自己,获得自我的认同,甚至于附加在旁人的身上,在狭隘的生活空间里,按照这种人为规定的程序走完一生。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场冥婚里的温暖的,人道的因素,未经婚配的少女,在死后的世界里,没有亲人,就是一个孤魂野鬼,母亲想给菊英家庭的温暖和幸福,在这一点上,她是真诚的。

值得一提得是,这场冥婚,在旁人眼里,也未曾有不妥,在菊英出嫁那天,人们扶老携幼的在街上等候着观看,看的人都说菊英的娘办得好,称赞他能吃苦,说新娘新郎很配对。

由此可见,不管是对于死后世界的相信,还是对女性与婚姻捆绑至死的坚信,已经不是个别人的信仰,而是深深扎根在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跳出那个时代的我们,站在局外,觉得一切荒唐可笑的同时,更应该反思这种相信背后对女性无形的压迫和训诫,反思这种相信形成的文化土壤。

隐形的父亲

著名文学理论家萨义德说,文本的统一性或者内在有机性都是由一系列的谱系学方面的联系维系着的:这些联系包括作者—文本,开头—中间—结尾,文本—意义,读者—阐释,等等。而在所有这一切之下的,是有关成功、父性身份、或者等级制度的想象。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身份”一定程度规定了一部作品的合法性。《菊英的出嫁》也不例外。

男性作者天经地义地认为他们对于女性“人物形象”拥有以父权为背景的所有权,他们可以在“无限的单词的海洋中”刻写下女性的“人物形象”。掌握着握笔权的男性,拥有着将女性禁锢在自己笔杆里的权利。女性是温顺的,服从的,第二性的,以男性为中心展开她的人生。

表面上看,父亲常年在外,对于菊英来说,父亲的形象是缺失的,但实际上父亲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审视者,隐藏起来,俯视着这个家里发生的一切,甚至潜在地掌控着祖孙三代女性的行为。

文中提到,在菊英幼年时期,父亲去云南做生意,四年不回家,也没有钱寄回来,母亲和祖母千辛万苦的给人家做粗活来养活一家子。母亲或许心酸,或许有抱怨,但还是接受这一切,她是不幸的,但她并没有对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结构提出本质上的质疑。一个基本消失的父亲,他的力量,无形却又沉重地叩击在每个女性心里,即便他不在,这个家庭也会按照他的意愿,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他的权威依然不可动摇。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强调,话语是权力的关键,语言是被打上社会烙印的,这一观点被女性主义者拓宽到性别领域,即在话语中寻找两性关系的影子,“在无意识中寻找女性,也就是说从她们的语言中去寻找。”。母亲的言语,不自觉地带上了父亲的阴影,“好好地服侍他,依着他,不要使他不高兴,欢欢喜喜明年就给他生个儿子……”。母亲对女儿的祝愿,依然摆脱不了自己所遵循的观念,她活在囚籠里,女儿也被套上这人为的枷锁。

事实上,祖母,母亲以及这个家族,这个社会里千千万万的女性都是从这种规劝里走出来的,从被父亲掌控转向被丈夫掌控。或许,她们的生活方式,人生轨迹会有不同,但是这种观念,在细微处,在言语里,在行为里,深深扎根心间,这种代际传递和延续使得父权制的幽灵,始终萦绕在女性身边,以至于成为一种无意识。

在这种无意识的驱动下,已被驯化的母亲,将自己的情感,希望和寄托,投射在女儿的身上,她不是去摆脱让自己不幸的婚姻,而是换一种方式以欺骗式的想象给自己“第二次婚姻”。这场冥婚,是她拯救自己的最后一步,很显然,菊英的死亡和这场事实上不存在的婚姻,预示着母亲的彻底失败。

换言之,为菊英寻找一个好丈夫,也是母亲弥补自己缺憾的一种方式,是母亲宣泄自己隐秘欲望的一个出口。母亲的婚姻不是幸福的,碍于种种外在因素,她不可能表达愤慨和不满,她也需要爱与被爱,她的情绪,情感,被无形中存在的父亲拷问以至于被压制,这些不可忽略,隐匿于内心的欲望本能,迫切需要一个寄托的时候,菊英的冥婚仪式,就具有了另一层的意味,一种指向人内心无法言说的角落的意味。

在这个暗秘的角落里,母亲期待得是,在自己的躯壳里长出另一个菊英,让菊英重复她的生活模式,在这种根本不会完成的模式里面,母亲可以尽情的想象,想象女儿的婚姻幸福,情感满足,来弥补她的空虚以及她被压抑住需求。女儿即是母亲,母亲即是女儿。也就是说,在这场冥婚里,尽管主角是母亲想象的菊英,但实际上是那个潜伏在社会规训之下的渴望完美婚姻和幸福的情感体验的母亲。然而通过这种方式,母亲既没能拯救自己,也没能重获新生,相反,却把自己献祭给了父权制文化。

女性的反抗

在很长一段时间,女性视角,女性经验在文学史上是缺失的。处于失语状态下的女性,没有决定权和话语权,她们在男权话语的裹挟下,不得不沉默和妥协。

《菊英的出嫁》尽管是男作家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却具有着女性主义文本的特质。它以母亲的絮语展开它的叙述脉络,这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话语的,用女性的语言,讲述女性的故事,流露女性的情感的叙述。

随着母亲的情感的流动,我们可以走进母亲的内心世界,体会她的欢喜与悲伤,通过那没有逻辑的,感性的,细腻的女性表达,我们可以触摸到母亲和菊英的心灵世界,这是对传统的以男性为主体的叙述方式的挑战,男性作者不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虚构世界的绝对统治者,女性形象的存在不再只是被表现,她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比如,文中有提到,“她的爹在千里迢迢的地方,钱也没有,信也没有,人又不回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已经是带有不满,谴责的情绪了。在元杂剧中,有不少女子丈夫高中状元,很多年不回家,自己在家侍奉公婆,无怨无悔的题材,相较于这些,《菊英的出嫁》里面有正视女性的内心,女性有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一面,而不仅仅是被礼教被道德包裹起来,供后来人膜拜的“活菩萨”。

女性主义理论家露西·伊利格瑞提出了“女性谱系论”来说明男性权力对女性的压制以及女性权力体系建构的可能。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女儿对双性一体的母亲是完全认同的,而从“恋母”转化成“恋父”,实际上是男权体制对女性价值的排斥和消解,母亲与女儿之间交流的通道被渐渐隔断,女儿转入投向父亲的怀抱。

这其实是符合人性中的“慕强”心理,女儿看到高高在上的父亲,会产生崇拜,依赖和顺从的情绪,而看到处于劣势地位的母亲,更容易产生自卑,不屑的情绪,这会使得父权制下的母女关系更具有对抗性,而父女关系却更加紧密。女儿作为父亲情感的慰藉物,她的功能性的,个体性的价值被排除在外,通过父亲的认可,来获得自我的存在意义。

在菊英的家庭里,父亲的缺席,父权制的相对远离,使得这种“恋母”情结非但没有转化,反而愈加深化。菊英与母亲之间是紧密结合的,“她不同于别的孩子去玩耍,也不噪吃闲食,只是整天的坐在屋子里做工。她离不开娘,娘也离不开她。”,母女关系的这种依赖性,排他性,她们相互之间用母亲和女儿的爱去爱,去甘愿付出,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联合,用以反抗男权体系下的他者地位。

然而,有意思得是,从未离开过母亲的菊英,在第一次出远门回来以后便得了重病进而去世。这是母亲和女儿在空间上的第一次分离,而这次分离,让菊英见到了外面的世界,当一个从未见过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在她眼前展开的时候,她的内心产生了波動,她会和母亲开心地说外面的经历,这是她第一次走出自己狭隘的生活空间,也是唯一一次。

母女联合体面临的第一次崩析的挑战,尽管随着菊英的去世而不了了之,但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预示着女性以这种方式挑战对抗父权,是不可靠的,女性家庭内部的联合体是不牢固的。那么,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菊英没有得病没有去世,那么,她和母亲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吗?

她的未来无非是两个方向,一是彻底成为了母亲生命的延续,以失去自己某部分的独立性作为代价,和母亲一起,在父权制社会的间隙里,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二是自我意识觉醒。代际传递的婚姻观,女性观在菊英这里,或许会被阻断,小说通过菊英出远门的情节设置,给了我们希望,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写到了菊英去世,这无疑是在给我们警示。女性需要反抗的不仅仅是父亲,还有女性本身,换言之,菊英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她不仅仅需要和母亲联合起来反抗父亲,更要从母亲的躯壳里出来,反抗母亲。

结语:男性作家无意识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书写模式,使得他们不论是在女性书写还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相对的局限性。比如孙犁《铁木前传》里的小满儿,作家一方面塑造了一个灵性的,活力的,生动的少女,另一方面,也潜在地体现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旧趣味和臆想。小说里骄傲的小满儿对其他人莫不在意,却对“我”即作家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五四以来的作家,大多把女性处于被表现,被启蒙的地位,而知识分子即作家本人隐含在文本背后,充当着批判者和启蒙者的角色。换言之,男性作家与他创造出来的女性人物一开始就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他们是这个世界里的绝对权威和象征性的父亲。

但是王鲁彦笔下的《菊英的出嫁》,显露出了一定的女性意识,在这个主要由女性构成的世界里,父亲的边缘化,母亲的中心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性为主导的家庭构建。父亲的远离,女性之间的相互信任和联合,倚靠性的母女关系的建立,拓宽了女性的生存空间,也为女性的反抗,提供了一些思路。文学作品的解读不是恒古不变的,而是面向未来的,有着无限开放意义的效果显现过程,文学史的丰富程度,一定程度上,是与读者的解读阐述密切相关的。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去解读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我们可以从冥婚习俗的文化根源,完整有序的婚姻期待,父权制度对女性无意识的同化以及女性本能的反抗等角度来看待这部作品,这对结合当下的语境,思考有关女性的问题,反思女性的社会处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

[1]《中国冥婚习俗研究综述》 姚彦琳

[2]《父亲的阴影:<菊英的出嫁>中的女性意识》 李瑞

[3]《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作者:[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 译者:杨莉馨 上海人民出版社

[4]《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杨心阳 2002年1月 汉 安徽省安庆市 郑州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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