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鲜华， 崔雨晴

(兰州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1)

如果说，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早期研究已为企业履责找寻到了动因，那么，企业应当如何有效履责的难题还尚待破解。企业通常采取的履责“招牌动作”，因与企业战略毫无关联且动机可疑而饱受诟病[1]。针对企业自认为已付出努力却未能赢得各方赞赏的状况，有学者指出，若要保留住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中宝贵的道义成分，需重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2]。

随着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态度从被动选择到自觉行动、从社会义务到经营战略的转变，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已历经了从社会义务、社会回应、社会绩效、社会营销到社会创新的观念演变过程[3]。对于正在置身其中的企业社会创新(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理想状态应该是，企业一方面充分利用自身在组织机构、专业技能以及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将经营创新与解决社会问题整合起来；另一方面，企业通过与政府及其他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将传统履责模式转变为共同创造和分享社会价值[4]。然而，现实状况却是，企业参与社会创新，面临着行为异化、内生化进程阻滞等多重困境[5]，始终在利润和社会关注间难以找到平衡。特别是，作为一种自愿性行为或选择性责任，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的努力到底该如何定义和计量？企业投入社会创新能否提升其财务绩效，进而提升自身价值？参与社会创新，是否有助于企业寻求商业成功并促进社会进步的双赢？这些难题能否得到解答，关系到企业社会创新能否从“值得拥有”上升为“战略优选项”，因此，值得各界严肃对待，认真考量。

基于此，本文在回顾学界已取得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借鉴已有学者对企业社会创新的定义与计量，并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其2007-2019年的经验数据，尝试回答以上问题，以期寻找能够释放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热情与能量的根本动力[6]。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系统梳理企业社会责任及社会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就企业社会创新投入与财务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与讨论；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现实启示及局限性。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回顾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技术层面创新已不可能解决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同时，商业层面的创新也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7]。由此，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的社会创新产生并发展起来。在众多的社会创新定义中，被广为接受的是由Phills J.A.等学者[10]于2008年提出的。他们认为，“社会创新，是一种更为有效而持续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与现有方案相比，社会创新方案所创造的价值属于全社会。” 对于全球的现代化实践来说，社会创新无论是作为一门行动科学，还是对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建构，都是一个具有重要认知价值和指导意义的全新议题[8]。近年来，尽管涌现出了无数个描述何谓社会创新的定义和概念，但相关的基本认知依然模糊[9]，要明确区分传统创新、社会创新以及企业社会创新并非易事，要准确计量且厘清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的努力与其财务绩效之间的关联，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社会问题往往错综复杂，作为解决方案的社会创新，需要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乃至公民个体广泛参与。由此，实施社会创新的基本主体，从单一的“政府”一元主体发展到“政府—社会—企业(市场)”的三元主体，且还在朝着有更多方参与的方向发展[11]。除了需要多方参与之外，社会创新还需要各方主体有意识地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跨界合作。虽然国内外学界曾经一度将政府和民间组织(主要为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视为社会变革和创新的主要推动者[12]，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资源筹集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企业，正日渐成为社会创新实践中的中坚力量。

社会创新离不开企业，同时，企业也比任何主体更需要参与社会创新。随着获取信息手段、方式和方法的多样化，与少数无良企业相关的会计舞弊、“漂绿”做法、商业丑闻，以及苛刻裁员等负面信息被广泛传播，对商业环境形成了消极影响。公众对企业行为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绪，进而开始怀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尤其是自2006年以来，“社会责任是否已死”的争论有呼声渐高的趋势[13]。据此具有前瞻性的企业开始从“赚钱行善”向“行善赚钱”的价值路径转变，“把满足社会需求视为有利于企业盈利的机遇”[14]，并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视为以负责任方式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素。

近年来，随着社会创新已被视为一个可能解决生态过载、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乡村凋敝、极度贫困等众多世界性难题的方法，与企业社会创新相关的研究数量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目前，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子方向：针对学界一直未能对“什么是企业社会创新”达成共识，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聚焦于概念、模型和案例的基础研究；最为常见的一类研究是将企业社会创新等同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或企业家精神，是对既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补充和延续[15]；还有一部分研究针对参与社会创新的组织机构间(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如何形成伙伴关系而展开，往往聚焦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无论是哪一个子方向，来自于实践者的碎片化反思居多，理论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快速发展，尚缺乏深入、系统而持续的理论探索。

(二)假设提出

毋庸讳言，财务绩效始终是企业最基本的目标，也是企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理由[16]。虽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终会带来经济回报，仍需更多的论据证实，但从该领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结果来看，依托利益相关者、合法性以及核心竞争力等理论所做的大部分研究均表明：企业的财务绩效与其在社会责任领域做出的努力之间存在着互为促进的正向关联。

例如，2018年，三位意大利学者采纳了由企业多项履责指标形成的标准化绝对指数(将时间和行业包括在内，并考虑到了滞后及非线性关联等可能性)，并兼顾了市场和会计两套绩效指标体系，对998家美国公司在2003-2015年间的12,844个观察样本进行了平衡数据面板分析[17]。结果表明，若基于市场指标，所有社会责任领域的履责行为无一例外地显著提升了股东回报率，并降低了财务风险，且适用于所有行业；同时，基于会计指标的检验也验证了此种正向关联的存在，只是显著性略低，且行业间呈现出了程度上的差异。当然，即便在大多数结论为正向关联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微小的差异，因为研究者们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确定两个变量孰为因孰为果。例如，孔龙和张鲜华[18]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对样本公司当年的财务绩效与其前一年和后一年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评分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正向的交互影响关系，类似于报酬递增的正向协同效应，即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其未来的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超前—滞后的正向关联性。

由此，若将企业参与社会创新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全新模式，那么，可提出本文的假设1、假设2和假设3：

H1：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社会创新投入越大；

H2：企业的社会创新投入越大，财务绩效越好；

H3：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着正向交互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选取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同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将研究期间确定为2007-2019年间。企业的研发投入与财务绩效数据等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和CNRDS数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教育部、卫健委和联合国等机构官网。部分数据经手工整理，经由Stata 16.0分析完成。

为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对样本数据做了以下处理：首先，剔除缺失观察值的上市公司；其次，剔除金融企业及ST、*ST企业；此外，为了免除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 和99% 水平上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3,528个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取

由于要检验企业的财务绩效与其社会创新投入之间的交互关系，由此，企业财务绩效(CFP)和企业社会创新投入(CSI)为主要考察变量。其中，企业财务绩效的衡量有学者指出，目前常用的ROE、ROA等财务指标易受盈余管理的影响[19]，因此，此处由利润总额减去政府补助，再减去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益后取其对数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如此定义的原因在于，利润总额指标人为盈余操纵的可能性不大，而政府补助和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益不属于日常经营成果，且容易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目标，故扣除。

(1)

与此同时，对企业社会创新投入的计量方法，借鉴Daniel Alonso-Martínez 等学者的做法[20]，将企业作为社会创新主体(见公式1)，分子设定为企业在特定年份的研发投入与当期收入之比，分母则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所创立的《人类发展指数》，将教育、健康、收入、环境和科技水平等五个维度的分项指数包含其中，创建出一个代表社会整体福祉水平的综合指数(Social Wellbeing Index，SWI)，详见表1。

表1 社会整体福祉水平综合指数的计算

此外，为排除其他变量对分析结果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从而保证结论的有效性，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做法，本文选取了股权性质(性质不同，对社会创新活动的接受度和投入度也有不同)、企业规模[21]、企业年龄及企业成长性[22](大企业更有可能和实力投入社会创新)以及非营利组织数量(非盈利组织发展会正向影响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投入)作为控制变量(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定义

企业规模为研究期间的员工数量，非营利组织数量是相应年份我国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的总数量，企业年龄是成立之年与统计当年之差，均取自然对数。成长性则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代理变量，并将时间设定为虚拟变量，以验证滞后效应。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企业社会创新投入与其财务绩效之间的交互关系，考虑到此种交互关系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特构建动态模型1和2，并将因变量的滞后期设置为3期(回归分析中还将选择其他滞后期分别进行检验)。

基于假设1，即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社会创新投入越大，构建动态模型1：

CSIi,t=α+β1*CFPi,t+β2*CSIi,t-1+β3*CSIi,t-2+β4*CSIi,t-3+β5*SOEi,t+β6*Sizei,t+β7*Agei,t+β8*Growthi,t+β9*Nonprofiti,t+ ∑Year+ε

(2)

基于假设2，即企业的社会创新投入越大，财务绩效越好，构建动态模型2：

CFPi,t=α+β1*CSIi,t+β2*CFPi,t-1+β3*CFPi,t-2+β4*CFPi,t-3+β5*SOEi,t+β6*Sizei,t+β7*Agei,t+β8*Growthi,t+β9*Nonprofiti,t+∑Year+ε

(3)

模型1中的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回归系数β1将表明当期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创新投入的影响，β2-β4分别表示当期财务绩效对滞后1、2和3期的社会创新投入影响(t表示当期，t-1表示滞后一期，并以此类推)。若假设1成立，β系数应当(显著)为正。模型2与之同理。

三、企业参与社会创新与财务绩效的实证检验

根据研究设计，对13,528个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和回归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对两个考察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3)，可以看出：样本企业对社会创新投入的均值为1.287，标准差为1.253，表明上市公司在社会创新方面的努力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然而，从财务绩效来看，样本公司间的差异更大(标准差达到了12.11)，这可能与企业规模差异较大相关(标准差为1.183)。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与此同时，从控制变量来看，样本公司中的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分别占比28.7%和71.3%，平均年龄和成长性的差别不大，标准差分别为0.392和0.369。此外，非营利组织数量在研究期间内保持稳定，变化不大。

(二)相关性分析

对主要变量间相关性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首先，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企业当期的社会创新投入与当期的财务绩效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企业参与社会创新需投入相当数量的资源，会在短期内对财务绩效形成较为明显的消极影响(见表4)。当然，这也可解释为，在相关性分析中还未考虑到相关控制因素的影响。

表4 相关性分析结果

对于两个主要考察变量在相对长时间跨度内的相关性如何，将在回归分析中进行滞后几期的进一步检验。

(三)回归分析

通过豪斯曼检验发现，验证假设1和假设2是否成立，且使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能够同时得到控制，较为适合的方法是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并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1)和(2)列是模型1加入控制变量前后的回归结果，第(3)和(4)列是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前后的回归结果。

表5 回归分析结果

1.通过观察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模型1中，企业的财务绩效与当期社会创新投入负相关，且在1% 水平上呈现出显著性，但在滞后两年后，开始显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即便加入控制变量，此种显著正向关联也未发生变化。这说明，当企业财务绩效不佳时，会无利投资于社会创新[23]。但当企业的财务绩效向好时，则要么出于维持自身经营的合法性的目的[24]，要么迫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25]，企业加大其自身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全社会的教育、收入、环境、科技等维度，进而促进了社会整体福祉水平的提升，并逐渐得到各方的认可。由此，假设H1得到验证。

2.在模型2中，企业在投入社会创新的最初两年，自身的财务绩效受到了较为明显的消极影响。然而，从第3年开始，此种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开始有负转正，并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显著性。模型2的动态性在滞后3期后显现出来，验证了相关研究的结论，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参与社会创新可视为调整原有的商业模式以满足社会需求[26]，由此带来的经济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即便加入控制变量(见第4列)，结果也大致相仿。由此，假设H2也得到验证。

最后，再分别以企业社会创新投入和财务绩效作为自变量进行双向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变量存在着正向的交互影响关系，互为因果。由此，假设H3也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ROE和ROA是企业财务绩效最为常见的两种变量选择[27]，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实证分析中企业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替换为净资产收益率(ROE)，以期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结果表明：企业的财务绩效与当期的企业社会创新投入仍旧呈负的相关，但滞后两期后，开始显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同时，企业当期的社会创新投入与当期的财务绩效之间仍为负相关，但从第三年开始转为显著的正相关(见表6)。检验结果与上文中的分析结果一致，表明结果较为稳健。

表6 稳健性检验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的文献回顾及实证检验，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越可能增强在未来对社会创新的投入。此结果表明，企业参与社会创新需付出的成本不容小觑，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的动力与结果。

其次，企业的社会创新投入越多，未来的财务绩效越可能借此得以提升。企业参与社会创新，会使自身的财务绩效受益于良好的社会声誉和与其他各方建立的社会创新联盟，但此种益处只能在投入后的相对长时间内显现出来。

最后，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着正向的交互影响。不过，尚需确定此种类似于报酬递增的正向协同效应，该如何恰当地融入企业特定的商业模式中，并使内外部利益相关各方皆能找到自身可发挥的作用。

(二)理论启示

本文力图博采众长，尝试兼顾以上几个子方向，可能的创新点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采纳我国学者纪光欣(2013)所提出的定义：“企业社会创新是将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纳入企业经营的战略框架，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与创造社会需求来引领企业创新，从而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创造企业与社会共享价值的过程，为企业可持续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正能量”，将企业社会创新明确为基于现实需求发展而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新模式。第二，在借鉴西方学者最新做法的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将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的努力量化，将教育、健康、收入、环境和技术条件等代表全社会福祉的因素纳入其中。第三，用来自新兴资本市场超过十年跨度的经验数据，丰富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的原动力研究，为激发企业释放参与社会创新的热情提供理论依据。

(三)现实启示

以上研究结论对学界、企业以及实务界的相关利益各方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对于学界来说，研究结论提供了能够激发企业释放参与社会创新的激情和热情的理论依据，即便该结论还需要得到更多大样本实证研究和典型性案例分析的验证，特别是针对非上市公司及中小企业的验证结果。其次，企业需要认识到，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新商品、新服务，甚至新商业模式的开发，是在参与社会创新的同时，也是在为自身和全社会创造共享价值。虽然参与社会创新的努力和成本高昂且短期内可能得不到回报，但从可预测到的长期效益来看，企业至少不会因为行为不符合伦理道德而受到惩罚[28]。此外，对于政策制定者及监管方来说，需要认识到企业在社会创新方面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制定政策和监管措施形成制度性驱动因素，使之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并与企业建立社会创新联盟，在解决社会难题的同时，共同创造和分享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