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碑帖拓本中有多种题字方式，相对题签与题跋来说，题端较为少见。题端多位于拓本前部，其形式与书画中的引首或碑刻上的题额相近，书体以篆、隶、楷为主，字体比题签和题跋的字体稍大。篆书题端在碑帖题端中较为特殊，它的产生与篆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一般多由拓本收藏者自题或延请名家题写。本文试以故宫博物院所藏碑帖拓本为依托，从题写时间、背景、拓本递藏等方面对碑帖的篆书题端进行考证，从中管窥诸位书家的篆书风格。

[关键词]碑帖 篆书题端 王澍 吴昌硕

题端是碑帖拓本上常见的一种题字形式，是碑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由收藏者自题或延请名家题写，形式类似于书画作品中的引首或碑刻上的题额。题端一般位于拓本前部，内容略同于题签，包含碑帖的名称、拓制年代、收藏者姓氏等。题端与题签的区别在于书写字体较大，同碑刻题额一般，通常占据半页或一页，亦有数页连写的情况。[1]题端的书体以篆、隶、楷为主。篆书题端作为碑帖题端的一种书体形式，其产生与篆书的兴盛密切相关。清代以降，篆书在经历了唐以后长时间的衰落之后又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彼时，以篆书闻名于世的名家辈出，王澍、吴昌硕等人均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存世的篆书作品的形制除了中堂、条幅、对联等，还有少量题端。

鉴于资料收录尚不完整，笔者现遴选出故宫博物院藏碑帖拓本篆书题端九例，按照题写书家这一主线，以题写时间为序，从题写背景、风格，碑帖的递藏、题端者与拓本收藏者等多角度，对题端的作者、篆书风格、拓本递藏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述。

王澍（1668—1743），字蒻林，一作若霖，号虚舟，自署二泉寓居，别号竹云、良常山人、恭寿老人。据《清史稿》，其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因善书而充任五经篆文馆总裁官。王澍四体皆善，楷书学欧、褚两家，行书直追“二王”，篆书师法李斯，善于鉴定碑刻，著有《淳化阁帖考正》《古今法帖考》《虚舟题跋》《竹云题跋》等。故宫博物院藏《宋拓唐九成宫醴泉铭》册、《宋拓颜鲁公多宝塔碑》、《宋拓小字麻姑仙坛记》册等三个拓本上有其篆书题端。

（一）《宋拓小字麻姑仙坛记》册

《麻姑仙坛记》即《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原石早已毁，今存者均出于翻刻。有大字、中字、小字三个版本，大字本著录首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小字本见于明文徵明父子所刻《停云馆帖》。

此本原石宋拓级别为一级乙，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拨交给故宫博物院，前后共八开，拓本三开，每页（半开）纵15.2厘米、横6.4厘米，文字七八行不等。封面有李一氓题签，前附页有费念慈、王澍题签，内页有王澍、徐用锡、钱振伦等人题跋，钤盖“一氓精鉴”“无所住斋鉴藏”“朱秉衡印”“李一氓”“建之秘籍”“折钗股”“蔡仲”“盈盈掌记”“惕盦寓目”“费”“西蠡经眼”等印鉴。从上述鉴藏印可知，王澍之后，此本先后归刘建之、李一氓所有，20世纪中期后进入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序列。

封面李一氓楷书题签的内容为“宋拓麻姑仙壇记”，落款为“王虚舟题跋，无所箸斋珍藏”，钤有“无所箸斋”朱文印。前附页费念慈楷书题签内容为“麻姑仙坛记”，落款为“宋拓本，健之藏，西蠡记”，钤有“武进费氏”白文印。费念慈（1855—1905），字屺怀，一署峐怀，号西蠡，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武进人，清代书法家、藏书家。其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会试后任馆阁职，授翰林院编修，后因论及朝廷之事被撤职遣归，旋即回到吴中，与常熟翁同龢、钱塘汪鸣銮等为师友，以诗文、书画、藏书为业，著有《归牧集》。

前附页王澍篆书题端的内容为“宋拓麻姑仙坛记”，落款为“王澍”，钤有“弱翁”白文印。此本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三月间，王澍以董其昌五种墨迹和祝允明小楷换得。结合册后题跋，可知此题端题写时间应在1720年三月之后。

（二）《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

《九成宫醴泉铭》为唐碑，魏徵撰文，欧阳询以楷书书就，贞观六年（632）六月立于麟游（今陕西宝鸡东北）九成宫。

此拓本为清宫旧藏，十五开半，每页（半开）纵28厘米、横17.4厘米，南宋乌金精拓。封面有毕沅题签，册后有王澍、沈凤、王文治题跋，除“董其昌”“关九思印”“周锡圭”等印鉴外，还钤有“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嘉庆鉴赏”“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嘉庆御览之宝”“咸丰御览之宝”等清宫鉴藏印鉴。从这些印鉴可知此本曾被《石渠宝笈三编》录入。

封面毕沅篆书题签内容为“南宋拓九成宫醴泉铭，灵岩山人鉴藏”，钤有“毕沅”白文印、“秋帆”朱文印。帖名书体为小篆，落款书体为楷书。毕沅（1730—1797），字秋帆，号灵岩山人，江苏人，官至湖广总督，精于金石碑帖鉴藏，钱坫、孙星衍、洪亮吉、邓石如等篆书名家都曾经汇集在其幕府之中一起切磋交流篆书技法，有《灵岩山人文集》《灵岩山人诗集》《经训堂丛书》等著作存世。此本入宫前为毕沅所藏。

前附页有王澍篆书题端，内容为“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宋拓正本，良常王澍题额”，钤有“天官大夫”朱文印、“澍”四灵白文印。题端书体为小篆，落款书体为楷书。鉴于此本有王澍雍正七年（1729）的题跋，故题端撰写时间应与此相距不远。

（三）《宋拓颜鲁公多宝塔碑》

《颜鲁公多宝塔碑》全称为《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唐天宝十一年（752）由岑勋撰文、徐浩题额、颜真卿书丹，现存西安碑林。字体秀美刚劲，简洁明快，用笔丰厚遒美，结体严谨致密，紧凑规整，平稳匀称，后人学颜体者多从此碑入手。

此本为宋代所拓，1958年被收购，木面刻王澍题签，前后附页有沈凤、王澍、李宗瀚等人题跋，钤盖有“子孙永宝”“静娱室书画记”“李宗瀚印”“临川李氏”“联琇嗣守”“公博”“翊煌嗣守”“翊埙敬观”“素纳孟蟾父鉴藏秘玩”“素纳珍赏”“子孙永昌”“雒君经眼”“弢斋鉴藏”“鞠人心赏”“珍藏”“栖霞仙馆珍藏”“三复白圭”等印鉴。

木面阴刻填绿彩楷书，内容为“宋拓颜鲁公多宝塔碑，虚舟”，钤有“澍”白文印、“虚舟”朱文印。内附页有王澍篆书题端“颜书权舆”，落款“琅邪王澍”，钤盖“天官大夫”白文印、“澍”白文印、“随园”白文印三方印章。题端书体为小篆，落款书体为楷书。在王澍的题跋中有“雍正辛亥二月初吉，琅耶王澍书后”之语，可由此推断该题端的题写时间应在雍正辛亥年（1731）左右，彼时王澍63岁。

王澍主张学书从篆、隶入手。他的篆书创作受到了崇古思想的直接影响，笔法和结体延续李斯、李阳冰一脉，结构端正平稳，线条圆转瘦硬、光滑匀称，总体风格清秀文气，法度森严，可以看到在李阳冰篆法基础上对笔画瘦劲且粗细一致的追求，不过还是缺乏节奏上的变化，用笔略显单调。

上述三个题端的题写时间是从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彼时王澍正处于其创作的成熟期，故三个题端从用笔上看基本一致，只是稍有差异。《宋拓小字麻姑仙坛记》册的用笔非常圆润，收笔出锋处为“尖状”，这似乎应是没有剪毫或者烧毫之前所写出的效果。《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与《宋拓颜鲁公多宝塔碑》的题端则基本一致：笔画均匀，用笔纤细而笔力沉劲，线条圆润婉畅，笔画中多见浓墨枯笔，收笔处改为圆笔或方笔回锋，应是其用笔改为秃毫的结果。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先后入孙镜塘、阮元、程恩泽、张掖垣等人门下，通经史，精小学，书法初学颜真卿，融汉魏而自成一家，尤长草书。其篆、隶二体上溯周、秦、汉古篆籀及南北朝碑版，浑厚古拙，自成体势。何绍基出身书香世家，幼年随家人北上入京，在父亲何凌汉的教育下年少成名，晚年专攻篆隶，不过其篆书成就和影响明显没有隶书高。何绍基的篆书在用笔上另辟蹊径，走了一条明显与邓石如不同的路线，取法亦与王澍不同，多从金文中汲取营养，认为秦小篆不如金文“篆势宽展圆厚之有味”。他追求古朴意趣，书写气息雄强，线条极具流动感，有古朴和浑厚之势。向燊曾曰：“（何绍基）分隶行楷，皆以篆法行之，如屈铁枯藤，惊雷坠石，真足以凌轹百代矣。世称邓石如集碑学之大成，而于三代篆籀或未知逮。蝯叟通篆籀于各体，遂开光宣以来书派。”[2]篆书从金文中取法是清代篆书发展的一大转折，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汉熹平石经》册中有何绍基篆书题端。熹平石经乃东汉刻石，是我国最早的石刻官定儒学经本，由蔡邕等人所书，陈兴等人刻写，刻石罕有宋拓本流传，旧拓（1911年前）仅见孙承泽本和黄易本，二本稍有差异，孙本较黄本多出“凶德绥绩”四字大半。此拓本1984年经收购入藏，形制为一开半，每开六行，每行四至九字不等，内容取自《尚书·盘庚篇》《论语·尧曰》《论语·为政篇》等，语句已不完整。封面有完颜衡永的楷書题签，内容为“宋拓汉石经，孙退谷本，寸园酒仙氏藏”。前附页有篆书题签“蔡中郎石经遗刻一册，孙氏宗祠藏”，钤有“斗卢藏古”朱文印。碑名书体为篆书，落款书体为楷书。另有沈树镛、万南全、万中立、徐熙等人题签。内册页有何绍基篆书题端“熹平石经遗刻”，落款为“韵初仁弟属署，册首略为考订，疑不能明嫌，苏斋题记虽详未能疏通也。同治庚午秋，何绍基”，钤有“何绍基印”白文印、“子贞”朱文印。题端为何绍基晚年所书，用笔老辣独特。他以金文之法入小篆，又将行书笔意纳入小篆笔法，加之北魏的颤笔，形成了古拙、凝重的独特风格，将金文的质朴与汉魏碑刻的斑驳风化之意在小篆中运用自如。其用笔打破了小篆笔笔中锋的传统，再现了金文的厚重感。小篆结构不像“二李”也不似邓派，而是取方圆之势。

此题端为沈树镛请何绍基为其拓本所题写。沈树镛（1832—1873），字均初，一字韵初，号郑斋，川沙城厢（今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人。博学多才，长于考订碑版文字，嗜金石书画，精鉴别，收藏甚富，著述有《汉石经丛刻目录》《汉石经室跋尾》《书画心赏日录》等。同治二年（1863），沈树镛得到了“黄本”宋拓本《汉石经》，又因收藏孙承泽“研山斋”藏本《宋拓汉石经》（即此本），欣喜之余，将其寓所命名为“汉石经室”。现在两本均入藏故宫博物院。

吴咨（1813—1858），字圣俞，又字哂予，号适园，清代篆刻家、书画家，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赵学辙外甥，平生博览金石文字、秦汉碑版，通六书之学，精篆隶[3]，摹印尤精。其幼时聪颖过人，年少即开始临习篆、隶。汪昉《吴圣俞传》载：“年八九岁，即习为篆籀。乡贤达每拭几研磨招致之，圣俞总角据案，据管作楹帖，或巨幅，无懦色。”吴咨曾受业于李兆洛，工写生，画作追黄、徐遗意，能得恽寿平神趣。[4]

吴咨以篆刻闻名于世，其篆刻作品可分为模仿邓石如印风和金文印风两大风格。吴咨是继吴熙载之后又一个深得“皖派”精髓的印人，其在《适园印印》中的小篆类朱文印已与吴熙载成熟期的作品相近。在弘扬“邓派”风格的同时，吴咨从散氏盘等青铜器的铭文及两汉镜铭中汲取营养，取字入印，创作了不少金文印。其书不再囿于“二李”小篆一系，拓展了印人们的视野。吴咨作品对晚清印人王大炘等极有影响。沙孟海对吴咨的篆刻赞赏有加：“学问审博，治印法度精严，沉着稳练，自有面目。其中参法金文之作，直接取资于真器拓款，所以比较高明。惜其早世，流传不广。”[5]

吴咨的篆刻作品得以流传，江阴陈式金功不可没。道光末年，陈式金延请吴咨至家，篆刻陈氏姓名、字号、斋馆和诗文句等印二百余钮，辑为《适园印印》一册，道光三十年（1850）成谱。册内有吴咨自序，陈式金序，存226方印。吴咨后重编石印本，增汪洵题识与汪昉《吴圣俞传》，合沧州王国均编《适园印存》，计三册141方印，总一帙四册367方印。[6]其另著有《续三十五举》，书稿已经散佚。

吴咨在篆书创作方面与治印一样追随邓石如，深受其影响。陆继辂的《合肥学舍札记》中提及吴咨与恽汇昌、薛仲德等人的书写方式都是羊毫悬肘：

完白山人石如，篆书横绝千古，代起者张皋文、吴山子育也。近日少年中，恽汇昌子辨、薛仲德可久、庄又朔稚蓂、吴咨圣俞及余孙聪应，皆羊毫悬肘，纵横莫当骎骎乎，追山子而及之老辈秃笔之陋庶几一洗矣。

对书写者来说，以长锋羊毫写篆书对笔的控制要求极高。篆书书写工具的一大改变一洗王澍等人用秃笔的习惯。吴咨在篆书上的成就一般被认为逊于吴熙载，特别是在气韵上差一些。不过吴咨谈到自己的篆书时，还是颇为自负的。他曾言：“吾生平所作篆字及花卉，固可凌躐时辈，而于摹印，实有心得。”[7]出于历史原因，吴咨的篆书作品存世较少。故宫博物院藏《清拓翁方纲缩临兰亭》册有其篆书题端，由张允亮捐赠入藏。

《清拓翁方纲缩临兰亭》册为蝴蝶装，剪方挖镶裱，墨纸五开（序文二开，刻跋三开），墨纸（半开）纵7.3厘米、横4.8厘米，上有翁方纲、刘墉、宋葆淳、张维屏、叶梦龙刻跋及刘彬华等五人观款题刻，钤印“张泽仁”“张氏古虞”“张古虞”“古虞心赏”“士骧”等。拓本木面绫签条题字为“覃溪先生缩临兰亭，道光丙午闰夏为古虞词长兄题，米问”，系米问张泽仁题签，题写时间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前附页洒金笺，有吴咨篆书题端“神融方寸”，题识为“古虞仁弟以翁覃溪先生缩摹稧帖见示，为题四字而归之，庚戌三月吴咨识于湖客舍”，钤有“吴咨”朱文印。

据题识可知，题端为吴咨应张古虞之请题写于道光三十年（1850）。张古虞即张泽仁，丰润（今属河北唐山）人，曾以贡生入国子监，清同治元年（1862）因办理粮饷有功，赏戴蓝翎。其同治六年（1867）任华亭知县，政绩显著，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光绪二年（1876）祀名宦祠。[6]

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除吴咨在《清拓翁方纲缩临兰亭》册上为张古虞所题写的篆端之外，还有吴咨与周调梅、苏惇元、汪昉同为张古虞所作行书四条屏，其中吴咨作品的文字内容节录自西晋文学家张协的《七命》，创作时间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仲冬，早于此篆书题端七年。《清拓翁方纲缩临兰亭》册中，吴咨的篆书题端用笔飘逸，行笔流畅，结体均匀，处处体现出邓氏书风意韵。从“神融方寸”这四个字来看，其水平并不逊于吴熙载，特别是“方”“寸”二字笔画较少，处理起来尤见功力。

何维朴（1842—1922）为何绍基之孙，字诗孙，晚号盘止，亦号盘叟，又号晚遂老人，室名颐素斋、盘梓山房，曾官至江苏候补知府，清末任上海浚浦局总办，著名书画家、诗人，画以山水著称，取法“四王”，书法承家学，摹其祖何绍基，篆书取法大篆，隶书法《张迁碑》《石门颂》，篆刻直宗秦汉和明清流派印。1911年后，何维朴寓居上海，与王一亭、吴昌硕等友善，收藏古印甚多，有《颐素斋印存》六卷传世。[7] 江标（1860—1899），字建霞（一作蒹葭），号萱圃，一号师许，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官至湖南学政，出入汪鸣銮之门，博学多识，笃嗜金石，妙善篆书，兼工铁笔，长于绘事，刻书堪为绝技，辑有《灵鹣阁丛书》《宋元名家词》，另有《灵鹣阁诗稿》《红蕉词》。故宫博物院藏《清拓曶鼎》合装册有何、江二人篆书题端。

曶鼎为西周时期青铜器物，其铭文古拙厚重，线条粗壮有力，是西周中叶铜器铭文中最为精美的一章。曶鼎内共有铭文二十四行，四百一十字，现存三百八十余字。据阮元《积古斋钟鼎器款识》，此鼎初由毕沅得之于西安。

此本《清拓曶鼎》合装册为清初精拓，由朱翼盦捐赠，为“未剔本”与“已剔本”两本合装而成。布套有题签“瓶斋”，木面有王福厂题签，附页有吴昌硕题签及题字、王国维题跋、王福厂观款，并有“灵鹣阁藏”“安玺”等印鉴。封面王禔篆书题签“曶鼎”，并附有题识。前附页吴昌硕行书题签为“曶鼎”，题识为“道州何蝯叟藏已剔本，元和江建霞藏未剔本，辛酉四月维夏，吴昌硕书签”，钤有“吴昌石”朱文印。附页有何维朴题端“曶鼎”，题识为“此已剔拓本”，钤有“何维朴印”白文印，题端与题识书体均为小篆。另有江建霞题端“曶鼎”，题识为“此未剔时拓本”，钤有“江建霞收集模拓之记”白文印，题端与题识书体亦为小篆。

综上，何、江二人题端格式完全一致。何维朴为“已剔本”题写题端，而江建霞则是为“未剔本”题写题端。何维朴的题写时间不详，从其题端所用纸张和形式来看，应与江建霞的题写时间相近。鉴于江建霞已在1899年离世，故何维朴的题写时间应在1899年之前。从吴昌硕和王福厂题签可知，“未剔本”曾归江建霞所藏，“已剔本”原为何绍基所藏，后由陈叔通将两本合装为一册。何维朴的题端风格与何绍基基本一致，字体取圆势，结字较为方整，用笔不够老辣，线条圆润有余而朴拙厚重不足。江标的小篆线体流畅，用笔朴厚，应属邓石如、吴熙载一派，不过书風更加古拙。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后以字行，号苦铁、缶庐、破荷、大聋、老缶、缶道人等，浙江安吉人，近代篆刻家、书画家，工诗书、篆刻、绘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的书法以篆书成就最高，初学钟鼎文，后专习《石鼓文》，体势以《石鼓文》为本，又上、下、左、右参差取姿，灵活自如，富有气势和动感，具有雄健酣畅、苍劲朴茂的格调。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碑帖中，吴昌硕的篆书题端有二，分别出于《明拓禅国山碑》册与《晚明拓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册。

（一）《晚明拓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册

《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为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鲁相韩敕所立，又称《韩敕碑》，以隶书形式记录了韩敕修饰孔庙和制作礼器之事宜，被王澍、翁方纲、郭尚先等推为汉碑隶书极则。

此本拓于晚明，由朱翼盦捐赠，每开纵31.2厘米、横38.1厘米。《欧斋石墨题跋》记载：“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并阴侧，永寿二年，明拓本。古鉴阁秦氏藏，秦 孙署签，翁覃溪题记。三册。”

封面有秦文锦隶书题签“汉礼器碑，古鉴阁藏宋拓本，籋云居士”，钤有“秦文锦”白文印、“ 孙”朱文印。前附页有张祖翼隶书题签“汉礼器碑， 孙所藏弟一善本，丙辰夏正长至，张祖翼署”，钤有“磊翁”白文印。吴昌硕篆题有二，一为前附页篆书题签“明拓汉礼器碑，吉乐斋珍藏，丁未暮春之初，吴俊卿瑑签”，钤有“缶”朱文印。碑名书体为篆书，落款书体为行书。一为前附页吴昌硕篆书题端“明拓汉韩书节修孔庙造立礼器碑，褧孙仁兄方家属瑑耑，安吉吴俊卿”，钤有“吴郡之印”白文印。

题端没有明确的题写时间，笔者初步判断题端与题签应同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题。此本当时为秦文锦所藏，吴昌硕应邀题写。秦文锦（1870—1938），字 孙、褧孙，号云居士、息园老人，斋号为锄彝斋、古鉴阁，无锡人，秦祖永之孙。秦文锦精于考证碑碣拓本和汉镜，对甲骨钟鼎、秦汉籀范探究尤深。1904年，秦文锦创办艺苑真赏社，选用当时最先进的珂罗版照相印刷术，印制、销售秦家历代所藏碑帖书画，印本纸墨精良、纤毫毕现。1917年起，他又陆续推出《碑联集拓》44种，分篆、隶、真、行草、金文五类，聘请名家李瑞清、曾熙等人绘图添彩，并选用白纸珂罗版印刷，在当时深受学人欢迎。

（二）《明拓禅国山碑》册

《禅国山碑》又称《封禅国山碑》《天纪碑》，三国吴天玺元年（276）立于江苏宜兴，上有篆书43行，每行25字，传为苏建所书。碑文纪吴得祥瑞，封禅于国山之事。此碑为三国时期重要碑刻之一，自宋以来多见著录。其书淳古秀茂，体势雄健，笔多圆转，继承了周秦篆书的遗意，与方折突出的《天发神谶碑》大相异趣。

此本拓于明代，每页（半开） 纵27.7厘米、横14.5厘米，被收购于1959年，每开四行，每行四字，有题签三个，木面为葱石题，内为子静题，还有题跋五处、释文一处、碑图一处、“宜春锡福”等17方印鉴。另有张祖翼题签，吴昌硕、吴骞、刘之泗、傅纯、章钰各跋一段陶瑢禅图并释文，以及刘世珩印鉴二方。吴昌硕篆书题端为“明拓吴禅国山碑”，行书题识为“吴兔床藏本为徐氏观自得斋所获，光绪甲辰十月归葱石参议，宣统庚戌八月客师，参议集天禄西堂出示此本并明拓天发神谶碑。东吴两碑聚于一室，可称双绝，因题册耑以志眼福，安吉吴俊卿并记”，钤有“俊卿之印”白文印、“吴昌石”朱文印。

“东吴两碑”指的是《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两碑。刘世珩将两碑集为一体，并请吴昌硕一并题端。吴昌硕在刘世珩藏《明拓天发神谶碑》册上的题端为“明拓吴天发神谶碑”，署款为“葱石参议于光绪庚子冬，得南丰刘氏旧藏本，宣统二年八月，属安吉吴俊卿补篆，时集小忽雷阁”，钤白文印“俊卿大利”。[10]刘世珩（1874—1926），安徽贵池人，字聚卿，小字奎元，又字葱石，号檵庵、聚卿，别号楚园，别署灵田耕者、枕雷道士，清末著名刻书家、收藏家。刘世珩自幼颖异，年十三补贵池诸生，光绪二十年（1894）与其四兄刘世瑛同赴江南乡试，同榜中举，曾任直隶财政监理官、度志部左参议等职。

刘世珩既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教育，又学习了西方格致之学。他喜文学，工词曲，富藏书，曾先后得精善秘本千余种，其中包括宋刻孤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清帝退位后，刘世珩以清朝遗老自居，身穿道士服装。1914年，他在上海英租界购买数亩地，筑屋十余幢，将之命名为“楚园”，从此专心于收藏金石书画及整理古籍。[11]原藏于溥侗处的古琴“九霄环佩”和明代赵南星的铁如意均曾被其收藏。光绪三十三年（1907），刘世珩比照铁如意原器打造了铁错银如意，在器身上刻以篆书“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维君子之器也”。此如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刘世珩与吴昌硕交往甚密，仅《吴昌硕印谱》收录的吴昌硕为刘世珩所治之印就有26方之多，可见二人交往之频繁。《明拓禅国山碑》册上所钤盖的“贵池刘世珩江宁傅春媄江宁傅春姗宜春堂鉴赏”印为吴昌硕1915年为刘氏刊刻，现藏于钱君匋艺术馆。

《明拓禅国山碑》册与《晚明拓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册的题端均是吴昌硕应藏家之请所题，题写时间在清光绪末年和宣统初年，彼时吴昌硕的篆书已经摆脱了吴大澂等人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面目，用笔浑厚，老辣豪放，圆劲中可见方折，以气象博大见长。虽然字体较小，但彰显了书写者的鲜明个性和审美情趣。

清代篆书基本上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以秦汉碑刻为宗，前文提到的王澍、吴咨、吴昌硕等人均深谙此法。一种虽以小篆为源，但将金文风格纳入小篆之中，持此风格者以何绍基与其孙何维朴为代表。王澍、何绍基、吴咨、何维朴、江标等人的题端均为小篆，稍有差异的地方在于彼此的风格。王澍的小篆是玉箸篆的延伸，吴咨的小篆则为“邓派”的延续，何绍基与何维朴在小篆中加入了金文笔法，形成了更加古拙的小篆。吳昌硕的篆书则是从《石鼓文》发展而来，并在《石鼓文》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风格。

王澍、何绍基、吴咨、何维朴、江标、吴昌硕等人其实各有专擅，前文所述题端均题写于他们艺术创作的成熟期，以此来看，篆书题端的题写并不是只出现于篆书名家之间的特有现象，而是受到了文人雅士的普遍喜爱。另外，《清拓曶鼎》合装册、《明拓禅国山碑》册两本的字体为篆书，其他各本则楷书、隶书均有。由此可见，篆书题端与碑帖本身的字体应没有必然的联系。以篆书作题端，或因书家自身擅长、喜爱篆书，或因篆书自身典雅庄重的审美气质。

碑帖题端的题写与题签情况相仿，或是收藏者本人所题，或是受友人之邀题写，王澍和江标二人属于第一种情况。受友人之邀而作题端是金石学家之间一种高雅的交游方式，在清代极为流行。上述题端中，何绍基是受沈树镛之请，吴咨应张泽仁之请，吴昌硕则分别受刘世珩和秦文锦之托而题写。邀请名家题写题端更能为拓本增辉，这些题端既是题写者与托请人之间交往的见证，又反映出托请人对题写者艺术水平的欣赏。

综上所述，篆书题端在碑帖考据领域地位关键，既在拓本递藏研究方面起着重要的考证作用，又对篆书发展历程和题写者书风演变的研究有着借鉴意义。

（王建涛/故宫博物院）

注释

[1]仲威.碑帖鉴定概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18.

[2][清]何绍基.何绍基书论选注[M].何书置，编注.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1988：227.

[3]参见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国朝书人辑略》卷十。

[4][清]汪昉.吴圣俞传[M]//历代印谱序跋汇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451.

[5]沙孟海.印学史[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87：160.

[6]黄响铃.吴咨篆刻研究——兼论自己的篆刻创作[D].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7]同注[4]。

[8]参见清光绪九年刊本《松江府续志》卷二十一。

[9]徐昌酩，主编.上海美术志[M].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386.

[10]蒋招升.刘世珩与《天发神谶碑》[D].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4.

[11]同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