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朱文清

2021年1月11日，济南市第一中学高二学生刘佳薇，列席了济南市政协全体会议。　山东商报记者　❘　王晓峰　❘　摄

★2014年以来，珠海、深圳、聊城、宁波、济南等地的政协会议上，都出现了未成年人的身影。2019年，聊城东昌府区年龄最小的列席代表是名小学生。

质疑的声音也开始出现，直言让未成年人“议政”，是搞些花哨的东西，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主义。

济南市政协：“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协商民主，如果这样的形式深入孩子的内心，也算没有错过这道风景。”

身为班级的政治科代表，李鼐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感知“政治到底是怎样的”。亲历过一次政协会议开幕式之后，他被一个又一个“听不懂”的名词“震撼”到。

2021年1月11日，这位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的高三学生，列席了济南市政协全体会议。

1月初，接到邀请时，李鼐纠结了很长时间。正备战高考，他担心参加“两会”会耽误复习。几番考虑之后，他还是接受了邀请，“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让中学生列席政协会议，是济南市教育局和济南市政协联手开展的，目的是加深对政协组织形式的理解，同时也满足了学校思政课改革的需要。

中学生“议政”不是新话题。2014年以来，珠海、深圳、聊城、宁波等地的政协会议上，都出现了未成年人的身影。2019年3月，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也组织举办了“模拟政协提案”征集，当年，全国约有1.1万名青少年参与其中。

模拟政协委员提案，究竟是在模拟什么？　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一直交锋不断。

从“商量”到列席

这是李鼐第一次迈入龙奥大厦。2021年1月11日，济南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的龙奥大厦分会场，包括李鼐在内，5位佩戴着列席证的“小委员”，端坐在会议室里，吸引着全场所有人的目光。

5人中，年纪最小的还在上初中。他们在前一个周五接到参会通知，与李鼐的犹豫不决不同，济南职业学院的郝佳琪没多想，直接答应。

会议正式开始前，政协委员一一落座。灯光映照下，会场安静庄严，委员面前的姓名桌牌整整齐齐，济南一中的17岁高中生刘佳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兴奋”。

刘佳薇此前被老师嘱托，“校服外套一件深色的服装”，“不要戴电子表，以防发出声音”。另外，刘佳薇还收到一张写有“会风会纪十不准”的单子，第六条特别注明“如实填报健康申报承诺书”。在此之前，5名学生都做了核酸检测。

紧张和兴奋的不仅是学生，刘佳薇的爸妈听说孩子要去参加“两会”，还专门交代她，“会议上可以带走的工作报告，记得拿回家给我们看看。”

公开报道中，济南是疫情之后最早邀请中学生列席政协会议的城市。在列席这件事上，济南市教育局和济南市政协“一拍即合”。

2020年以来，济南市教育局启动了思政课改革，在全市确定了100个教学基地，政协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百分之一”。

双方的合作，最早始于2020年开展的“青春版《商量》”。《商量》是济南市政协2017年起就与济南电视台等相关媒体联合制作的全媒体协商平台。与解决群众身边事儿的成人版《商量》不同，青春版《商量》邀请学生和委员坐在一起，就青少年关心的大事儿展开讨论。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学生张琼文还记得，在一期青春版《商量》节目中，济南市教育局有位副局长向学生们许诺：“在20个工作日之内，就刚刚讨论的心理教师、心理辅导室等相关问题，给予答复。”

后来，教育局的3份正式答复，都对涉及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提出了具体落实步骤。

“不要拿下命令的姿态来匡正我们。我们乐于接受建议，但很难甘心向命令低头。”张琼文在一次线下《商量》的现场，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与成年人是平等的，“同学们讨论了5个小时，下面坐着的领导们都没有提前离开”。

其实，教育局最初发给政协的函中，并没有提到青春版《商量》，而是希望在“两会”期间，政协可以“适当向少数师生代表开放观摩”。济南市政协主席雷杰对此批示：应积极支持。之后，雷杰又推动了青春版《商量》的启动。

2021年1月8日，济南市教育局正式向市政协办公厅提出，让11名高校、中小学思政课师生代表列席当年政协会议。

“思政老师教了那么多年的政治，可能都没有机会看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的。”济南市教育局局长王品木期待思政课老师们能通过参会，把课“上得更活”。

最终，有6名老师和5名学生走进了济南市政协全体会议的现场。

政协可以模拟？

在申请让师生列席政协会议的函中，济南市教育局“恳请市政协参照外地做法”，并以北京为例。

从2016年开始，北京已组织中学生列席市政协会议。北京迈出这一步，与致公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梧华有关，张是江苏省政协委员。

2012年，张梧华曾在华盛顿组织过一次座谈会，一位时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是中方代表之一，参会的美国国会议员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致公党到底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　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什么？

张梧华意识到，外国人对政协制度的了解，依然有限。“下一代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群体，让学生了解政协制度很有必要。”

其时，中国教育界已经接纳了“模拟联合国”的提法，“为何我们不可以模拟政协，让学生了解国情？”曾任上海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的张民生，非常认同张梧华的想法：“完全可以打造成教育改革的范例！”

张梧华之所以选择模拟政协而非人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大是立法机关，而政协的环境相对宽松”。

但到底能不能模拟，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张梧华多次到北京拜访相关领导。“有的领导不好当面说，离开办公室后，他们的秘书会单独拉我过去，问，‘上面从来没批准，到底能不能模拟？”

摆在张梧华面前的第二个难题是，模拟政协的活动，到底应该由谁来办？　身为安生教育集团的CEO，张梧华从2012年开始，先以“安生中国创新英才特训营”的方式，将模拟政协的内容融入。

特训营为期两周，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交通补贴。参加过相关活动的师生表示，“交了几百块钱的材料费”。“工作人员开支、食宿费和宣传费等，都是由集团补贴。”张梧华解释。

张梧华一直强调活动属于公益性质，但很多省市的教育部门听到是民间机构办的，纷纷表示，“作为个人支持是可以的，但不能代表一个政府部门来支持。”

转机出现在2014年，在致公党中央教育委员会指导下，全国模拟政协活动组织委员会成立。

同年8月，首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在北京举办，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和扬州中学的两份优秀学生提案，经江苏省政协委员代提交江苏省政协大会。

为了让更多的学校接纳模拟政协活动，张梧华主动联系了不少知名中学。2016年，张梧华找到北京101中学校长，邀请该校参加模拟政协活动，后者答应参加，再后来有了青少年列席北京市政协会议的做法。

找“最大”的部门

北京101中学把任务交给了政治课教师李杰。与各地中学接洽时，张梧华发现，推动活动落地的，往往都是政治课老师。

李杰的学生杜宸澜，因为一份提案，在高二那年，把自己“活”成了一道文科高考题。

2017年，还是北京101中学高一学生的杜宸澜选修了“模拟政协”课程，同班二十多名同学，在一年时间里，围绕政协章程、时事政治和社会调查方法，以小组的形式，发现问题，并研究完成提案写作。

一年后，杜宸澜把经过4个月时间打磨的提案带到北京市政协会议上。没想到，中学生提案成了当年北京高考政治试卷中的一道选择题。

2017年冬天，正逢高一寒假，为了完善提案，另一位组员、同样是选修模拟政协课程的薛琪洪，请父亲开车，带着几位高中生前往河北乡村地区的中学，调研城乡学校图书流动机制达成的可能性，“每年我们都会多出很多旧书，单独寄快递到乡村中学邮费很贵，于是就想能不能统筹一个机制出来。”

政协提案只停留在发现问题的层面是不够的，提出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是让一个提案完整的关键。为此，小组成员还开展了一轮可行性调研。

首先是如何解决邮费高的问题，薛琪洪首先想到财政拨款。他敲开了北京市财政局的大门，被工作人员一句话劝退：“财政拨款不是随便动的。”

薛琪洪又琢磨，可以劝快递公司少收钱。这名高一学生又跑到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国家邮政局，“要找就找（权力）最大的部门”。一名负责扶贫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在认真听了薛琪洪的想法后，表示支持。

结合上北京市“两会”的需要，提案的视角从“全国”换成“京津冀”。最终，《关于建立京津冀城乡学校间图书流动机制的提案》形成了。

紧张感是“小委员”们都会经历的情绪体验。杜宸澜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参加会议之前，自己提前准备了两套西服，认真翻阅政协章程。会议前几天，不忘练习微笑和张弛有度的待人礼仪。前一届列席会议的高年级学姐，传授给杜宸澜参会经验：“看到记者，就绕开走；如果太冗长，会议中间想打瞌睡的话，可以去厕所。”

最重要的是，“将自己准备的提案打印了许多份，希望能有正式委员将提案带到政协会议的讨论桌上。”杜宸澜说。

模拟政协的过程，促使学生去了解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和特点。在杜宸澜的提案中，她建议“由团委负责图书的收集和发放”。有人问杜宸澜，为何选择团委而非教育局，杜宸澜反应迅速：调研中，分别与校团委和海淀区团委都接洽过，“很难找到另一个在不同学校都有分布的组织了。”

是否明白在做什么？

填报高考志愿时，杜宸澜和薛琪洪分别选择了心理学和公共管理专业。两人都坦言，模拟政协的经历，或多或少影响了专业选择。

回望当初的经历，已经是成年人的杜宸澜，特地给南方周末记者发了一段感想：“追求相同的目的——民主，不同的国家却走出了不同的道路。西方的多党民选是一种，中国的民主协商也是一种，从来没有完美的制度，也无所谓优劣好坏，适合才最重要。”

“发现问题，参与协商的过程本身，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济南教育局局长王品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于学生的成长而言，有时这个结果也会带来更大的惊喜。”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列席政协会议，质疑的声音也开始出现，直言让未成年人“议政”，是搞些花哨的东西，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主义。

争议早在2016年就初见端倪。那一年，列席深圳市政协会议的14岁少年柳博，被媒体拍到身着一袭阿玛尼西装。霎时间，网友质疑“穿那么贵的衣服列席两会，真的好吗？”不少媒体竞相讨论：“未成年人列席会议，是否合规？”

当年的风波实际上并没对张梧华活动的推广造成影响。相反，各校校长的态度才是影响模拟政协能否落地的关键。

据张梧华回忆，他此前曾向深圳一位知名中学的校长宣传“模拟政协”，但被校长一句话驳回。

更多担忧的声音集中在：让未成年人“议政”，他们究竟能不能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让青少年坐下来‘商量，懂得‘商量。了解这些形式是必要的，但绝非形式主义。”济南市政协社教卫体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岩并不期望学生能解决多大的问题，“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协商民主，如果这样的形式深入孩子的内心，也算没有错过这道风景。”

全国政协委员杨文这样理解青少年的“商量”：“无论是在学校、家庭，乃至步入社会上，遇到问题，会把商量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受杜威“教育即生活”观念影响的王翔宇，是济南市教育局思想政治工作处处长，他更愿意把政治看作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当学生坐在会场里，观看着委员们忙碌的身影，与同伴一起商讨提案，他们的内心也会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

多种形式交织共存

如今，一个政治课老师想要参加模拟政协活动，会发现有很多摹本可以选择。

2014年，张梧华发起“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之后，2019年，团中央权益部发起了“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同年，人民政协报社举办的“假如我是委员”活动，直接提出要让“青少年以虚拟委员身份，体验委员履职”。

除此之外，与济南相似，部分地区的政协和教育局，也会组织各自的模拟政协，各地的活动交织共存。

山东聊城的做法是，为了让学生列席“两会”制度化、常态化，于2019年10月25日出台了《关于深化青少年代表列席全市两会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聊城的实践始于2017年，最早列席两会的12名青少年代表是从大中学生、团委书记和大学生西部计划中选择。到了2019年，青少年代表团扩充至27人。

相关工作还逐步向聊城下辖区县推开，目前已有4个县（市、区）组团列席。2019年东昌府区的数据显示，列席人员中还包括3名少先队员和3名中学生团员，年龄最小的列席代表是东昌府区新星小学的学生。

2021年1月26日，204名青少年在线观摩了北京市政协闭幕会，在阅读学生们的观后感后，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刘学增说了一句话：“他们会成为传播‘协商民主的一粒粒种子。”

连续带了几届社团的李杰观察到，参加模拟政协多半是学有余力、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孩子。以前自主招生考试审核时，很多同学为了参加自主招生回头找她要证书。李杰还发现“选修政治课程的学生热情高涨”。

“逃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去了解它、面对它，才可能知道它是怎样运转的。”此前，薛琪洪会认为，成就感是自己在模拟政协中唯一学到的东西。但如今，已读大二的他重新在过往经历中挖掘出一个新的命题：人在政治之中，究竟在扮演怎样的角色。

据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毕筱奇介绍，最近一段时间，济南相关部门从27个学校提交的学生模拟提案中，选出50件作为重点模拟提案汇编成册，“下一步准备从中再选出10件，提交给市长。”

汇编材料中，从字体、字号到内容结构，每一份提案都遵循着正规的格式要求，毕筱奇希望，提交给市长的10件提案，可以鼓励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