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明

1999年，由《辞海》空间科学技术分科前主编何正华先生推荐，我参加了《辞海》（第六版）和《大辞海》的编纂工作。何正华先生曾参加1979年版、1989年版及1999年版的《辞海》编纂工作，从无到有，建立并完善了《辞海》空间科学技术分科的内容。何正华先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从自己学着干，到2007年何正华先生退出，自己领着干，我始终怀着敬畏之心。这是因为《辞海》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知识殿堂，“对不对，查《辞海》”的观念从小耳濡目染。现在自己要承担编纂任务，是不是能胜任呢？而且我们基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 参加编纂《辞海》（第六版）时，我除了担任行政工作外，还担任了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的总指挥工作;参加编纂《辞海》（第七版）时，我任高分五号卫星的工程总师，和我一起参加编纂的朱卫国同志和殷前根同志在单位也承担了繁重的情报资料工作。我们最大的优势是《辞海》的编纂工作始终得到了单位领导的支持和关心。虽然在时间安排上我们都是半业余的，但是我们清楚，在编纂质量上一定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业余痕迹，要尽量达到辞海编纂处要求的编纂水准。这不仅仅是对《辞海》工作负责，而且空间科学技术分科实际上是反映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的一个窗口，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成就，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和心愿。

怎么能真正做到编纂工作坚持质量第一，“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呢？首先是要学习。我们参加编纂工作的同志在《辞海》（第七版）编纂启动阶段，共同学习了《辞海编纂手册》。相对整个《辞海》，空间科学技术分科从体量上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要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真正地反映出我国航天的概貌，并且真正做到读者有兴趣、同行专家能认可，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其次，在第六版的基础上开展第七版工作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完成收词工作。由于近年来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新的空间科学技术概念，新的航天工程，空间技术的亮点、热点比较多，相对第六版要求新增的词目数量比例较大。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辞海》的收词要求，经参加编纂同志的讨论，明确了收詞范围。横向收词，由于空间科学技术与相关的专业（如天文学）内容交叉重叠较多，为突出航天的特点，我们选词重点在空间应用科学技术方面，尤其是航天技术的发展及航天成就的展示;在纵向，按《辞海》对百科条目的要求，基本上是供专业以外的读者的查阅，因此收词要避免过专过细。因此我们对航天工程的收词，一般集中在系统级与部分关键的分系统级的概念、名词，避免细化到单机、器件一级。同时关注知识的系统性与公众的关注度。对于公众关注度，我们专门增加了一项在网络上查询的工作，进行大数据统计（这项工作我们做得还很初步），帮助我们在收词时能够更贴近公众关注度。如“万户”，这个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按常规选词往往会忽略，这次我们增补上去了。我们在词目确定以后，专门呈报辞海编纂处，得到了编纂处的大力支持与认同，《辞海》（第七版）空间科学技术新增词目达30%以上。

再次，在释文的编纂方面，我们几位编者互相做了约定，每条释文要明确出处，重要的名词、术语、事件和基本理论，重要学派的释文要参照两种以上的参考资料，有条件的要与国外同类辞典、文献的相关内容相比对，来自网络的解释只作参考。努力确保释文的“正确、可懂、可用”，并反映当代水平，不辜负读者“对不对，查《辞海》”的期望。

最后，由于参与《辞海》编纂工作的毕竟是少数人，为了避免在收词、释文方面的片面性，使之更具行业的代表性，在完稿前夕，我们还特意邀请上海、北京的航天专家、院士作为第一读者对《辞海》（第七版）空间科学技术分科的初稿进行审阅。其间专家提出了几十条修改建议，我们再次对释文进行集中修改，才最终完成了提交辞海编纂处的签字稿。

在编纂过程中，虽然我们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得更好，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一些遗憾，客观讲也一定还有不少不足之处。因此希望辞海编纂处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帮助我们收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在今后的编纂工作中不断加以改进。

（作者为《辞海》空间科学技术分科主编、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