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朝辉 程子恒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昆明 650031)

1 问题的提出

重大疫情防控是指为了保障社会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对突然发生的重大传染病疫情采取有效预防、及时控制的行动及过程。自2003年SARS病毒爆发以来，我国相继经历了甲型H1N1流感、H7N9禽流感、广东登革热等新发传染病的防控过程，这标志着重大疫情从传统常规防治转入突发应急防治的新阶段。2020年伊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领导全国人民“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1]，持续有效地开展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这既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之治”之重大疫情防控优势，又为当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趋紧形势下的世界各国疫情防控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重大疫情防控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其中，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及其信息治理，就是与疫情防控工作本身一样具有挑战性和复杂性的重要问题。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愈发热衷于通过信息技术赋能的网络社交平台自由地阐发观点、发表评论。近10年来，基于网民数量持续激增的网络舆情发展迅猛，日益成为不容忽视的舆论力量。在重大疫情防控期间，由于人们的活动场域和人际交往范围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网络平台更易成为政府防疫信息发布、网民舆情信息交流的重要空间。相较于一般性的网络舆情，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关注度更高、传播力更强、影响程度更深，如若其得不到有效化解，就有可能在群体极化性和传递偏差性的作用下脱离原生传播轨道，上升为与疫情防控工作同样棘手的网络舆情危机。

随着近些年网络舆情热度的持续上升，学术界开始关注网络舆情的发展机理及演变规律问题，比如突发事件舆情话题演进过程的“三阶段”[2]、重大疫情网络舆情演化模型的“四点四阶段”[3]等都是代表性研究成果。但既有研究大多是从信息情报学角度分析网络舆情的一般性特点及问题，专门从重大疫情防控视域探讨网络舆情及其信息治理的研究并不多见。此外，虽然现有成果也认为网络舆情在降温阶段可能出现变异和反弹，但缺乏解释力强的理论模型加以完整阐述。网络舆情相伴重大疫情而生，信息治理针对网络舆情而治。网络海量信息的流动、传播、变异、净化，表征着网络舆情演化的曲线图；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的热度高涨，催生信息治理的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故而，从信息治理的视角探究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意义十分重大。基于此，本文试图建构一种“弹簧”动力模型，尝试性解释影响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演化的相关作用力变量关系，以便更深入、动态地把握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的信息治理逻辑，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信息治理策略。

2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弹簧”动力模型

本文阐释的网络舆情“弹簧”动力模型，依据系统动力学及营力系统理论构建。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Jay W.Forrester教授所创立的一门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仿真建模方法，它是通过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力量变化关系来研究系统整体行为的理论[4]。仿照这一建模方法，充分利用弹簧的受力特点，运用动态过程的系统动力学原理，进而搭建网络舆情“弹簧”动力模型的主体架构。营力系统(Agent System)是源于地质学的概念，主要指引起地表形态运动和变化的自然动力，包括源自地球内部能量的内营力和源自太空外部能量的外营力[5]。参照营力系统的内外营力作用原理，在“弹簧”动力模型基础上尝试性分析内外部要素及变量互动的网络舆情动态变化过程。

相比较现有研究模型主要聚焦于网络舆情演变的阶段划分，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及营力系统理论构建的“弹簧”动力模型，重点解析推动网络舆情发展演化的四种基本作用力，并通过对其受力状况予以描述，进而展示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的动态演进过程，揭示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演变规律。

2.1网络舆情“弹簧”动力模型的架构与解析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必然受内外部多重变量的制约和影响，比如网络舆情事件性质、网络技术平台、政府信息治理水平、网民文明素质、社会舆论环境等等。本文构建的“弹簧”动力模型试图通过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勾勒出影响和制约这一过程的基本变量及其作用力，显然并非网络舆情发展演化过程的完整表达和详尽演示。在如图1所示的“弹簧”动力模型中，网络舆情演化系统被看作是由信息系统环境、政府治理主体等要素共同组成的动态弹性有机系统，而其所受的基本作用力包括来自网络舆情事件自身演化的信息压力(P)、政府信息治理能力表征的信息支持力(S)、信息压力大于信息支持力造成的信息阻滞力(Z)以及基于公众舆论表达需求和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的信息驱动力(D)。这四种基本作用力在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牵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网络舆情事件在这四种基本作用力的合力下，或逐渐趋于平息或引发为新一轮的网络舆情热点。

图1 网络舆情“弹簧”动力模型

网络舆情是在四种作用力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的，具体表现为网络舆情的蓄力生成、反弹加速、异化驱动、减速终结这四个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在蓄力生成阶段中，P和S处于失衡状态时(P≠S)有以下几种情形。当P>S时，网络舆情事件向外部环境演化过程中受Z(Z=P-S)的作用，外部环境对网络舆情事件施加D，推动网络舆情进入反弹加速的阶段。当P≤S时，S所提供的信息承载能力大于或等于P，在此过程中S发挥维持稳定的保障作用，网络舆情便不会经历如模型所示的演化过程。因此，在“弹簧”动力模型中，我们重点解析网络舆情发生演化(P>S)的情形。在P>S的蓄力生成阶段演化至反弹加速阶段中，当D≥Z时，P与S失衡程度较小，从而迅速驱动网络舆情演化进入减速终结阶段。减速终结阶段中P≈S，因此Z趋于0，此时D随之减弱也逐渐趋于0。当D

2.2基于“弹簧”动力模型的网络舆情演化营力系统如图1所示，在纷繁复杂的网络外部环境和政策内部环境的冲突与耦合中，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不仅受到外力作用，还受到内部要素相对运动形成的内力作用。通过引入地质学中的内营力和外营力概念，可以对基于“弹簧”动力模型的网络舆情演化作用力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展开更深入的分析。内营力指源自网络舆情事件自身演化的信息压力，外营力包括网络舆情演化的信息驱动力、信息支持力和信息阻滞力。基于“弹簧”动力模型的网络舆情演化营力系统就是内营力和外营力子系统相互融合、相互运动、共同作用的有机统一。

2.2.1 网络舆情信息压力 信息压力是指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体系运行速度和规模对网络信息资源环境所产生的需求，属于网络舆情演化内营力子系统。信息压力源于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对网络信息聚合和信息处理能力的需求。在“弹簧”动力模型揭示的网络舆情蓄力生成(即图1中长方体实物向左运动)阶段，个别网民的个性化表达经过网络信息聚合的过程上升为群体极化性舆论，从而对网络信息资源环境施加网络舆情信息压力。这种信息压力与随互联网普及率剧增而来的信息需求量成正比，而这种信息需求量在以新媒体网络平台为传播媒介的大数据时代更是呈指数化趋势增长。

重大疫情直接关乎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事件更易卷入社会舆论的中心漩涡，故而其影响力及其信息压力远超一般性网络舆情事件。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的信息压力，实际上是由重大疫情防控引发的网络舆情事件发展速度和增长规模对网络环境治理基础及政府信息治理能力所形成的特殊要求。根据“弹簧”动力模型演示，信息压力与信息支持力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并共同作用于网络舆情生成、加速、异化、终结四阶段。在重大疫情的防控过程中，地方政府所承受的网络舆情信息压力总是无处不在，一旦这种压力超出常规体制运行所能提供的信息支持力，网络舆情将不可避免地向加速和异化阶段发展。

2.2.2 网络舆情信息驱动力 在网络舆情演化外营力子系统中，信息驱动力是影响网络舆情演化进程的决定力量，它不仅包含网络舆论表达的外部需求拉力，而且包括网络舆情演化的外部环境推力，两者的合力构成信息驱动力。

其一，外部需求拉力主要源自社会环境中个体传播和圈层传播的并行并存。在大数据主导的网络环境下，传播介质的即时化、舆论格局的扁平化使得人们看到媒介赋予个体的舆论自由[6]，这种环境下的个性化信息需求及网络话语创造活力得以充分激发。因而，个性化舆论表达需求是推动网络舆情演化的终极动力。如“弹簧”动力模型所示，造成网络舆情事件演变为网络舆情热点的信息驱动力并非取决于个别人的个性化舆论表达，而是取决于由个性化舆论表达经圈层传播形成的群体极化性舆论表达。

其二，外部环境推力主要源自信息技术赋能和信息助力的共生共振。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外部环境推力，为公众舆论的充分表达提供了数字化的共同体，进而为网络舆情演化提供重要驱动力。在“弹簧”动力模型的演示中，外部环境对网络舆情演化的推力形象地通过弹簧经压缩后所释放的弹性势能的作用实现。需要说明的是，网络舆情演化的信息驱动力作用过程并非如“弹簧”动力模型中的简单示意，而是由具有复杂多元性驱动要素的合力作用而成，因而很难用某一种具体的作用力和作用类型来加以表示。

2.2.3 网络舆情信息支持力 网络舆情演化外营力子系统中的信息支持力与内营力子系统中的信息压力相对应，信息压力源于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持续增长的对网络信息聚合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内在需求，信息支持力则表示政府信息治理能力与网络信息资源环境对网络舆情演化过程形成的控制力、化解力与保障力。信息支持力可视为网络信息资源环境状况与信息治理方式、规模及效率耦合作用的最终体现。较高的政府信息治理能力促进网络信息资源环境内部各要素的相辅相成及有机统一。作为决定信息支持力大小的关键变量，政府信息治理能力可通过网络舆情信息监管的科学化水平、信息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程度、数据信息利用的集约性效果等指标加以衡量。

信息压力存在于网络舆情演化的各个环节，同样地，信息支持力也贯穿网络舆情演化的始终。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事件的发展演化过程往往呈现出迅速聚焦、快速升温的特点，突如其来的信息压力总是超过既定的信息支持力，进而造成网络信息资源环境的过度超载。这就意味着政府系统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信息治理策略以适应网络舆情事件自身发展的演进规律，减弱因信息需求扩大和信息资源聚合造成的信息压力，降低网络舆情演化系统与网络信息资源环境之间的摩擦系数，提升网络信息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限度。

2.2.4 网络舆情信息阻滞力 网络舆情信息阻滞力是指网络舆情演化系统与网络信息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的摩擦力，属于网络舆情演化的外营力子系统。前已述及，如若网络信息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政府信息治理能力足以满足网络舆情信息需求，那么信息支持力和信息压力之间就会形成动态平衡，信息阻滞力就随之减弱；反之，如若网络信息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政府信息治理能力难以满足网络舆情信息需求，那么信息支持力就会小于信息压力，信息阻滞力就会得以强化。实践中的信息监管不科学、信息资源配置不合理、信息技术平台不共享等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信息支持力和信息压力之间的失衡。从这层意义而言，降低信息阻滞力是驱使政府加强信息治理以化解网络舆情的基本依据和关键环节。

网络舆情演化进程中的信息阻滞力可区分为被动阻滞与主动阻滞。被动阻滞因素主要指其他公共舆论事件的强烈冲击或取而代之，而主动阻滞因素则包括政府的积极干预手段、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等。面对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不断升温的网络舆情热点，倘若只是一味坐等被动阻滞因素的“从天而降”而不采取必要的能动措施，网络舆情热点在疫情谣言与恐慌情绪共振作用中引发关联舆情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但如若规范网络舆情管控、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网络舆情事件的演化轨迹。

2.2.5 “四力”之间的内外营力关系 基于“弹簧”动力模型展开网络舆情演化营力系统分析，可以发现在网络舆情蓄力生成阶段，因某事件引发个别人的个性化舆论经过信息聚合作用形成网络舆情信息压力，对网络信息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出了迫切要求。网络舆情事件的持续升温，造成了信息支持力与信息压力之间的失衡，从而开启了网络舆情演化进程。如“弹簧”动力模型所示，网络舆情演化进程明显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信息驱动力作用。公众表达需求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双重驱动力推动网络舆情演化进入反弹加速阶段，进入这一阶段后的信息阻滞力使得网络舆情演化进入异化驱动阶段。在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随着网络信息资源环境承载力及政府信息治理能力的持续提高，公众舆情信息聚合的强度减弱，信息支持力与信息压力逐渐趋向调和。由于网络舆情信息阻滞力的大小取决于信息支持力与信息压力之间差距的大小，因而随着信息支持力与信息压力的调和，信息阻滞力的强度逐渐减弱。另外，由于政府信息治理能力的提升，网络舆情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公众的舆论表达需求逐渐减少，信息驱动力随之减弱，在“四力”达到调和状态时网络舆情演化最终走向减速终结阶段。

3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的信息治理实践——“大理口罩事件”的案例剖析

上述基于“弹簧”动力模型对网络舆情演化营力系统的解析，大致阐释了四个基本力推动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演化的内在发生机理及作用效能。为了更直观、清晰地呈现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的信息治理逻辑，本文选取“大理口罩事件”进行典型案例分析，结合“弹簧”动力模型剖析地方政府在网络舆情信息治理过程中的各个实践环节及其问题。

3.1信息压力与信息支持力初失衡：多元主体技术赋权的蓄力生成阶段2020年2月2日，云南省大理市卫生健康局发出的《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显示，为切实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云南省瑞丽市发往重庆市的9件口罩被“依法实施紧急征用”。2月3日，重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小组发函恳请大理市卫生健康局予以放行，但大理方面表示口罩已分发使用，无法追回[7]。至此，“大理口罩事件”进入网络舆情演化的蓄力生成阶段。按照“弹簧”动力模型的营力系统理论分析，网络舆情事件上升为网络舆情热点需要经历新媒体传播路径进入大众视野的信息聚焦阶段，这一阶段的蓄力生成可以看作是“刺激——反应”的过程，其反应敏度较高、爆发时间较短。由于网络本身固有的互动性、即时性和隐匿性的特点，使得网络舆情信息的传播和扩散处于超控制的状态之中[8]。 “大理口罩事件”一经各大媒体平台的相继报道，相关舆论信息迅速散播，个别人的个性化舆论表达经圈层传播的作用迅速演化为群体极化性舆论，信息压力随之迅速增大。

透过“大理口罩事件”的案例分析发现，其网络媒体信息聚焦的蓄力生成过程，经历了个性化舆论表达、群体性舆论表达、网络舆情热点形成等三个步步为营的紧密环节。首先，针对“大理口罩事件”的个性化舆论表达，在信息汇聚的作用下上升为群体性舆论表达。其次，群体性舆论表达诉求的扩大引发“大理口罩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热点，信息压力随之增大，进而向网络信息资源环境及政府信息管理系统发出信息支持力请求。网络信息资源环境涉及网络信息环境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及协同共享状况，政府信息管理系统涉及政府信息管理的体制、方式与能力。在“大理口罩事件”的蓄力生成阶段，持续升温的网络舆情热度形成的超负荷信息压力对网络信息资源环境和政府信息管理系统提出了很高要求。

3.2信息驱动力的双重作用：网络媒体信息聚焦的反弹加速阶段2月6日下午，云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对大理市卫生健康局征用疫情防控物资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立即返还被征用的物资[9]。这实际上是官方对这次事件调查核实后的首次正式表态。官方正式通报一出，网络媒体相继进行转发、评论，相关信息迅速聚焦，公众对后续的相关责任人身份及其相应的纪律处分结果“翘首以待”，“大理口罩事件”的社会舆论热度逐渐升到峰值。根据“弹簧”动力模型的信息驱动力原理，网络舆情演化的信息驱动力是既有信息技术手段对网络舆情演化推力和社会大众对网络舆情信息需求拉力的合力作用。据此分析，一方面，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通过超密集异构网络实现高速互联互通和稳定信息交感，意味着外部环境推力对“大理口罩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发挥着重要的技术驱动作用。另一方面，公众对与“大理口罩事件”相关的信息需求量的激增，则构成这一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信息需求拉力。如此一来，在公众信息需求拉力和外部环境推力的双重驱动下，“大理口罩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进入反弹加速阶段。

从2020年2月2日事件发生到2月5日期间，以“大理口罩”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百度指数与360趋势搜索指数均显示为0，但在官方正式通报以后，百度指数于2月6日迅速上升至10 042，次日360趋势搜索指数也飙升到12 587(见图2)。这实际上就标志着“大理口罩事件”进入了网络媒体信息聚集、公众信息需求量激增的网络舆情反弹加速阶段。参照相关学者定义，该事件已经逐渐白热化为有较多民众参与讨论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热点事件[10]。网络舆情发展到这一阶段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关键取决于政府信息治理的效能体现。

图2 关键词“大理口罩”的搜索指数对比

3.3信息压力与信息支持力的再失衡：证实偏差舆情冲击的异化驱动阶段网络舆情演化到反弹加速阶段，由于各种个性化负面信息的刺激性特点，网民在网络媒体平台众声纷纭的信息中往往真伪难辨，从而产生证实偏差。证实偏差所带来的刺激性网络舆情信息有可能引发信息支持力与信息压力的再度失衡，公众发表舆论的积极性被重新调动起来，信息需求拉力使得信息驱动力再次增强。此时，如若政府没有及时公开必要信息抑或采取不彻底的追责问责措施，公众极易在猜测的基础上发表偏差性舆论；如若政府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但公众出于理解的偏差往往产生感性化解读，最终导致网络舆情出现异化的趋势[11]。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网络舆情与一般性社会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相比，既有共性特征又有个性差异。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往往是由直接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公共卫生事件引发，公众舆论表达的信息需求拉力更大，更易造成证实偏差。

自2月6日官方正式发布对“大理口罩事件”的通报批评后，社会公众的关注热度持续升温了几天之后，事件真相在网络舆情信息爆发过程中有趋于失焦的迹象，表明其已演化到证实偏差舆情冲击的异化驱动阶段。这一阶段，虽然由于证实偏差导致网络舆情出现异化趋势，但较之网络舆情演化初期信息支持力与信息压力严重失衡的情形，这一阶段所体现的失衡程度较浅，具体表现为2月24日搜索指数的回升幅度比2月6日到达的峰值小得多(如图2)。这是因为在“大理口罩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蓄力生成阶段，信息聚合向网络信息资源环境施加了信息压力，而上级政府的官方通报批评则向网络舆情演化系统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力。所以，当这次网络舆情演化到异化驱动阶段时，信息支持力与信息压力之间的适应性持续加强，从而使信息阻滞力大致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

3.4“四力”调和：政府干预信息治理的减速终结阶段从2月9日到23日期间，随着官方通报批评的出台，“大理口罩事件”的热度在信息系统环境的综合作用力下趋于降温，但由于上级政府的追责问责结果尚未公布，因而这一网络舆情过程并未走向终结，网络上的各种负面信息仍此起彼伏。2月24日，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网站发布《大理市违法扣押征用防疫口罩受到严肃查处》的公告，连续用“三个严重”的措辞说明这起事件造成的后果，即“严重干扰了全国防疫工作大局，严重破坏了防疫工作纪律，严重损害了云南防疫工作形象”，同时也明确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追责问责结果[12]。这一公告公布的当天，公众对“大理口罩事件”的关注度再度升温，表现为百度指数和360趋势数据又出现了新一波的回升(如图2)。但此时，无论是网络媒体的报道评论，还是广大网民的舆论表达，已经越来越趋于理性与平静。社会公众的关注点已经从难辨真伪的多源流信息聚焦到官方发布的单向度权威信息。

根据“弹簧”动力模型的营力系统分析，云南省纪委省监委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及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对违法失职的相关责任部门及个人采取公开公正的追责问责措施，实际上为推动“大理口罩事件”网络舆情热点走向减速终结阶段提供了终极信息支持力。正是由于上级部门官方权威信息的及时公开与舆论引导，公众对“大理口罩事件”有了更明晰的看法和理性的判断，因而，针对该事件的公众舆论表达的信息需求拉力也趋于弱化，代表信息驱动力的“弹簧”弹性势能逐渐减弱。加之新媒体平台通过对其他新闻事件的报道，将“大理口罩事件”冲淡于人们的视野外。对应信息支持力的持续提升，信息压力随之弱化，网络舆情演化的内营力和外营力逐渐趋于调和，“大理口罩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终于走向终结。

4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的信息治理策略

综上，网络舆情演化进程始终受到来自网络信息环境系统的内外营力驱动、支持及阻滞作用，而优化网络信息环境系统的关键在于政府信息治理。相比于一般性舆情信息，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信息传播性更广、刺激性更大、渗透性更强，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在坚持新时代党中央重大疫情防控总要求的根本前提下，分别从信息治理的前置端口、中间过程、后置反馈等三个环节不断探索和持续创新积极预防与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的方法和策略，正确引导信息驱动力，切实提升信息支持力，合理释放信息压力，持续弱化信息阻滞力，调和内外营力，引领网络舆情向积极方向发展，从而筑牢重大疫情防控的舆论防线。

4.1前置端口：守住网络舆情风险预警防线的三道信息传播“关口”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引发的网络舆情往往是政府信息治理发生偏差的直接外在表现形式。如若在政府信息治理的前置环节即涉及网络舆情事件的信息传播“关口”加强监测和预警，不仅网络舆情危机难以爆发，就连网络舆情的一般演化进程都难以开启。因而，在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必须尽早在信息治理的前置环节建立及时把握、快速反应、有效应对网络舆情信息的风险预警机制，在多元主体技术赋权的蓄力生成阶段正确把握网络舆情的演化生成规律，从人际传播、传统媒体传播、新媒体传播等三大信息传播“关口”入手，牢牢守住网络舆情风险预警防线。

首先是人际传播关口。网络舆情的引发源自个体的个性化舆论表达向群体的极化性舆情方向的蓄力生成，切断这一通道的关键在于打造“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网络信息环境，净化社会舆论环境，净化人际交往环境，构筑一道团结和谐为主、纯洁健康为上、弘扬正气为要的人际交往网，进而有效防止个别情绪化、消极化、负面化甚至极端化舆论的散播。这就需要政府采取多元化的知识、文化及信息传播手段和载体，在全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传播弘扬和熏陶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或“主线”的先进价值观念，统合人际传播的价值导向，维护人际传播的精神主线，筑牢人际传播的思想共识。

其次是传统媒体传播关口。把好媒体传播这一关口，关键在于“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13]。在重大舆情防控过程中，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依然是政府发布权威性数据及相关信息的重要载体，只不过更多地以数字传媒的形式，借助智能手机、互联网主导的新媒体加以传播。一言以蔽之，新媒体传播“关口”把控需要传统媒体承载的内容支持，传统媒体传播“关口”把控需要新媒体传播的平台支撑。重大疫情防控新常态下，我国各级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定期召开面向全社会同步的电视直播和网络直播新闻记者发布会，持续性地实时发布客观、全面、真实、及时的疫情信息，公布疫情工作进展，解答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两种媒体有机融合的信息治理策略。

最后是新媒体传播关口。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多媒体等技术支撑的新媒体，是社会公众及时获取信息、广泛收集信息、实时表达信息的便捷通道，其在网络舆情演化营力系统中发挥着特殊功能和重要作用。就政府而言，必须充分运用网络新媒体技术平台提升信息治理能力、增强信息治理效能。就网络平台而言，必须准确传递传统媒体承载的权威信息，自觉抵制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或准虚假信息。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新浪微博平台增设“抵制疫情谣言 助力科学防控”专栏，对网络上的不实言论和证伪信息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假严控，有效遏制了个性化舆论表达在无依无据的情况之下肆意散播。

4.2中间过程：推行基于重大疫情联防联控的数字治理策略重大疫情防控是综合性系统治理工程，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共享性是实现高质量防控的前提和基础。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大数据发展，愈来愈推动重大疫情防控朝向数字化、智慧化、信息化的数字治理方向转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个别地方试图采取一些看似有效、实则存在较多负面影响的传统方式阻断传染源，比如采取挖断道路、堆砌石块的“土办法”阻止人员流动，挨家挨户敲门入户的途径登记人员信息，公开发布患者身份信息的方式寻找疑似病例，等等。随着疫情防控的深入，我国形成了常规防控、特殊救治、宣传舆论、后勤保障、国际合作“全景式”防控的“职责明确、统一指挥、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的联防联控机制。这一机制的全面有效推行，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基于大数据技术平台的信息互通互联互享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基础性作用力。事实证明，传统的信息治理方式已然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信息聚合的需求，打造智能化的数字治理格局更应成为重大疫情联防联控新常态下的基本策略，也应当成为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信息监测、网络舆情热点追踪、网络舆情事态研判、网络文化阵地建设的新手段。

为了加快实现防控行动精准化、防控手段科学化、防控效果高效化，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战全胜”，在前期局部范围先行先试的基础上，2020年2月29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正式推出全国范围内通行通用的“防疫健康信息码”(以下简称“健康码”)。“健康码”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统一电子证照系统，利用汇聚的卫生健康、民航、铁路等方面数据，为公众提供本人防疫健康信息相关查询服务，如是否为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患者、是否为同行密切接触人员等。通过数字赋能的“健康码”的推广使用，各地基于互通互联互享的全民健康大数据进行监测、预判和分析，进而根据疫情差异化程度采取不同路径、不同选择的分区分级治理策略，切实提升联防联控效率。

重大疫情的出现影响了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其与人们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的特性更易聚焦广大公众眼球，从而大大增加社会公众舆论表达的需求拉力。政府推出诸如“健康码”这样的信息技术防疫策略，本质上属于联防联控机制的信息化运用及数字化治理影像。在重大疫情防控的新常态下，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树立联防联控理念、创新联防联控模式，打造信息互通互联互享的数字治理格局，从网络舆情演化的蓄力生成阶段就重点针对公众的社会舆论表达源头开展有效的信息治理，及时消除社会公众在生产生活中对重大疫情防控的怀疑、焦虑、紧张心理，减弱基于公众网络舆论表达需求拉力形成的信息驱动力，增强政府信息支持力的承载力度，从而有效遏制网络舆情异化驱动的动力源和压力源。

4.3后置反馈：持续完善网络舆情信息治理的监管问责体系在公民身份具有隐秘性的网络空间中，人们容易摆脱角色的束缚和限制，日益开放的网络环境既给人们带来了表达的自由，也给网络舆情的规范与控制带来了许多挑战。因而，需要以标准明确性、运用强制性、效果即刻性的网络立法为后盾，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化监管，对政府信息治理开展程序化问责，对网站论坛活动予以规范化评估，对一切制造谣言、发布谣言、散播谣言造成有损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个人或组织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从而维护网络信息传播的安全，推进网络舆情秩序的稳定。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热点从蓄力生成走向减速终结，并非意味着信息治理的结束，而是前置端口——中间过程——后置反馈的信息治理新一轮循环。首先，在蓄力生成阶段，公众发表网络舆论的需求必须借助移动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得以满足。通过在新媒体硬件终端中植入监管插件或建立网络舆情敏感字库，从而呈现对网络舆情的源头监管及有效控制[14]。其次，在网络媒体信息聚焦的反弹加速阶段，网络舆情传播已经历了从个性化舆论到群体极化性舆论的演变。此时需要政府对网络舆情做出积极正面回应，冲淡当下舆情事件的从众化关注和非理性猜疑。再次，在信息支持力和信息压力再度失衡的网络舆情异化驱动阶段，需要推行问责机制以进一步提升政府部门的技术防疫水平和信息治理能力。最后，在网络舆情的减速终结阶段，政府应立足于总结、评价与反馈。

综上所述，后置反馈环节的信息治理策略，关键在于网络舆情损害评估体系和政府系统问责机制的构建及推行。前者针对网络媒体平台发布信息的负面性影响进行系统评估，从而进一步提升网络媒体平台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重大疫情防控期间，一些新闻媒体利用人们对疫情焦虑和迫切需要获取外界信息的心理，采取断章取义甚至不惜采取捏造事实的方式通过骇人听闻的标题与内容来获得点击量[15]。这就需要通过构建网络舆情损害评估体系为网络媒体平台制定准入规则，削弱外部环境对网络舆情演化的信息驱动力。后者强调建立合理有效的问责机制以及时处理干扰防控工作大局、破坏防控工作纪律、损害防控工作形象的行为，并严肃追责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以此克服网络舆情演化的异化驱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