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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关于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的研究述评

2021-01-31

关键词:布莱希特古典戏剧

沈 浩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是20 世纪以来戏剧场域一个重要的存在。他的舞台实践和戏剧理论被学界接续读解,尤其是他对戏剧思索品格的拓展,为戏剧界带来的戏剧理性审美等戏剧思想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世界戏剧舞台创作。其“叙述体戏剧”体系和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基体系、中国的梅兰芳戏剧体系并肩,已成为世界上三大戏剧理论体系。戏剧的成功取决于它与时代脉动的关联,也取决于它对时代的关切与思考,还取决于它对时代进步的贡献与推动。[1]

20 世纪30 年代,布莱希特的理论和作品开始传入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国学界对他的理论研究、舞台实践从未停止过,并在逐步深入过程中。系统翻译和研究布莱希特大致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布莱希特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亲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身份引入文艺界,黄佐临是布莱希特理论的重要研究和引入者之一。1958年,黄佐临亲自导演布莱希特的经典剧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并于1962 年的“广州会议”上向戏剧界提出,应该对布氏的“叙述体戏剧”予以关注。1961 年起,卞之琳就开始着手著《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1962年于《世界文学》上连载三期。

新时期,戏剧艺术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以后,对布莱希特的研究走出泛政治化。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中国戏剧协会国际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布莱希特讨论会。会议旨在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加强对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及其意义的了解,探讨在我国介绍布莱希特戏剧体系的远景及各种困难,并希望通过这次讨论会促进我国话剧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开展介绍布氏体系的活动。[2]此后研究热潮迭起。在诸多研究路径中,关于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具体而言,可以细分为三个维度:中国古典哲学对布莱希特的影响研究、中国传统戏曲对布莱希特的影响研究、布氏剧作与中国文化元素的关系研究。

一、中国古典哲学对布莱希特的影响研究

布莱希特拥有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喜好和执着的情感。在思想文化层面,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有着历史渊源。正如他的夫人海伦·魏格尔所说的:“布莱希特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原则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布莱希特戏剧里流着中国艺术的血液。”[3]学界随后发现布莱希特虽然接受了中国古典哲学各个派别的影响,但是布莱希特对墨家学说的研究,比对道教和儒教的研究要深入得多。

1983 年,吕龙霈在《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中,他把布莱希特的剧作和中国古典哲学论著,尤其是和有关墨子的论著作互文性影响研究,“没有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对其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同样不会有驰名全球的社会哲学戏剧家布莱希特。”[4]该文为后来学者研究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之关系起到了先导作用。1993 年,陈良梅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布莱希特的〈墨子·成语录〉与墨子的伦理道德观》,1994 年卫茂平在《读书》上发表的《布莱希特与墨子》中叙述了布莱希特在流亡期间,伴随着他度过这一段艰难岁月的有一幅孔子画像。除了这幅孔子的画像外,他在流亡多年的途中还带着一本墨子的书。这本书是他的朋友汉学者福克翻译的,译为《社会批评家墨子及其弟子的哲学著述》。受到这一启发,他作了一百八十多页并假托墨子所写的《成语录》。这都是布莱希特哲学思想与墨家学说亲密碰撞的力证。

也有一派学者把视野放在了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儒家的视阈中。2012 年,罗炜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布莱希特与孔子》一文。他研究梳理发现,在20 世纪20 年代中叶布莱希特最早开始注意到儒家哲学作为道德和生命哲学的务实的一面。布莱希特和儒家的关系也同他与墨家的关系具有内在联系。布莱希特创作的教育剧《孔夫子的一生》正是他追求孔子及其思想的表现。通过对布莱希特近三十年吸收借鉴孔子及儒家思想主要情况考查,佐证了孔子及儒家对布莱希特戏剧创作和文艺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

1998 年,丁扬忠发表了《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一文,是应布莱希特的百年诞辰而作。丁扬忠认为布菜希特创作史诗戏剧的过程中,广泛吸收了欧洲和东方的戏剧文化遗产。他参考了同时代德国的皮斯卡托导演、苏联的梅耶荷德导演的艺术方法。在西方戏剧文化方面,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狄德罗到德国的莱辛、歌德、席勒、黑格尔等经典都给了布莱希特启发和营养。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日本文化对布莱希特的影响被世人所认可。布莱希特的戏剧和东方文化的关系是戏剧学者们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国文化是从中国戏曲和中国古代哲学两个方面影响了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创作。2013 年,张黎发表《布莱希特与〈易经〉》。论文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同时,研究了布莱希特在流亡期间对中国古典《易经》的接受及《易经》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解读布莱希特的〈易经〉:中国哲学的“思想启发”》更是他对布莱希特与中国元素——《易经》的终极探究。2017 年,彭玥、任运忠合作发表了《布莱希特〈变易之书〉中的〈周易〉智慧》,认为布莱希特热爱中国文化哲学,而《变易之书》的命名也是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周易》。书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情景的发展深深地刻上了《周易》智慧的痕迹,比如书里《米恩列关于登高山的比喻》和《更换方法》的故事分别体现了《周易》中明夷卦“艰难之时韬光养晦”的道理,以及困卦“困境丛中思出路”的思想。[5]

学界对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之间的问题尽管各自彰显学术特色,但还未研究穷尽,有很多问题还亟待探讨。例如,布莱希特和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全貌究竟是如何,为什么作为出生于哲学之都德国的布莱希特喜好中国古典哲学,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现代性转换问题等都可以研究分析。虽然学界这一方向的研究近几年有些平静,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层面的问题就已经全部解决完毕。

二、中国传统戏曲对布莱希特的影响研究

学界对布莱希特的创作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关系的研究也方兴未艾。1980 年,《戏剧艺术》上刊登了丁扬忠的《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曲》。该文探讨了中国古典戏曲对布莱希特戏剧创作的审美启示,从中西戏剧影响研究的视阈出发,剖析了中国传统戏曲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审美启发及布莱希特对古典戏曲的借鉴与吸收。这不仅明显地能感受到布莱希特在中国的研究逐渐地“去政治身份化”,同时也开启了布莱希特戏剧理论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研究道路。1982 年,薛沐发表了《第四堵墙及其他——布莱希特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表达了他不同于丁扬忠在《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曲》中的观点:“布莱希特‘间离效果’与中国古典戏曲是一致的。”他指出:“布莱希特说中国戏曲的表演方法是破除生活幻觉的,和他的方法一样。我认为中国戏曲的表演方法不是破除生活幻觉的,和他的方法不一样,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是误解了。而这种误解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看中国戏曲实在太少了,仅仅只有一次,对中国戏曲发展史也了解不多,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恐怕接触就更少了。”[6]

1983 年,赵耀民的《叙述体戏剧观的缺陷与意义》直接把布莱希特标榜为“幸运的”“由误读而引起”的伟大的艺术家。“误读说”一经提出,很快被学界所接纳。“误读”也是在传统和现代的关照下产生的,是现代的布莱希特的眼光审视反思传统的古典戏曲的产物。“误读说”是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现代性挖掘,无疑也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考察和观测的。相较于把布莱希特当做“共产主义”而引进研究,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审美的回归。

这种“误读”并非是消极意义上,相反学界更倾向于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误读”。有学者这样看待,“虽然他对中国戏剧的解释,只限于和他的间离说有某些联系,而且并不十分确切,甚至有些地方还十分牵强,但他的友善态度和好学精神,却是西方戏剧家中的第一人。因此,在他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一切,我们只能看做是他对中国戏剧的一种主观意念上的解读而已。”[7]或有学者认为,“布莱希特的叙述剧‘间离效果’理论作为对欧洲传统亚氏戏剧之革新,在‘演员与角色的辩证关系’‘演员与观众的辩证关系’两个层面受到中国戏曲的启发影响。布氏对中国戏曲的认知与解读既敏锐捕捉了其中的某些美学特质,同时也存在误读。”[8]正是因为布莱希特对中国传统戏剧的“误读”,才会有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体系的诞生。所以我们更应该持有“包容态度”,不应该过度指正布莱希特的“误读错误”,不应该过度研究布莱希特是否“真正读懂”中国戏曲,而应该把学术眼光放得更为长远,落在布莱希特“误读”产生的价值和意义上。对布莱希特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研究未来指向何处,“旧事重提”至今都依然有意义。

2003 年,朱良发表了《论中国文化对布莱希特戏剧实践和理论的影响》。该文从中国文化对布莱希特戏剧实践和理论的影响这一视角,分析了布莱希特戏剧创作实践上的东方渊源和特色,探讨了中国文化对构建布莱希特史诗剧戏剧理论的重要意义。该文从两个层面来进行中国文化对布莱希特的戏剧的影响研究。认为实践层面上是中国文化推动了创作灵感在起作用,理论层面则是中国戏曲点燃了史诗剧戏剧理论。2017 年,首都师范大学梁丹丹的硕士论文《论布莱希特“疏离”说及其与中国文化关系问题》,从跨文化的视阈出发,对布莱希特的“疏离”理论作本质性的探究。以“疏离”正式提出的跨文化语境:布莱希特以中国梅兰芳戏剧演艺的不同文化解释文本为背景和参照系,综合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从“疏远”的美学和社会学方面探索其深层内涵。第一,在美学方面,“疏远”指艺术的诗性,正是诗的艺术形式的审美距离带给读者惊喜的审美感受,恢复了人在艺术中的诗意想象和审美自由。布莱希特对于梅兰芳艺术的解释文本,在美学层面上,表示他没有误读中国传统艺术富有诗性的艺术本质和精髓。这种诗性艺术形式内在契合于布莱希特的人与艺术的和谐艺术观中。第二,在社会学的层面上,“疏远”指的是“历史化”,从遥远的视点形成批判距离,表示实际世界的变化出现的可能性,人们反省自己的立场,促进观念的革新和改变现实的力量。布莱希特对梅兰芳演技艺术的解释文本,在社会学方面,创造性地解释了梅兰芳在演技艺术上的诗意惊奇,甚至扩展到了对社会认识的探究态度,中国传统艺术和先秦思想中变幻莫测的视角对这种“疏远”说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发和促进作用。

2016年,任子文发表《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纪念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逝世60 周年》一文。他认为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的借鉴不仅体现在戏剧美学上,而且还体现在戏剧创作和舞台实践中。放置于四个方面来论述他的观点:从中国戏曲中发现“陌生化效果”“开放式”结构的异曲同工之妙、对戏曲素材、艺术程式的借鉴与创新、对中国哲学思想和古典诗词的研读。这篇文章较为全面地吸收和接纳了历来中国研究布莱希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作为纪念布莱希特的文章,文章观点相当全面,这虽是优点,却也难免陷入了深度不够的窘境。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研究领域和价值空间广阔,难以凭一篇或几篇文章加以论述完整,这仍需我们学者一步一步探索和挖掘。此外,一个西方的戏剧家从中国传统戏剧的美学当中发现并汲取现代戏剧需要的审美因素,那么,这就力证了中国传统戏剧中的确蕴含着现代戏剧所需要的审美因素。如何从布莱希特戏剧中学习挖掘中国传统戏剧的现代审美因素,将是一个巨大的有意义的问题。

三、布氏剧作与中国文化元素的关系研究

布莱希特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部戏剧,但是新时代以后没有学者对布莱希特的作品进行全面的研究。研究的成果也还没有极尽。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是研究布莱希特的单一作品,另一方面则是停留在方法论方面来研究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理论。从单一作品的研究来看,仅对《四川好人》《三分钱歌剧》《伽利略传》《高加索灰阑记》《大胆妈妈和他的孩子们》这几部作品来研究,研究范围有待深拓。这既是研究布莱希特的另一大问题空间,也是学界应该加强研究的领域。2003 年,易乐湘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布莱希特创作中的中国情结》,主要通过介绍分析他的两部作品《四川好人》及《高加索灰阑记》,揭示了其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艺术风格等方面的中国烙印。

在布莱希特众多的剧作当中,在中国最被关注的是《四川好人》,研究成果颇多并且研究热度一直持续。1985 年,鲍黔明在《戏剧报》上发表《中国式的布莱希特戏剧舞台实验——〈四川好人〉导演札记》,这篇札记一定程度地表现出新时期的戏剧导演对布莱希特剧作的理解和探索,演员对布莱希特戏剧编排的认识。毕竟这时戏剧界对布莱希特的戏剧还处于实验阶段,那么这些认识和理解就显得浅薄。但这并不能掩盖中国对布莱希特剧作的研究热情。戏剧界对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做了本土化改编,改编后的川剧《四川好人》被学者们充分重视,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舞台实践。可以例证的是1987 年《戏剧报》上刊登两篇通讯报道,一是巢顺宝的《首都戏剧界盛赞川剧〈四川好人〉》,另一篇是慧敏的《川剧〈四川好人〉的价值不可低估》。

2007 年,张黎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异质文明的对话——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一文。该文全面考察梳理了布莱希特研究和吸纳中国文化的范围、目的、特点,以及布莱希特如何将中国文化的影响化于他的创作实践和文学理念;同时也指出了布莱希特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以及这种误解对后世布莱希特研究者的误导。张黎从还原历史的角度,溯源了布莱希特接触到的中国文化的源头,摘出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当中的哪些部分是以怎样的态度学习和借鉴的,以及中国文化对布莱希特的诗歌、史诗剧、陌生化效果产生怎样的影响都做了细致且精致的考究。研究布莱希特剧作与中国元素的成果还有谢芳的《好人何以变成坏人——评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谢芳和舒文玲合作的《〈四川好人〉中的中国文化》,张黎的《〈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卢炜的《殊声而合响 异翮而同飞——〈三峡好人〉与〈四川好人〉之比》,杨扬和徐永明合作的《简论中国戏剧对布莱希特的影响——以〈四川好人〉为例》等,学界关注不减,并且研究愈发深入,2020 年安徽师范大学的谢昭新在《民族文学研究》上发表《论老舍对布莱希特的接受与创新——兼及〈茶馆〉与〈四川好人〉之比较》,这是中国学界首次深入地把老舍的剧作同布莱希特的剧作一同比较,发现了布莱希特戏剧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持续影响,甚至是对中国戏剧经典的反哺作用。2021 年,谭渊在《同济大学学报》上发表《布莱希特的“中国榜样”与〈四川好人〉的侨易之旅》一文,折射出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的共鸣。

除了《四川好人》之外,布莱希特取材于中国元杂剧而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也是研究布莱希特与中国元素的关注点。关于此研究成果也很丰硕,如钟鸣的《跨文化传播与主题变奏——以〈灰阑记〉为例》、贾颖的《寓意剧的范式原则与中国戏剧寓言式思维比较——以《高加索灰阑记》为例》、刘佳的《元杂剧〈灰阑记〉对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的影响》、刘一澍的《理性引导争执——从〈高加索灰阑记〉对〈灰阑记〉的改编中看布莱希特的社会主义愿景》等文章。此外还有少量的关于《伽利略传》《三分钱歌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的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史节的博士论文《布莱希特诗歌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2010 年),以布莱希特翻译的12 首“中国诗”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布莱希特诗歌作品中其他的8 篇诗作,对布莱希特诗歌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最后,史节博士也对布莱希特诗歌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进行了归纳和提炼,分析出布莱希特在诗歌、其他文学形式方面接受和运用中国文化元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较为平面化、单薄和缺乏立体性的特点。在新时期以来学界虽然对布莱希特的理论研究更为多元,并且也涉及诗歌层面,但是并没有掌握德语的学者在中西比较下对布莱希特的诗歌作研究,这是中国布莱希特研究历史的一次突破。

从研究现状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布莱希特的剧作与中国文化、中国舞台实践有着呼应关系。但是也不可回避地暴露出中国学界目前对布莱希特剧作层面的研究对象单一化,主题单一化,创新性视野狭小等不足。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对布莱希特的翻译作品数量有限,质量平平,另一方面可能是国内还缺少一定的布莱希特研究资料。这也表明,目前我们对布莱希特的剧作仍需做创造性的学习和研究。

新时期以来,学界在布莱希特戏剧与中国文化之间建构起二元互动关系研究,同时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元素是具备现代性特质的,并且具有现代性转化的可能。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问题做了思想的突围。但由于对布莱希特的理论认识还尚待全面,掣肘了对布莱希特的深入研究,所以很多学者认识到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现代性的问题域,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供路径和借鉴方法上力不从心。这就迫切需要身为研究主体的当代学者秉持薪火相传精神,依实而观,据理而问,进入研究对象的本体,还原其历史本质及原貌,进而深拓“布莱希特”的现代光芒和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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