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1.0 引言

在《远岸》(ADistantShore,2003)中，英国黑人小说家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1958-)描写了英格兰白人退休音乐女教师多萝西(Dorothy)和非洲黑人男性难民加布里埃尔/所罗门(Gabriel/Solomon)①受难、遇害和跨种族交流的故事。二者的第一人称叙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替进行，菲利普斯旨在以此建立同病相怜的英格兰白人女性与非洲黑人男性难民之间双声部悲剧叙事模式。

遭受种族暴力迫害的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与遭受男权压迫的多萝西在英格兰北部威斯顿(Weston)村中名为斯通利的新区(new development of Stoneleigh)暂时组成了脆弱的跨种族命运共同体。对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之死和多萝西“变疯”而导致的跨种族命运共同体终结的描述可被视为菲利普斯对20世纪末以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男权主义为内核的英格兰反人权现象的政治文化批判。

2.0 难民、生存权与种族暴力

《远岸》中，卡里尔·菲利普斯虽未明确表明小说叙事的时间背景，但以作者本人2003年塞拉利昂旅行经历及其记录战后塞拉利昂作家生存状况的旅行文章《遥远的声音》(“Distant Voices”,2003)为依据，不难发现小说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叙事中提及的非洲内战应是始于1991年、止于2002年长达11年的塞拉利昂内战。如果说在《遥远的声音》中菲利普斯关注的是战争灾难后塞拉利昂作家和塞拉利昂文化发展的前途命运，在《远岸》中菲利普斯关注的则是为逃生从塞拉利昂流散至英格兰的非洲难民的生存问题。通过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的故事，菲利普斯试图向读者传递如下信息，即：随着非洲难民的到来，来自塞拉利昂的“遥远的声音”已成为英格兰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如何满足难民的生存诉求使其免遭种族歧视和种族暴力已成为英格兰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来自前英国殖民地塞拉利昂②的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作为塞拉利昂内战的受害者，想当然地将英国视为理想的避难所。事实并非如此，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历尽艰辛从塞拉利昂流散至英格兰，却被英格兰人以类似塞拉利昂种族暴力的方式剥夺了生存权。加布里埃尔/所罗门被当下英格兰监狱中的遭遇触发了对塞拉利昂内战与种族屠杀③的回忆。其第一人称叙事将塞拉利昂种族屠杀的历史与英格兰种族歧视与暴力的当下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

迫于生存压力，以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为代表的难民将英国视为世界上最安全自由的地方；然而，英国官方层面上接纳难民的政策与社会层面上对难民的消化吸收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作为惩戒机构的监狱成为集中表现与宣泄这一矛盾的场所。加布里埃尔/所罗门悲剧的成因可归结于以下两点：其一，作为来自前英国殖民地的人，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已将“殖民伦理中隐含着的‘自卑情结’和‘依赖情节’”(徐彬,2019:94)内化于心。以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和萨义德(Said)为代表的有色移民对英国的美好幻想与其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和迫害形成强烈反差。其二，以英国警察和光头青年亚文化群体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迫害机制不断挤压有色移民的生存空间，甚至剥夺其在英国境内的生存权。

与为提高生活质量而移民英国的人不同，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移民英国是为了实现最基本的生存权。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的难民身份使其对英国的期待和依赖愈发强烈，这可被视为流散英国的难民们的普遍心态。与加布里埃尔关押在同一牢房里的难民萨义德对英国是安全自由国度的确信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与其逃避本国境内死亡危险的强烈求生欲密不可分。在英国夫妇诬告其偷窃而被警察逮捕之际，萨义德非但不关心自己的命运，还迫不及待地向警察提出如下问题：“能在英国的空气中呼吸到自由的味道。这是真的吗？英国的空气与众不同”(Phillips,2004:79)。在劝说非洲女难民阿玛(Amma)前往英国的对话中，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内心安全自由的英国梦袒露无遗：“但是你必须尝试到达英格兰。那里的人很友好，还会给你提供食物和住所。我们在法国不受欢迎，我会帮助你的”(Phillips,2004:118)。

萨义德因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惨死狱中的现实触发了加布里埃尔塞拉利昂内战中父母被杀、两个妹妹被先奸后杀的家庭悲剧及其英国逃亡经历的回忆。通过穿插叙事的方式，加布里埃尔将当下英格兰监狱中狱警柯林斯(Collins)见死不救、恶语相加的种族迫害行为与远在万里之外的塞拉利昂种族屠杀的暴行联系在一起。

英格兰百姓对英国警察的种族暴力已有所知，英格兰夫妇之所以诬陷萨义德偷窃，不过是想假借警察之手实现种族歧视和迫害目的。怀有种族主义思想的英格兰人与英格兰警察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谋关系。女主人公多萝西的妹妹希拉对此心知肚明，与诬陷萨义德偷窃的英格兰夫妇不同，希拉虽遭有色移民抢劫却不愿配合警方提起诉讼，因为她知道有色移民将会在英格兰警局和监狱中遭遇何种形式的种族迫害，如希拉在与警察的对话中所说：

我不认识他。从未见过那个人，你们抓住他后会怎样？他意外摔倒，脑袋磕到地上，是吗？或是出于某种神秘的过程他的腰带缠到了他的脖子上？我知道拘留室里年轻黑人的下场如何。你已经等不急了，对吗？(Phillips,2004:253)

言外之意，在英格兰警局和监狱中警察对“惩戒”有色人种已驾轻就熟，并灵活掌握了不留证据、合理有效地实施种族暴力的方法手段。

以多萝西的父亲为代表的英格兰人针对有色人种和除英格兰人以外的英国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种族歧视，可被视为狭隘的英格兰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在普通百姓中的表现：

爸爸和妈妈一开始就不喜欢有色人种。爸爸告诉我，有色人种对英格兰人的身份而言是种挑战。他认为，威尔士人是多愁善感的蠢货；苏格兰人的刻薄和忧郁让人感到无能为力，他们应该老老实地待在哈德良长城另一边；爱尔兰人都是性情暴躁的天主教酒鬼。对爸爸而言，英格兰人的身份比英国人的身份重要的多，是英格兰人意味着不是有色人种。学校老师和他[父亲]一样都不会听我的见解，他们同样憎恶有色人种。(Phillips,2004:42)

20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种族主义暴力的猖獗与英格兰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和光头青年亚文化(skinhead youth subculture)流行等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密不可分。论及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经济状况，吉姆·汤姆林森(Jim Tomlinson)指出：撒切尔在其回忆录中曾写道“1975至1979年间，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应对通货膨胀”(Tomlinson,2014:755)；然而，撒切尔执政期内却产生了长期的和根深蒂固的经济衰退，导致英国失业率与犯罪率升高。

从多萝西的视角出发，菲利普斯描写了因失业而露宿街头、靠捡拾垃圾为生的数量众多的英格兰人，其中不乏靠骗取政府救济金生活、不劳而获的懒惰的年轻人，“他们该去找个工作。我[多萝西]对其中的一个人说，他只是笑，露出发黄的牙齿。他像一只动物那样在门口蹲伏着。他们真是令人作呕，如此这般拖垮自己也拖垮这个国家”(Phillips, 2004:65)。与此同时，英国社会治安状况每况愈下，多萝西前夫布赖恩(Brian)将其所在城市伯明翰称为英国版的贝鲁特(Beirut)，地方报纸上常有青年流氓当街抢劫的报道。

菲利普斯对狱警柯林斯仇视有色人种的青年人身份和杀害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的威斯顿青年流氓身份的描写，皆是对英国光头青年亚文化的映射。英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社会治安状况催生了英国光头青年亚文化，绝大多数参与者是右翼民族主义者(right-wing nationalists)或新法西斯主义者(neofascists)；对此，蒂莫西·布朗(Timothy S. Brown)指出：“光头青年亚文化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于英国，传播至欧洲大陆，在德国与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暴力的高潮相伴而生，并成为席卷全球的极端右翼势力的核心”(Brown,2004:157)。伊丽莎白·斯万森·戈德伯格(Elizabeth Swanson Goldberg)指出，《远岸》中20世纪末威斯顿村中杀害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的凶手可被界定为“残暴的新纳粹街头小混混”(brutal Neo-Nazi “yobs”)(Goldberg,2010:146)；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之死因此成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至20世纪末的英国光头青年亚文化、新法西斯主义及其种族暴力的诠释。

菲利普斯巧妙地用威斯顿村指示牌上的介绍语和房地产经纪人对斯通利新区的宣传语映射了欧洲种族主义对威斯顿村的影响：“本村与二战期间德国小镇和法国南部犹太村落同名”；“与威斯顿村同名的德国小镇被英国皇家空军狂轰滥炸，夷为平地；法国南部同名村落中的犹太人遭围捕并被送入纳粹犹太集中营”(Phillips,2004:4)。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遭诬告并被无罪释放后，加布里埃尔/所罗门虽在英格兰北部与爱尔兰青年迈克和来自苏格兰的安德森夫妇生活时间不长，却受到英格兰种族歧视思想的影响，对来自西印度群岛、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有色移民怀有敌意。加布里埃尔/所罗门认为：“西印度群岛移民多是狂躁的酒鬼，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比有些英国人还糟糕”(Phillips,2004:291)。

在此，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做出了两个错误判断：一、误将暂居英格兰北部的非英格兰人(迈克和安德森夫妇)的友情视为英格兰人对待难民的普遍态度；二、受英国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思想影响，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将自己的难民身份与西印度群岛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普通移民身份加以区别，在认定本人移民英国之合法性的同时，却对西印度群岛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移民英国的动机产生了质疑。

然而，现实却与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的主观臆断相去甚远。英格兰人不会对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的“难民”身份和西印度群岛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普通移民”身份区别对待，在英格兰人眼中二者并无本质差异，他们均是不受欢迎的有色“外国人”。虽频繁收到威斯顿村民寄给他的内藏刀片的警告信，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却依旧对当地居民抱有幻想。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的误判最终导致他被以保罗为首的当地“残暴的新纳粹街头小混混”殴打致死并被抛尸运河的悲惨结局。从目击证人英国姑娘卡拉的描述可见，保罗等人的暴力行为使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仿佛重回塞拉利昂种族暴力的现场，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如塞拉利昂战士般的疯狂反击是其应对英格兰新纳粹主义种族暴力的本能表现。

3.0 跨种族命运共同体的“死胡同”

威斯顿村里的斯通利新区原本是非洲难民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和英国退休音乐女教师多萝西试图忘记过去、开启新生活的避难所和两人构建的彼此关爱、赖以为生的跨种族命运共同体的所在地。多萝西曾多次用“街尽头”或“死胡同”(culs-de-sac)一词描述斯通利新区里二十几个平房所处的位置。“死胡同”不仅说明了多萝西和加布里埃尔/所罗门所住房屋的实际地理位置，还以隐喻的方式暗示了二者意图构建的跨种族命运共同体从开始便已是穷途末路的悲惨结局。

遭受父母去世、离婚、妹妹病逝和被其任教学校校长要求提前退休等事件的多重打击，身患抑郁症的55岁的多萝西决定迁居至斯通利新区，希望以此缓解精神压力、安度晚年。加布里埃尔/所罗门被害致死是压垮多萝西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精神病院是其最终归宿。

以《黑皮肤，白面具》(BlackSkin,WhiteMasks,1952)中“白人种族主义者阐发的黑人男性对白人女性实施性暴力的标准叙述”(Goldberg,2010:138)的观点为依据，戈德伯格探讨了《远岸》中威斯顿村村民的“黑险”(black peril)恐慌，即：对非洲黑人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对英国白人女性多萝西施加性暴力的恐慌(Goldberg,2010:147)。加布里埃尔/所罗门被害致死意味着“黑险”的解除。戈德伯格上述分析虽为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与多萝西悲剧故事的成因提供了较为科学的解释，却忽视了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与多萝西构建相互依存的跨种族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求以及与之对应的客观现实。

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与多萝西的跨种族命运共同体愿景内含以下情感信息：一、饱受英格兰男权/父权压抑与迫害和威斯顿村民排他之苦且身患抑郁症的多萝西需要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的情感抚慰；二、为解除塞拉利昂内战和种族屠杀的精神创伤，加布里埃尔/所罗门需要像多萝西这样的同病相怜的倾诉对象。

在《远岸》中，菲利普斯建立了英格兰社会经济萧条、男性气概危机与强化男性对“女性的规训和监视”(Gopinath,2013:5)之间的隐秘逻辑关系。落日、死鱼、静止浑浊的河水、流浪街头的无业游民、喧嚣肮脏的街道、总是低着头走路且闷闷不乐的英格兰人等一系列意象清楚无误地展示了20世纪末英格兰社会经济萧条与英格兰男性气概的危机。

普拉西达·戈皮纳特(Praseeda Gopinath)指出：“对女性的规训和监视与国家/民族男性气概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masculinity)相辅相成”(Gopinath,2013:5)。《远岸》中，以父亲、丈夫布赖恩和心理医生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白人男性对多萝西的“规训和监视”成为英格兰男权主义的表现，强化男权和男性气概则意味着对多萝西的压抑和权力的剥夺。毫不夸张地说，《远岸》中几乎所有与多萝西有关的英格兰白人“绅士”均对她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伤害，直接或间接导致多萝西抑郁症的形成与恶化。

多萝西丈夫布赖恩的婚外情似乎是他与多萝西离婚的原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布赖恩抛弃多萝西后与他人结婚是布赖恩面临男性气概危机却依旧希望维持男性权威的策略。布赖恩的男性气概危机与其被诊断没有生育能力的事实密不可分。就布赖恩而言，男性生育能力是男性气概的组成要素，生育能力的丧失即等同于其男性气概的缺失。布赖恩30多岁时已开始变得懒惰、发福，其男子汉阳刚之气日渐消失。多萝西对布赖恩应该走路而非开车上下班的建议和对布赖恩“啤酒肚”的说法均令布赖恩不悦，久而久之夫妻二人行同路人，如菲利普斯所写：

布赖恩从来不听她的建议。她(多萝西)说他应该走路，只需多加小心，而他则用街头犯罪偏高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布赖恩变得越来越胖。二人少有的性爱对她来说更像移动某人的重量。布赖恩憎恨她提及他那小小的啤酒肚，于是她对此缄口不语。就这样他们在一起一同度过了30多岁、40多岁的时光。彼此默不做声。(Phillips,2004:196)

实际上，在与多萝西离婚前，为了证明自己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布赖恩经常与其工作银行里后勤的姑娘们打情骂俏。布赖恩婚前对多萝西恩爱有加，婚后却对多萝西冷若冰霜。前后两种态度的转变由布赖恩得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后的自卑心理所致，对多萝西的漠不关心和抛弃是布赖恩“规训”多萝西以强化其男性气概的极端方式。令人遗憾的是，无辜的多萝西却要为此买单，成为布赖恩男性气概缺失和男性权威的受害者。菲利普斯虽未明确指出多萝西患有抑郁症的起因和时间，但从多萝西与布赖恩长达30年的不和谐的婚姻以及离婚对多萝西造成的心理影响可以判断，多萝西的抑郁症与其婚姻状况密不可分。

多萝西不仅是婚姻的牺牲品和其他英格兰白人男性(如学校男同事和同坐一辆公共汽车的男乘客)的欲望对象，还是校长雷蒙德·约威特(Raymond Jowett)和代课教师杰夫·韦弗利(Geoff Waverley)为实现教学安排和个人职业发展的目的利用的工具。

离婚多年后，多萝西成为其所在学校新任地理代课教师杰夫·韦弗利在伯明翰的情人；此后，杰夫·韦弗利断绝了与多萝西的情人关系并向校长诬告多萝西干涉他的私生活。校长约威特以骚扰其他员工正常工作为由，让多萝西提前退休并向多萝西提供了所谓“体面的提前退休的一揽子计划”(Phillips,2004:256)。校长约威特原计划以多萝西违反相关法律为理由开除多萝西，以便为杰夫·韦弗利提供教职，如校长所说“我们急需一名地理老师”(Phillips,2004:256)。“体面的提前退休的一揽子计划”不过是校长约威特向地方教育局控告多萝西违反校规证据不足，陷入僵局后的无奈之举。福利退休“计划”背后隐藏着的是校长约威特与杰夫·韦弗利对多萝西的控制和利用。面对校长约威特滥用职权，多萝西发出如下感叹：“当一名历史老师或许是他(约威特)此生的全部野心，可好运气却偏偏降临在他身上，让他能运用令人无法想象的权威”(Phillips,2004:257)。

《远岸》中，从前夫布赖恩、校长约威特到心理医生威廉姆斯(Dr. Williams)再到威斯顿村中名为“船夫的臂膀”的酒馆老板，与多萝西生活密切相关的多是虽已发福却仍有极强控制欲的英格兰中年男性。杰夫·韦弗利是唯一一位穿着讲究、身材匀称的英格兰白人男性；然而，他以诬告和以辞职威胁校长的手段获得原本属于多萝西的教职，可见貌似体面、绅士的杰夫·韦弗利控制、利用和抛弃多萝西的险恶用心，与其他英格兰白人男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多萝西在校长的胁迫下提前退休，被心理医生威廉姆斯判定为精神病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她的遭遇恰是英格兰社会中“科学与法律打着帮助弱者的旗号，串通一气对女性实施暴力”④的典型案例。威廉姆斯仅凭多萝西与袭击她的吉普赛女乞丐的大声争吵，便判定多萝西患有精神病，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内含针对多萝西的隐性暴力。尽管多萝西是遭到吉普赛女乞丐袭击的受害者，然而，在威廉姆斯和警察眼中，不劳而获、靠国家救济金生活的流浪汉才是受保护的对象。受伤流血的多萝西与吉普赛女乞丐的大声争吵实属正当防卫，却被威廉姆斯视为精神分裂症的征兆。从多萝西在精神病院中的内心独白可以判断，具有良好逻辑思辨能力的多萝西并非“疯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⑤；威廉姆斯认定的多萝西的“疯狂”举动充其量不过是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之死诱发的深度抑郁症的表现。

与上述控制、利用和抛弃多萝西的英格兰白人男性截然不同，非洲难民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对多萝西表现出无私的同情与关爱。威廉姆斯对多萝西应付公事般的心理治疗与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对多萝西发自内心的热情关照形成鲜明反差。对多萝西而言，按时去威廉姆斯医生那里接受所谓的治疗不过是寻求一种自欺欺人的心里安慰，与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的谈话交流才真正起到了缓解抑郁症的作用。

经安德森先生介绍，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在斯通利担任看门人一职，负责物业维护和夜晚巡逻工作，还以医院志愿者的身份为多萝西提供免费医院就诊接送服务。他的敬业精神和绅士风度给多萝西留下深刻印象，多萝西眼中的加布里埃尔/所罗门是“我(多萝西)的骑士，穿着闪亮的盔甲，驾着闪光的战车”(Phillips,2004:19)。

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对多萝西的生活意义重大，甚至可被视为多萝西的精神支柱。多萝西曾在父母坟前坦言：“事实上，所罗门是我有生以来遇见的第一个绅士，戴着他那漂亮的驾车手套。相比之下，布赖恩简直就是个邋遢的蠢货……”(Phillips,2004:64)。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对多萝西的关心、照顾使多萝西渐渐敞开心扉；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之死使多萝西丧失了生活希望，如多萝西的内心独白所示：“没有了所罗门，威斯顿仿佛突然变成一个奇怪且空洞的村子；所罗门登门拜访至今，仿佛[我]的一生就如此这般地过去了”(Phillips,2004:55)。

尽管，威斯顿村村民认定了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的“黑险”身份并对其心怀敌意；然而，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并无侵犯多萝西、图谋不轨的动机。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之所以主动接近多萝西并给她提供帮助与他本人不幸的生活遭遇和孤独的生活状态密不可分。

加布里埃尔/所罗门改名换姓并对自己的过去只字不提，将痛失亲人的创伤记忆内化于心，并因此患上了与多萝西相似的精神抑郁症，如朱迪丝·巴特勒所写：“身患抑郁症的人拒绝接受失去[的残酷现实]……内化是将失去[之物/人]保存于灵魂之中的方式”(Butler, 2002: 3)。长期自我压抑的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亟需找到一个倾诉对象。家住对面且同病相怜的多萝西成为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理想的倾诉对象，如加布里埃尔/所罗门所说：“我很想找个人谈话，她(多萝西)是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或许可以告诉她我的故事。如果我不分享我的故事，我就只有一年的生活经历。我是那个只有一岁大的、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路的男人。我背负着沉重且隐秘的历史”(Phillips,2004:300)。被害之前，加布里埃尔/所罗门高喊多萝西名字的做法展现出他想对多萝西倾诉的强烈愿望。

加布里埃尔/所罗门死前高喊多萝西的名字、多萝西被送入精神病院之前的内心独白，均蕴含着彼此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可被视为二人构建跨种族命运共同体的宣言。然而，伴随着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之死和多萝西“变疯”，这一跨种族命运共同体却被无情地扼杀于襁褓之中，二者跨种族共同体的成立宣言亦是共同体终结的挽歌。

4.0 结语

在《远岸》中，菲利普斯以20世纪末的英格兰为叙事背景，描述了加布里埃尔/所罗门和多萝西两位被禁声了的“贱民”形象，前者是遭受种族暴力的非洲黑人男性难民，后者是遭受英格兰白人男性“规训与监视”的英格兰白人女性。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与多萝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声部悲剧讲述了二者跨种族命运共同体的希望形成与幻灭的故事。读者是他们未能实现的彼此倾诉的聆听者，菲利普斯旨在以此种方式召唤读者的同情、反思与批判。透过小说，菲利普斯意在指出：20世纪末，英格兰经济萧条、民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等因素导致以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为代表的非洲难民和以多萝西为代表的英格兰白人女性均成为人权无法保障的少数群体。在剥夺加布里埃尔/所罗门生存权和多萝西人身权的同时，英格兰已走向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对立面，成为康纳·格雷蒂(Conor Gearty)所说的人权的“幻想岛”(fantasy island)(Gearty,2016:202,219)。

注释：

① 加布里埃尔和所罗门是小说主人公非洲难民在两个不同时期使用的姓名，从加布里埃尔到所罗门的姓名转换以其英国监狱经历为节点；出狱后的非洲难民加布里埃尔为避免因遭他人诬告的“犯罪史”被媒体曝光无法找到工作而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改名为所罗门。然而，姓名的改变并没有帮助加布里埃尔实现逃离非洲种族屠杀和重获新生的英国梦。

②1808年，塞拉利昂沿海地区成为英国殖民地，1896年塞拉利昂沦为英“保护地”(protectorate)；1961年4月27日宣布独立，但仍留在英联邦内。

③ 小说中，加布里埃尔的父亲讲述了非洲种族屠杀的成因，即：因政府军不满于占人口少数的部落拥有大量财富且其首领担任总统的现状而发动叛乱，并大规模屠杀人口占少数的非洲部落成员(Phillips, 2004:137)。

④ 以无家可归且患有精神病的女性曼尼莎(Manisha)在精神病院中英年早逝的事件为例，金伯利·拉克鲁瓦(Kimberly Lacroix)和沙巴·西迪基 (Sabah Siddiqui)指出，科学医疗模式、国家法律体系和社会允许一位无助、柔弱的女性莫名其妙、毫无线索地消失。在貌似仁慈的机构里同样存在针对女性的暴力文化；科学与法律打着帮助弱者的旗号，串通一气对女性施加了暴力(Lacroix, 2013: 68)。

⑤ 威廉姆·克拉里(William G. Crary)和杰拉尔德·克拉里(Gerald C. Crary)指出：如果在病人身上感受到困惑、“空虚”(emptiness)和无法捕捉的真实存在感，这个人定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即便发生在孤僻的人身上。抑郁症常表现为思维迟缓和障碍；精神分裂症常表现为杂乱无章、言不及义的散谈。忧郁是抑郁症患者通常情况下的情绪表现且无较大变化。然而，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情感表达变化较大，同时伴有情感表达不当的现象(Crary, 1973: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