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阳 蒲元

到黄埔去

郭 汝 瑰，1907年9月15日生于四川省铜梁县永嘉乡达昌池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1919年，他随父亲前往成都，先后进入成都高等师范小学、成都联合中学就读。这一阶段，郭汝瑰初步接触到了科学、民主、天下大同等思想，并参加爱国运动，宣传救亡图存，逐渐树立了“走在时代的先头”（语出《郭汝瑰回忆录》）的信念。

1925年12月，任川军某部师长的郭汝瑰堂兄郭汝栋，报送部下数名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让郭汝瑰也一同前往。郭汝瑰的父亲希望儿子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但又表示尊重郭汝瑰的意见。于是郭汝瑰装着300元川资，与堂哥部下的军官们一起出发了。到了上海，是遵父嘱学医，还是学自己感兴趣的理工科，又或者是去学军事，郭汝瑰犹豫不决，便找到在同济大学就读的同乡陈廷栋。陈廷栋倒很干脆，认为“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理工，搞什么科学救国，统统是假的”，不如到广东去。话虽如此，郭汝瑰还是下不了决心。同行的军官袁镜铭则劝道：“你不是常说要走在时代前头吗？既知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都不行，为什么不参加革命，使政治上轨道呢？明摆起的一条路，还犹豫什么？”这一下说到郭汝瑰的心里。

/ 郭汝瑰查阅历史资料。

1926年3月，郭汝瑰一行抵达广州。一个月后，正式入学黄埔5期。多年后，郭汝瑰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时间‘到黄埔去’成为全国热血青年的响亮口号。奔赴黄埔，犹如一股洪流，什么力量也抑制不住它。”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 郭汝瑰的出生地，铜梁武庙（武庙曾为当地小学，郭父曾在校内任教）。

郭汝瑰被分配到入伍生第2团第3营第11连，驻广州白云山瘦狗岭下的沙河。从广州到沙河，要经过黄花岗。第一次经过时，郭汝瑰默念着“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净中华魂”的诗句，对前辈的革命精神肃然起敬。沙河营房，地势宽敞，视野开阔。营房门口悬挂着“党纪似铁，军令如山”八个大字。校舍很简陋，生活也艰苦：寝室和讲堂兼食堂，是用毛竹和蒲扇叶搭起的临时棚子，睡的是竹子架起的双层床，穿布军装，赤足草鞋。但青年们并不以为意。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在广州东校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典礼。郭汝瑰这一期学生也参加了典礼大会。北伐出师后，驻广东的部队减少，第5期入伍生便开赴石龙、东莞、虎门、太平一带驻防。郭汝瑰所在的第2团第3营驻太平，轮流以一个连兵力去防守虎门要塞的上横档炮台。

1926年10月，郭汝瑰升学回到黄埔岛。他原先报考工兵科，结果被调整到第5学生队第14队，是政治科，驻扎地为蝴蝶岗。不久，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黄埔军校工、炮、政治三科学生也奉命迁往武昌。郭汝瑰和同学们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然后步行翻越骑田岭，经石峰、良田，到达湖南郴州。步行三日，纪律严整，师生们都在民房屋檐下休息，无人扰民。到郴州后，部队改乘小木船顺耒水入湘江北上，每船坐一个班。几百只船，蔽江而下，经耒阳、衡阳、湘潭、直抵长沙，也是颇为壮观。最后一段路程，则是乘坐火车完成的。到武昌后，政治科驻城内两湖书院的左侧独院内。第14队队长改由黄埔1期生许继慎担任，相邻的第13队队长则由黄埔1期生徐向前担任。

/ 武昌两湖书院（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科学生队驻地）。

政治科课程，有陈群主讲《三民主义》、肖楚女主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恽代英主讲《青年运动》《社会进化史》、甘乃光主讲《农民运动》、陈启修主讲《政治经济学》，以及沈雁冰主讲的文学等。郭汝瑰对沈雁冰印象很好：“时常穿中国式长袍，外套西装大衣，长短很不调和，他讲课很风趣……”在武汉，郭汝瑰读到了李达编著的《马克思》《独秀文存》等书籍；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刊物《向导》，也是他常读的刊物之一。郭汝瑰逐渐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富强起来。

1927年3月，宁汉分裂。到4月，双方已经到了爆发武装冲突的临界点。4月14日，在武汉主持军校工作的校务委员吴玉章紧急通知郭汝瑰提前毕业，前往四川涪陵郭汝栋（时任川鄂边防副司令）处，希望由郭部制止四川军阀杨森对武汉可能的进攻。

从此，郭汝瑰结束了黄埔求学生涯。60年后，回忆起当年的经历，郭汝瑰仍然不胜感慨，他引用墨子的名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来形容自己由一个单纯热血的青年学生，转变为一名接受了一定政治教育的初级军官的过程。正是这段难忘的经历，影响了他一生的走向。

在郭汝栋部，郭汝瑰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28年，郭汝瑰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他欣喜过望。中原大战爆发后，郭汝栋奉蒋介石之命率部进入湖北，第1团分派在平汉路的花园、广水一带护路。由于联络不畅，郭汝瑰率领的第3营遭到红军的袭击，部队损失较大，郭汝瑰负伤住院。随后，第3营编制被撤销，郭汝瑰的营长也被免去，调往第20军军部任参谋。一直有人怀疑郭汝瑰是中共党员，风声越来越紧，郭汝栋最后决定，送堂弟去日本读军校，避开风头。

1931年4月，郭汝瑰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学习。在日本的军校里，中国学员备受歧视。不到半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看眼大好河山沦丧敌手，却无能为力，这令郭汝瑰无比愤懑。9月底，他和同样怀着强烈爱国之心的一些同学决定退学。然而，在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时，又遭到日本宪兵扬鞭跃马的驱散追打。这一屈辱的经历，让郭汝瑰刻骨铭心。1931年11月，他从横滨踏上了归途。

回国后，郭汝瑰辗转进入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毕业后进入陆军大学研究院第3期继续深造，后又担任陆军大学战史教官。1937年5月，郭汝瑰赶赴湖南常德，调任第18军第14师参谋长。

抗战烽火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郭汝瑰抱定为国雪耻的决心，毅然奔向战场。8月20日前后，中国方面制定出《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其中，郭汝瑰所在第14师划归长江南岸守备区，主力部署于常熟附近，一部在鹿苑镇、福山镇、白茆口警戒，主要任务是“以积极行动彻底歼灭敌军之登陆部队”。

8月23日，日军11师团和第3师团各一部在上海登陆，双方激战不止。8月28日，日军攻占重镇罗店。罗店得失关系甚大。8月29日下午，第14师抵达嘉定城，郭汝瑰向第54军军长兼第14师师长霍揆彰建议，以第83团由西向东，与罗店以南的第67师等部一起正面进攻罗店，同时以第79团迂回包抄敌后。战斗发起后，日军主要精力果然被吸引在正面，第79团得以顺利突入，但该团团长阙汉骞执行命令不坚决，未尽全力，其第3营尽管突袭了日军某司令部，获得战利品甚多，但并没有对战局产生重要影响。战斗中，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到师指挥所施相公庙视察，认为靠敌过近，天明后必遭日军轰炸，令霍揆彰后撤。霍揆彰遂下令各团停止进攻并带领指挥所后撤，当时第79团电话不通，无法下达撤退命令，郭汝瑰坚持独自留下，直到叫通电话，才去追赶师部。

在守军坚强抗击下，日军行动困难，伤亡甚大。其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报告中说：“军当面之敌是从平汉、津浦沿线调来，加上中央直系军的精锐部队，总计15个师，自29日起，以其主力开始向第11师团的正面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使用了中国军中最精锐的陈诚指挥的第11师、第14师……”

9月2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上海，并于9月6日攻陷了宝山。蒋介石闻讯后两次致电陈诚、罗卓英，要求务必拿回罗店。但因日军火力炽烈，且不断实施反击，中国军队第11师、第14师及第67师等部虽然勇猛攻击，却始终未能夺回失地。随后第14师奉命转移至南北塘口、顾家角等地构筑阵地。从这时起，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逐渐转为守势。

第14师第42旅旅长曾粤汉，经过了前一段的艰苦作战，面对危急战局，状况很不稳定。紧要关头，郭汝瑰临危受命，与曾粤汉对调职务，代任第42旅旅长。郭汝瑰之前并没有担任过营团级部队主官，一下子直接当了旅长，对他来说，这不是荣升要职，而是直面危险。

9月12日至14日，日军又得到了15个大队及炮兵的增援。激战至9月15日晚，日军向郭汝瑰旅阵地发起攻击，当日恰逢郭汝瑰30岁生日，火光四起、弹片横飞中，他还笑着对左右说：“有这么多的日本兵为我放炮做生，自感洪福不浅。”

战局越来越险恶。郭汝瑰旅也是伤亡一日多于一日，日军数次突进到指挥所附近，形势相当危急。第84团团长邹毓南建议撤退，郭汝瑰不为所动，他令参谋拿来纸笔，给师长霍揆彰写下遗言，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了，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也就战死在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这段充满无畏牺牲精神的话语，至今读来，仍令人不胜感慨。抗战史学者陈重阳对此有一句评价：“这段话，是抗战川军的魂魄！”诚哉斯言！

9月17日，郭汝瑰接到撤退命令，全旅原有36挺重机枪，均被日军三七平射炮打坏，把零件互相拼凑，也只凑出来4挺，参战的8000将士也仅剩2000余人，且多是伤员和后勤人员。淞沪战场上很多中国部队都是如此，如加入战场较晚的生力军胡宗南第1军，旅以下军官减员竟然达到80%左右；又如第98师，先后补充了三到四次，官兵从后方部队抽调而来立即投入火线，有的刚上去即负伤，送入医院时还不知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日军虽在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但伤亡亦重。据日本参谋本部的统计数字，仅9月，上海派遣军的陆军两个师团就伤亡官兵10988人。

/ 郭汝瑰第42 旅第84 团军旗。（照片来自架势堂关防公众号）

时间很快到了1938年5月，日军大本营拟定了攻占汉口和广州的作战指导大纲。中国方面自然清楚武汉的分量，早在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即调整部署，将全国划分为6个战区和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随后下发《武汉城防增筑计划》，要求在武汉周边构筑大量机关枪掩体、步兵炮掩体、野炮掩体、重炮掩体、掩蔽部、观测所等工事。蒋介石对工事构筑问题极为看重，多次要求陈诚、何应钦及军令部检查，并一再指示要构筑据点式堡垒群阵地。国民政府邀请的德国顾问不仅手把手地教中国官兵构筑工事，认真讲解阵地的纵深、伪装、火力配置和障碍设置，还组织各部团级以上军官轮流到“模范阵地”参观学习。

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第54军在葛店地区精心修筑的防御阵地，成为了“模范阵地”。然而，已经升任第54军参谋长的郭汝瑰，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最高统帅部很可能采取以重兵凭借外围环形防御阵地，与日军展开阵地战的策略，来守卫大武汉。

郭汝瑰认为，中国军队武器落后，武汉近郊也缺乏有利地形，防御作战已属不易；特别是环形阵地一旦一点或数点被敌突破，整个防御体系就会面临崩溃，几十万守军就有被敌压至长江而遭歼灭的危险。这岂不是要重蹈南京保卫战失败的覆辙！怎么办？经过反复推敲和深入思考，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设想。

时隔不久，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作战会议，陈诚作了战前动员，郭忏参谋长宣布的作战方案，正采取了分兵据守的战法。面对此危局，郭汝瑰果断提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最好，我们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对于日军的进攻方向，他也做了判断，即敌主力水陆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分进，节节进逼。随后，他结合兵要地志，逐一指出日军各路可能的进犯路线，以及中国军队的重点作战区域。

最后，郭汝瑰指出：“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汉外围，也仅能获武汉空城，而我军则无重大伤亡。武汉撤退后，我军亦可凭借崇山峻岭之屏障，与敌人周旋，在此有利地势上，日军机械化部队，将无能为力，中国便可继续抗战，日本也就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

这一作战构思，拓展了武汉会战的战场空间，作战时间也相应延长，完全符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原则，获得了陈诚和一众高级将领的高度认同。陈诚下令重新研究作战方案，并特命郭汝瑰参与新方案的制定。很快，军令部出台了《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

不久，武汉会战爆发，中国共计投入兵力约100万人。1938年10月，历时4个多月的会战结束，日军虽然攻取了武汉，但在进攻武汉外围时损失惨重。武汉会战极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自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战绩的取得，与郭汝瑰在防守策略上的正确意见有相当重要的关系。

武汉会战后，郭汝瑰晋升为第20集团军参谋长。1941年10月，调任第73军暂编第5师师长，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颇有战功。1942年冬，郭汝瑰改任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1943年5月，日军意图侵犯常德，第6战区局势危急，陈诚向郭汝瑰等4名研究委员征求意见，多数人判断日军的主攻目标是常德粮产区，惟有郭汝瑰认为日军重兵意不在粮，而是企图歼灭第6战区长江南岸的防守部队。陈诚认为此说很有道理，决定改变原作战方案，后来战役的发展果然与郭汝瑰的判断基本吻合。之后，郭汝瑰更受器重，1944年初被派任驻英国大使馆武官。1945年2月，回国升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日军投降时参加了芷江洽降和南京受降。

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汝瑰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职务。1990年，由他主编的6卷12本共计600万字的《中国军事史》出版。著述虽成，已是副兵团级离休干部的郭汝瑰却并无一丝懈怠，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尚未完成，就是编纂一部“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的抗日战史著作。

抗日御侮，为国家民族而战，是郭汝瑰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经历。不过，他对于书写战史的理解，并没有停留在个人情感的层次上。1990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国因国共两党在抗日之后，又打了一次解放战争，旧仇未消，意见各异，所以大陆和台湾报刊（对于抗战）各执一词。大陆方面，十年前无人敢提正面战场，所以今日世界所知道的，都是台湾的观点。因此非扭转过来，还历史真正面目不可。不说，根本不足以为后人留教训。”郭汝瑰书写战史，是站在了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上。

在国防大学校长张震的支持下，郭汝瑰组织了一个22人的研究编写团队，以他和黄玉章为主编，开始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编写工作。在这个团队中，不少人都与抗日战争有过交集。第二主编黄玉章，曾任国防大学副校长，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参加新四军，是抗日战争亲历者；编写组成员赵秀昆，抗战期间曾任第18军第18师参谋长等职；胡翔，随第8军参加过滇缅抗战；潘刚德，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赴印度参战，任独立工兵营第10团第1连连长；倪丁一，参加过信（阳）罗（山）战役、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卢继东，花园口掘堤以水代兵阻遏日军时，担任郑（州）中（牟）河防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王楚英，曾服役于第18军第11师、中国远征军等部，参加过淞沪会战、缅甸战役等；韦镇福，曾任第90师团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万家岭战役；赖成樑，曾任第198师运输团团长，亲历了滇西反攻；梁明泉，曾参与宜昌救援行动，后编入第33集团军，在火线与日军对峙3年有余；黄厚瑚，曾因在某次战役中与日军激烈巷战，勇敢异常，获得云麾勋章。这些抗战的指挥者、参与者，昔年浴血沙场，如今亲笔撰述，使得这部书更具有真实性。

/ 万家岭战役遗址碑。

作为主编，郭汝瑰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成书过程中，主要担负组织领导的责任。众多编写人员分布于北京、南京、重庆三地，分工与合作，皆由他统筹；各章稿件，也由他亲自审核。郭汝瑰撰写的绪论有4万余字，绝非泛泛而谈的开篇套话，而是对全书编写目的、重要观点和内容梗概的集中表述，居于提纲挈领的核心地位。

在绪论的第一节第一点中，郭汝瑰即开宗明义地明确编写本书的目的——“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这也正是他在1990年给友人的信中所着重强调的。应当说，这句话是这部书的立书之本。

那么，如何“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呢？郭汝瑰写道：

研究历史……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一番梳理。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研究同样必须以史料的真实为前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弄清战争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高度考察战局的发展，严肃认真地把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过程以及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的成败得失等，如实、系统地反映出来。

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

/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重庆地区编写及工作人员合影。右四为郭汝瑰。

2002年，上下两册共计124万余字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全面系统介绍了从九一八事变起至日本投降的14年间正面战场的所有重大战事，是当时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篇幅最大、分量最重的一部学术专著，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高度关注，各界好评如潮。

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张海麟、彭训厚给予该书高度评价，他们在《一部忠于史实的力作——<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读后感》中写道：

/ 笔者所使用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作者认为，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范围来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抗日战场。从中国战场来说，中国又分为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关系是国共两党关系的一部分，是既统一又相互独立的……总的来说，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协助占主导地位，尽管也存在着相互矛盾和磨擦的一面。应该说，这种总体评价是客观的，是符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实际的。

军事科学院另一位军史学者罗焕章也对这部书赞誉有加，他在《正面战场作战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写道：

本书作为正面战场作战研究的专著，最突出优点即是对每一大的作战，均尽量详细交代双方战略或战役意图，作战指导方针、作战计划以及兵力的组织和部署。为保持其客观原貌，不惜篇幅地全部或大段引用了原文……双方参战部队序列和作战要图是研究作战的重要资料，它具体反映部队建制、番号和作战空间、方位。本书对每一大的作战，均详列出双方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和战斗经过要图……广泛使用大陆、台湾的文献资料和美、英、德等国的资料。参考的中外图书达300余种，仅引文就引用了290多部。还特别侧重运用战斗详报、作战总结、作战日记，注重使用当时报刊资料。

黄埔元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主编郭汝瑰为黄埔5期生之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还蕴含着很多黄埔元素。

该书的编写组成员中有不少黄埔同学：胡翔，黄埔10期，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重庆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倪丁一，黄埔12期，曾任重庆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黄厚瑚，黄埔13期；梁明泉，黄埔13期炮科，曾任重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潘刚德，黄埔14期工兵科。此外，韦镇福先后在黄埔南宁分校及高教班5期就读。这些黄埔的校友们，半个世纪前曾在抗日战场上并肩奋斗、为国效命，半个世纪后又携起手来，为民族留下抗战记忆而不懈努力。

在本文撰写期间，笔者通过重庆市民革和重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辗转联系到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编写组成员梁明泉（已故）之子梁启曾。梁启曾与郭汝瑰、胡翔、黄厚瑚等均相识。在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中，笔者从已是古稀之年的梁启曾的讲述中，再一次感受到了老一辈抗日军人对于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敬畏。

书稿完成后，郭汝瑰希望邀请一位重量级人物题写书名，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黄埔学长、抗战名将萧克。对此请求，萧克欣然应允。当萧克阅读书稿后看到书名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时，提笔将书名中的“史”字改为“记”，即《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字之改，更加突出了这部书在记录正面战场作战情况方面的贡献和意义。

此外，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后记中，还列出了一个向该书写作“提供资料并提出宝贵意见”的特别致谢名单，11人中有8人是黄埔同学：李默庵，黄埔1期，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三任会长；段仲宇，黄埔9期，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侯镜如，黄埔1期，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二任会长；覃异之，黄埔2期，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郑庭笈，黄埔5期；宋瑞珂，黄埔3期，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首任会长；杨伯涛，黄埔7期，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史说，黄埔6期，曾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可以说，黄埔的印记遍布《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全书。

多年来，《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都是笔者进行抗战史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几乎每战必查，每讲必看，且常读常新。每当翻阅这部书，凝视着那一行行记录着血与火、生与死的文字时，笔者就一次又一次地被包括黄埔将士在内的我全体官兵的抗日壮举而感动而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