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文清 谢正芬

图1 曾侯乙编钟支架铜人

图2 曾侯乙甬钟与纽钟

图3 编钟上错金铭文

青铜冶铸技术是我国先秦文明中一项重要内容。它起源于新石器晚期，铸器技术滥觞于夏，完善成熟于商代，经周代不断发展，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之际达到高峰，从单一的范铸发展到多种工艺综合运用，在铸造、加工、纹样和造型上成就辉煌，曾侯乙青铜器群正是这个巅峰期的代表。

曾侯乙青铜器，无论是数量，还是类别，都是最多最齐全的组合，可以说是战国早期这一阶段最为典型的代表。曾侯乙青铜器具有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纹饰华美的特点，在制作工艺上采用了浑铸、分铸、熔模铸造（失蜡法）等冶铸技术，技术熟练的掌握和实施运用了错金、镶嵌、铸镶、铜焊、镴焊、铆接、榫卯、贴金箔等多种工艺，而呈现出平雕、浮雕、圆雕、透雕等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可以说集先秦青铜制造技术之大成，集中反映了东周时期最为先进的青铜制作的科学水平。

曾侯乙青铜器除传统的浑铸外，大量使用了分范合铸、分铸浑铸相结合的方法。较多的采用了铸接，在器体上加铸附件或预先铸附件，再铸器体。铸焊，用铜或铅锡合金联接铸件。铸镶，将铸好的红铜纹饰片置范内，浇铸成型后再抛光。还有铆接后再焊成的器物。

曾侯乙编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组合齐全，音阶最为完备青铜乐器。全套编钟共65件，分3层8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长钟架长748、高265厘米，短钟架长335、高273厘米。引人瞩目的是支撑架体的6个圆雕状的铜人，双手上举，曲臂弯腕，似作“举重”姿势顶起了“千钧”之重的编钟（图1）。“举重”武士着短袖衣袍，腰间佩剑，将楚国武士的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身上的服饰还以髹漆彩绘，表现出强烈鲜艳的色彩感。特别要强调，为什么是“楚国勇士”？是因为曾侯乙青铜编钟及礼器“九鼎八簋”等，都是楚惠王送的，铸器者是楚国，而非曾国。

编钟用浑铸、分铸法铸成，并采用了铸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和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最小钟通高20.4厘米，重2.4千克。总重量约重5000千克。编钟从形制上分为钮钟、甬钟（图2）、镈钟。钟及钟架、挂钩上共有3755字的铭文，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以及记录诸如音名、阶名、八度组、各国律名对应关系等方面的乐律理论。其钟体上的铭文皆为错金铭文（图3）。

图5 编磬架龙首禽身怪兽

图6 编磬架上层横梁端圆雕龙首

图7 编磬架兽舌上铭文

曾侯乙双音编钟的铸造，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冶铸科学的水平。可以确定的是钟体尺寸，钟枚分布、合金成份及热处理工艺等都能对编钟音响音质产生影响。经仔细观察发现，铸一件有枚甬钟就有用范136块之多，要保证尺寸精确实属不易。经检测，编钟青铜合金的含锡量在12.5～14.6%之间，铅在1～3%之间，合于文献钟鼎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比例。研究发现，含锡偏低（小于10.7%）钟音就单调而尖锐，过高（大于25%）钟体韧性则下降，易被击破。而适当的含铅量（0.6～2.88%）则利于声音衰减，改善音色。不得不佩服古人在运用合金比例控制音色方面的技术，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与青铜编钟相匹配的乐器是石编磬。曾侯乙石编磬出土时，多已经锈蚀，而青铜磬架保存极好（图4）。两个圆雕状的龙首禽身怪兽（图5），头顶处以榫卯套合支撑起两层横杆为梁，钩挂石磬。上层横梁两端为圆雕的龙首（图6）。通高109、长215厘米。两根横梁与立柱满饰以错金云纹。兽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图7）。

曾侯乙建鼓座也是一件非常特别的青铜器，形体也大（图8）。通高54、底径80厘米，重192.1千克。建鼓是中国古代传统打击乐器之一，因鼓之贯柱而得名。建鼓出土时鼓体已朽蚀垮塌，青铜鼓座保存完好。鼓座以圆形宽圈置地，外侧对称附4个圆形套环为钮。圈内铸有粗壮的圆筋条作支撑，其上铸焊有多条圆雕蟠龙大小纠结穿绕、犬牙交错地构成一体。龙身之上有填漆腻，其中局部镶嵌绿松石，是迄今所见最精美的一件先秦建鼓座。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够见到多处明显的焊接点。图9可见到是由两段铸焊连接为一体，上段是椭圆体，下段为明显薄很多，呈扁圆形，在焊接处形成有半圆的缺失断面。图10两节铸焊焊接痕明显，呈粗细不一，差别显著。图11焊接痕清晰，角度有错位，纹饰也没有对上。其下可见有粗壮的铜横梁作为支撑。宽圈上有较为密集的铸造形成的沙眼孔，也可以看到合范痕。图12焊接体较长，似刀削。与龙体差别较大，是最为明显的铸焊体。

曾侯乙青铜器中除编钟外，最为重要的是“九鼎八簋”礼器组合，是“曾侯乙宗彝”的组成部分。鼎、簋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7字铭文。鼎高35～36厘米，重19.7～20.7千克；簋高30.8～32.3厘米，重11.4～13千克。出土时7件鼎内盛有牛、羊、猪、鱼、鸡等牺牲的骨骼。

从制作技术方面观察，在鼎（图13）的器腹上及底部有明显合范痕。耳、腿、爬兽为分铸而成，经与器腹铸接、焊接为一体（图14）。腹部外铸有凹槽，充填漆腻子，镶嵌绿松石。升鼎内配有一件铜勺（图15），形体大，通长有45.8厘米，比升鼎口径还大。勺柄上也镶嵌绿松石。在青铜器上以生漆腻子充填纹饰，在商代已经出现。曾侯乙青铜器中，这一工艺运用得很充分，且多镶嵌绿松石，诸如曾侯乙铜盖豆（图16）等。

升鼎腿的蹄足部（图17）、铜联禁大酒壶的腹部（图18）都可见到青铜器的原始色金黄。因而古人称青铜为“金”。可笑的是，现代一些电影电视剧中青铜器道具被做成出土的青铜器，器表呈锈蚀状态。

镬鼎也是宗庙祭器的重要构成之一，曾侯乙有两件镬鼎。这一件铜镬鼎（图19）是曾侯乙铜鼎中体型最大的，通高达64.6、口径64.2厘米，重54.8千克。镬鼎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等重大礼仪活动中煮牲肉的饪食器。这是一件实用器。在鼎的底部留有经较长时间烹煮使用而形成的较厚烟炱，鼎腹内留存有较多的牛骨。这件镬鼎出土时发现鼎钩挂于鼎耳上。鼎内与鼎钩均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铭文。

图8 铜建鼓座

图9 铜建鼓座铸焊处

图10 铜建鼓座铸焊处

图11 铜建鼓座铸焊处

图12 铜建鼓座铸焊处

图13 升鼎

图14 升鼎爬兽与器腹铸接焊接处

图15 升鼎内铜勺上嵌绿松石

图16 铜盖豆

图17 铜升鼎蹄足呈金黄色

图18 铜联禁对壶

器体上最为明显的是腹部上有凸起的铸造合范痕迹，这是范铸法最为显著的特征。中国古代铸造主要是范铸法和熔模铸造（失蜡法）。先秦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是以范铸法为主，只有极少熔模铸造法铸造器物。熔模铸造法的技术难度相当的高，直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才开始纯熟，用来铸造一些极为精美的器物。数量极其少，用十万分之一来比喻也毫不为过。

曾侯乙镬鼎的鼎耳为方形附耳。鼎耳、鼎腿与器腹是经分铸法而铸接而成，即先分别铸出鼎腿、鼎耳，再将之与鼎腹铸接为一体。这种方法被称之为分铸法。鼎腿正中及蹄足部，可见有清晰的范线痕。镬鼎可以看到在镬鼎的鼎耳、鼎足与鼎腹之间有较为明显的铸接缝。

观察镬鼎腹部蟠螭纹，可以发现有局部纹饰拼接痕，这也是青铜器纹饰铸造在工艺上的一个重要特征。采用印模法制作，在多片纹饰之间会留下有较为明显的拼接痕（图20）。

制作青铜器，铸造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打磨，去掉铸件上的铸范残留物和毛刺。所以在出土青铜器上都可以观察到打磨痕迹（图21）。

这件花纹显著的龙纹盥缶（图22），可以作为铸嵌工艺的标本。

曾侯乙青铜器中有相当多也相当成熟的贴金箔工艺的制品（图23）。

在所有青铜器中，就器物的精美程度而言，曾侯乙（曾侯与）尊、盘（图24）无疑是最为精美的。由尊与盘两件器物组成。尊通高30.1厘米，重9千克。盘通高23.5厘米，重19.2千克。出土时尊置于盘中。尊、盘造型典雅，纹饰繁缛华贵，制作精良考究，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绝佳珍品。特别是尊与盘口沿部的变形蟠虺纹透空纹饰，尊颈部的缕空龙形爬兽，玲珑剔透。

这两件组合的宗庙祭器，不是曾侯乙铸造制作的，而是曾侯乙的祖父曾侯与铸造制作的精美祭器，在盘的底部中间有铭文为证。后传世给了曾侯乙，曾侯乙将曾侯与铭文磨去，改刻曾侯乙。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工匠在打磨时，将“与”字磨的稍轻，仍能准确辨识无误（图25）。

图19 铜镬鼎

图20 铜镬鼎上拼接痕迹

图21 铜镬鼎上打磨痕迹

图22 镶嵌纹铜盥缶

图23 贴金箔制品

图24 铜尊盘

图25 铜尊盘磨去“与”字

图26 铜尊盘中沿以失蜡法铸造

图27 铜尊盘上铸焊痕迹

很多人在讨论曾侯乙青铜器或讨论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论述中，都是将之定义为是采用熔模法（失蜡法）铸制的器物典范。严格地说，是有欠准确的。这两件器物都是经分铸法铸接、铸焊成为一体的，器物口沿部上的呈透雕状的蟠虺纹是先用熔模法铸造而成（图26），后与器体铸接为一体。在尊的底部可以看到有浇口痕，上部铸接紧密浑然一体。而爬兽、蟠龙等则有低温铸焊的痕迹（图27）。

曾侯乙青铜器的纹样和造型艺术继承了中原传统的纹样母题，各类蟠龙、蟠螭纹和几何纹仍是器物装饰的主流。与商周青铜装饰艺术比较，它突出的特点在于追求纹饰的繁复细密和动物造型的奇特夸张。如尊、盘所用蟠龙蟠螭多达一百多条，繁复纠结，极尽华美。这种清新俊逸风格的出现，摆脱了传统上青铜礼器敦厚威严的装饰作风，其原因除了工艺技术进步之外，更多地受南方楚国文化影响，为曾国铜器铭文中有从“左右（周）文（王）武（王）”，到“左右楚王”的转换，作出了最好的注释。

曾侯乙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丰富多彩，在工艺上广泛运用了较先进的印模法制作浮雕、平雕纹饰并填以各种几何纹饰构成复层花纹，如在镬鼎、大尊缶、鉴缶器物上的等纹饰。在器物附件上则多用阴刻、圆雕、镂空等技艺，如尊、盘、联禁对壶、鉴缶等。不少器物采用了错金，如钟体铭文、鹿角立鹤、磬架等；镶嵌绿松石，如盖豆、鼎、簋等；铸镶红铜，如盥缶、炭盆等纹饰，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集中反映出南方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制作工艺的超高超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