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学诚在其著作《文史通义》中很委婉的表达了自己对于经和史之间关系、地位的作用与看法，其中很是有名的一句便是“六经皆史”。但此书和其观点在后世遭到了很多的非议和反对之声，尤其是有很多人认为章学诚站在史家的角度贬低了文学的位置，此文通过分析、比较各派的“声音”，表达作者对于文、史关系的真正认识。

关键词：文史通义 章学诚 浙东学派 桐城学派

一、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章学诚是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浙东史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于1738年，卒于1801年，其生活的年代是乾嘉考据学派的重要发展时期。是時，乾嘉考据学派出了许多代表性的大家，撰写的考史著作和考订的古籍汗牛充栋;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浙东学派以研究史学理论为主的史学家，他们把18世纪以前的史学著作加以总结和概括，得出一定的规律和结论，其研究的方向更偏重于理论的总结，具有批判性和总结性。与当时考据学派在史学研究方面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只不过一个偏向于整体化，一个着重于具体实际的纠正修改。而章学诚则是浙东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代表作有《文史通义》、《章学诚遗书》、《校雌通义》、《史籍考》等。另外，章学诚也是方志学的奠基人，他曾主修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

章学诚一生仕途不顺，穷困潦倒，在考据学兴盛的重要时期，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探究校雌源流和史学义例，为后代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治学方法，这也注定了他的一生默默无闻，难以被主流学术所接受。他少年时期并不聪慧“二十岁以前，性绝骏滞，读书日不过二三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章学诚遗书.家书六》，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1由于他体弱多病，所学甚少，到了十五六岁开始有了一定的领悟能力，喜欢博览群书，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研究史学。乾隆二十七年，入国子监读书，却屡次受挫，他曾回忆到：“余始入监舍，年方二十有五，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艰也......同舍诸生，视余若无物。”（《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他几乎不得人赏识，后从师朱筠，得其真传，结交了戴震，周永年、洪亮吉等学者，在学业方面大有长进。在京十余年中，他饱受讥讽，屡试不第被人“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后在乾隆四十三年终于考中进士，然而他却知道自己不适合走仕途之路，于是还是教学著述为生，常常生计无从着落，在晚年他回忆道：“屡困棘闱，晚登甲第......自以迂疏，不敢入仕，文墨干人，前后奔走，三十几年。”（《柯先生传》）。虽是大家却没怎么经历仕途艰辛，一门心思放在研究学术上。

而《文史通义》是章学诚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撰写此书前后历经三十年之久，而其理论内涵涉及了历史学的许多方面，不仅仅只有文史关系，例如：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等等。而且由于撰写时间较长，其刊印亦是零零散散不全，章学诚去世前委托萧山学者王宗炎校订，篇目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章学诚次子章华绂曾说：“谷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编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大梁本序》）而章华绂刻本与王宗炎校订的篇目出入很大。后较为出色的版本有仓修良先生主编的《文史通义新编》，于一九九三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复原原本，包含了通行版本中的二百一十八个篇章，又加入了《章氏遗书》和部分逸佚的八十五篇重要文章。

二、章学诚所述六经皆史的说法来源和时代学术背景

（一）章学诚的文史之学的起源

章实斋曾言“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字面意思来看，六经和三史是学术史的渊源。“六经”比较好推测，便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在孔子之前并无“六经”之说，只有“六艺”之言，孔子去世之后，学术纷乱，经其弟子整理成为了“六经”。在《文史通义》中，章氏使用“六艺”和“六经”的表述是有所不同的，“六艺”多用于孔子之前，而“六经”则多用于孔子之后。2

章氏在《经解中》中云：“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3。在六经中，《易》为太卜掌握，《书》为外史掌握，《礼》为宗伯掌握，《乐》为司乐所掌握，《诗》为太师所掌握，《春秋》是国史。这是“先王政教典章”，《论语.述而篇》曾言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以说六经是孔子的弟子对孔子对于周官典章的整理，被后世当做一种准则，也是学术史的渊源。

章学诚的《方志立书三议》中说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4在章学诚的视角中，三史即为《礼》、《诗》、《春秋》。而如今，《乐》亡而归入于《诗》《礼》，《书》亡而归入《春秋》，5 “六经”剩下为《春秋》《易》《诗》《礼》，而 《易教下》云：“《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6章学诚认为上古三代“详天道”，而后世“详人事”，故《易》在后人的眼中与《春秋》相比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六经”遂逐渐演变为了章学诚观念中的“三史”，这便与“六经皆史”的观念大相径庭。反观章学诚定义的“三史”之概念，与历史上其他人所定义的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例如徐坚《初学记·史传二》就说到：“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7但他口中的这“三史”皆来源于汉代，有失偏颇，在学术史方面的价值远不及《春秋》，故笔者认为章学诚对于“三史”的定义更为合理，这就为“六经皆史”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来源。

（二）章学诚学术观点的时代学术背景

章学诚生于乾嘉考据学极盛的时期，而此时的学术背景复杂，前代发展的学术成果颇多，到如今形成的流派中，除官方的考据学派，影响较大的便是以方苞、刘大櫆为代表的“桐城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

“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明者，颇无颜色。时有方苞者，名位略似斌、光地等，尊宋学，笃谨能躬，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咏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8桐城学派尊先秦两汉的散文和唐宋时期的古文学家，诸如：欧阳修、韩愈等人。他们主张模拟古人作文的格律声色、讲求法度，喜欢圈点，这一点在归有光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归有光 《评点史记》云： “《史记》起头处来得勇猛者圈，缓些者点，殊圈处总是意句与叙事好处，黄圈点处总是气脉，亦有转折处用黄圈而事乃联下去者。黑掷是背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朱掷是好要紧处，黄掷是一篇要紧处。”9但这种修学方式与章学诚观点中的学术方法大相径庭。章学诚对于这种停留于文字、文章修辞和流于表面的文学持有一种批判态度。他认为归有光等人虽然以《史记》为宗，但其并未探究出其真正意义，而是仅仅流于皮毛，“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10但其价值亦是不可忽视的，故章学诚也说过：“五色标识，备为义例，不捆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11。总而言之，章学诚对于“桐城学派”的治学主要是持反对意见的。梁启超先生也曾评价过“桐城学派”：“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尔”。另外梁启超先生对章学诚的评价颇高“是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12。

而提到清末同时期的重要学派，唯一不可忽视的便是乾嘉时期出现的考据学派，也是官方的正统学派。乾隆四十一年（1776 ） ，卢文朔在湖南主持科举考试时，有一道试题便是：“史之与经异用而同源，《尚书》《春秋》，圣人之史也，进乎经矣。后世祖之，分为二体，可得析而言之欤？”这道试题要求考生分析经学与史学的分合，可见当时经史关系已然成为学界关心的对象。13乾嘉学派有着“求是”与“求通”的精神，一方面它主张还原历史真实面目，实事求是，不加主观臆测，并批判宋儒空谈义理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乾嘉学派认为，应该触类旁通，不应拘泥于汉学的研究，他们将学术视角延伸到地理、金石、天文、历算、水利、国防、机械制造等各个方面，并将这些学科与经学研究相结合做到了触类旁通的境界。乾嘉学派正盛时期，对“通”的性质贯彻并不彻底，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视起于清末民初时期，此前并未真正将史学地位置于经学之上，对二者的关系也有着与后来不同的看法。胡适曾经说过乾嘉学派注重考据之风，追求历史真相，这与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十分类似，而且这种疑古主义之风十分难得，对后世顾颉刚的“古史辨”提出也有很大启发。但这种考据过于追求真相，而忽略了很多义理方面的内容，故遭到了章学诚的批判，认为其沉溺章句，脱离现实，随着后期的发展，乾嘉学派事实上是存在“以史明礼”的教化作用的，章学诚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史学的地位。

三、对六经皆史说法的批判

尽管《清代学术概论》对章实斋进行了很高的评价，但事实上，反对章实斋的声音也是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方面便是“六经皆史”说的批判。经史地位一直都是古往今来文人史学家激烈讨论着的话题，单纯从学术上来讲，这一说法前面已经给了非常详尽的解释，它的来源不仅仅是从章学诚开始的，而是更早从元朝就有人具体提出类似的观点。元人刘因曾说“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史之兴自汉氏始。”（刘因，《静修续集》卷三《叙学》）

这一来源甚早，但批判性却是从章实斋开始达到了顶峰，不仅仅是由于对于这一说法本身的排斥，更多的是源于学术背景，所以上一节特地将其列了出来。究其对于“六经皆史”说法的批判，无外乎三个方面，其实最主要的便是经史地位的争辩，其余也占重要位置，例如：历史学学术的退化说、孔子地位的争论等。

章实斋生于清朝中晚期，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儒家经学的地位逐渐降低，后来被彻底废除，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产生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就注定会被当时以及后来的人们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有了政治学术背景的加持，当这一阵风波过后，人们开始专心研究历史和文学，将前代人的成果加上了客观的外套，此时批判的声音的就此起彼伏了。

另一方面，章学诚是一名地道的史学家，六经皆史无外乎将经学融入到史学之中，这对研究经学的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就他本人而言，正确的解读是，六经本来就是历史，《春秋》《诗》《书》《礼》《乐》《易》本身是对历史的基本客观的记述，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其加以整理，他本身的目的是记录真实和传承，而寄以少量的微言大义，这也是“六经皆史”的重要基础。那么何为“经”呢？在章学诚看来“《易》 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见叶瑛，上册）他认为六经便是“经纶”，引申为“纲纪宇宙”，有着政治实践的意思，这也就表明章实斋的一个立场，认为政治和统治属于上层和常理，他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意义和作为。而笔者认为，“经”是礼教和政治的综合，它代表的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华，是后人和当代人的思想传承，具有重大的意义，六经皆史按照这一说法来讲确实忽略了经学的重要地位。并不是经和史孰轻孰重，而是他们同要重要，经为方向，史为客观存在，二者相辅相成。

结语

在如此复杂的学术背景中，有乾嘉考据学为代表的正统史学流派珠玉在前，桐城学派虽然带着一些拘泥但却对史学也有许多正面的影响，不然也不会流传至今，但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却给予了身为浙东学派代表的章学诚很高的评价，主要是在学术方面，说明梁先生对他的学术关点是十分认同的。

个人认为对于“六经皆史”的学术观点不应掺杂过多的背景因素，章学诚本身是史学家而非政治家，六经皆史代表的今是他的学术观点，是有理有据的，在《文史通义》中也并没有过多对于其他学术观点的曲解和刻意贬低，虽然细致地说，有很多地方是矛盾的，但总体方向并没有错误。经学史学在先秦时期并没有明确划分，学术的目在于引导民族的方向，保留民族的“根”，所以“六经皆史”是有道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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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炳良：《文史通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

[3]曹旻：《论乾嘉学派“求是”“求通"学术风格的史学影响》，理论学刊，2018年1月，第一期。

[4]姜广辉，钟华：《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批判》，中国哲学。

[5]张富林：《论章学诚对桐城派古文的批评》，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7月，第32卷第7期。

[6]任雪山，胡晓梅：《梁启超桐城学派的提出及其意义》，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一期。

[7]程维：《桐城派与汉学派的制义之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8]薛璞喆，俞钢：《章学诚“文”“史”汇通明义学术观念之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刘雄伟：《“六经皆史”的近现代误读》，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孙辰阳（1995.04.06），女，汉族，籍贯：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学历：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历史文献学，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罗炳良：《文史通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

2 薛璞喆，俞钢：《章学诚“文”“史”汇通明义学术观念之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94页。

4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572 页。

5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32、573 页。

6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20 页.

7 徐坚：《初学记》，卷九，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 503页。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版，卷十九。

9 嚴杰，武秀成：《文史通义全译》，贵阳：贵阳人民出版社。

10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版，卷十九。

3 曹旻：《论乾嘉学派“求是”“求通"学术风格的史学影响》，理论学刊，2018年1月，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