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伟 李萌 潘家华

摘要：“双循环”是中国为应对国际复杂局势提出的新发展战略，并成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典型特征。完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及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机制，是推进“双循环”工作的重要路径。破除要素流动障碍，不仅需要持续深化相关行业或领域的改革，加强区域合作也是重要手段，区域合作深化的过程也是要素自由流动能力提升的过程。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既要研究户籍、收入、税收、市场、教育及医疗等影响要素流动与区域合作的传统因素，也需要重视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发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确立及智慧时代的来临等影响要素流动的新因素。研究发现，要素流动障碍的分类及应对路径可被归纳成“三四模式”，其中，三种障碍包括易破除或必须破除类、难破除但能通过类以及难破除且难通过类，四种应对路径是指破除障碍、绕行过障、搭桥过障及直接蓄力跨越障碍。每个区域都有其典型特征，在区域合作过程中，采用要素流动效率评估、区域典型特征叠加法等方法进行研究，有利于识别合作双方的优劣势，优选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双循环”；要素流动；区域合作；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1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21）08-0040-09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重大专项课题“贵州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经济圈区域合作机制研究”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要深化“双循环”工作，需要进一步理顺劳动力、资本、技术及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机制。

区域合作是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最佳匹配的重要方式。为加强区域合作，我国陆续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成渝城市群等众多区域或城市群發展战略。跨区域间合作关系的加强意味着诸多省际壁垒的突破及要素流动机制的更加完善，从区域合作的视角研究要素流动问题，不仅把中国的“双循环”与“区域发展”两大战略密切结合起来，也有利于创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要素流动理论的起源较早，相关研究也非常深入，特别是在贸易理论领域有较多的涉及。要素流动理论及传统贸易理论是建立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 1 ]以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 2 ]的基础上，新古典主义以来则更重视要素禀赋的重要性，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 3 ]与俄林（Ohlin）[ 4 ]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古典经济学讨论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动力及资本，以里昂惕夫（Leonti？ ef）之谜[ 5 ]为代表的新要素贸易论，赋予生产要素新的内涵，拓展了贸易理论的要素范围。新要素贸易理论将技术、人力资本、研发、信息等作为生产要素，拓展了要素观，深化了从要素层面理解比较优势的认识基础。[ 6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种生产要素。其中，数据已经成为当前许多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投入，并创造着巨大的价值和收入流，这使数据具备了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充分条件。[ 7 ]国内学界关于要素流动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重点考察影响生产要素流动的因素以及生产要素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8 ]。

在区域发展与要素流动的关系研究方面，国内外的研究主要关注要素流动影响区域平衡或不平衡发展问题。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是以索罗（Solow）[ 9 ]为代表的“趋同论”。该观点认为，从长期来看，区域合作将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并最终收敛于一个相同的发展水平。另一种观点是“不平衡加剧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要素的流动促进区域收敛的效应可能会被资本和劳动的同时外流所抵消，要素流动不一定会促进区域差距收敛①，区域间要素的自由流动会导致集聚效应，进而加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10-11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市场环境等方面优势更加突出，足以抵消西部的劳动要素成本优势，导致许多企业都不倾向于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12 ]。尽管区域合作促进了各区域的发展，但区域间特别是东西部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在缩减与消除地区经济差距问题上，不应完全依赖于市场导向的要素流动，而应更注重各级政府的宏观调控[ 13 ]。

经济学上一般假定生产要素完全流动，流动范围限于一个经济体内，且不存在流动的障碍[ 14 ]，这导致要素流动障碍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尽管区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及劳动经济学等学科领域中也有一些关于要素流动障碍的研究，但结合中国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区域发展战略来研究要素流动的文献比较缺乏。

根据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将从区域合作的视角研究要素流动问题，重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要素流动现状的评估，以广东省及贵州省为案例进行分析；二是系统归纳要素流动障碍的类别及应对路径，以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要素流动障碍为案例进行分析；三是研究跨区域间合作重点的优选方法，以贵州省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机制为案例进行分析。

区域合作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含多个层次：一是国际合作，主要是指国家或洲际之间的合作；二是国内几大板块之间的合作，如中国的东中西部合作；三是把跨省的一体化区域或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开展合作，如把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作为一个整体；四是省际合作，传统的区域合作主要指这种层级的合作；五是省内各区域之间的合作，包括省级以下各个行政区划之间的合作。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贵州省为案例，研究区域内部及跨区域间的合作问题。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原因在于，该区域在要素流动障碍方面最具有典型性。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但也面临“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三个关税区及三种货币”“四座中心城市，多种文化并存”等方面的挑战。区域内的创新要素聚而不联，创新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转换对接困难[ 15 ]，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局面尚未形成，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群，以及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与日本的东京湾区等世界其他大湾区的最大特点。近年来，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较多，有一些研究涉及要素流动障碍[ 16 ]、商品流通效率[ 17 ]等内容，但较少从跨区域合作的视角研究要素流动问题。之所以选择贵州作为案例，原因在于贵州省近年来发展迅速，在西部地区具有典型性，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成效突出。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与贵州省的区域合作问题，在探讨中国东西部合作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区域合作方面具有典型性。

研究区域合作与要素流动问题，首先需要对所研究区域的现状有准确的认知，发现各区域的优劣势，为区域间合作重点的优选奠定基础。该部分以广东省及贵州省为例，采用指数方法分析区域要素的流动效率问题。之所以没有从粤港澳大湾区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因为香港与澳门的相关数据获得困难。

（一）要素流动效率评估方法

要素流动是通过改变要素之间的比例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要素流动的效率体现在流动和资源配置两个阶段[ 18 ]。本研究采用某区域相关要素（如人口）占全国比重的变化率来衡量广东省及贵州省的要素流动指数，并用指数来反映要素流动效率。公式如下：

EFx，y=[（Nx，y/Ny）/（Nx，y-1/Ny-1）]-1

其中，EFx，y表示要素流動指数或要素流动效率，Nx，y代表某区域的相关要素（如人口）在Y年的数量，Ny代表全国的相关要素（如人口）在Y年的数量，“y-1”表示上一年的数量。当EFx，y>0时，表示该区域相关要素的流动效率在提升，即要素流入；EFx，y<0时，表示该区域的相关要素的流动效率在降低，即要素流出；EFx，y=0时，表示该区域的相关要素的流动效率不变，即要素既未流出，也未流入。

人口要素采用全国及区域的总人口、就业人员分别作为指标，并进行比对，资本要素采用全国及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指标，技术要素采用全国及区域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 velopment，R&D）人数作为指标。研发人员流动和研发资本流动都能显著提升区域协同创新效率[ 19 ]，也可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等作为指标，为便于计算，该部分只选择R&D人数来分析技术要素的效率问题。该部分未测算土地及数据两个要素的流动效率。其原因在于，中国土地的非私有化属性决定了其流动性不强，计算的意义不大，而数据或信息要素尚未被列入国家统计指标体系，计算难度较大。

（二）广东省及贵州省的要素流动效率测算

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②，以及《贵州统计年鉴2020》《广东统计年鉴2020》《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2020年）等，其中2019年的全国R&D人数数据为线性归纳得到。

各指标的基础数据及指数变化参见表1。

（三）结果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人口流动方面，广东省的人口流动效率远高于贵州，以2019年为例，按总人口计算，广东省的人口要素指数是贵州省的3.4倍。但在就业人员流动效率方面，两个区域的差距并不明显，这一方面反映出广东省提升劳动力流动效率已进入瓶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贵州省近年来的劳动力流动效率比较高。但从人口向城市群及都市圈集聚的社会发展规律角度来看，处于经济发展低梯度层次的贵州省，未来在要素流动特别是吸引人口方面将处于不利的位置。

近几年，贵州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高于广东省，但基数主要来自房地产行业及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资本要素更多地流向产能过剩的工业行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较少流向高技术行业，因而在提高资本配套效率上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20 ]。在利用外资方面，贵州省与广东省的差距明显，以2017年为例，广东的外资投资额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11%，而贵州省仅为0.2%，双方存在55倍的差距。

在R&D指标方面，贵州省进步明显，这反映出贵州省建设人才队伍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同广东省的差距依然明显。以2019年为例，广东省的R&D人数占常住人口的0.95%，贵州省为0.19%，广东省是贵州省的5倍。

总体来看，广东省的要素流动效率整体保持上升趋势，但提升幅度相对较慢，这主要同其基数值较高有关。贵州省的要素配置效率整体表现较好，这主要同该省相关指标的基数值较低有关，但也反映出该省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基本态势。贵州省同广东省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各指标的基数值上，两个区域在发展阶段方面存在着梯度差。

不同时代及不同区域面对的要素流动障碍有一定差异性，但也存在很多共性。系统归纳要素流动障碍的类别及应对模式，有利于完善相关认识论及方法论。该部分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的要素流动障碍为例，把要素流动障碍的类别及应对路径归纳成“三四模式”，即三种类型障碍及四种应对路径。

（一）要素流动的驱动力

经济学理论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要素流动的核心驱动力。要形成利益最大化的空间，区域间的一些资源必须在优劣势方面形成梯度差，要素既可以向低梯度区域流动，也可以往高梯度区域流动。

对于低梯度地区或者“洼地”来说，吸引要素往己方流动的关键在于“空间”及“潜力”，用市场空间或市场潜力吸引资本等要素。对于高梯度地区或“高地”来说，吸引要素往己方流动的关键在于“平台”及“实力”，产业集聚效应、个人发展平台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随着全国整体要素市场日趋开放，国内市场分割整体呈现弱化趋势，但地方市场分割造成的要素配置效率依然严重扭曲[ 21 ]，国内市场分割对省域创新效率依然有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 22 ]。提升全国及各区域的要素配置效率，需要进一步打破区域壁垒。对贵州省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来说，更需要健全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以适应空间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实体集聚以及要素收益率和回报率不断提高的需要[ 23 ]。

（二）要素流动障碍的类别

阻碍区域合作及要素流动的因素很多，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科技及政治等因素都可能成为障碍。从重要性及应对难度大小的角度划分，主要有三类障碍：易破除或必须破除类障碍；难破除但能通过类障碍；难破除且难通过类障碍。

1.易破除或必须破除类障碍

这类障碍要么易于被破除，要么由于一些重要原因而必须被破除。例如，影响人才流动的户籍障碍就属于必须破除类障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存在的“一体化认同障碍”也属于此类障碍。

对于国内其他城市群来说，影响区域合作意愿的主要障碍是“官本位”思想及经济竞争等因素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而粤港澳大湾区的问题则复杂得多。由于制度及文化教育的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在思维观念等方面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差异[ 24 ]。特别是对香港地区来说，部分人由于对内地缺乏了解，对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的意愿不足。粤港澳大湾区要想真正形成一个整体，必须破除“一体化认同障碍”。

2.难破除但能通过类障碍

这类障碍在短期内很难被破除，但经过努力可以通過，要素流动中大量障碍都属于这类障碍。例如，就业机会、工资水平、教育、医疗及住房等，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面临的“三个关税区及三种货币障碍”“四座中心城市障碍”也属于这类障碍。

“三个关税区及三种货币”问题是制约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人力、物力及资金等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直接障碍，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在积极推进区域内部关税一体化及三种货币自由兑换工作，但由于面临巨大挑战，要真正突破这一障碍，尚需更重大的政策及制度创新。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深圳、香港及澳门等城市均有较强竞争力，这种多中心模式最为复杂，处理好相互关系并形成合力有利于要素流动，处理不好相互的合作竞争关系会带来大量内耗，降低整个区域的竞争力。

3.难破除且难通过类障碍

破除这类障碍难度大，或者在短期内不能破除，面对这类障碍，直行很难通过，只能绕行。例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存在的“两种社会制度障碍”等就属于这类障碍。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的两种社会制度导致宏观政策调控难度大，政策及体制机制难以一体化。由于要尊重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内地的政策及体制机制很难在香港及澳门执行，针对这一挑战，中央及大湾区各级政府目前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相向而行，扬长避短”，争取把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等劣势转化成多元化及国际化优势。

（三）要素流动障碍的应对模式

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大部分“障碍”都具有两面性，从一个视角来看是障碍，换另一个视角来看，其存在则具有一定合理性甚至是优势。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应对各种障碍需要考虑投入产出及成本效益，对于各种障碍并不一定都要破除，而是需要采取多种模式予以应对。应对要素流动障碍的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破除障碍；二是绕行过障；三是搭桥过障；四是直接蓄力跨越障碍。

1.破除障碍

“破除障碍”是指直面并打破障碍，这种模式适用于那些必须打破且有可能打破的障碍，“破除障碍”的主要特点是把问题解决掉，但一般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对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的“一体化认同障碍”，就应采取破除障碍模式进行应对。提升认同感主要通过激励与约束两种方式实现，互利共赢是区域协调的基础，是突破意识形态障碍的主要激励手段，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教育及宣传，则应作为强制性的约束手段予以推进。

2.绕行过障

对于那些短时间很难破除或破除成本过高的障碍，可以采取“绕行过障”模式。同“破除障碍”不同，“绕行过障”的主要特征是“搁置”问题，也是常用的应对问题的便捷方式，但不足是“障碍”依然存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合作中，短时间内很难破除“两种社会制度”障碍，应主要采取“绕行过障”模式。“绕行”不等于完全不处理，粤港澳三地在政策及制度安排方面也应积极相向而行，以利于最终实现全方位的一体化。

3.搭桥过障

对于那些很难绕行或绕行成本较高，且有可能搭桥通过的障碍，可以通过构建一些合作平台进行应对。同“绕行过障”不同，“搭桥过障”直面问题，尽管没有彻底根除问题，但也找到应对障碍的方式。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对于“三个关税区及三种货币”障碍，应主要采取“搭桥过障”模式，通过构建一些平台以规避或弱化不同关税区给人员、资金、物资及信息等要素流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4.跨越障碍

对于那些短时间难以破除，但可以直接跳过去的障碍，宜采取“跨越障碍”模式。同“绕行过障”“搭桥过障”的区别在于，“跨过障碍”模式适用于难度较小的障碍。针对“四座中心城市”带来的向心力凝聚难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应采取这种模式进行应对。为保障区域合作的可持续性，在广深港澳四城联动方面需要强调公平竞争。纵观世界三大著名湾区的发展，既不是个别城市“一城独大”，也不是个别区域的简单化平衡发展，而是通过多圈多核的经济区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 25 ]。同时，要避免在中心城市要素集聚、科技创新的过程中进一步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6 ]。

要素流动障碍的类别及应对路径参见图1。

（四）新发展格局下影响要素流动与区域合作的新因素

在新发展格局下，要加强区域合作及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不仅需要持续深化户籍、收入、税收、市场、教育及医疗等传统领域的改革，也需要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城市群化与都市圈化趋势，以及智慧时代大背景等社会经济发展新进展进行研究。

1.城市群及都市圈的发展对要素流动的影响

人口等要素逐步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发展规律，这对于一些处于核心城市群之外的区域是不利的。例如，贵州省处在中国几大核心城市群之外，该区域在吸引要素流动及推动区域合作过程中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对于贵州省来说，处于核心城市群之外带来的压力属于“难破除但能通过类障碍”，关键是如何通过加强区域合作跨越或绕过这一障碍。

2.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要素流动的影响

为应对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并确立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及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约束下，各区域对能源消费规模及类型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对资金等要素的流动及区域合作都将产生一定影响。这类障碍也属于“难破除但能通过类障碍”，可以通过完善全国性及区域性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平台等措施来“搭桥过障”。

3.智慧时代来临对要素流动的影响

在工业时代，产业在空间布局及区位选择方面，倾向于向人口集中的区域布局，以集中式经济范式为主。在网络时代，数据流动（传播）的便捷性，推动了虚拟经济、平台经济及分布式经济等新经济范式的快速发展，再加上物流成本的迅速降低，产业可以布局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低的区域，不必靠近市场（人口聚集区）。在智慧时代，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慧技术及其物化工具逐步取代了人的劳动岗位，使得劳动力要素的重要性逐步弱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低梯度地区来说，智慧时代的来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深化区域合作的过程，也是推动要素流动的过程。跨区域合作既需要打破诸多省际壁垒，减少要素流动障碍，也需要找准合作重点与合作方向。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把不同区域的典型特征结合起来，即使用区域典型特征叠加法，有利于准确识别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下面，将站在贵州省的视角，探讨贵州省在完善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区域合作机制方面，如何识别合作方向及优选合作重点。

（一）智慧时代大背景及城市群化、都市圈化对贵州省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机制的影响

在人口等要素逐步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的大趋势下，贵州省要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必须加强与邻近的成渝城市群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合作，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合作有区域协调、协同、一体化及融合等多种模式，贵州省与成渝城市群接壤，可争取走区域协同甚至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同粤港澳大湾区中间间隔一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区域合作上无法走区域融合及区域一体化之路，需要基于区域协调构建区域合作机制。

对贵州省来说，智慧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科技基础相对薄弱，贵州省在科技创新竞争方面处于劣势，但同时，产业无人化的大趋势也减少了人口流失等劣势带来的不利影响，只要能充分发挥本地的生态环境好等优势，在吸引要素流入及区域合作等方面，贵州省也有更多的机会。

（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贵州省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机制的影响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属于约束性指标，对于能源消费以化石能源为主且能源消费规模较大的区域来说，该指标将成为影响投资等要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于贵州省来说则有可能成为发展的契机。

贵州省水电资源丰富，特别是靠近四川与云南两个水电大省，清洁能源潜力巨大。以贵州省2019年的发电装机容量为例，火电、水电、风电及太阳能发电分别占总装机容量的51.7%、33.7%、6.9%及7.7%③。四川與云南两省的水电行业面临较大的“弃水”压力，水电市场规模亟待扩大，对于贵州省来说，可通过自身开发利用及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来降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带来的能源消费压力。

贵州省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省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这种自然条件决定了该区域难以发展占地面积较大的产业。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市的智慧产业发达，但其中的大数据产业的能耗及水耗均较大，粤港澳大湾区把大数据等一些能耗大、占地面积小的产业转移到贵州省，不仅有利于贵州省在规避土地资源稀缺等劣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三）贵州省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模式

区域典型特征叠加法实质上就是通过综合不同区域吸引要素流动的优势，明确区域合作的重点方向及路径。贵州省的主要特点是“多彩贵州”，粤港澳大湾区的典型特征是“多元化湾区”，区域特色叠加后即是“多多合作”模式。

“多彩贵州”是贵州的主要特色。“多彩贵州”原本是贵州省的一个旅游及文化宣传口号，现在则成为贵州省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及全球知名文化品牌。“多彩贵州”涉及贵州省的方方面面，包括长征文化、阳明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国酒文化及茶文化等多彩的文化，黄果树瀑布、龙宫风景区、西江千户苗寨、赤水、马岭河峡谷、万峰林、百里杜鹃、织金洞、威宁草海及遵义会议会址等众多且多样化的旅游景点，以及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等众多少数民族特有的少数民族服饰、风俗、节日等。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贵州省也展示出丰富多彩的特征。

“多元化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典型特征。在中国的城市群中，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化特征最为突出。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该区域拥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分属多个不同的关税区及货币体系，同时存在着广州的岭南文化、深圳的包容及创新文化、香港及澳门的西方文化等多元性文化，这是国内其他区域或城市群所不具备的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该区域的最典型特征，“多元化湾区”的表述最为符合。

贵州省要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即加强“多彩贵州”与“多元化湾区”的合作，用“多多合作”一词来描述两个区域的合作模式，能体现两个区域合作范式的典型特征。“多多合作”至少包含四层含义：一是加强合作；二是多方面合作；三是围绕“多彩贵州”寻找合作空间；四是围绕“多元化湾区”寻找合作空间。

（四）贵州省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的重点

区域典型特征叠加方法符合区域合作的优势互补原则，但其涵盖范围广，不仅包括区域优势特征，同时也包括劣势特征。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化对要素流动来说属于劣势，但也给区域合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在“多多合作”模式中，贵州省需要发挥自身在旅游、文化、生态环境及生态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并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多元化、经济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及社会多元化等特征，识别合作机制，优选合作重点。

一是构建多样化的合作模式与合作机制。粤港澳大湾区特有的多元性决定了贵州省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模式的复杂性，从宏观视角来看，贵州省在短期内很难与粤港澳大湾区构建统一的区域层面的战略合作机制，需要针对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不同城市分别构建差异化的合作模式及合作机制。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将逐步从区域合作走向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贵州省应制定分阶段合作策略。当前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合作的诉求是，“建立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但从长期来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逐步走向“区域一体化”和“区域融合”。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整合情况，贵州省应制定有针对性的分阶段合作策略。近期及中期需要侧重城市层面的合作机制建设，长期则需要逐步加大两大区域间的合作机制建设。

二是从“多彩贵州”与“多元湾区”优势互补的视角探索合作的重点领域。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基础较好，特别是香港与澳门在金融及投资方面的实力较强。深圳市拥有科技成果转化的优势，但缺少国际顶尖高校资源，科技人才队伍及基础研究相对薄弱。香港的一些大学在国际高校排名及基础研究领域有一定优势，但由于香港空间狭小，且以服务业为主，产学研相结合的能力较弱。

从前面的要素流动效率评估结果中可知，贵州省的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R&D人员的总数及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低，特别是吸引外资的能力较弱。针对这些问题，贵州省应在充分发挥自身生态环境好、旅游资源丰富等优势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同深圳在大数据及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的合作，同香港在金融、投资及国际合作办学等领域加强合作，同澳门在投资、旅游等领域加强合作。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是核心，加强区域合作则是重要的切入点。从区域合作的视角研究要素的流动问题，有利于发现不同区域在要素流动障碍方面的差异性，进而加强应对策略的针对性。深化区域合作机制，需要重视要素流动效率评价、要素流动障碍分析及区域合作重点优化等分析方法。

要素流动效率评价是分析相关区域要素流动现状的重要方法，随着区域合作的加强及要素流动规模的加大，中国各区域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也面临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在要素流动障碍方面，不同时代及不同区域面临的主要障碍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大体可被划分为易破除或必须破除类障碍、难破除但能通过类障碍以及难破除且难通过类障碍等三类。在要素流动过程中，不是所有障碍都必须被破除，也可以采用绕行过障、搭桥过障或者直接蓄力跨越障碍等方式予以应对。在跨区域合作重点的识别与优选方面，采用区域典型特征叠加法，有利于迅速明确双方合作的方向，准确识别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

参考文献：

[1]SMITH 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 2[M].Carmel：Liberty Fund，Inc.，1982.

[2]RICARDO 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 ation[M].Carmel：Liberty Fund Inc.，2004.

[3]HECKSCHER E F.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 bution of income[J].In ekonomisk tidskrift，1919：497-512.

[4]OHLIN B G.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 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1-617.

[5]LEONTIEF W.Domestic production and foreign trade：the american capital position re-examined[J].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53，97（4）：332-349.

[6]陳钧浩.要素跨国流动与比较优势变形：实证与理论拓展[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27（3）：75-80.

[7]黄鹏，陈靓.数字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与规则构建：基于要素流动理论的视角[J].世界经济研究，2021（3）：5-6.

[8]白俊红，王钺.研发要素的区际流动是否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升[J].中国科技论坛，2015（12）：27-32.

[9]SOLOWR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10]MYRDAL G.An international economy[M].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56.

[11]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499.

[12]吉尔克.基于梯度转移理论的要素流动差异对区域产业转移黏性影响[J].生产力研究，2016（5）：33-34.

[13]邵宜航，刘雅南.要素流动、生产效率与地区差距——基于含人力资本增长模型的理论探讨[J].经济学动态，2005（12）：32-35.

[14]馬飒.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流动研究述评[J].对外经贸，2015（5）：4-6.

[15]叶玉瑶，王景诗，吴康敏，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2020，40（1）：27-39.

[16]王淑伟.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J].中国经贸导刊，2020（20）：32-34.

[17]秦雯.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业效率的时空演化及提升路径[J].中国流通经济，2020，34（9）：31-40.

[18]苑清敏，杨晴晴，李健.三大城市群要素流动效率及差异性评价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5）：60-68.

[19]邵汉华，钟琪.研发要素空间流动与区域协同创新效率[J].软科学，2018，32（11）：120-123，129.

[20]郭兆颖.要素流动对效率提升的溢出红利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9，35（6）：161-164.

[21]郑毓盛，李崇高.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J].中国社会科学，2003（1）：64-72.

[22]邓峰，杨婷玉.市场分割对省域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基于创新要素流动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17）：19-29.

[23]王必达，苏婧.要素自由流动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吗——基于“协调性集聚”的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J].财贸经济，2020，41（4）：129-143.

[24]杨海波，高兴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一体化的路径演进[J].区域经济评论，2019（2）：110-116.

[25]张胜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理论依据、现存问题及国际经验启示[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34（5）：12-21.

[26]李洪涛，王丽丽.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影响[J].中国科技论坛，2020（7）：170-179.

责任编辑：嘉斌

The Factor Flow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aki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Case

LOU Wei，LI Meng and PAN Jia-hu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civilzation，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5，China）

Abstract：“Dual Circulation”is a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put forward by China to deal with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and has become a typical feature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mproving the free flow mechanism of land，labor，capital，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Dual Circulation". Removing the obstacles of factor flow should depend on not only deepening reform in related industries or fields，but also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and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also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the capability for factor flow.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such traditional factors 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income，taxation，market，education and medical care，which affect the factor flow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such new factors a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the establishment of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targets，and the coming of intelligent age. It is found that，the classification and response path of factor flow obstacle can be summed up as“three-four pattern”. The three kinds of obstacles are the‘easy to break or necessary to break’，‘difficult to break but can pass’，and‘difficult to break and difficult to pass’；and the four response paths are‘breaking the barriers’，‘bypassing the barriers’，‘bridging the barriers’and‘jumping the barriers’. Each region has it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the methods such as factor flow efficiency evaluation and typical feature superposition are conducive to quickly identify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sides and selecting the key areas of cooperation.

Key words：new development pattern；dual circulation；factor flow；regional cooperation；Guangdong-Hong Kong-Ma？ cao Greater Bay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