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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的教育家

2021-01-19吴爽

教育家 2021年52期
关键词:武汉大学教育家校长

吴爽

教育改革的道路艰难曲折,刘道玉坚定执着地走了几十年。

退休后,他依然呼吁和研究教育改革,直面教育问题,抨击教育弊病,笔耕不辍,出版了25本教育论著,发表了500多篇文章。

他将届鲐背之年,践履笃行在教育改革的路上,义无反顾。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潮中,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他引领学校独辟蹊径,倡导自由民主校风,率先创造性地实行了一系列新教育教学制度,从而拉开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

立足当下,关于如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讨论热烈;回顾过去,高等教育在发展中积蓄了精神力量和经验智慧。近日,刘道玉接受《教育家》专访,回顾了他的教育改革之路,分享了对当前教育发展的思考。

埋下种子:大学发展要有先进教育理论引领

《教育家》:从化学领域转向教育学领域,您是怎样变成教育专家,完成角色转变的?

刘道玉:這个转变是源于早年埋藏在我心中的一颗“雪耻”的种子。耻从何来?早在1966年3月,国家高教部(当时分设高教部和教育部)在北京农学院举办了一场23所直属大学科研成果展览会,借以向中央汇报高等学校是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希望国家给直属大学增加科研经费。大约3月底,武汉大学领导组织全校科研骨干前往北京参观,我当时是一个科研组的组长,被选派首批前往。我们一行十多人,在参观过程中,自然十分关心本校展出的科研成果。

当我们置身于展览会上,看到了北京大学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及其结构测定、清华大学的核反应堆、南开大学的高分子离子交换树脂、复旦大学的电光源、南京大学的内蒙古大草原的改造等,都是一个展室或展台,真是琳琅满目、五光十色,令人羡慕不已。我们到处寻找武汉大学展出的成果,但始终没有找到,最后在一个展台的一角,找到了一个像香烟盒大小的空气电池的展品。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感到无地自容,大家不约而同地摘下了佩戴的武汉大学红色校徽,生怕人家认出我们是武汉大学的教师,甚至觉得有人在背后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道:“你们还有脸来参观!”这次科研成果的排名,武汉大学排在23所直属大学的倒数第二名。

我们回到位于北京东新隆街的教育部招待所,当晚谁都无心去吃饭。自尊心人皆有之,这次参观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武汉大学的差距。

往事过去15年,当自己成为武汉大学校长,自觉肩负起振兴武汉大学的重任。因此,在我履任之始,召开了首届科学研究大会,在会上我发出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振兴武汉大学强烈的使命感、热爱母校的赤诚之心、广大教师们的期盼、精心育人的责任心,不允许我有半点的犹豫,不允许我一心挂两头,必须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进入校长的角色,尽快完成从化学领域到教育学领域的转变。

我履新校长时,仅仅是一个化学讲师,行政级别是20级,连科级干部都不够格。于是,我想自己将如何领导好武汉大学呢?我清楚地认识到,领导好一所大学,不是靠职称、专业知识,也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要依靠先进的教育理论,按照教育规律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于是,我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教育素养——

第一,如饥似渴地学习世界教育家的名著,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17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捷克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德国启蒙教育家奥古斯特·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的《教育论》,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理念》;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的《民主与教育》《明日之学校》和《自由与文化》,等等。在中国教育家中,我不止一次地阅读过蔡元培和陶行知的教育全集,逐步掌握了中外教育名著的精髓。

第二,走进教学第一线,亲自抓教育改革实验,通过实验方知什么样的制度才是适合自己大学的教育。80年代初中期,我校先后试行学分制、插班生制、转学制、导师制等,都是先实验后推广的,这是积极稳妥的办法。

三大理念:把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

《教育家》:您提出创造教育、爱的教育、自由教育三大教育理念,可否阐释下这些教育理念的要义?对当下教育发展有怎样的观照?

刘道玉:我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常务副书记和校长,以及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前后总共15年。期间,是我进一步学习教育理论的过程,既有武汉大学点上的试验,又有在全国许多大学调查的观感。我是一个事事留心的人,注意把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就促使我开始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

创造教育是我形成的第一个教育理念。大约1980年,我看到报刊上介绍创造学是一门新的学科,早在1938年在美国就诞生了,1953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创办了世界第一个创造学系,亚历克斯·奥斯本被称为创造学之父。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并决心开始研究创造教育,致力于培育创造性的人才,这与我幼年时期梦想成为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是不谋而合的。

“创造”与“创新”极易混淆,甚至有的教育家说,创新包括了创造,这是极大的误解。创造(creation)是从无到有,是做出首次、第一、率先和旷世绝伦的成果。而创新(innovation)是从旧到新,是改良、革新、刷新等之意。在英文中,还有两个词汇,一是manufacture,另一个是mentifacture,前者是制造,后者是创造。虽然两个词的后缀facture是相同的,但前缀是不同的,manu是手工生产的就是制造,而menti是大脑,用头脑生产的就是创造。分清了创造与创新以及制造与创造的区别,方能够激励我们的创造精神,点拨创造的灵感,以填补我国在原创科学理论上空白的尴尬局面。

我的第二个教育理念是爱的教育,它形成于我在武汉大学和武汉市外国语学校的改革实践中。我切身体会到现在教育中爱的缺失,在大学中把学生分为进步与落后,对有缺点或有错误的学生另眼看待。在中小学中体罚屡禁不绝,普遍存在偏爱的倾向,即爱学习好的学生,不爱学习差的学生,爱循规蹈矩的乖孩子,不爱调皮的学生……偏爱是不公平的教育,不相信爱具有转变或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巨大力量。所以,我以身作则,把爱倾注给学习成绩不好、失恋的、偷书的和服刑的学生。作为教师和校长,要爱一切学生,接受有错误的学生;作为父母,爱孩子就接受不完美的孩子,这就是博爱,凡是有爱的阳光的地方,生命就会欣欣向荣。

我的第三个教育理念是自由教育,集中地反映在我的《自由是教育核心理念》一文中。形成这个理念,是我从最朴素的观察开始的,我出生在农村,知道在板结的土地上生长不出粗壮的果木,而硕果只能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鸟儿之所以栖息在大森林里,就是因为那里空气新鲜和自由。我从大学发展史知道,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为什么后来教育与教会分而治之?就是因为教义是不允许怀疑、质疑和批判的,但教育则必须提倡这三大精神。因此,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应当自由地探索真理,以培养追求真理的人才为己任。

总之,我的三大教育理念是互相联系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未来。改革是连接三大教育理念的链条,不彻底改革传统的僵化教育,是不可能建立起三大教育理念的。

大学展望:应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教育家》:您认为当代的大学应当怎样改革与发展?

刘道玉:我认为改革与发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改革是质的改变,是走全新的办学路子,发展是数量的变化,如校园面积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加、校舍的扩展、图书与设备的增加、教师住房的改善,等等,不能以发展代替改革。

大学究竟应当怎么辦,我认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打破学年制的限制,实行弹性学制。人的天资和学习能力是有差别的,传统学制专科三年、本科四年,学生按照学年制同时入校,经过三年或四年学习又同时毕业,这是浪费学习资源。弹性学制与文凭制相结合,大学设置专科(2年)、大专(3年)、本科(4年)、硕士科(6年)和博士科(10年)五级文凭。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可以自由选择注册任何一级的文凭,通过考核或答辩合格,随时可以毕业,并获得相应的文凭和学位。

第二,尊重学生的志趣,实行滚动专业。专业的划分,既要符合学科划分的原则,又要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专业设置要体现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防止专业狭窄,以便使学生适应日新月异变化的市场需要。学校要保证学生选其所爱、学其所爱,他们可以一次、两次转专业,一直滚动到他们满意为止。一个学生只有当他们选择到称心如意的专业,才会调动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才可能成为杰出的人才。

第三,颠覆传统的课堂,提倡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是一种古老的学习方式,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古今一切大学问家,他们的学问都是自主学习而获得的,绝非是课堂灌出来的。人类学习的历史,是从自主学习到讲授再到自主学习的过程,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提前适应以网络为平台的自主学习潮流。

第四,打破教学与科研之间人为分割的界限,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以科研带动学习。从本质上,教学是走前人走过的路,而科研是走没有路牌的路,前者获得的是间接知识,而后者是获得直接知识,也即通过科研而发现的真理。一个不会做研究工作的人,是很难适应以创造为特征的信息时代需要的。

第五,开放校园,资源共享。鉴于我国大学数量多、水平相差悬殊,实行同类和水平大致相同大学之间互相开放。打破大学部门所有制,资源共享,互相承认学分和学历。提倡游学访贤制度,师生互相选择,最大限度地发挥名师的作用。游学是一种我国古代独创的学习制度,它孕育出了许多大师级别的人才,他们也都是著名的游士,其中诗仙李白的一生都在游历的路上,所以他才创作出万首不朽的诗篇。诗圣杜甫评论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第六,网上网下结合,各自扬长避短。自2012年开始,美国率先掀起了网络教学的风暴。他们先后创建了Udacity、 Coursera、Adx三大网络平台,对开展网络教学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在热了一阵子之后,又冷了下来,说明传统的教育观念比较顽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人类诸多的发明成果中,从来没有哪一项发明像网络技术发展如此迅速,对生产、商业、生活甚至思维方式的影响如此之大。因此,网络教学不可替代,我们必须提前应对,设计网络课堂、实行网络阅览、编写网络教学指导书,以适应全新教育时代的到来。

读懂学生: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在“不拘一格”

《教育家》:很多武大校友说您读懂了学生,称您为“永远的校长”。您担任武大校长时推行“博爱教育”,坚持接近学生、走近学生,您认为,大学教育中教育者应该如何面对学生,与学生保持怎样的关系?

刘道玉: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人员和全部工作,都是为学生成才服务的。因此,校长应当接近学生,走近学生,不管工作如何繁忙,接待学生的来访,倾听他们的意见,是校长不可推卸的一项重要任务。怎样才算是读懂了学生呢?我以为有三条标准。第一,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学生是大学中的顾客,他们也是上帝,对顾客的要求必须按照优先的原则予以满足。第二,学生既是受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而且是改革成效的直接检验者。第三,学生处于长身体和长知识的时期,他们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我们应当允许犯错误和改正错误,正确的教育方法是正面引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要抓住小辫子不放,动辄进行惩处。同时,应当提倡他们自己教育自己,相信他们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路也一定会走得更好。

那么,校长与学生应当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应当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教师要肩负起传道、授业、解惑之责;作为友,要做到互相关心、互相激励、互相帮助。校长要做到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教学相长、能者为师,要力求做到:作为受教育者的教育者应当死去,以便作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者而新生。

我给学生写的赠言是:“路石(我的笔名)无语任践行,人梯无怨拱攀登”。学生写给我的赠言是:“天下良师皆父母,满园桃李亦儿女”。这就是理想大学中新型的师(包括校长)生关系。

《教育家》:在发现和培育有天分的学生的方面,您近年有哪些新的思考与认识?

刘道玉:实际上,我的新书《其命维新》是一部以才兴校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发现、培养和保护人才的历史。人始终是教育的中心,人才则是教育的终极目标。爱才不能仅仅只是一句口头禅,杰出人才能否冒出来,最关键的是“不拘一格”,在现实生活中束缚人才的“格”太多了,如学历、学位、性别、年龄等。真正爱才者,要敢于打破“格”的束缚,敢于保护和使用有争议的人才。在书中,我总结出了识才看“三性”(个性、悟性、灵性);用才看“三力”(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管理特殊人才“三不问”(不问做什么、不问进度、不问结果)。也许,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些是开明之举,一个大学校长不应当是“生产队长”,要学会当一名“拉拉队长”。

我最近刚刚写了一篇“呼唤全才”的文章,这是我的新认识,也是被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回望世界人才的历史,无论是古希腊或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绝大多数都是全才,如牛顿、培根、莎士比亚、笛卡尔、帕斯卡尔、费马、哈维、伽利略、开普勒、达芬奇……经过研究,我给全才下了一个定义:凡精通三门一级学科或以上且在每个领域作出重大建树者。全才最重要的作用是,他们往往在科学交叉的领域作出重大的发现与创造。全才是科学的象征,是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科学先进之林的需要。

《教育家》:您经历了高光时刻,又在高峰中“跌宕”,您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沉迷于往日的荣光,选择回到高校当“学术官”——校长,您是否有遗憾?

刘道玉:我国明朝文学家、思想家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有一副对联:“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上云卷云舒”。这是一种境界,它超越了功名利禄,舍去了个人的恩怨和得失。有了这样的境界,什么“高光”和“跌宕”都是不足挂怀的,能够做到淡然对待。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也有一句名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的意思是说:用你,就干一番事业;舍你(就是不用你)就藏起来。前面一句我做到了,但后面一句我却不想躲藏起来,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任期的岗位上,我自喻是一头“躬耕牛”,埋头拓荒。离任校长后,我转身为一只“杜鹃鸟”,以呐喊的方式呼吁教育改革。我非常喜欢宋朝王令的诗句:“子规夜半欲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希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助力教育发展。

(注:封面照片由贾代腾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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