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峰

近来，印度博世人眼球的举动不少。从射程号称覆盖全亚洲的“烈火-5”导弹的即将入役，到作为一个举世公认的炎热国度却抛出“北极政策意见稿”，从军政高官在中印边境对峙难解之际仍高调强化边境全面建设，到政府领导人面对自身疫情的持续恶化却宣布国产疫苗已做好“保护全人类的准备”，无不显示在此届政府主导下，印度从“有声有色大国”到“领导性大国”的雄心壮志并未因去年以来内外情势之变而有所消减。

作为曾经拥有独特传统文明的国度，印度历来就不乏大国之追求。孔雀王朝时代的战略家考底利耶在其代表作《政事论》中曾表示，“国际关系是一种以征服者为中心的动态等级体系，直接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又是天然的盟友”，颇似战国时代范雎向秦昭王提出的，后被南北朝檀道济收入《三十六计》的“远交近攻”之策。作为古印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考底利耶曾设计了六条法则以供选择，即和平共处、战争、中立、进攻、联盟、双重政策。时隔两千多年，这套理论仍深深影响着印度精英，并与昔日大不列颠殖民印度留下的“战略边界”理念，共同成为尼赫鲁当年实践“有声有色大国”的思想根源。

尽管1947年独立后，印度政府不断更替，内外政策几经变化，外交范式推陈出新，但其大国追求的主线始终未变。特别是伴随近些年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印度领导人在大国追求问题上更加直言不讳，从瓦杰帕伊政府时期的“21世纪属于印度”的豪言，到莫迪执政后进一步阐述印度“不仅要成为国际安全架构的提供者，更要成为其中的领导性大国”。

执政近7年来，莫迪政府对内强势推进“国族再造”和经济改革，对外时刻凸显大国身份和战略自主，强调印度复兴崛起和大国责任的国际意义，其战略愿景包括：第一，夯实软硬实力，确保印度“地区核心国家”的地位，促使其他南亚国家“心悦诚服”接受；第二，借助地缘位置、市场空间、经济势头和外交艺术，确保国际社会对印度“地区核心国家”优势地位的认可；第三，在此基础上，经略好包括亚太、西亚、中亚等大周边，力争成长为世界一流“领导性大国”。

通常来讲，战略明确后，决定战略成效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一国在执行战略时资源能力与资源消耗的匹配度。客观评判，莫迪政府2014至2019年首个任期内的成效比较显著，年均经济增速达到7.3%，攀升至主要经济体的首位，国际能见度大幅提高，印度崛起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这既有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总体顺风顺水、大趋势使然，也有印度注重在大国外交中保持平衡、实现“左右逢源”这一主观因素。其中，与中国这一最大邻国的关系总体稳定无疑也对印度塑造安全环境、促进经济、扩大外资起到了积极作用。

毋庸讳言，面对内外的纷纷美誉，特别是2019年再度以压倒性优势胜选执政后，印度领导人愈发自信，印度传统文化中自大且自负的一面开始显现，并在实践中明显冒进。从印度罔顾巴基斯坦、中国的反对，单方面将印巴克什米尔争议区和中印阿克赛钦争议区纳入地图，到中印对峙一度接近撤军之际却率先挑起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以致印度因边境问题同时与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三个方向陈兵对峙。此后，印度又在对华经贸和人文交流领域进行打压报复，以期达到既能发泄不满，迎合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和利益集团的现实需要，又可借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尤其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势头，在产业转移、产业链重构等方面换取美国可能赋予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从而加快印度“领导性大国”的成长进程。

在百年变局的蓬勃浪潮下，各国决策者都在着眼于世情疫情的急剧变化，制定本国特色的因应之道。其中，审时度势、因势而变开拓进取者有之，为保优势永固、全力打压后来者有之，变中求稳、行合纵连横者更有之，但大多都离不开本国国情，围绕可用资源和国家议程的主次轻重展开。

当前，印度在战略上的多点投入、战线过长、鲁莽冒进实为不智，长期持续下去不仅恐白白消耗前些年的成果，下一步还有陷入多线树敌、战略透支之虞。历史规律显示，对于崛起中的国家而言，在进取拓展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失误就是战略冒进，最终可能导致其短期和长期战略目标都难以达成。美国外交网站日前在评述印度北极政策时直言：“坦率地说，一个比北极更接近赤道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甚至需要与北极接触？”

眼睛不能比肚子大。印度精英们不妨可以想象，在国家经济、社会民生因疫情冲击而深陷困境，邻国外交尽显败象之际，如果继续选择以邻为壑、与邻为敌，怎能确保“地区核心国家”并获得周边认可？如果自身疫情都控制不好，又怎能豪言取信民众和世人并让印度疫苗走向世界？如果继续依傍国际反华势力，忽略中国对印仍存的善意，一心要走零和博弈的路子，甚至要以军备竞赛一争高下，不仅中印关系好不了，就连俄罗斯这样的传统友国都会心生嫌隙，何谈成为世界一流“领导性大国”？▲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