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了岁数容易怀旧，咀嚼回忆，过往甚至遥远岁月的人与事，往往变得清晰，不断在大脑中浮现，黎汝清便是其中之一。

热情，真诚，乐观，坦率，健谈，有人这样概括黎汝清的个性。的确如此，凡是接触过他，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会留下这个印象。

最早见到黎汝清的名字，是上个世纪60年代，那会儿读大学，常去图书馆翻阅报刊，上海的《青年报》和《萌芽》上时不时刊载他的诗歌和散文，署名总是“大尉  黎汝清”，那时，他在驻沪部队的一家医院当副政委。

而与他有了接触，则是1975年我供职《江苏文艺》之前，作为省新闻出版局文艺科的一名编辑，我有幸为他编辑出版了一本诗歌选《战马奔腾》。从此，便认识了，稍后，我编刊物，向他约过稿，去九华山一侧的南京军区大院他的住处拜访过他，去了几次就很熟了，他和同为军旅作家的郭明伦还邀请我为军队业余作者上过课。那时，何晓鲁还在南京八一医院当护士哩，铁竹伟也才学习写作，两人都参加了学习班。

老黎这个人，在有人的场合，很少主动开口说话，总是微低着头作沉思状。因而，在外人看来，好像寡言少语，其实，当他觉得有话要说时，是一定要说的，说起来也都面带微笑，洋洋洒洒，侃侃而谈，绝不人云亦云，犀利而独到。

作为一位军旅作家，黎汝清先后创作了“红军三部曲”（《万山红遍》《叶秋红》《雨雪霏霏》）、“命运三部曲”（《生与死》《深谷英雄》《蒙尘玉》）、 “悲剧三部曲”（《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皖南事变》）和《海岛女民兵》（电影《海霞》据此改编）等作品，说他是那个时代我国军事文学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

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黎汝清一直主张“文学、历史、哲学三位一体，密不可分”，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读其作品，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文学的审美、历史的厚度和哲学的深邃融于一体。其享有盛誉的代表作《皖南事变》在文学、历史、哲学三者的结合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颇具史诗的品格。

自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同他的这一主张，也有人说其作品思想大于形象，说教议论过多。可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从未定于一尊，谁说过非得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列夫·托尔斯泰的不朽著作，说教、议论可谓多矣，但因此而动摇了他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了吗？答案不言自明，对老黎的作品也应作如是观。

在我与老黎多年的交往中，有几件事对我有过重要的影响，我一直铭感在心。

1980年初，我被握有文坛权柄的人排挤出《雨花》杂志，两三年间，处境艰难，“荷戟独彷徨”，其中内情，老黎也有所闻，他约我见面，多有劝慰，有几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中。他说：“背靠文坛，面向文学，唯一能证明自己的是作品，用作品说话，比什么都有力量。”这话，真的点醒了我，让我从困惑迷茫中走出来。又过了一两年，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姚迁之死》、小说《东平之死》，一举摆脱困境，打破了某人让我告别文坛、销声匿迹的迷思，成了我创作与人生的转折。

《姚迁之死》，尤其是《东平之死》发表后，我的写作似乎进入一种亢奋状态，原本倘在短篇小说领域继续耕耘下去，想必会有新的收获，可是，却又尝试起长篇小说来。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素材，他以1947年南京发生的“五二〇”学生运动为背景，为那场可歌可泣的斗争，画一幅时代的肖像。初稿写了50多万字，投广州花城出版社。半年后，该社两位编辑来宁，提出了近乎否定的意见，但惜于题材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和我愿作修改的承诺，他们同意我改后再寄该社。

说实话，对长篇小说的写作，我完全是个生手，可我不想作罢，怎么办？自然想到了老黎，事先也未打招呼，我就拎着一摞文稿登门求教，尽管他一直很忙，听了我的叙述之后，他爽快地说：“行，我看看，半个月后咱们再见个面。”

他是个重承诺的人，果然，半个月后，我应约上门，交谈中，他就这部初稿主旨的深化、结构的调整、人物形象的塑造及至某些细节的可信度等等，作了很长时间的指导，并在文稿上作了多处勾划标注，在很大程度上帮我理清了修改的思路，增加了我修改的信心。最后，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讲，第一部小说的创作很重要，其中难免会遇到挫折，但在写作过程中摸到了规律，积累了经验，下面再写就好办了，头难头难，克服了头难就不难了。”记得，两人谈得差不多了，已近午，他的夫人邓德云女士从军区食堂打了饭菜，我也没客气坐下来边吃边聊，真是满载而归。

老黎的话，是他的经验之谈，一年多后，这部著作题名《危城》，作为“故都三部曲”之一，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境内外（包括香港）多家报刊发表了评论，产生了不俗的影响。有了《危城》的写作体验，“头难”过后，我相继又写出“故都三部曲”之二《寒星》、之三《落日》以及《逐鹿金陵》《秦淮世家》等十二部长篇小说，在我的创作道路上，黎汝清关键时刻的提携是弥足珍贵的。

时间到了1992年，这年3月中旬，我因搜集内战时期历史资料，北上京华，20日下午，冒雪拜访了前辈夏衍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水金联系，下榻于中纪委招待所。晚饭时，在食堂与老黎不期而遇，彼此都很惊喜，饭后我便去了他的房间，原来就在隔壁，就这么巧。

于是两人摆起了“龙门阵”。他告诉我，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来改一部长篇小说，已来了十多天，一时还回不了南京。我也对他说了旅京计划，其中，涉及到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沼泽地》，要与作家出版社签合同。他问我写的什么，我说，写艺术人体模特的，他笑道：“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了？”我回答：“写人性。”还告诉他，为此，我还采访了他的创作室领导胡石言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油画的儿子，得到了不少素材。他“啊”了一声说：“你还真能钻。只是此類题材有些敏感，审查不知会不会遇到麻烦？”

“合同一签，那就是他们的事了。”我说。

还好，当年11月，这本书由出版社易名《女模特儿之恋》出版，对此书名我持异议，以为太俗，但出版社执意要改，也许是出于发行的考虑，我只能妥协。

夜晚的交谈，还涉及某些国是民情，“吃饱了撑的”，管我们何事？只是文人积习难改，忧国忧民啊！

当天的日记，我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晚与黎汝清于中纪委招待所交谈至次日凌晨两点。”

除了见面，我们也有书信往来，至今我手上保存有他五通信札，其中1985年8月份的一通长信，透露了北京高层围绕电影《海霞》（根据《海岛女民兵》改编）的改编拍摄所展开的斗争，令我惊诧莫名。

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于2007年5月22日，因数日前，我将刚出版的8卷本《厐瑞垠文集》寄他批评并留作纪念，他有复函。

信的开头，他客气地祝贺我“多年艰苦努力为文坛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后述及自己的近况：“我自从进入干休所离职休养后，自感年龄日增，落后于时代，就不再深入部队体验生活了。同时也感到该写的都写了，老题材写不新，新题材写不像，就搁笔休闲了。果然是年龄不饶人，脑子变得迟钝了，许多历史渊源都记不清了，最明显的是迎面遇上熟人，叫不出名字，炉子上面烧开水，一干别的事就忘了，满壶水烧成半壶，目前，只能是读书看报，消磨时间。”

这是挚友的肺腑之言，接信后，我想去看望他，邓德云女士说：“老黎偶有不适，改日吧。”

随后就拖下来了。又过半载，我与凤章相约去中山北路干休所见他，邓德云女士回应：“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连儿孙都不认识了，你们来，他也认不出来，再说人也瘦得厉害了，见了，你们心中也不好受，亏你还记得他，心领了。”闻此，我的心感到少有的悲凉，一位写了两三千万字、著作等身、思想活跃、爽朗健谈的著名作家，竟有这般遭遇，上帝封了他的口，不再让他表达对人世间诸般事物的看法，这是何等的不公！

2015年2月25日，老黎走完了88岁人生旅途，在混沌中离开了纷纷扰扰的人世，生前写了那么多皇皇巨著，他的生命将在浩瀚的文字中延续下去。

至今，我的书橱里面收藏着他题赠的《海岛女民兵》《皖南事变》等著作，一瞥之间，无比亲切，我感到他仍活着，还是那个活力四射、谈风甚健、才华横溢的黎汝清。 （责任编辑 姚定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