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媛

曾巩（1019-1083）一生著述颇丰，而今仅有《隆平集》《元丰类稿》传世。《隆平集》属于史籍，《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史部》之“别史类”。《元丰类稿》共五十卷，收录曾巩诗歌四百余首、文百余篇，陈杏珍、晁继周两位先生对其进行了整理点校。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該书，更名为《曾巩集》。本文主要以此版本，选取《曾巩集》中上下共二十八首书体散文进行研究。

一、中和思想与情感的顿挫表达

《中庸》中提出“中和”的定义，当人们没有产生喜怒哀乐等情绪时，或潜藏于心，隐而未发，这就是“中”，而当这些情感外露时又能用理性加以节制，适度表达，这就是“和”。中和要求人始终处于中正、平和的状态，注重内在修养，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和思想在曾巩书体散文中的体现，最明显的便是其情感表达的节制与适度。曾巩书体散文中的情感表露并不十分引人注目，激烈处则更少，且抒情绘景的散文非常少。曾巩书体散文中集中表露情感的代表作是《谢杜相公书》，也非浓墨重彩地铺排渲染情绪，而是有计划、有节制地抒情达意，抒情中夹杂议论，有情又不忘理，看似抒情，细读却条理清晰、逻辑井然，更像是一篇披着抒情散文外衣的议论文。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在江西前往汴京途中突染重病，于安阳病逝。此事相隔数年后，曾巩写下了《谢杜相公书》，再次向杜衍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与谢意。然而每当满腔悲惨凄凉的情感即将喷薄欲出时，曾巩往往笔锋一转，将决堤前的洪流竭力压抑沉淀，再打开一个不起眼的无伤大雅的小口，使其缓缓流出，如秋水漫流，这点与杜甫沉郁顿挫的情感表达方式十分相似。曾巩孤身异乡，面对这一重大变故，其内心的千万愁绪与悲凉，并未直白展露。对这些困难的叙述，也只是以赋的手法进行，并无冗余的修饰和渲染。在情感表达中，曾巩惯用对比衬托的手法：以困难诸多、处境之难，衬托出杜衍此时伸以援手的可贵和及时;且以杜衍的地位和年龄，天子都不愿轻易打扰，曾巩却得到了杜衍的帮助。以此手法突出表达了曾巩对杜衍的感激之情。纵观曾巩二十八篇书体散文，不仅情感表露少见，而且所用手法也非常单薄，除对比、衬托以外，全用赋平铺直叙，明白如话，文风质朴。

除《谢杜相公书》外，在曾巩的书体散文中再难见到集中表露情感之处，其余稍带感情色彩的语句，归为寒暄或自谦恐怕更为合适。与宋代其他散文家相比，如苏轼散文无一物不可书的表现力，欧阳修散文的委曲婉转，曾巩的书体散文就显得平易质朴多了。深究其原因，曾巩书体散文中体现出来的这种顿挫抑制的情感表达，与其深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二、经世致用思想与“文道并重”的创作主张

“经世致用”于明清之际被正式提出，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读书人也产生过这一观念，只是尚未形成正式的学说。“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曾巩书体散文创作的始终。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明确提出自己对文章功用的看法，他反对虚浮华艳、诡辞丽句的作文主张。他认为这类文章对现实政治和百姓生活起不到实际作用。曾巩认同“文以载道”或“文道并重”的创作主张。曾巩非常强调文章的写实性，他认为作文要讲究实际功用，要为政治、百姓和现实生活服务，而“文道并重”主张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的直接产物。

曾巩的二十八首书体散文中，几乎无一篇不关乎政治、为官等现实话题。如《上欧阳舍人书》，曾巩在信中对时代积病提出看法，他开宗明义，给出三个论点，接着进行详细论述，亮出具体的解决措施，末尾又将其他弊病一一论述。整篇文章结构上层层推进，自然顺畅，内容上确乎质朴，不见藻饰和铺排，实用性极强;又如《上蔡学士书》，曾巩以朝廷改革两府谏官这一时事为切入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关键不在于谏官个人，而是源于千百年来的谏官制;再如《上杜相公书》，曾巩在这篇书信中提出了自己对“宰相”这一重要官职的看法，他认为宰相独一无二的政治功能就是选贤举能。

除在书体散文中多谈及现实政治外，曾巩的“经世致用”思想还表现在多发议论上，可以说他是几乎无一书无议论。欧阳修曾为曾巩的父亲撰写墓志铭，曾巩特写下《寄欧阳舍人书》以表达谢意。在这篇致谢书信中，曾巩大发议论，先是区分史与铭，接着强调作铭之人的重要性，最后笔锋一转，由鞭辟入里的论述转入抒情，以层层议论突显感激之情。

儒家“经世致用”思想深深作用于曾巩这一醇儒，并在其书体散文中随处可见。曾巩的书体散文内容充实，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曾巩的书体散文中，具体体现为“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创作主张。

三、曾巩的经学思想及其表现

北宋中期政治经历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这样的大变革，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儒学通过经学的作用，在被不断阐释的过程中逐步巩固其正统地位。经学因汉代设立“五经博士”得以肇启，之后经过佛老玄学的冲击，儒学也在不断经学化，直到北宋经学得以复兴。韩愈首倡的“文以载道”成为宋代经学复兴的主流思想，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改革家大力推行新政，并提倡疑经惑古精神。根据现实政治需求提出新说，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相辅相成，解经成为时代潮流。曾巩的经学思想散落在各类文章中，二十八首书体散文中集中体现其经学思想的是《福州上执政书》。曾巩耳顺之年任福州知州，欲回京孝顺母亲，他未一贯诉说自己的挂念之忧，而是引经据典，委婉曲折，以“先王”为依托，连续举出八首《诗经》中的诗歌，以此引申出自己想要功成身退，回京孝顺母亲的请求。在这封书信中，曾巩频频提及《诗经》，其对《诗经》众多诗歌的理解都与传统经学一脉相承。

与《毛诗正义》一致，曾巩认为《小雅·鹿鸣》是君王宴饮群臣的诗，诗歌从饮食之具、琴瑟之音、币帛箱篚之赠三个方面表达了君王旨在得其欢心的中心思想;《大雅·棫朴》中描写周王征伐作战之时，人才之众;《小雅·天保》表达君臣上下和谐之意;《小雅·四牡》中征夫苦父母年迈，请求归家孝养双亲;《小雅·北山》《唐风·鸨羽》怨刺君王任使不均，征夫不得养其父母;《魏风·陟岵》表达征夫行役不已，父母兄弟离散的凄苦之情。这些都处于传统经学的藩篱之内。值得一提的是《周南·卷耳》，经学家们对此诗的解释存在较大争议，一说是妇人怀念征夫，一说是遵从《毛诗正义》。曾巩以《毛诗正义》为根本，他认为这首诗意在表达后妃辅佐君王，广求贤才。在当时的北宋，欧阳修、苏辙等人提倡从文学角度和诗歌本义出发来解释《诗经》，营造出汉以来最具有创新热潮的解经氛围，曾巩能坚守从传统的经学解说《诗经》，体现出他传统的、保守的经学思想。

除《诗经》外，曾巩亦喜在书信中提及孔孟，特别是二人的教育理念和典型事迹，将之作为充分有力的论据进行说理。曾巩没有专门的经学著作，其经学思想部分散落于书体散文中，但曾巩对经典的解释和运用，都无不体现着这位醇儒传统守旧的经学思想。

作为一位醇儒，曾巩的文章处处体现着鲜明的儒家思想。曾巩既有深厚渊源的家学传统，又拥有可遇不可求的良师益友。在振衰起敝的时代诉求下，曾巩内心深处的儒家思想不断生长壮大，这种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一直伴随着曾巩，促使他将儒者之思与仁人之心融入散文创作中，儒家思想以散文形式得以流传，曾巩的散文也因承载儒家思想而更具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