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斌，王诗蓓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南茜·弗雷泽（Nancy Fr aser）认为，批判理论应致力于分析女性主义运动，为女性斗争和愿望的自我阐明服务，着力推动批判理论对性别问题的研究。根据弗雷泽的有关论述，她主要基于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审思，引发对批判理论和性别正义的思考，把批判理论引向性别问题研究。弗雷泽从性别角度讨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认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存在性别问题研究的缺陷。基于此，她通过重构女性主义所关心的性别正义问题，进一步推进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研究。弗雷泽主张批判理论需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主义斗争进行自我阐明，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弗雷泽实现了批判理论与性别正义的结合，既弥补了批判理论性别问题研究不足的缺陷，又深化了女性主义性别正义研究。

一、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框架批判：来自女性主义者的审思

弗雷泽在《批判理论批判什么？——以哈贝马斯和性别为例》一文的开篇引用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1]67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要求对特定时代的问题做出较好的辩护。弗雷泽认为，争取性别平等地位的斗争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批判理论应该致力于阐释女性从属地位的性质、特征和基础，而非固化男性主导和女性从属关系。弗雷泽接受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观点，把争取女性地位视为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并以此为前提审思了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框架，通过对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再生产、社会行动情境和社会结构三个范畴的女性主义审思，指出批判理论忽视了性别问题。

（一）社会再生产的区分及其审思

第一，社会象征性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区别。前者指社会通过社会成员之间语言交往制定规范和解释模式，使成员获得身份认同以实现社会符号再生产；后者指社会通过成功调节人类群体与自然或其它社会系统的代谢交换，实现在社会物质上重新生产自己。社会象征性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表现为一种功能性区分，并以此对社会实践和活动进行分类，其中，构成有偿工作领域的活动和实践被视为物质再生产活动，服务于物质再生产功能，而那些由妇女在家庭领域进行的育儿活动，即所谓的妇女无报酬的育儿工作被视为象征性再生产活动，服务于语言符号和象征性再生产功能。

第二，再生产两种类型的女性主义审思。弗雷泽指出，社会再生产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自然种类的解释”。该解释认为，任何特定实践和活动的实际组织或多或少与社会结构框架相对应，“养育子女的做法本身就是象征性再生产做法，而生产食物和物品的做法本身就是物质再生产做法”[2]100。二是“语用-语境的解释”。该解释强调，妇女无报酬的养育子女工作与其它形式的工作同样是物质再生产，属于双重活动。弗雷泽指出，家庭不仅关系到儿童社会身份的建构，而且关系到孩子的生物生存，所以养育子女本身不仅是象征性的再生产活动，同样也是物质再生产活动，属于“双重”活动。同样，现代资本主义有偿劳动也是如此，食物和物品的生产有助于社会成员的生物生存，它也同样再现了社会身份。有偿劳动“像无报酬的育儿工作一样，也是一种‘双重’活动”[2]101。在弗雷泽看来，从再生产功能角度区分再生产两种类型，那么，妇女无报酬的养育子女工作与其它形式的工作之间的区别不是一种自然种类的区分，而是一种语用-语境的区分。这种基于某种语境中的某种目的区分，从某一方面来考虑更有益，但每种情况实际上都只是双重活动的一个方面。那种把养育子女与有偿工作分离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把女性置于一种从属地位。

（二）社会行动情境的区分及其审思

第一，社会整合的行动情境与系统整合的行动情境的区分。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整合的行动情境是指交互主体间基于语言和解释的共识，是一种通过价值、规范协调彼此行动的语境。系统整合的行动情境是指不同主体的行动通过对结果或目的预期而相互协调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每个个体的行动由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计算决定。社会整合通常发生在现代受到限制的家庭语境之中，系统整合通常发生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情境之中。埃德加认为，哈贝马斯提出了“解释社会秩序问题的两种不同理论路径”[3]164。

第二，两种行动情境的女性主义审思。弗雷泽认为可以对哈贝马斯的立场进行两种解释：一是两种行动情境对比的“绝对差异”的解释。“系统整合的情境绝对不涉及共识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而社会整合情境绝对不涉及以金钱和权力媒介的战略计算。”[2]104二是两种行动情境对比的“程度差异”的解释。系统整合情境将涉及某种合意性并提及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但不如社会整合情境。同样，社会整合情境将涉及金钱和权力媒介中的一些战略计算，但不如系统整合情境。针对这两种解释，弗雷泽认为，绝对差异的解释太过极端，因为很少有人的行动情境是绝对非理性和绝对非规范性协调的行动。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策略的、效用最大化的交换是在主体间共享的意义和规范领域完成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类行动情境完全缺乏战略计算，例如，在核心家庭中并不缺乏个体的、自利的、战略性的计算。家庭的行动情境虽然没有被算作经济领域，但也具有战略和经济的特点。绝对差异解释在社会理论中没有多大用处，夸大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差异，掩盖了它们的相似之处。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未能正确区分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核心家庭，指出这两种制度都是规范性和战略性的混合体，指出“绝对差异的解释过于极端，对社会理论没有用处”[2]104，如果要在行动方式整合方面对它们加以区分，那么这种区分必须是程度上的差异。

（三）社会结构的区分及其审思

第一，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区分。哈贝马斯把社会结构区分为生活世界和系统。前者是现代生活世界的制度秩序，即专门从事象征性再生产、社会化和文化传播的社会整合领域，主要指公共领域和家庭，“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4]6。后者指系统的制度秩序，专门从事物质再生产，主要指经济和国家为了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功能系统。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将行动语境之间的区分映射到再生产功能之间的区分上，得出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图景，而现代社会将一些物质再生产功能从象征性功能中分离出来，并将前者移交给两个机构——经济和国家，这两个机构是系统整合的行动情境。与此同时，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另外两种专门从事象征性再生产和社会整合的机构，并将这些机构置于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现代的核心家庭（“私人领域”）和政治参与、辩论与意见形成的空间（“公共领域”），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两种“现代生活世界的制度秩序”[2]106。

第二，社会结构二元区分的女性主义审思。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对社会结构的二元区分，反映了在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和经济领域、家庭和有偿工作场所的制度分离。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注意到家庭已成为完全渗透着金钱和权力的媒介，是自我中心、战略和工具计算的场所，也是通常剥削性地交换服务、劳动、现金和性的场所。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的区分能够让人们注意到经济和国家对家庭的“殖民化”[2]106。一方面，哈贝马斯没有充分强调在以男性为户主的核心家庭中“由规范确保的共识协调的行动是受权力制约的行动。在我看来，将‘权力’一词的使用限制在官僚背景下是严重的错误”[2]109。她认为哈贝马斯没有区分规范的家庭父权权力和非规范的官僚父权权力，导致哈贝马斯的框架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男性统治的所有经验形式。另一方面，哈贝马斯没有注意到无论家庭作为有报酬还是无报酬的工作场所，妇女都从属于男子这一事实。弗雷泽认为可以把家庭定性为一个社会象征性再生产领域和有报酬的工作场所，但哈贝马斯却将现代家庭（生活世界）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进行对比，夸大了这些制度之间的差异，阻碍了将家庭作为经济系统即作为劳动、交换、计算、分配和剥削场所进行分析的可能性。

二、对哈贝马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区分的批判：重建性别潜台词

哈贝马斯描述了古典资本主义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区分及其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与古典资本主义开端相伴而生的是制度秩序在生活世界中的发展，由此他便将制度置于日常意义和规范的语境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生活世界被区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两个领域提供了适当的互补环境。“私人领域”或现代核心家庭与经济体系相联系。政治参与、辩论和意见形成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与国家行政系统相关联。家庭通过货币媒介进行的一系列交换与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它为经济系统提供适当社会化的劳动力，并换取工资。家庭和经济系统之间的交换是通过工人和消费者的角色进行的，交换过程将公共领域与国家系统联系起来；公共领域和国家之间的交换主要通过公民角色以及在晚期福利资本主义中的客户角色来引导。

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对古典资本主义制度间关系的描述有许多优点。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区分纠正了古典资本主义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认识。他把核心家庭视为一种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行政国家和政治公共领域相伴而生，并指出了这些机构之间交流的一些方式。哈贝马斯将古典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简化为“家庭、（官方的）经济、国家和‘公共领域’四个术语之间的关系”[2]112。这意味着，在“系统”层面存在一种公私分离，即国家（公共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私人制度）的分离，在“生活世界”层面存在着另一种公私分离，即“家庭或私人生活世界领域与政治意见形成和参与空间或公共生活世界领域的分离”[2]112。此外，这些公私分离中的每一个都是相互协调、相互交换的：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私人制度）和核心家庭（私人生活世界领域）之间的交换，另一个是国家行政（公共制度）与舆论机构和意志（公共生活世界领域）之间的交换。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连接相关问题领域的特定角色的制度化，使交换得以可能发生，即工人和消费者角色将市场经济与核心家庭联系起来，公民和客户的角色将国家和舆论机构联系起来。

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关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未能揭示他所描述的关系和制度安排背后的性别潜台词。

3.2 悬挂式土壤改良机设计思路 为有效避免气动助力土壤钻孔机[20]劳动条件差、单钻头效率、精度低等问题，根据农艺参数设计了悬挂式土壤改良机，结构见图2。主要由机架、行走轮、液压马达、升降架、钻坑部件、定量施肥装置、覆土板、位置传感控制装置等部分组成。牵引点与拖拉机连接。液压马达、钻坑部件安装在升降架上，其通过机架导滑槽、限位块、液压缸与机架连接。螺旋钻罩后方设有半圆形的定向出土口。螺旋钻头部设有快换钻头。升降架后方设有肥箱，肥箱下部装有步进电机控制的排肥机构，排肥机构下方的弯型排肥管正好位于螺旋钻罩后方，机架最后面安装有4个覆土板。

首先，哈贝马斯虽然明确指出工人和消费者角色调节了私营经济和私人家庭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揭示这些角色是性别角色。第一，以工人的角色为例，在男性主导的古典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角色是一种男性角色。男性身份与养家糊口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男性从事带薪工作，并用工资抚养家庭，失业会对男人产生心理上和经济上的破坏力。由于工人的男性角色定位，它不仅使妇女在同等或类似的工作中低薪的做法合法化，而且在男性主导的古典资本主义中，女性与有偿工作的关系非常紧张，这进一步证实了“工人角色的男性潜台词”[2]113。女性只能从事作为女性化的、有时是性别化的服务性工作者(秘书、家庭佣工、售货员和空姐)和作为利用母性技能的成员(护士、社会工作者、儿童保育工作者、小学教师)等。女性在有偿工作场所存在这些差异，证明了古典资本主义中女性特质和工人角色之间的概念不一致，这反过来又证实了工人角色的男性潜台词。在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角色是一种男性角色，工人将私营经济和私人家庭联系在一起。第二，以消费者角色为例，联系经济和家庭角色的是“女性潜台词”[2]114。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将工作分配给妇女，而这些工作都是无偿的工作，通常是不被承认的购买行为、准备家庭消费的商品与服务的工作，可见联系经济和家庭消费者角色的是女性角色。

其次，公民角色将行政国家的公共系统、政治观点与意志形成的公共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却没有分析其隐藏的性别角色。哈贝马斯指出，自由主义政治应该保证女性主义争取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即“确保妇女在求职、社会承认、教育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竞争中享受到平等的机会”[5]304。弗雷泽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认为哈贝马斯没有注意到公民角色在古典资本主义中“实际上是一个男性角色”[2]115，没有对该主题深入下去。弗雷泽认为，在男性主导的古典资本主义中，公民身份具有军人属性，是政体的捍卫者，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保护者，这些方面明显地与男子气概有关。事实上，女性直到20世纪才在美国和英国赢得选票。弗雷泽指出，女性气质和哈贝马斯公民概念的核心对话能力之间存在概念上的不一致。她认为，男性作为保护者和女性作为受保护者之间的这种划分给妇女和公民身份的关系带来了进一步的不和谐。总之，弗雷泽认为：“男性主导的古典资本主义中的公民角色是男性角色。”[2]116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公民角色将国家和公共领域联系在一起，也与经济和家庭联系起来。可是，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联系都是在男性性别认同的媒介中形成的，而不是像哈贝马斯所说那样，在性别中立的权力媒介中形成的。当然，也可以说，这里所讨论的权力就是男性权力，“它是作为男性气概表现形式的权力”[2]116。

最后，哈贝马斯关于古典资本主义中公共和私人机构之间的关系模型存在一些缺陷。哈贝马斯没有揭示工人和消费者角色背后的性别潜台词，因此他无法准确理解资本主义工作场所是如何与现代男性主导的核心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同样，由于未能使公民角色的男性潜台词具体化，他错过了国家与政治言论的公共领域相联系的全部意义。此外，哈贝马斯忽略了他的两种公私模式分离中四个要素之间的重要交叉联系，即他忽略了男性公民角色不仅将国家和公共领域联系在一起，还将家庭和经济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男性角色的主导地位贯穿了所有这些设定之中。一旦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中的性别盲点被克服，所有这些联系就出现了，很明显，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认同贯穿有偿工作、国家管理和公民身份领域以及家庭和性关系领域。也就是说，性别认同存在于所有领域，将所有人彼此联系在一起，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需要对性别问题保持敏感。正如弗雷泽指出的那样：“与通常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解相反，工人、消费者和工资的相关概念实际上并不是严格的经济概念，相反它们有一个隐含的性别潜台词，因此是‘性别经济’概念。同样，公民身份的相关概念严格来说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有一个隐含的性别潜台词，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性别政治’的概念。”[2]118这一分析揭示了将性别视为政治和经济附带问题的批判理论的不足，而是需要另一个批判性的理论框架，来实现性别、政治和经济的有效整合。

三、对哈贝马斯福利资本主义观点的批判：一种女性主义反思

弗雷泽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哈贝马斯有关福利资本主义的观点及其殖民化主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哈贝马斯正确地分析了福利资本主义的基本情况。首先，哈贝马斯正确指出福利资本主义重新调整了经济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积极承担起社会管理的任务，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经济层面，国家试图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市场取代”战略来避免或管理经济危机，“国家必须发挥集体资本家的功能”[4]69；在政治层面，国家还试图通过“市场补偿”措施，包括向工会和社会提供福利来管理社会或避免政治危机。这些做法使福利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部分克服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其次，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关系发生变化。就私人领域而言，消费者作用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人们通过增加商品消费来补偿与有偿工作有关的不满足感；在公共领域，公民作用的重要性大幅度下降，大众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党被官僚化，公民参与减少。这样以来，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多地通过一个新的角色，即“社会福利客户”[2]119来确认，国家向公民提供服务来获得公民对国家的忠诚。

哈贝马斯认为，福利资本主义这些做法与古典资本主义产生了矛盾，导致出现了殖民化主题。新的社会权利制度限制了迄今为止资本在有偿工作场所和资产阶级家庭中的父权制权力。社会保险计划、社会保障法等是对贫困救济的父权主义的明显进步，然而，当权力和金钱媒体构建这些时，它们侵入了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将象征性再生产功能转变为系统整合机制，将人定位为战略性行为、自利的个体。福利资本主义入侵生活世界，产生了“生活世界殖民化”这样一种社会病理。在哈贝马斯有关殖民化的主题中，权力和金钱不再仅仅是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交换的媒介，它们越来越倾向于穿透生活世界、干预生活世界。家庭和公共领域不再将经济和行政系统置于日常生活的规范、价值观的解释之下，家庭越来越从属于经济和行政的需要。工人和公民角色不再将生活世界的影响引导到系统，相反，消费者和客户角色将系统的影响引导到生活世界。此外，系统整合机制侵入固有的社会领域，导致受生活世界影响的领域脱离了传统的规范共识，以致象征性再生产不再稳定，个体身份无法获得认同。

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对福利资本主义的论述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理论盲点。福利国家确实参与了危机管理，并在制度层面部分克服了公私分离，夸大了消费者的角色，缩小了公民的角色，福利国家越来越多地将公民定位为客户。和上文的分析一样，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也没有看到这些变化背后的性别潜台词，没有看到新的客户角色有性别之分，没有意识到有些客户是典型的女性角色。此外，他忽视了许多福利制度在内部是双重化和性别化的，它涉及两种基本家庭类型：与初级劳动力参与挂钩、旨在惠及主要养家糊口者为男性的家庭和没有男性养家糊口者的女性家庭。女性家庭的客户几乎都是女性和她们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并被家庭化，她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有缺陷”家庭的成员要求国家提供福利。同时，她们还被污名化，被剥夺权利，受到监视和行政骚扰，并普遍沦为国家官僚机构的赤贫家属。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系统和生活世界机构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且是男性支配地位性质的变化，即“从私人父权制到公共父权制”[1]123的转变。福利资本主义维护了人们熟悉的关于男性主导地位和女性从属地位的做法。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的殖民化主题忽略了从生活世界到系统的运动，因此，他未能解释遭受官僚化和货币化影响的女性地位，但从结构上看，权力和金钱实际上强化了女性的从属地位。

针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对性别问题研究的不足，弗雷泽提出了“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问题。她认为，哈贝马斯批判了古典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然而并没有深入批判女性面临的不正义问题，没有揭示社会存在的性别潜台词。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对再生产、社会活动情境以及社会结构的区分，实际上强化了性别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公正。付酬的生产劳动与无酬的家务劳动的性别区分中，后者被分配给妇女；付酬劳动中高报酬的男性主导的职业与低报酬的女性主导的家庭服务业存在显著差别。基于上述原因，“政治经济结构产生了剥削、边缘化和剥夺的特殊性性别”[7]22，性别不正义表现为一种分配的不正义。男性主导的古典资本主义中的公民角色是男性角色，让妇女处于不利地位，合法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在公共领域缺少话语权，性别不正义表现为一种承认的不正义。福利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占社会福利项目受益人的大多数，社会成员资格和程序问题变得重要，决定了谁有资格参与公正分配和相互承认，跨国政治空间的争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性别不正义表现为错误代表权。这三种性别不正义与家庭、经济和政治领域密切相关。弗雷泽认为女性主义及其不正义问题在当代凸显出来，然而，哈贝马斯对福利资本主义的分析存在忽视性别问题盲点，他将男性为主的核心家庭与国家监管的经济对立起来，难以解释当代女性主义的愿望和斗争。她认为，批判理论不应忽视性别问题，要回答“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问题，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理论框架，把批判理论与性别正义结合起来。

四、图绘性别正义的构想：走向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

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虽然存在性别问题盲点，却启发人们思考福利资本主义背景下女权主义批判理论的基本框架。弗雷泽认为，这一框架不应将男性为主的核心家庭和国家监管的官方经济对立起来，相反，需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设置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把它们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以不同的方式各自发挥作用，共同促进妇女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并免受政治争论。弗雷泽的策略是，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女性主义一直运用的构想性别正义的方法上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与战后资本主义更广泛变化的正义语境结合起来，对批判理论进行时代诊断，并评估女性主义斗争的政治前景。具体来说，弗雷泽把第二波女性主义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突出一个正义主题，这样就能把批判理论与性别正义结合起来，图绘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

第一个阶段，西欧和北美女性主义与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紧密相关，凸显了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的再分配正义维度。第二波女性主义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呈现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构想，这一构想“将阶级再分配摆到了最显著的位置上”[8]121。弗雷泽指出，第二波女性主义作为改变二战后经济主义政治构想的一部分得以诞生，它主要关注由于阶级差异而产生的经济分配问题。在这一阶段，女性主义通过揭示男权的广泛范围，揭示出性别不正义：在有酬的生产性劳动、无酬的生产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建立起基本性别分工，女性主要被指定为承担无报酬的家务劳动，男性主要从事高薪的、生产性职业化工作。由于性别差异产生了经济上的不正义：具有明显性别特征的分工产生了物质上的剥削和剥夺模式，即因性别产生了分配不正义，是一种需要用再分配纠正的分配不正义。弗雷泽认为，性别正义要求消除劳动性别分工和有酬劳动内部的性别分工，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应该关注分配正义。

第二个阶段，美国的女性主义构想将文化问题摆到突出的位置上，凸显了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的承认正义维度。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阶段与更大范围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也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相一致。女性主义注意到性别差异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关注承认的诉求，“‘承认’成为世纪末的女性主义诉求制定的主要逻辑”[8]123，反映了一种文化价值差异。大男子主义流行，权威规范赋予男性特权，而女性遭受贬低和蔑视，遭遇性别歧视。女性遭遇家暴、性侵犯等伤害；媒体对女性贬义性的刻板描述；女性在日常生活领域遭遇骚扰和轻视；女性屈从于大男子主义规范；女性难以拥有平等参与公共领域和议事机构的机会；女性无法获得平等的法律权利……由此造成对女性的伤害都可以视为承认的不正义或错误承认。弗雷泽指出，需要承认正义来矫正这些不正义，赋予女性群体以肯定性承认。承认正义成为性别正义的第二个重要维度。在弗雷泽看来，再分配和承认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种性别正义，而是平行重要的两种性别正义，也就是说，她提倡承认差异的文化正义理论和提倡公平分配资源的分配正义理论。

第三个阶段，欧洲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跨国政治在跨国空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凸显了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代表权正义维度。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女性主义者抓住全球化跨国政治空间中的新政治机会，重新思考女性主义。全球化跨国空间的争论正在改变女性主义政治尺度，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若停留于领土国界限中，将难以改变性别不正义，因为那些影响性别不正义的跨国力量被排除在外。领土国家之内采取的政策经常影响领土国家之外妇女的生活，也就具有了跨国影响，就像那些跨国组织和国际组织所具有的影响一样，正如弗雷泽所说“许多跨国女性主义者拒绝国家领土框架”[8]131。事实上，跨国力量在维持性别不正义中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跨国公众舆论的力量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和网络技术渗透和影响领土国。女性主义挑战政治诉求的国家领土建构，认为领土国瓜分了政治空间，已经成为不正义的重要手段，阻止妇女挑战那些压迫她们的力量。而像外国投资者、债权人、跨国公司等这些全球经济的管理机构都能避免领土国控制，甚至对领土国产生一定影响。弗雷泽指出，性别正义需要重新建构，因为当国家领土框架突破边界，将不正义强加到跨国空间时，错误建构便出现了，正是这种错误建构影响到人们对谁能够成为正义对象的认识。在应对错误建构时，“性别正义的第三个维度变得清晰起来（除了再分配与承认之外的）。我称这个第三个维度为代表权”[8]132。弗雷泽指出，在改变错误建构的过程中，跨国女性主义正将性别正义改造成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三个维度，只有这样才能挑战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别不公正。

弗雷泽认为，女性主义应该将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三维正义整合到一起，避免哈贝马斯有关家庭、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功能对立和“绝对差异”解释，解决批判理论在性别问题研究上的不足。这种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能够回答我们这个时代女性主义面临的问题，也即只有整合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三个正义维度，才能从整体上挑战女性主义面临的性别不正义。只有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才能满足参与平等的规范要求，才能改变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地位，使女性作为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参与社会规范的确定和社会制度的安排。在这里，弗雷泽提出了一个与哈贝马斯不同的批判理论框架体系。

五、结语

从弗雷泽的批判立场来看，她恰当地指出了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存在忽视性别问题的缺陷。她认为，一个社会理论框架必须能够将家庭作为经济系统来分析，并以复杂的方式与其它涉及有偿工作的经济系统联系起来，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框架划分了系统和生活世界机构之间的主要范畴，也划分了官方经济和家庭之间的范畴，并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存在忽视性别问题的缺陷。

弗雷泽认为，如果不从理论框架上把家庭与经济、政治领域对立起来，而是把家庭、经济和政治视为三个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领域，那么基于对上述三个领域的分析，一种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应该包含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三维正义。弗雷泽的重要理论贡献是把批判理论与性别正义结合起来，用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弥补了批判理论在性别问题研究方面的不足，推进了女性主义性别正义的研究。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存在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性别差异观念，导致女性在社会分工、身份和地位等方面处于劣势。改革开放之后，女性融入到经济发展进程中，成为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随之而来的是，争取女性在教育、工作、社会分工和待遇等方面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女性问题也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弗雷泽有关性别正义的观点对我国女性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具有一定的启示。比如，改变大男子主义，从制度层面为女性个性自由、人格平等、权利平等创造机会，尤其是从国家制度层面为女性提供受教育机会。将家庭作为经济系统来分析，消除性别歧视，为女性提供平等就业机会，改变男主女从与女性主要从事家务、育儿工作的分工格局，鼓励女性通过参与再分配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构建承认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文化，并在文化层面上解决女性遭受的蔑视问题，改变女性作为消费者等刻板印象，赋予女性群体以肯定性承认，能够进一步促进两性平衡，实现男女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