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立平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战胜贫困、造福人民作为庄严神圣的历史使命。这一壮丽无比的事业，以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为历史起点，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养料，以实现人民幸福和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以党的坚强领导为根本保证。为此，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贫困斗争，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历史性、决定性全面胜利。

一、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是战胜贫困的历史基因

贫困是古今中外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反贫困也就成为自古以来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任务。中华民族从古代社会开始就追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控制能力极为低下，实践这种理想社会的方式主要是扶贫济困的救助，基本方法是为了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存而进行的灾荒救助和贫困救助，并以灾荒救助为主。《周礼》所记载的治国安民之策即为“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赈穷，四日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1］从此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围绕扶贫济困开展的救济活动，并且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最典型的就是仓储制度，在丰年之时把百姓手中的余粮收集起来就地建立仓库储存，发生灾荒时便开仓赈济。唐朝的仓储制度最有代表性，它具有比较完备、系统、有效的特点，其种类有正仓、转运仓、太仓、常平仓、军仓、义仓、神仓以及诸卫、东宫、诸司之仓。［2］这种仓储制度一直沿袭下来。除此之外，我国古代还有济贫、养老和育幼等慈善事业。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朝的悲田养病坊，宋朝范仲淹举办的“义田”和刘宰举办的“粥局”。到了明朝，出现了最早的以民间互助为主的慈善社团——同善会，主要在发生灾荒时对百姓“开仓济贫”“放粮赈灾”。随着西方近代慈善事业的传入，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气息的慈善事业“义赈”于清朝光绪年间在民间兴起。义赈成为当时社会救助的主要方式。民国时期的救助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内外的慈善机构对处于贫困状态的各种灾民、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一直以来就有同情弱者、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并且不断发扬光大、延续传承。这种优良传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斗争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贫困尝试是战胜贫困的历史起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努力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尝试性地开展了反贫困斗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土地革命阶段“打土豪、分田地”，解决贫苦农民长期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在自己的土地上通过辛勤劳动逐渐摆脱贫困、改善生活，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二是在抗日战争阶段对农民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发展，保证农民基本生活。三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土地改革，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些尝试性的实践活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贫困的漫长征程。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是战胜贫困的积极探索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义无反顾带领人民群众迈上了史无前例的探索摆脱贫困、战胜贫困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在遏制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共同承担贫困风险、有效缓解绝对贫困、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又造成了社会整体的长期贫困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的反贫困任务异常艰巨。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呈现普遍贫困，因此主要实施以平均分配加社会救济为特征的扶贫举措。主要做法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把粮食、衣物、现金等分配给贫困人员。它的作用是通过生活救济和财政补贴，缓解贫困人员的生存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内保证人民群众生活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大面积改善了贫困状态，初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脱贫攻坚行动是战胜贫困的有效途径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反贫困斗争开始有计划、大规模的展开，具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区域性开发扶贫（1978年至1985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和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行动由分散的生活救济型扶贫向区域性开发扶贫转变。主要特点是通过制度创新推进反贫困斗争，促使反贫困行动取得显著效果。1978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30.7%，达到2.5亿人，贫困发生率30.7%，具有时间长、数量多、分布广、程度深的特点。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设计、全面部署、狠抓落实，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向贫困发起进攻，开始了新时期的反贫困行动。

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废除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彻底打破农村平均主义“大锅饭”，放开农民手脚，理顺农村生产关系。采取向农业倾斜的政策，调整农、轻、重三者之间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真正让农民得到较多实惠。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促使农民逐渐解决温饱并开始向小康生活迈进。为了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1979年国家建立了“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基金，增加了扶贫资金的投入。1982年，党中央确定了“三西”地区（甘肃定西、河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农业建设工程，探索区域性开发扶贫。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从思想、政策、投入、组织保障等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开展脱贫工作。

这些重大改革措施和扶贫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使农村贫困问题比较快的得到了缓解。

（二）全国性开发扶贫（1986年至1993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绝大多数农民过上了温饱生活。但是，由于国家大、地域广、人口多、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大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仍有一部分地区特别是18片自然条件很差的山区，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群众生活非常困难。为此，1986年国家把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尽快摆脱落后状态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1987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制定了贫困地区加快脱贫步伐的具体政策，确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从此，掀起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扶贫新高潮。

为加强对全国扶贫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各级扶贫开发领导机构，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扶贫开发工作。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制定贫困地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解决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工作。贫困面较大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州）、县相继成立了扶贫工作领导机构，自上而下逐层落实扶贫工作责任制。这种扶贫工作新体系从组织领导上保证了开发扶贫任务的顺利推进。

这时期，着眼于促进贫困地区快速发展，全国上下采取措施大抓落实。把扶贫工作的重心放在贫困地区，立足本地资源，面向全国市场，确立了大力发展林果业、乡镇企业等扶贫工作重点，加强水、土、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重点开发带动整体扶贫。国家扶贫贷款，主要用于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资金跟着项目走，把扶贫到户与发展区域经济结合起来。区域开发项目由有经营能力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能人承包，项目覆盖到户、利益分配到户。以工代赈资金主要用于贫困地区的水、土、电、路等基础设施，努力改善发展环境。财政扶贫专款主要用于文教、卫生、通讯、培训等公益性项目。工业开发项目按照产业政策，实行同等条件下优先倾斜。运用定额补助等方式，鼓励群众修田造地、退耕还林，开展小流域治理，把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结合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推进、共同提高。

通过艰苦努力，这一时期，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由1.25亿人减少到9000多万人，平均每年递减640万人。国定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5年的206元增加到1993年的483.7元，兴办了80多万个果、茶、桑、药等经济园、场和5万多个乡镇企业。新建了2000多万亩基本农田，修建了10多万公里公路，解决了2500多万人和3000多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3］

（三）大规模攻坚扶贫（1994年至2000年）

1994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6年10月，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由此开始，党和政府在总结以往反贫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大了反贫困的力度，启动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向农村贫困发起全面进攻，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大打扶贫攻坚战，力争用7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具体标准是，绝大多数贫困户年人均纯收人达到500元以上（按1990年不变价格）；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有条件的地方，人均建成半亩到一亩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户均一亩林果园，或者一亩经济作物；户均向乡镇企业转移一个劳动力；户均形成一项养殖业或者其他家庭副业；牧区户均一个围栏草场。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教育、文化、卫生等落后状况。动员和组织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贫困县，做到不脱贫、不脱钩；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济困；大力增加扶贫投入，主要用于发展种养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扶持工作到村入户，尽快解决群众温饱；从制度和责任等方面大力加强扶贫攻坚的领导。到2000年底，全国592个国定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4年的648元提高到2000年的1348元。国定贫困县的农业、工业、粮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分别比全国平均增长幅度高4.4%、3.2%、0.7%、3.2%。同时，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国定贫困县累计修建基本农田6012万亩，新增公路32万公里，架设输变电线路36万公里。解决了535万人和14836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到95.5%、89%、69%、67.5%，其中部分指标已接近或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国定贫困县农业增加值增长54%，年均增长7.5%；工业增加值增长99.3%，年均增长12.2%；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近1倍，年均增长1.9%；粮食产量增长12.3%，年均增长1.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48元增长到1337元，年均增长12.8%。所有这些增长指标都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4］

实践证明，实施扶贫攻坚计划是凝聚各种力量，突破农村扶贫开发难点的重大举措，对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贫困人口脱贫步伐发挥了显著作用。

（四）纵深推进攻坚扶贫（2000年至2012年）

消除贫困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进行接续不断的努力。2001年5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21世纪前10年纵深推进攻坚扶贫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正式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这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指导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向纵深推进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是确立了今后10年农村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规定了扶贫开发的内容和途径，继续把发展种养业作为重点、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努力提高贫困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积极稳妥扩大劳务输出、稳步推进自愿移民搬迁、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等。将国家级贫困县改为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村成为重点瞄准对象，扶贫资金覆盖到非重点县的贫困村，强调参与式扶贫，以村为单位进行综合开发和整村推进。通过贯彻落实这一《纲要》，攻坚扶贫呈现出纵深推进、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是战胜贫困的重要法宝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向贫困堡垒发起最后冲锋。

（一）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全面小康是要惠及13亿人民的小康，是不分地域的小康，是不让一个人因贫困而掉队的小康，是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小康。为此，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对扶贫攻坚工作要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要求在扶贫攻坚工作中要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准“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的精髓和实质在于：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二是坚持抓好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扶贫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扶贫对象。三是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四是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五是坚持广泛动员各界力量，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扶贫。六是坚持目标不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各种短板，科学谋划“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彻底、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二）党中央强力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2011年12月，国家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对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作出全面部署。《纲要》把自然地理相连、气候环境相似、传统产业相同、文化习俗相通、致贫因素相近的连片特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步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这个规划在全国划分出11个贫困片区，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5个县，面积141.3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14.7%；人口2281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其中农村人口1961万人。加上已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有14个片区680个县。这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67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全国综合排名最低的600个县中，有521个县在片区内，占86.8%。［5］这些片区是全国扶贫对象最多、贫困发生率最高、扶贫工作难度最大的地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为此，党中央顶层设计、全面部署、狠抓落实，通过各种方式强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在全国实施。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为新时代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努力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每年的全国“两会”时间参加团组审议的讲话和发言中，在各地的考察中，都对脱贫攻坚提出明确要求和指导性意见，督促各地各部门认真抓好脱贫攻坚工作。

2014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每年10月17日为全国“扶贫日”，设立全国脱贫攻坚奖，倡导开展东部经济发达县结对帮扶西部贫困县“携手奔小康”行动、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国有企业和军队对口帮扶行动。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举措，树立脱贫攻坚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动员全党全军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如期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中央相继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每年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都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通过这些重要会议分析问题、研究办法，决策部署，有力有效推进脱贫攻坚。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等20多个重要文件，传导压力、靠实责任、精准指导，通过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制度化、科学性的推进，胜利完成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

（三）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决胜脱贫攻坚重大决定

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335万人。此时，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三年时间，要确保4000多万人全部如期脱贫，形势逼人，任务艰巨。为此，2019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现在距离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有两年时间，正是最吃劲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6］同时要求全党要坚定信心不动摇、咬定目标不放松、整治问题不手软、落实责任不松劲、转变作风不懈怠，从而发出了决胜脱贫攻坚的总动员令，吹响了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持续奋斗，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坚决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2021年2月25日，党中央隆重召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布到2020年底，全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战胜贫困的非凡历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理论指导；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政治优势；坚持精准扶贫是正确方略；坚持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是内生动力；坚持弘扬团结互助美德是精神支撑；坚持求真务实是科学方法。这些弥足珍贵的经验必将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