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斐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身份错位的人物建构

传统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几乎为一种符号化的展示，劳拉·穆尔维认为“决定性的男性凝视把它的幻想投射到相应风格化的女性形体上……女性同时被观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为了强烈的视觉·……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具有被看性的内涵。”在父权制传统社会的结构下和以男性为中心的传播方式中，电影中的女性常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欲望而赋予特定作用，极具性吸引力。相反，在女性电影中为了颠覆固有的影像模态而塑造出独立女性形象，便不以男性目光而建构。在影片开头，大量展现环境的远景镜头与盛男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绵延广袤的土黄色的山石、干枯的草叶，形成类似经典好莱坞西部类型片的风格，在这种诞生硬汉形象的环境中，一个完全脱离传统女性审美观、无论是对于影片中的男性角色还是影片外的男性观众都缺乏性吸引力的形象被塑造出来。

“女人在父权文化中是作为男性的另一个能指，被象征秩序所约束。”母亲梁美枝则作为传统女性形象存在。她开着粉红色的小车嗲声嗲气地出现在盛男面前，当她关心盛男伤口的下一秒钟注意力就被“买二送一”的丰唇针取代。在执意要跟着盛男去工作的行为背后，是她无处找寻的存在感——“你们都不需要我，只有小狗狗需要我。”她以男性为依存，当丈夫出轨之后她想通过“也找一个”来证明自我的存在，而这恰恰是盛男最鄙夷的价值观。盛男独立性与梁美枝依存性的价值对抗实际上包含着盛男对母亲的同情和怜悯，这造成了母女二者关系认同上的身份错位。在大巴上，盛男通过座椅的缝隙看着熟睡的梁美枝，宛如母亲看着孩子；而毛毛躁躁问盛男要贴什么样的面膜、睡觉时想要搂着盛男入睡的那个母亲则反而像个娇滴滴的小女孩。她以外貌为优势但年龄渐增、附属于家庭却婚姻失败，原本的“金丝雀”丧失其价值，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她只能佯装得更加需要被关注，表现出孩童的状态。当李老夸赞梁美枝年轻漂亮时，她说“好久都没有人说我年轻了”，她跳着广场舞，重新获得自认为的存在价值，同时母女身份关系的颠倒也被修复。

除了母亲，盛男与父亲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关系错位。父亲知道盛男打架的第一反应是“赢了就好”，他出轨了盛男的同班同学，认为找女儿借钱还贷款不是“借”。盛男还未来得及说自己得病的事情，父亲一连串的索取让盛男无法开口。在父女唯一的一场戏中完全颠倒的传统父女关系清晰展现，这也是盛男面对最亲近的人也强装着披上坚硬外壳的原因之一。

面对盛男借钱看病的请求，好友四毛因担心她“撑不下去没人还”而拒绝，随即给她介绍酬劳刚好三十万的工作，却又要从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他甚至给盛男的文章署了自己的名。在插科打诨、语气轻松的交谈中，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作为癌症病人，盛男并没有得到朋友更多的优待和关心。而在求爱的过程中，盛男的主动只换来刘光明的模棱两可，约会时盛男第一次涂上口红，但落荒而逃的背影却击碎了她的幻想。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中，盛男一次次被迫置于非正常的关系位置上，导演也通过互相之间对抗性的情节建构了饱满的人物群像。

二、疾病：精神困境的象征性表达

影片中最外化的疾病是盛男患上的“卵巢癌”，卵巢作为生理器官之一，是女性“性和欲望”的具象化体现。在历史上女性的欲望往往是被阉割的——盛男得病后的第一反应是“好几年没性生活了”，尚且她这样的独立女性都潜意识地认为性欲与疾病挂钩，然而医生口中的事实是处女也可能患上卵巢癌。当四毛告诉盛男手术以后可能再也享受不了性的快感的时候，她开始寻找性爱。盛男的举动是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一次正视，也是影片为女性主义所迈出的一步。除此之外，工作的不如意、原生家庭问题以及社会施加的压力都是盛男“卵巢癌”背后象征着的女性困境。在扶梯上小情侣戏谑地讨论着“大龄剩女”与“黄金单身汉”，差异性的形容词和社会默认观念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某个个体，而是整个女性群体面临着的精神困境。

从影片中不难看出，梁美枝“绝经”这一生理病况同样作为隐喻而存在。卵巢功能衰竭、月经停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女性最后价值丧失，尤其以梁美枝的价值观为出发点时。她的不确定性与渴求被关注、被需要的不安全感正是在此病症引发的无意识行为下所展露出来的，所以“幼态延续”的她退化到孩童状态以与面临着的困境进行抗衡。

四毛色盲症的戏剧性在穿着粉色西装参加李老葬礼时达到高点，这时也是他在实现理想过程中的一次信念崩塌。在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作为惩罚刺瞎双目，因为眼睛对古希腊人来说是“接受太阳神阿波罗光明的器官……目不见物被看作比死还大的不幸。” 而中国传说中孙悟空火眼金睛或二郎神的天眼，都被赋予识别的功能——无论古今中外眼睛都象征着“智慧之门”、“灵魂之窗”，那么视觉的缺陷反之则代表着缺乏辨别能力与智慧。四毛对金钱和成功畸形的渴求模糊了他的人生路径，他看不清颜色更看不清自己未来的轨迹。在与盛男报复性的性关系后他“做了一个彩色的梦”，梦里是他内心欲望的真正体现，但只有在睡梦中，即在现实生活中不需要视觉功能的闭眼状态下他才能够看清色彩，梦醒后观众有理由相信他将会重新回到迷失的生活中去。

刘光明轻生未遂但摔断了手脚，轮椅上残疾的他是不完整的、缺乏行动力的，从电影语言上来看这是他内心世界的客体化。作为李平家的赘婿，他难以拥有尊严，而他所采取获得尊严的方式也只不过是在鞋柜上贴上自己照片，在葬礼上“蹭”得几个鞠躬。在盛男提出想要做爱时他落荒而逃，除了对卵巢癌和血迹的恐惧之外，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是他性无能的一种暗示。而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他希望去构建自己的雄性气质，所以在盛男面前一直伪装成博学而富有魅力的角色，当在众人面前表演背圆周率时、听到火警警报第一个跑出去时，刘光明在盛男面前的完美人设破灭，所具有的力比多也崩溃瓦解，他最终无法拥有男性尊严而选择自杀。残疾实质上象征着他是“被阉割”的男性形象，他甚至连自我毁灭都无法完成。无论是在婚姻角色中还是个人能动性上，他永远无法通过自己来构建心中所想的那个“灵魂永恒”的世界。

而李老的三高和心脏病是老人常见的病症，他因此上山辟谷二十一天，直到遇见梁美枝方才“起心动念”，下山大吃大喝。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性心理时期中的第一个阶段是“口欲期”，婴儿通过“吃”的手段来获得口唇的快感，正如李老所说“人生在世不过食色二字”，而伴随年龄增长显出的病症正是李老拥有“禁欲”意识的标志，李老对性的压抑反映在对饮食的压抑上，辟谷更象征的是对欲望的逃避。“爱欲是生死之门，我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当他崇高的宗教道德原则与性本能发生冲突时，他逃无可逃陷入自我毁灭。

三、矛盾在浪漫主义视角下的理想化和解

盛男在与梁美枝的交流间虽然极具对抗性，但一直是渴望谅解母亲的。在大巴车上的争吵后，盛男注视着睡着的母亲，此后影片的音乐与色调由阴暗转而变得更加阳光，盛男默许旅途中母亲的存在，这是盛男与母亲和解的开始。在河边盛男与梁美枝又一次进行争执，但这反而是母女心灵最接近的一次：盛男“想做正确的事情”，梁美枝也说她“凡事都要争个对错”，然而这次她扔下“对勾”的鞋子不再与母亲争论，鞋子落水的滑稽将争吵的氛围打断——在黑色幽默中盛男解开童年时期的心结，梁美枝也把内心的困扰吐露出来。盛男终于主动举起相机给母亲拍照，二人真正达到和解。

在刘光明听到火警警报跑出去之后，在盛男眼里，他的形象同他所谓的“灵魂永恒”话术一起彻底破碎，盛男强吻了他。在追求刘光明时她从未做过越界的举动，因为那时的刘光明是神圣的、易碎的，而此时盛男通过“强吻”这一行动了结了曾经的自己，同时也包含着对刘光明的原谅与释怀。在四毛报复性地要与盛男做爱时，盛男并不愿意，但直到四毛说出“你知道被人尊重有多难吗？”时，盛男放弃抵抗，她终于对曾经鄙视的四毛表示理解。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然而盛男一直憧憬的性爱却并未使她感到满足，反而不如自慰所带来的快感。这代表着女性不再作为“第二性”和“他者”而存在，女性身体也不作为男性凝聚的客体。盛男明白自己所寻求的性爱快感并不一定依靠男性，即使患有卵巢癌也拥有独立的自我，盛男终于与自己身体和解。

影片讲述十分平淡，阴郁却拒绝煽情，每当故事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时导演都通过黑色幽默将其打断以维持原本的影片氛围，导演通过对剧情走向有意识的控制来削弱影片的现实性，而使之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在结尾处父母目送躺在病床上的盛男被送往手术室，哭喊着“我这么努力可还是要死”的盛男终于得到救赎，但晃动的主观视角和插叙的镜头增强了此情节类似“梦境”的不真实体验——身份颠倒的父亲没有因果地突然出现、如何凑齐三十万也并未交代，一切矛盾仿佛无理由地被解决而呈现出美好的结局。从盛男的视角来看，她与身边每个人和解，实际上是与世界的和解，也是与自己的理想化和解——正如影片最后盛男那三声大笑，而象征着盛男自己的、在影片开头与自己打架的那个疯子，也归于一句自我认同的“我爱你”。而导演之所以通过丢失情节的叙述方式、碎片化的剪辑手法模拟盛男的“梦境”或“幻想”，是因为“大团圆”结局在如今现实中无法达到，女性困境在浪漫主义视角下才能解决。

四、结语

作为女性主义电影，《送我上青云》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对女性身体、女性欲望以及女性社会关系的细腻书写，而导演对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的人物群像及其精神困境的关怀也决定了电影视角的高度。一部能引起讨论的电影势必与当下的社会有所契合，女性电影在“摧毁大男子主义的传播方式”中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