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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道家文化精神与源流

2021-01-14本刊编辑部

醒狮国学 2021年1期
关键词:道德经道教道家

本刊编辑部

《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主要经典,后世学者对《道德经》的研究累代不绝。它不仅是与其他许多国学经典不同,它更像是一篇哲理诗,言简而意丰。也正因如此,不同时代的学者对《道德经》都各有不同的体悟和解读。

道源:紫气东来  函谷著书

通行的说法认为《道德经》是春秋末年老子所著。与孔子一样,老子也是轴心时代东方智慧的集大成者。相传他曾做过周代的守藏吏,晚年因不忍目睹王室的衰微,便辞官隐退,骑一青牛,欲西出函谷关。

函谷关吏令尹喜学养深厚、久慕老子,一日晨,忽见紫气聚集,形如飞龙,自东向西滚滚而来,知必有圣哲将过于此,于是夹道焚香以迎圣人。不久,果见老子骑青牛缓缓自东而来。

令尹喜礼恭言敬,将老子迎入关中,恳求道:“先生乃当今大圣人也!圣人者,不以一己之智窃为己有,必以天下人智为己任也。今汝将隐居而不仁,求教者必难寻矣!何不将汝之圣智著为书?关尹虽浅陋,愿代先生传于後世,流芳千古,造福万代。”

老聃允诺,“著上下两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道德经》上篇多言宇宙本根,含天地变化之机,蕴阴阳变幻之妙;下篇言处世之方,含人事进退之术,蕴长生久视之道。因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人称《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人称为《德经》,合称《道德经》沿用至今。

先秦两汉:尊道贵德 源经入教

先秦时期,《道德经》的流传十分广泛,列子、庄子等在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多受其影响,并最终形成了道家学派。

西汉初年,因为长期战乱,全国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为了恢复经济,让百姓休养生息,张良、曹参等一批政治家都极力主张以老子“无为而治”思想治理国家,一个名叫陆贾的人在他的著述《新语·无为》中认为,“道”的最大特点是黄老所主张的无为。他总结历史教训说:上古时代的虞舜和周代初年的周公治理国家表面上看似乎是无所作为,但实际上能使“天下治”;秦代的秦始皇以暴政和强兵威震天下,到头来却失去了天下。所以,文帝、景帝时代,都以黄帝、老子所倡导的清静无为精神治理国家,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

因此,汉景帝时《道德经》及道家思想在当时社会非常盛行,得到了很好的传播。

东汉时,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道教形成,五斗米道规定信徒诵习《道德经》五千文。道教发挥《道德经》原有长生久视之说,尊《道德经》为道教经典。《道德经》超出了道家哲学思想体系之外的宗教思想体系,身为古代先哲的老子也因此被神仙家们供奉为神仙。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及道教思想体系的形成,汉代《道德经》的研究比较广泛,现存汉人注本还有3部,即西汉严遵《老子指归》、东汉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和张道陵《老子想尔注》。其中,张道陵《老子想尔注》则最早从道教信仰立场来注解《老子》,将《老子》变成了一部道教经典,为后世道教徒注解《老子》树立了典范。

魏晋:玄隐风气与《道德经》的传承

魏晋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动摇,玄学、道教、佛教兴起,注老研老成风,玄学家往往借助于注解《道德经》阐发以无为本、因任自然的宇宙本体论思想。如何晏《老子注》、《道德论》以及王弼《老子注》《老子指略》等,都是以玄学思想诠释《道德经》的名著。

稍后,有阮籍、嵇康、向秀等“竹林七贤”,他们在政治思想及处世态度上,都崇尚老、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著有《通老论》,嵇康有《养生论》,要求打破礼教的束缚,回归自然的人性,回到无为而治的自然社会。

东晋以后,玄学与佛教般若空宗渐趋合流,佛教徒通过注解《道德经》、《庄子》逐渐扩大了其在中土知识界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把魏晋佛教,称之为“道家式的佛教”。

无论正始玄学倡导者还是逍遥飘溢的竹林隐士,均是围绕老子《道德经》的本源思想而展开,都是对老子之“道”的理解和阐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老子思想的丰富和完善。

隋唐:皇帝亲注《道德经》

李唐王朝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神化自己的政权,硬拉老子作为自己的祖先,并定道教为国教,唐玄宗时尊老子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称《老子》为《道德真经》,设博士讲授。在版本上,唐初比较推崇《河上公注》,注重运用《老子》理论阐发经邦治国之道。

唐玄宗曾就《道德经》注疏本该用《河注》还是《王注》征求大臣意见。刘知几看重王注,认为“王弼所著,义旨为优”。而司马贞则推崇《河注》,认为《河注》“小足以修身洁诫,大可以宁人安国”,主张用《河注》。但唐玄宗对当时所有的老子注本都不满意,认为“道德隐奥之文,上下玄妙之趣,未有了达解释之人”,决意亲自作注,撰《道德真经注》、《道德真经疏》,借注释《道德经》来阐述修身治国之道。

唐人注解《道德经》,大多关注其伦理教化价值,对心、理、情、欲、修身、养性等问题的探讨,成为注释的重点。为此,唐人将《道德经》的“道”“自然”等范畴转化为“性”,并借鉴佛教的理论和方法,对此作进一步的阐发。他们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一切众生,皆秉自然正性”,“人受生,皆秉虚极妙本,是为真性”。此“性”既不是儒家的“善性”或“恶性”,也不是佛教的“佛性”,而是从《道德经》的“道”“自然”等理论中引申来的以“静”为主的品性,即少私寡欲,清静澹泊,与世无争。虽然每个人的身上禀有自然无为的本性,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情与欲的诱惑,致使人们很容易将其丧失。因此,化情复性就成为修身的首要任务。

在朝廷的倡导支持下,《道德经》及其思想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宋元:三教并用,儒佛解《老》

宋元时期是《道德经》研究的高峰期。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僧人道士,研习《道德经》蔚然成风。这一时期,有识之士早已对魏晋以来将老子思想道教化方术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如唐代佛教学者玄奘,批评用神仙方术注解《道德经》乃是“同巫现之淫哇,等禽畜之浅术”。白居易《海漫漫》诗:“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宋代的道教徒虽然继续将老子神仙方术化,他们的做法却遭到了知识阶层的强烈反对。宋代学者注解《道德经》,大多舍弃神仙方术,与神仙方术逐渐偏离。

这一时期,对《道德经》哲学思想的研究,既受到道教和禅宗的影响,又受到儒家理学的刺激,心性学说成为解释《道德经》的重心。以儒學诠释《道德经》,把传统儒学中的政治道德学说与老子的道论结合起来,使《道德经》为现实政治服务。儒、道、释思想在《道德经》的研究中得到了统一。

明清:精于考据,以子证经

明代,王阳明心学大行于世,清代考据学盛行。这两种学术风气对老子思想都不太重视,因此,明清时期的老子研究,在当时的学术领域和思想领域,未能产生多大影响,呈现出边缘化、俗世化的特点。

正如宋元时期的杜道坚所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也正因如此才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老学”,为我们今天研究、学习《道德经》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原始素材。

编辑/林青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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