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皓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从传播接受的角度来看待废名诗歌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一个现象是，废名诗歌的接受难度与评价高度的不对称。刘半农早在日记中表达如此困惑，“废名即冯文炳，有短诗数首，无一首可解，而此人乃见赏於岂明，不知何故。”[1]朱光潜则表示，“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2]有人认为，废名是现代派中最晦涩的诗人。但是，废名诗歌却吸引到大量诗歌评论家、研究者来解读、欣赏。另一个现象是，废名诗歌传播程度与影响范围很不对称。经统计，“废名至少有诗作500首。这些诗歌除部分散佚外，多数以手稿形式留存下来。”[3]有限的传播造成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多认为废名诗作不过30余首”[4]，尽管如此，废名却仍“以数量很少的诗作赢得较多关注”[5]。建国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废名诗歌研究几乎处于寂寥无声的状态，但20世纪80年代至今，废名诗歌又流行了起来。

同时，废名也是一个在传播与接受中呈现出重要地位的诗人。废名早年接受了胡适、周作人的启蒙教育，又学习英文、佛学等，朱光潜在他的诗中品出“禅家与道人的风味”，卞之琳称他“儒释道熔于一炉”，王泽龙看出废名诗背后存在佛道精义、诗禅传统、晚唐诗词、六朝文章等多元的文化资源[6]。废名亦影响深远，朱光潜认为他“对于卞之琳一派新诗的影响似很显著”[7]，黄伯思称赞废名开辟了一条新路，认为汉园三诗人“全有废名的影响”[8]。陈均提出“废名圈”的概念，认为废名影响了程鹤西、沈启无、朱英诞、黄雨，乃至“关涉到林庚、南星、沈宝基、李景慈、李道静等人”[9]。

从传播的角度来考察，总结废名诗歌的产生、传播与经典化过程，有助于我们还原废名诗歌在新诗史上浮沉的历史面目，厘清传播过程中复杂多元的介入因素，更清晰地认识到废名诗歌的价值与意义。

一、故纸堆里的踪影——废名诗歌传播的文献史迹

在文献中爬梳，我们可以看到故纸堆里废名诗歌起伏的踪影。与大多数诗人一样，废名诗歌的传播不外乎报刊发表、新诗集出版、选本选录、诗歌评价、文学史书写与学术研究等过程，但从中又可以发现废名诗歌传播的独特性。

废名诗歌创作主要发表在报刊上。他最早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就是1922年《努力周报》上的《冬夜》《小孩》两首诗歌。《诗》月刊、《语丝》《文学季刊》等都先后为他提供发表平台，他与冯至创办《骆驼草》，还一度担任《文学杂志》的编委，负责诗歌稿件的审阅。据笔者统计，废名建国前发表于报刊上的诗歌有74首，散见于21种报刊中，这几乎占据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建国前废名诗歌的大半：《华北日报·文艺周刊》18首、《诗》月刊10首、《骆驼草》周刊7首、《新诗》7首、《文学季刊》5首、《文学杂志》5首、《平明日报·星期艺文》4首、《努力周报》2首、《水星》3首、《北平晨报·风雨谈》2首、《语丝》2首，《文艺周刊》《益世报·文学副刊》《宇宙风》《诗领土》《华北日报副刊》《龙门杂志》《天津民国日报·文艺》《世界日报·明珠》《哲学评论》各1首。然而，报刊的传播效果并不好。卞之琳说，“废名写过诗而且偶尔还写诗，我是在30年代中期才知道。”[10]而在1930年及以前，废名已经发表了20多首诗歌。1944年，沈启无辑《水边》集，其中16首废名诗歌此前都曾发表在报刊上，然而黄伯思却说“《水边》中废名的诗多未发表”[8]。二者都可体现出报刊发表在当时并未使废名诗歌充分传播。另一方面，报刊纷杂、散乱，纸质文献查询不便，也为废名诗歌的历时传播造成了一定困难。读者和诗评家往往难以搜罗详尽，在20世纪80到90年代之交，学者们仍然目及废名诗歌不过30余首。但仍需承认，报刊发表也为废名诗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契机。1935年，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选入废名诗歌1首，正是1923年发表在《诗》月刊上的《洋车夫的儿子》。朱自清在《选诗杂记》中说，“新诗月刊怕早被人忘了。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帮助，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那时大约也销到一千外。刘梦苇和冯文炳(废名)二位先生都投过稿。”[11]可见，废名的一首诗歌能够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与其最初发表在朱自清主编的《诗》月刊上不无关系。1944年，路易士(纪弦)撰写专文评价废名诗歌，便提及“远在事变以前，当其发表于上海的《新诗》，《文饭小品》等杂志上时，就已经成为我所爱读的作品而留下有深刻且良好的印象了”[12]，也说明这些杂志对废名诗歌传播起到一定作用。不过总的来说，报刊传播并没能帮助废名诗歌收获广泛的读者。

尽管报刊是现代文学传播最迅速的媒介，但必须承认，大多数诗人诗歌的诗名，主要还是靠新诗集铺所开。然而废名的诗集却并未生效。1931年，废名自编有两本诗集《天马》和《镜》。10月17日，废名曾撰《天马诗集》一文进行介绍：“我于今年三月成诗集曰《天马》，计诗八十余首……五月成《镜》，计诗四十首”[13]。但《天马》散佚无人得寻，《镜》于1998年冯思纯提供的一组诗歌手稿中发现[5]。在《镜》手稿的封面还有两行字，“药庐老君炉前”“二十年五月二十日”，药炉即周作人，可见这是抄呈周作人过目的样稿。诗集散佚或许由于历史的偶然因素，但诗人的心态也定有影响。废名曾说“我偶而而作诗，何曾立意到什么诗坛上去，那实在是一时的高兴而写了几句枝叶话罢了”[13]。大概是诗人采取了自印的方式，并且册数很少，或许根本没有印行，否则不至于至今只寻得一份手稿。除自编诗集外，废名的朋友沈启无也曾为他编过两本集子。1944年沈启无编诗集《水边》，分前后两部收诗共33首，其中前部题曰“飞尘”，收废名诗16首，后部是沈启无自己的诗。其实这16首诗都已在此前发表于各报刊中，但成集确实有助于废名诗歌的集中传播。次年，沈启无又编废名诗文合集《招隐》，收诗15首，较《水边》少了一首《街头》。这两本诗集虽被沈启无改动了一些，但毕竟没有散佚，算是对废名诗歌传播起到了积极影响。总之，诗集的散佚也导致废名诗歌传播效果不佳。

废名诗歌也曾入选一些重量级选本。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35)选录了一首废名的《洋车夫的儿子》；第一部英译的中国现代诗选本是艾克顿、陈世骧选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36)，选录了废名诗4首，还在导言之后加入了废名所撰《论现代诗对话录》的英译；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1948)选录废名诗歌2首：《灯》《理发店》；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1985)选录废名诗2首：《街头》《灯》；蓝棣之编选的《现代派诗选》(1986)选录废名诗7首：《理发店》《北平街上》《飞尘》《灯》《星》《街头》《寄之琳》。与郭沫若、徐志摩、卞之琳等盛名远扬的诗人相比，选录废名诗歌的选集并不算多，选诗数量也少。一方面，这是报刊传播中可见废名诗歌数量本身较少的原故；另一方面，这也受到废名诗歌晦涩风格的影响。1983年艾青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27—1937)》作序时，仍对编者说：“废名很有名，但诗最难懂，选一二首就够了”[14]，由此可见一斑。但选本的遴选确实突出了废名诗歌中《灯》《理发店》《街头》等优秀诗作，并且让废名诗歌不至于完全湮没。

废名诗歌真正获得更多的关注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算起。1983年，吴小如率先呼吁“废名先生遗著亟待整理”。学界逐渐关注到废名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冯文炳选集》(1985)收录废名诗歌28首。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改过去文学史几乎不谈废名诗歌的做法，认为废名是“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另一位‘智慧诗’的作者”，评价“他更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的诗的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是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驰骋想象’、‘上天下地，东跳西跳’的诗境，是六朝文的风致。他的诗不仅有禅理禅趣，连诗的思维也深受禅的影响。”[15]这本文学史还选评了《十二月十九日夜》《掐花》《邮筒》3首诗。在重量级文学史著的影响下，关注度终于提高，选本的偏向也发生了变化。陈振国编纂了《冯文炳研究资料》(1991)，周良沛在《中国新诗库》(1993)中设“废名卷”，收录废名诗40题53首，吴晓东在手稿中发现废名佚诗40首。《中国新诗鉴赏辞典》(1988)、《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1990)等书籍以及一些期刊上也开始对废名单篇诗歌进行具体分析，为一般读者欣赏废名诗歌提供了参考。随着读者范围扩大，学术界关注度提高，废名诗歌研究终于发展起来。止庵编订的《废名文集》(2000)、陈建军的《废名年谱》(2003)、《废名作品精选》(2003)、《废名诗集》(2007)、王风的《废名集》(2009)陆续出版。今天，废名诗歌虽还未必称得上百年经典，但在新诗史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

二、少数人的星光——废名诗歌传播的人际因素

废名诗歌并未能广泛传播，当然与其诗歌的晦涩特征以及传播路径受阻有关。但这同时又为废名诗歌后来被发掘、重读埋下了契机。废名诗歌的知性特征与其所处的文人圈有关，同时也限定了其读者群。因此，并非大众读者的一致选择，而是文人圈的特定接受群体与人际关系作用影响了废名诗歌的传播接受。从人际因素考察废名诗歌传播的独特性，有助于揭示传播接受过程中除大众读者、历史删汰之外的一股力量——即一些重要个体人物、少数读者群体的力量。

首先是前辈的影响，在胡适、周作人的影响、赏识与栽培下，废名才走上了新诗创作的道路，其后取得的许多成就，都离不开这两人的影响。废名自称是紧跟着新文学运动而起来的文学青年，他接触新文学就是从胡适的《朋友》开始的。胡适也为初出茅庐的废名提供了发表的平台，1922年9月废名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后，他的诗歌和小说也很快发表在胡适掌握的刊物《努力周报》上。废名虽然并非继承胡适的诗论，但胡适的诗歌观念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废名是周作人的弟子，受之影响深切。单就诗歌方面而言，周作人最早指出“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作着小说”[16]。废名得以进入北大教书、融入《语丝》、创办《骆驼草》，这些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周作人的帮助。正如废名曾致信周作人说：“我的心情，是得先生而养活；我的技术，大概也逃不了先生的影响，因为先生的文章(无论译或著)我都看得熟。所以由先生引我同世人见面，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而且倘若有可以嘉奖的地方，也只有出自先生之口才使我高兴。”[17]总之，两位大家为废名启发了兴趣、提供了起步的平台，废名得以在创作上产生成果、在发表上获得平台、在社交上融入北京的文人圈、在学识上进步，都受到了他们的深刻影响。

其次是同侪的作用。当废名进入北京大学后，他获得了一个最佳的平台。于是废名与刊物、社团、其他文人交流联系，在文坛上开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原地。北大同僚、刊物同人都为他的诗歌传播提供了便利。周作人的另一位学生、废名的同事沈启无为废名编了两个集子，对废名诗歌起到了很大作用。1944年，沈启无辑录他与废名的诗合集《水边》，共34首，收废名诗16首，还作了《怀废名(代序)》。1945年，沈启无又将《谈新诗》部分文章与这部分诗合在一起，编辑了废名诗文集《招隐》。因为这一时期北平沦陷、废名正在黄梅老家隐居，许多人认为沈启无的动机并不好。唐弢在《晦庵书话》中就说沈启无“伧父赖以自高，恶札也”[18]。其实，沈启无或许确是徒好诗名的人，他曾窃朱英诞的诗在日本获奖，导致朱英诞“听说我的诗名在东京，但署的是沈启无的名”[19]。沈启无将废名诗歌与自己的诗捆绑在一起出版，还专门让自己的诗比废名多1首，或许其目的也在于用废名诗歌帮助自己诗歌的传播。而身处沦陷区，擅自将逃避日寇的废名的诗文集名为《招隐》，其用心险恶更是昭然若揭了。然而，客观上讲，废名诗歌确实因此得到更多注意，“大家在以前很少看见或者记得废名先生的诗作。《水边》里把废名先生的诗作辑成一集。在那里我们读到了他的清新俊逸的诗篇，……我们知道了废名先生原来还是一位诗人。”[20]黄伯思也因《水边》而看到一些他此前未曾读到的废名诗歌。这对废名诗歌的传播都是有益的。反倒是沈启无自己的心思——传播自己的诗歌——取得了反效果。沈启无自己的诗名并未起来，反倒衬托出废名诗的优秀。吴小如虽然觉得废名诗歌晦涩艰深，但与沈启无相比便觉得“立刻可以分出高下。沈诗终嫌造作，废名的诗虽读不懂，气韵总浑然一贯。”[21]黄伯思也评价《水边》中“废名的甚佳，沈的则拙劣无比。如果没有妙语还是少学为妙”[8]。

废名认识的文人知识分子社交圈也有助于他的诗歌传播。废名虽然“不是成立时期的16个撰稿人，但他事实上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22]1937年5月，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创刊，废名即成为编委会8人之一，负责诗歌稿件的审阅。第二期上即发表废名的三首代表作《十二月十九日夜》《宇宙的衣裳》《喜悦是美》，朱光潜也在《编辑后记》中称赞废名诗歌，形成废名诗歌研究中最为经典的一段话：“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诗非先了解作者不可。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无疑地，废名所走的是一条窄路，但是每人都各走各的窄路，结果必有许多新奇的发见。最怕的是大家都走上同一条窄路。”[2]此外，卞之琳、林庚、朱英诞等的文章中都曾从不同侧面帮助人们还原废名及其诗歌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废名诗歌还被选入最早的一本英译中国现代诗选。1932年至1939年，艾克顿在北平生活了7年，与废名、林庚、李广田、何其芳、陈梦家等人都有交往。他与陈世骧共同编译了《ModemChinesePoetry》，其中选废名诗4首，《导言》后还有废名所撰《论现代诗对话录》的英译[23]。

第三是，晚辈学生对废名诗歌传播的贡献。作为一名北大的老师，废名曾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现代文艺”课上曾以16章内容讲解新诗(战前12讲，战后4讲)，对一些青年、学生产生影响。朱英诞经林庚介绍专程前往拜谒废名请求指点，后来在诗文中常常怀念废名。吴小如在解放前曾作文专门总结废名所著文章，对废名的小说、诗歌、诗学论著进行了概括性评价。解放后，他又率先呼吁“废名先生遗著亟待整理”[24]，新世纪仍旧觉得较于其他民国文人，废名先生的遗作出版情况显得冷落寂寞，“这应该说是不大公平的”[25]。另一位学生路易士(纪弦)也对废名诗歌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早在1944年，路易士就对晦涩难懂的废名诗歌进行具体的文本解读，他认为《街头》是一首“无法还原为散文的”“纯正的艺术品的自由诗”，是具有“诗素”的新诗典范[12]。路易士继承了废名“诗的内容”“散文形式”的诗学观念，并以此为核心提倡现代派诗歌。废名的弟子汤一介也曾介绍废名诗歌，认为废名诗歌“表现废名的思想在自由地跳跃，无拘无束，信手拈来……是‘真人’的境界，‘真性情’的自然流露”[26]。

痖弦曾这样评价废名：“凡是一般性高的作家，其作品的纯粹性必然较低；而纯粹性高的作品又常常不具有一般性。对于废名而言，说他接近读者，勿宁说他更接近批评家。”[27]李健吾也曾说，“废名先生表现的方式，那样新颖，那样独特，于是拦住一般读者的接识。……一般人视为隐晦的，有时正相反，却是少数人的星光”[28]。正是这些少数人，传播并发扬着废名的诗歌。总之，以废名为枢纽的先驱、同侪、后辈组成的文人圈构成了一股促进废名诗歌生产、传播、接受的空间。尽管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在大众视野中废名诗歌曾一度销声匿迹，但在这个圈子内，废名诗歌的影响一直潜伏着，等到合适的时机便又绽放出来。同时，这些人也作为经验读者为废名诗歌孕育了一套阐释机制，像留声机、扩音器、编译系统一样成为废名诗歌传播的中介。

三、多元语境互涉——废名诗歌传播的语境作用

废名作为一个跨文体文学家和学者型诗人，其他文体文学的创作、诗学研究乃至思想研究都对其诗歌传播产生了影响。多元语境互涉成为了废名诗歌传播的独特因素。

废名小说创作也助力了废名诗歌传播。首先，废名凭借小说创作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而这也使得更多读者关注到他的诗歌创作。吴晓东就指出，“废名作为一名诗人的声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得益于他的具有诗化特征小说的烘托。”[5]其次，废名所作的包括《桥》在内的许多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人们从诗性语言、诗学观念切入研究废名小说，这些评价、研究引用了废名的诗学观念作为证据，最终也成为人们解读废名诗歌的参考资料。第三，由于小说成就，废名得以在文学史上立足，这为他的诗歌被重读、重评留下了机会。即使解放后许多年，废名诗歌不见于文学史著作，但其小说成就使其能留在文学史上，并未彻底沉默，等待被重新发现。正因如此，后来学者才注意到“文学史家历来只介绍废名的小说、散文，置诗歌不顾，其实他的诗不亚于小说、散文，其价值更高”[29]。当然，小说成就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废名诗歌的注意力。卞之琳就认为，“他应算诗人，虽然以散文化小说见长。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而不是从他的散文化的分行新诗”[10]。

废名是一位学者，他的诗学观念、乃至思想观念影响了诗歌的创作、传播、接受。首先，废名诗歌创作受到其诗学研究与教学的激发和影响。在北大讲授新诗，废名必须对诗坛过往与现状较为了解。讲诗的过程同时也是废名整理自己的诗学观念，在借鉴中改进创作理念与技艺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废名作诗数量最多，1934年至1937年发表在报刊上的便有41首，这不能说与现代文艺课上讲授新诗毫无关系。其次，废名对自己诗歌的谈论分析，帮助扩大了他的新诗的传播范围，也带动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他的新诗。1946年废名在北大作题为《谈我自己的新诗》的演讲，讲稿后来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文艺》上，其中列举分析了自己的7首诗歌。作者自己出来分析自己的诗歌，对于读者和研究者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我的诗也有他们所不能及的地方，即我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还是诗的，他们则是诗人写诗，以诗为事业，正如我写小说。”[30]其中“天然”“偶然”“完全”都成为后来学者分析废名诗学、诗歌的重要概念。第三，废名诗学对后来的影响参与形成了废名诗歌的接受语境。他的讲义整理为《谈新诗》，成为现代文学中一部重要的诗学论著，影响了许多人的诗学观念。废名谈新诗推崇晚唐温李诗词，提倡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影响了许多读者与作家，随着这些读者与作家的成长，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适合于废名诗歌的接受语境。

20世纪30年代知性诗歌的流行与解诗学的发展相互作用，产生了滋养废名诗歌的诗学语境。20世纪30年代是知性诗歌流行的年代，人们因而对废名诗歌的哲理思辨接受度较高。废名在大学主修英语，受到一些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他曾说：“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我读庚信是因为读了杜甫，那时我正是读了英国哈代的小说之后，读庚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31]尽管他“并不是直接摹仿和取法西方，而主要是向中国传统寻求资源，在传统中发掘现代性审美因素”，但“西方知性诗学是他思想和创作上的一个深远背景”[32]，其诗歌中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感悟正体现出强烈的知性特征，符合当时的诗歌审美取向，直到今天也仍然能够为一些读者提供审美享受。20世纪30年代也是解诗学开始发展的年代，朱自清最早倡导解诗，他指出“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33]。废名是“以现代诗的文本解释理论与实践进入大学课堂”[34]的先驱者之一。废名的诗歌尽管深玄晦涩，但正为解诗学提供了优秀的素材。通过对《街头》《十二月十九日夜》《理发店》等的分析，学者们在欣赏中参与建构了一个富含多样的文化背景和诗思结构的废名诗歌文本世界，文本的蕴含和读者接受的愉悦也共同实现了深化、增长。蒋成瑀指出废名“二十年代的创作如《小孩》《洋车夫的儿子》等，偏向于写实，还不难理解。20世纪30年代转向现代派，诗思生涩，最难理解，也最奇绝。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之后，诗风稍趋闪露，如《鸡鸣》《人类》《真理》等，至于解放后写的诗作，则近于民歌体，内容了然明白，更无需解读。”而他恰恰认为“要解读的是三十年代的诗歌，它代表废名创作的最高成就，在现代派诗歌中独树一帜。”[29]

废名诗歌传播的轮廓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现代新诗传播的独特样本。在文献传播方面，报刊传播的有限性、自编诗集的散佚和选本的选诗取向对废名诗歌传播产生了复杂影响。文人圈对废名诗歌传播也起到重要作用，先驱提携激发废名的诗歌创作并对其诗学观念产生影响，同侪帮衬与刊物平台为废名提供更多传播机会，后辈推崇亦对诗歌跨越年代逐渐经典化的过程产生重要助力。作为一名跨文体文学家、学者型诗人，废名诗歌在多元语境交织中形成足够的阐释空间，经历一段潜伏后得以重新获得注意。20世纪80年代以来，废名诗歌凭借自身的美学特质与少数人的推崇重新得到学术界关注，乃至进入大众视野并受到较高评价，这其中不乏复杂传播因素的作用，但也证明了废名诗歌的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