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堯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一、直接电影模式之简要回溯

作为观察式记录的经典流派，直接电影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初，传统纪录片长期采用的“画面加解说”的格里尔逊模式遭遇发展瓶颈期，纪录片人纷纷致力于寻求新的创作模式。直接电影的问世还受到“电影眼睛学派”的启发，所以它的横空出世事实上凝结了过往纪录片常用的创作手法。然而，直接电影却备受质疑，争论的焦点在于它所描摹的真实与纪录片强调纪实的特点是否一致。这是下文以系列纪录片《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的解读为例要厘清的问题。

二、直接电影模式创造真实的多元驱动

直接电影模式的西风在20世纪90年代从美国吹往中国，但在西方时常遭到否定。在英国著名编导斯特拉·布鲁兹看来，“尽管反对或批评观察模式的声音不减，但观察模式依旧维持其高度的影响力，因为它使纪录片的风格与内容摆脱原有的桎梏”。①因此，为了回应各界对直接电影的唱衰，最佳方式就是深入探寻这种模式如何表现真实。

（一）旁观之眼：无“我”之境

旁观是直接电影模式非常显著的创作原则，摄影机正如“墙壁上的苍蝇”，在某个角落里对事件进程展开冷静的观察、拍摄。不同于法国真理电影倡导的“介入”和“参与”，直接电影始终要求拍摄者与被摄者保持一定距离。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10集系列纪录片《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于2020年8月22日在CCTV9纪录片频道正式上映。该纪录片采用纪实手法，拍摄全程着重观察式记录，以相对客观、中立的姿态呈现了一个个鲜活而立体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故事。旁观视角由直接电影的先驱人物理查德·利科克率先提出：“通过观察社会和所处的环境，观察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我们要真实客观呈现社会的其他面，而不是按照想象中的画面创作”。②

由导演柴红芳带领摄制组共同完成的第八集《落地生根2》中播映了几个场面：云南省福贡县沙瓦村村民坡罗和乡里的副书记就农危改问题进行商讨；村里通公路后一群村民携家中孩子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马拉松比赛。这些场面有的具有矛盾性，有的充满感动与欢乐，但无论何种情绪，摄像机始终静静“守候”在一旁，“等待”更有意思的故事悄然落入镜头中。对于这一切，导演从不刻意控制被拍摄对象或周边环境，只是让故事自我呈现。不难看出，第八和第九集即《落地生根》上下篇的镜头和视角是导演冷静旁观的生动写照，体现出直接电影为追求真实最大化而营造的“无我之境”。

（二）技术赋能：声画同步

20世纪50年代末，晶体管的出现和应用使录音设备的重量减轻了80%，为视听同步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直接电影模式创造性地整合了这项技术革新，将摄影机和录音机同步连接，使其能够随着拍摄对象的运动而实时运动。

得益于声画同一的实现，直接电影模式华丽面世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对此，法国电影理论宗师安德烈·巴赞另有一番看法：“影片的不完善恰恰证明影片的真实性，影片欠缺的部分正是冒险活动的反面印记，犹如凹刻进去的铭文。”③《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中的第三集《云中的莲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个片段讲述到，西藏墨脱县的扶贫队伍每年寒暑假都要负责护送在墨脱中学就读的学生回家。途中有段巴隆悬崖路地势非常险峻，山上时常会有滚石砸下来。经过这些地方时，只能一个一个慢慢通过。“看清楚以后，赶紧冲过去”，这是援藏扶贫干部郭振华背对镜头时说的话，他在队伍后面护送学生。直观画面通过声画同步的操作，凸显出扶贫工作的不易和贫困地区艰难的生活境况。这段镜头的拍摄地是在陡峭不平的悬崖边，画面切换时有剧烈的摇晃感，但丝毫不影响纪录片去摹写深度贫困地区人民面对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正是通过这样冷静的局外人姿态辅以视听同步的接收体验，画外观众更能身临其境地体会到脱贫攻坚背后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

（三）传统去魅：多维解读

以格里尔逊模式为指导的传统纪录片曾经几乎占据了整个行业的半壁江山，但其所推崇的“画面加解说”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影像的真实性。一方面，解说词的存在对画面本身是一种视听干扰。因此，为了在一个全新的向度上追求真实，直接电影甫一诞生就倡导拍摄成片的作品不加解说词或少用解说词。正如直接电影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所言，“纪录片不应把事件简单化，如果加了旁白，就好像在向观众作解释”。④

《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共有十集，每一集除了简单的情节提要和人物身份标示外，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其他解说性内容或旁白。换句话说，摄像机所记录的一切几乎就是观众所能得到的对纪录片的感性印象。若按照格里尔逊所认为的“记录电影不是反映自然的镜子而是打造自然的锤子”，那些带有宣传性和鼓动性的作品更是充斥着语言，富有煽动性的画面一定意义上只是语言的注解。美国知名导演迈克·尼科尔斯曾说，“捕捉运动中的人，让观众在没有任何或隐或显的解说的帮助下，自己得出结论。”⑤由此可以认为，不带解说或尽量减少解说内容，能赋予观众更为多元的解读。

三、直接电影模式对纪录片创新发展的影响

《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经由八位专业导演长达四年的蹲点跟拍、实地调研和亲身观察，完成了对脱贫攻坚一线的群众万象的影像存档。从中我们仍可窥见直接电影对纪录片重构现实发挥的创新性作用。

（一）旁观美学精神的传承

旁观的美学是指纪录片的创作者以旁观的态度如实记录下事物的过程，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和妨碍事物自身的进程⑥。中国的观察式记录作品多为一些体制外的纪录片工作者拍摄而成，而《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这种由国内主流媒体组织拍摄的纪录片极少采用直接电影模式。10集系列纪录片聚焦攻坚脱贫的执行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以“作壁上观”的局外视角忠实记录重度贫困地区人民真实的生活境况和他们的悲喜人生。由于片头导语和部分解说词的存在，若有若无的主观意识控制在所难免，何况所谓绝对纯粹的真实也并不存在。虽说如此，直接电影的拍摄手法已经做到了尽可能还原当时当地的历史画面和人物事迹，这也是纪实美学内置的终极目标。这份可贵的精神遗产，也将一直鼓舞后来的纪录片人赓续传承，不断探索。

（二）为时代立传的拍摄初心

有学者提出，“纪录片是我们国家的相册，是记录时代进程和回望历史的重要形式。”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纪录片的重大使命就是为时代立传，为历史存真。

《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站在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潮头，将镜头对准新时代重大题材下的扶贫工作者和贫困户家庭，为他们进行纪实画像。“它把握时代脉搏，引发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的磅礴力量。”以上是人民网对该纪录片的官方评价。为主流价值鼓与呼，塑造时代精神的典范，如今已经成了业界共识。应该说，直接电影与中国本土气质的融合，使得以真实为底色的纪录片被时光打磨得更加厚重，如此才能深入时代肌理，图写社会万象。

四、结语

通过《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这段影像纪实，直接电影的中国式表达呈现了一段空间上看似遥远情感上却无比贴近的精准扶贫历程，用全新的方式诠释了纪录片的时代价值。然而，以直接电影为主要创作形式的纪录片要想走得更远，始终需要“海纳百川”的气魄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如此，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时，才能以更客观的姿态向受众还原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 斯特拉·布鲁兹.新纪录：批评性导论[M].吴畅畅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② 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世界电影史[M].陈旭光、何一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③ 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④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积累式的印象化主观描述[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⑤ Srenssen B.Bill Nichols: The Voice of Documentary[J].Norsk Medietidsskrift, 1998, 5(2):71-74.

⑥ 聂欣如.纪录片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90.

⑦ 张力，聂丛丛，任超，等.“纪录片讲故事·2019”学术论坛——文献纪录片创作风格探究[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20（S1）：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