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程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笔名林取、六曾、亦曾、魏前、尊寒等[1]。少年在湖南湘潭读书，20岁进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后赴日本、法国留学，入地雄大学、巴黎大学研究院读书，专修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后归国，任多个报刊的编辑，而后在台湾地区三十多年，因为受到政治的牵连，所受到的传讯、折磨。他没有改变任何的想法，如一始终地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兢兢业业的奋斗一生。

在谈论文学作品中祖国爱以前，首先要将祖国爱这个名词研究清楚。法国文学家梭维斯特在屋顶间的哲学家中借着退伍的残废军人勺孚爹的口说道：

“你也许从来没有想过祖国是什么。那是环绕着你的一切，将你养育大的一切，你所喜爱的一切！你所看见的这片田野，这些房屋，这些树木，这些在那边笑着走过的少女，这边是祖国！那些保护你的法律，那偿付你的工作的面包，你所交谈的言语，你从那些和自己共同生活的人与事物得来的快乐与悲哀，这便是祖国！你以前曾在那里看见过你母亲的那小小的房间，她所留给你的回忆，她所长眠着的土地，这便是祖国！你到处看见它，到处呼吸着它！你去想象一下吧，我的孩子，你的权力与义务，你的情爱和你的需要，你的回忆和你的感激，把这一切集合在唯一的一个名称下面，而这名称便是祖国！”[2]

梭维斯特详细解释了祖国的意义，也解释了什么是祖国爱。黎烈文在论文中写到文学作品中表现的祖国爱有正反两面：从正面歌颂祖国，描写人们对于祖国的眷念，固然是表现祖国爱，而从反面抵抗一切加于祖国的侵犯，诅咒那些外来的破坏祖国的敌人，也是高度的祖国爱。

法国文学中的祖国爱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古老的歌颂祖国爱的属法国文学的武勋之歌，即多颂英雄事迹的忠君爱国之作。法国本土在经历了英军的蹂躏、普奥联军的侵入，普法战争很多作家将这些事迹写入了文学作品当中，激起了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而当中影响最大、最有成就的就是都德的作品。

黎烈文在1932年旅法留学归来之后，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的法文编辑。中国正遭日本的侵占，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却无作为，对日本的侵略选择一再的妥协就是为了避免冲突。黎烈文的青年时期经历了五四运动，他是《新青年》《小说月报》的忠实读者，每一期他都要细细品味，他热爱着祖国，具有五四先进的思想，他留学归来不管是创办的还是主编的报刊，对无作为的国民政府进行批评，宣扬爱国和民主主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他归国创作的作品中也体现着祖国爱。黎烈文的文学创作是与他对法国文学的学习、阅读、译介和自觉接受分不开的，这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他的作品中有着很多法国文学家的余音，其中就有都德的身影。对于黎烈文与法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本文着重探讨黎烈文与都德之间的联系，论述都德在小说中表现祖国爱和营造氛围这两方面对黎烈文作品的影响。

在1870年，法国本土随着普法战争的爆发，都德曾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战争，他对使法国受到挫败、以此丧权辱国的战争，具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短篇小说《星期一的故事》，大部分便是普法战争的事，同时也是法国人民的痛。都德在这本小说里发挥了他高度的祖国爱。

《最后一课》是《星期一故事》中的第一篇，黎烈文认为都德仅仅只借被割归普鲁士的亚尔萨斯省的一个乡村小学以后不准再教法文的这一残酷事实，唤起法国人的强烈的祖国爱。语言文字是立国之本，一旦土地割归异族，从此不能使用自己的语文，这是最令人生亡国之悲并激起祖国受之情的。都德就运用这一事实从好几方面描写小学教师、小学生以及村中父老等人的祖国爱：首先，他写小学生因为自己过去不曾好好用功学习法文，以后想要学习却已没有机会，觉得不胜悔恨。语言文字既等于祖国的代表，因而他对这即将和自己告别的祖国感到无限依恋。其次，他写在这小学教了四十年的教师汉麦先生，在这快要和大家分手的关头，语重心长地作了一番演说。他说法国文字是世界上最美、最清晰、最合理的逻辑文字。他要大家保存法文，永远不要忘记。他说一个民族做了人家的奴隶，只要保存祖国的语言文字便还有翻身的日子。再次，都德写村中一些重要的人物都来参加最后一课，他们面带愁容地坐在最后几排座位上，充分表现对于即将告别的祖国语言的留恋。尤其那位年老的赫叟，他带来一册古老的初级法文读本，当老师教班上的幼年生练习拼音时，赫叟也带上眼镜跟着那些孩子学着拼读字母，这情形实在令人深刻感动。最后，都德这篇小说字数不多，也不能算是刻意经营的，但因为他描写的少数人物的感情的真挚，全篇洋溢着一片祖国爱，使人读来不知不觉地引起满腔的同情，不单是法国人，甚至对一切遭遇相似的民族，都是一篇具有影响力的作品[3]。

《柏林之围》也见于《星期一的故事》中。这篇小说题名虽然是柏林之围但实际写得却是巴黎之围的故事。都德借着一位医生的口述，讲了一件巴黎被围时的故事。黎烈文认为这篇小说里面的人物不超过三个人，情节非常单纯，完全出自一位医生之口，但在写朱屋上校闻败而晕倒，闻胜而痊愈，最后因亲见普鲁士兵进入巴黎而病死在卧床之上，一种无与伦比的强烈祖国爱，令人读了实在深为感动！不过这篇小说有一个缺点：都德所写的朱屋上校是拿破仑一世的旧部，他不免深深地刻着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思想，他不忍法军战败，不愿见普军攻占巴黎，这是出自他的爱国心，这是值得赞许的，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又天天希望法军在普鲁士境内步步进展，最后攻克柏林，这是很明显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对的，是不应该宣扬和鼓励的，所以从内容方面来说，这篇《柏林之围》没有《最后一课》的意义纯正，因为《最后一课》是单纯的激发祖国爱，不含损害他人的思想。

《小间谍》写的也是普法战争巴黎被围时的一个故事。都德在这三五千字的短篇内，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写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小斯当，因受另一个孩子的引诱，为了少数银钱而出卖祖国，使祖国蒙受莫大的损伤，因此受到良心的责备，将一切经过向他父亲告白。黎烈文认为都德在写小斯当的受良心谴责是采用了修辞学上的累进法逐步发展，并没有形成一种不合理的突发行为。小斯当本质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他只是为了金钱才一时糊涂，受了坏伙伴的引诱，因此当他们出城去的时候，那坏伙伴以谎言欺骗哨兵，要求让他们出城的时候，小斯当听了便羞愧得头都抬不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受良心的谴责，愧对祖国的战士。后来当他们出了城，走进了义勇军的大哨站，受到一个好心的老士官招待时，小斯当竟浑身发抖，作者说这不是因为寒冷，而是由于恐惧，由于羞耻……在此表明了小斯当没有泯灭天良。在离开了义勇军的大哨站，朝着普鲁士阵地前进时，小斯当一直在劝周围的孩子回去吧，他知道背弃祖国是不应该的。到了普鲁士那边，小斯当就发现一个年长而比较严肃的普鲁士人，用着一种带着怜爱和责备的眼光看着他，于是小斯当便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压在他的心脏上防止心脏的跳动。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他就喝起酒来。在这里更进一步地描写了小斯当背叛祖国受着良心的谴责。等到平分了出卖祖国获得的银钱回家之后，夜间听到大炮在响，听到国民兵集合开上前线去增援，小斯当再也忍不住在他胸腔中愈来愈厉害的痛苦，只得将他出卖祖国的全部行为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听到以后，从壁上取下枪来，头也不回地要去将他儿子赚来的卖国钱还给普鲁士人。都德借着小斯当的悔恨和父亲的果决，表现了他们父子两人高度的祖国爱。

都德的作品并不和一般自然主义派的作品一样仅仅表现丑恶而使人绝望的人生，他尝试在悲戚的情调上加上快乐的气氛，把眼泪与微笑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是极端引人同情和合乎人性的。而黎烈文的文学作品当中，也是让人感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他的散文中抒发了他的真情实感，也同都德一样，无论是心理描写还是叙事的方法，黎烈文的作品也有着祖国爱的表现。

在黎烈文出国留学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异域风光，也感受到了来自弱国在强国留学学生随时都能受到来自外国人带来的心灵创伤，但他的字里行间都显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在《人头税贴》中，写在法国留学时，每年都要交钱去领身份证明书，这身份证必须随身携带，不然就会有想不到的麻烦，但去领这个身份证明的过程也是异常艰辛，得“一早起身，匆匆地吃过点心便往警察厅跑去，”排在一列长长望不了头的队伍后面。“好不容易进了头门，进了内院，上了扶梯，一层，两层，看看快要挨近办事人的柜子了，”但是办事的到了下班时间，黎烈文又只能带着没有吃过午饭的饿肚子和一双站得酸痛的腿，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去。第二天他又得起得很早，重复前一天的流程。后来他才知道，每年一度的调换身份证明，实际上都是为了收取一笔人头税贴。他还记起：“在巴黎警察厅整天饿着肚皮排队去缴人头税的外国人，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的工人和商贩。他们的言语非常难懂，好像都是文化落后的小国人民。我不单没有在那里看到一个服饰高雅的英美绅士，连日本人都从来没有遇着过。我想他们也许不要人头税，也许另有办法，总之，是绝不至于像我们一样苦恼的。”[4]在黎烈文的散文里叙述着外国人给留学生的优待，简单明了，每当想起这些黎烈文都是深深的诅咒和憎恶。国家的弱小，使旅法留学的过程异常艰辛，他是多么希望国家能强盛起来。在《由上海到巴黎》的长篇散文中，黎烈文记录中国人无端受辱的事迹更多。西贡的公园里，六个中国人在一张躺椅上歇脚，其中一人倚靠在椅背上，就被警察带进公园事务所里，罚款四角，无论怎么辩解都没用。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是一个白种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而且从不称为中国人（Chinese），口口声声叫着中国佬（China-man）。“不知他究竟凭什么资格和理由给我们侮辱？这种人间歧视，不正拆穿了那些平等、博爱的高论不过是谎言了吗？”[5]接连几个反问，黎烈文的满腔愤慨，使他说道，从前在国内听过许多人说中国人平等、博爱，比任何国人都要好，这话等于放屁。所以他写下了：“中国人的耻辱是只有血才能洗净的！今日中国的青年应当每人都有流血的勇气，应当每人都有流血的决心，并且每人都应当预备多量的热血去洗净那沾在自己面上的臭屎！我们所受于外人的一切耻辱！啊啊，被侮辱了的中国人啊！我们应当一齐兴起！我们应当睚眦必报！我们应当流血！报仇！”[6]当时多少在国外的留学生在种种不公平的对待下，发自内心的呼唤，希望祖国强盛起来啊。黎烈文的这段愤激的文字，也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呼唤。因为热爱着祖国，所以他痛斥卖国的行径。当旅行的船倚靠在香港港湾，他坐着车把香港的大街小巷都游走过了，真心觉得这里风景极佳，一想到这样的好地方已经让给外国人了，他就觉得罪该万死。黎烈文痛斥这一切，他的爱国情怀使他写下如此极端的语言，留学归来之后，他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尽管自己生活得也很紧张，可熄灭不了他对祖国的爱，熄灭不了他翻译和创作作品的火热。黎烈文不是叛离祖国、出卖灵魂的人，他是有骨气的中国人[7]。

在《逃兵》中，讲述了因为军阀的混战，导致人民生活的非常困苦，人人自危，随时都能受到生命的威胁。他惋惜，他痛恨，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着人民遭受的苦难，他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人民站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在那黑暗的岁月里，他的文字是一盏明灯。他的作品本身就是对生活的细致解读，着重叙述层面的真实，语言虽然朴实无华但情节确是波澜起伏。

黎烈文作为中国人，对家庭儿女的教育和要求也是极为严苛，他在给女儿慰之的信里写到：关于交男朋友的事，你告诉我们：“我不胡嫁外国人的。放心好了！”有了你这句话，我就真的放心了，你父亲我是一个爱国者，我绝不愿意自己家庭骨肉之间，出现一些非我族类的混血儿。我年轻在外国时，也曾有过和外国小姐结婚的机会，但我悬崖勒马了。我极以遇着冰妈妈和你母亲为幸福，以得到你们兄妹姊弟为骄傲，因此我也希望你们若一和外国人发生超友谊的感情时，要悬崖勒马[8]。黎烈文的心情和想法更能揭示出他的一颗爱国之心。

都德是现实主义的学者，而黎烈文的作品也带着现实主义的味道。现实主义的三个特点：一是细节的真实性、二是形象的典型性、三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11]。细节的真实性指的是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读者观众如入其境。形象的典型性指的是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可以说，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经过艺术加工，创造出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12]。

都德是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是着重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节描写，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真实感，他对人物所处的环境塑造，是通过作家自身所处的环境来塑造的，独特环境里去塑造典型的人物，根据作品自身的场面和情节展现出都德自己的爱恨情仇，而不是借着人物的口去展现。从客观的角度来判断世间万物，冷静的挑选典型事物，再去作品中还原典型，展现真实。都德的真实就体现在读者对作品进行阅读之后，从人物背后、心理活动、所处环境去感受，这种真实就是精神层面。黎烈文展现的是一种叙述层面的真实，和都德一样，黎烈文的文学创作都是来源于生活，通过自身环境来创造文学作品，他是从一种主观的角度，把自己生活中典型的事件、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来，在发表自己的言论，给读者一种通过作品就能认识黎烈文本人的感觉。他的作品也都是带着现实主义来创作，作品中也显现着都德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