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静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早期著名领导人。近年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李大钊研究稳步发展，新的研究成果颇丰。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参与的公共舆论活动，是其革命生涯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论述似有不足，总体缺乏全面系统研究①。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相关论题的研究与探讨。

本文选取李大钊研究中比较薄弱的公共舆论活动，以五四时期李大钊参与编辑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为中心，考察他在报刊传媒这一公共舆论空间的活动情况，李大钊如何成为公共舆论空间的领袖，如何借助公共舆论来形成价值共识，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以弥补李大钊公共舆论活动专题性研究的不足。从舆论空间的角度来认识李大钊，从李大钊的视野观察舆论空间，通过公共舆论空间这样一个全新视角来论述李大钊的五四活动，有助于丰富、深化李大钊研究的内容，推动李大钊研究向纵深发展，并为解读五四运动提供新的出发点，深化五四运动史研究。

一、舆论与公共舆论空间

舆论即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又称“公众意见”，是民众对某一问题具有共同倾向性的意见或看法。在中国古代，舆论被称为“舆人之论”，即众人的议论。如，《晋书·王沉传》有云：“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当然，古代的“舆人之论”主要是指士人的议论，即所谓的“清议”，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利。近代以来，随着报业的繁盛，特别是民办报刊的发展，原本专属士大夫的“清议”逐渐向民间拓展，成为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舆论。近代新闻教育家徐宝璜指出：“舆论者，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也。”他认为，“舆论虽为自由的意见，然非自由的意见一一皆成舆论也。必也其所评判之事实，系关于公共问题，或难为私人之行动，然影响与社会者甚大，方能成为舆论。若为纯粹关于私人问题之意见，则舆论当然不发生”［1］，指出舆论具有公共性特征。

由公共舆论而形成的公共舆论空间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生产公众意见的领域。公共舆论空间不是自然的产物，是人为营造的，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它既包括实体性的物理空间，如学校、广场、社团等有形空间，也包括虚拟性的话语空间，如报纸、杂志等公共传媒形成的跨区域的无形空间。在近代中国，学校、社团、传媒等都是公共舆论空间的表现形式。因选题所限，本文仅以由报纸杂志等传媒构成的公共舆论空间展开论述，事实上，五四时期，相对学校与社团等而言，报刊传媒这一特殊的公共舆论空间更具代表性。

二、李大钊与五四时期的公共舆论空间

五四时期②是近代中国公共舆论的活跃期，各种思潮的交锋与时局的动荡使全社会对舆论的关注达到空前高度。在这场“舆论大觉醒”中，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在内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人士对舆论的关注空前高涨。通过创办报刊、撰写文章、参与论战等多种形式，李大钊积极介入五四公共舆论空间，成为公共舆论场上的领袖，为五四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公共舆论的形成与表达和报刊勃兴密切相关。报纸杂志作为公共舆论的载体，具有“倍增的放大器”的功能，不仅传递信息沟通思想，而且可以将新思想集中，使其影响放大，从而刺激公共舆论的产生。因此，近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通过办报创刊，来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以报刊传媒为一方阵地，以期舆论救国。“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2］李大钊自学生时代开始，就对编辑报纸杂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编辑《言治》月刊；在日本留学时主编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民彝》杂志。五四时期，李大钊更积极参与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报纸杂志的编辑工作中，借助这些媒体有效拓展公共舆论空间。

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以“百家平等，不尚一尊”［3］的精神，构建了一个多元开放的公共舆论空间。1918年初，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后，开始参与《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在《新青年》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场中发挥关键作用。五四运动前夕，他利用担任轮值主编的机会，把《新青年》第6卷第5号开辟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刊登介绍“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学说”的文章。通过开辟专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新青年》创办以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创举，引导舆论更多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学说。此后，在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推动下，《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出现了向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和唯物主义刊物转变的鲜明倾向性”［4］18-19。

鉴于《新青年》在时效性、体例及内容等方面的局限，特别是有关“谈政治”等话题在编辑同人中的不同意见，《新青年》的舆论宣传受到限制。1918年底，依托《新青年》的平台资源，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每期四版，逢周日出版。与《新青年》相比，《每周评论》直接以“谈政治”为宗旨，言论更趋激烈，煽动性也更大。相对每月一期的《新青年》，以小型报纸形式出现的《每周评论》更显灵活也更具时效［5］。为办好《每周评论》，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舆论“传声筒”作用，李大钊殚精竭虑，他经常白天在北大工作，晚上进行《每周评论》的编辑和校对。在李大钊的积极努力下，《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互为补充，配合《新青年》展开新旧思想论战，很快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宣传新思想的时事政治类周刊。

作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晨报》有着完善的发行网络、众多的读者群，比月刊、周刊更便于消息的快速传播。李大钊与《晨报》颇有渊源③，这块舆论阵地对他而言十分重要。1919年初，李大钊接任《晨报副刊》主编后，开始积极推进刊物改版，开设新栏目让更多新思想、新文化进入了副刊空间。改版后的《晨报副刊》，从内容到形式都脱胎换骨，集思想性、政治性、学理性为一体，影响力较之前明显扩大，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一块重要舆论阵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并没有把副刊办成一个纯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副刊空间多元思想中的一元。李大钊试图开创一种健康、公平、活泼、理性的言论氛围，建立一个多元思想并存的舆论“公共空间”，让副刊成为新文化启蒙者的“自由论坛”。

（二）岂有文章惊天下。五四时期，李大钊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既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有宣传民主、抨击军阀政客的文章。

1916年，李大钊撰写的《青春》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显著位置，这是他作为撰稿人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由于早期《新青年》的关注度不高，《青春》一文在当时并未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但其影响深远，成为后世学界认可的经典之作。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16篇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民众选择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每周评论》李大钊亲自撰写大量短评，涉及五四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等方面，如《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新纪元》《劳动教育问题》《废娼问题》等，有效引导五四时期的舆论走向。有学者指出，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的著述，还不算是最多的，但在根本性和关键性的问题上，在影响革命全局和牵动群众革命斗争的问题上，都有重要的论著”［6］。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撰写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改造》《哭的笑的》等文章，深刻揭露军阀、政客的阴谋，旗帜鲜明地支持五四爱国运动，促进民众思想觉醒。

李大钊在积极改组《晨报副刊》的同时也不忘撰文进行宣传动员。在《晨报副刊》的劳动节纪念专号上，他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首次将这个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介绍给中国民众，鼓舞劳工运动。在《晨报》他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强调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必须相结合。通过编辑撰写宣传文章，李大钊将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经由报刊传播于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促使刊物的读者增加数倍，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三）论争：从“问题”到“主义”。论争是交流沟通的一种特殊形式，就公共舆论形成而言，相同或相近意见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固然重要，但不同观点与立场之间的平等论争更具象征性。

始于《每周评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李大钊也离开北京避难于河北昌黎五峰山，这给《每周评论》的编辑带来重大影响。不久，胡适接任《每周评论》主编并在第31期上发表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开启“问题与主义”之争。很快，李大钊致信胡适谈论对该问题的看法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标题，刊登在《每周评论》第35期。李大钊明确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为此，“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并强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7］304-305。通过《每周评论》，他将《新青年》杂志中的“问题”进一步引向意识形态领域，从而实现了“问题”向“主义”的发展。通过论战，李大钊明确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提出革命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问题，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三、结语

（一）公共关系网与舆论空间。在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因素，李大钊通过自身努力，与多方势力密切合作，因报纸杂志而结识媒体人，并通过公共舆论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有效地支持了公共舆论空间的拓展。有学者指出：“《新青年》《每周评论》、改良后的《晨报副刊》，即使不是一个班子三块牌子，也有着密切关联和互动关系，而居中主持或居间协调的不是别人，只能是李大钊。”［8］李大钊是如何成为五四时期公共舆论的领袖人物的，要了解这一问题，就必须要考察他在构建五四公共舆论空间的过程中，是如何借助这些舆论空间，形成了各种相互交错和重叠的共同体，并交织成公共舆论关系网。

一是以朋友、同业、同学、师生等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公共舆论关系网。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因报纸杂志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多人对他后来的舆论活动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李大钊以文会友，得以结识对其影响深远的两个人：章士钊和陈独秀。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李大钊为《甲寅》撰稿，两人结识并成为好友。章士钊曾请李大钊主编《甲寅》日刊，后又推荐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通过章士钊，李大钊结识《甲寅》杂志编辑陈独秀。后来，陈独秀回国后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除寄给章士钊之外，也寄给李大钊。李大钊离开日本前所作《青春》，就是专为《新青年》而撰，这为二人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以《新青年》为纽带结成的知识分子群，经由地缘、师生、同事、同道等几种途径聚合而成新文化阵营，李大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善于团结《新青年》同人，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建立良好的关系，为加强《新青年》内部团结作出努力。他和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并希望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此曾亲自致函胡适。因为与研究系的历史渊源，李大钊能够在《晨报》发挥重要影响，如改版后的《晨报副刊》的很多作者都与李大钊关系密切，这些作者中，既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作者，又有北大的教授和学生，还有很多李大钊的朋友、同学等。李大钊成为三个刊物人事谱系中的关键。

二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李大钊身边围绕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这些人很多与李大钊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认同，这是他们相互交往的基础。事实上，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人际关系网中处在关键性的地位。如他与陈独秀之间因报结缘，因为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关系更加密切。在《晨报副刊》上所刊发的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作者几乎都与李大钊有密切的人际交往。此外，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一批知识分子聚集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周围，向国人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社会思潮中的核心，进而占据中国舆论界的中心。

（二）舆论话题的制造。报纸杂志是凝聚公共议题的重要场域，形成公共议题是舆论引导的重要手段。李大钊擅于选择舆论话题，并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之间的相互配合，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并促进相关话题的传播与发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舆论条件。在五四运动的报道方面，李大钊以《每周评论》为依托，持续集中报道相关情况，同时《新青年》《晨报副刊》相互转载，相互配合进行舆论宣传。此外，通过刊物间转载信息、援引观点，不同报刊在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上联系在一起，向公众传达信息的同时，引导他们进行理性分析。

（三）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新闻纸有制造舆论，宣传主义的能力，所以中国的革命，实与中国的新闻纸有密切的关系。”［9］24公共舆论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动员作用。代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报纸杂志的舆论动员密切相关。李大钊积极利用报纸杂志这一平台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曾借助担任《新青年》轮值主编的时机，将《新青年》第6卷第5期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协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与《新青年》相互呼应，使《晨报副刊》很快成为《新青年》之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对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李大钊的一生都在进行积极的舆论活动，他通过独具特色的编辑风格、饱含激情的文字，为近代中国舆论空间的构建贡献了力量。五四时期，李大钊通过报纸杂志，积极投身舆论宣传，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成为五四舆论领袖。李大钊在构建舆论空间、引导舆论宣传中的很多做法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他在开辟舆论阵地、引导舆论话题、把握舆论方向等方面的成就，对当今的舆论宣传具有重要启示。

注释：

① 与李大钊与五四时期公共舆论相关的研究主要有：王宪明，杨琥：《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李兆荣：《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舆论准备》（《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王晓岚：《李大钊新闻思想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耿春亮：《〈晨报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1926）》（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此外，还有一些论著，虽未直接研究李大钊与五四公共舆论这一专题，但和本文研究直接相关，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张宝明：《《现代性的流变：〈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杨琥：《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朱文通：《李大钊与近代中国社团》（河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李永春：《〈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等。

② 广义上来说，五四时期的上限为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下限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

③ 1916年，李大钊应研究系汤化龙等人之邀，创办《晨钟报》（为进步党的机关报，后改名为《晨报》）并担任主笔，虽然他很快离开，但仍与报社保持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