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的科学内涵与逻辑关系

2021-01-13秦志龙

文化软实力 2021年4期

[提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 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两个相结合”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理解，是对“一个相结合”的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一个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实践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第二个相结合”一方面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精神境界等得到具有马克思主义导向的根本性改造与提升；另一方面是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国新文化之主要组成部分，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文化风格、文化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两个相结合”之间不是外在并列的关系，既有不同的内涵侧重，又有紧密的内在联结，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大命题之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具体实际

[作者简介]秦志龙：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创新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 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即“两个相结合”的新论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把“两个相结合”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之中：“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②“两个相结合”的科学内涵是什么？特别是为何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提出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相结合”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理论界必须深刻把握和科学回答的理论课题。为此，笔者拟在考察“两个相结合”提出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阐释“两个相结合”的科学内涵、辨析“两个相结合”的逻辑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深层逻辑关联，也有利于新征程上我们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为发展2 1世纪马克思主义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一 “两个相结合”提出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的提出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是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梳理把握这一历史进程，在历时性比较中体悟“两个相结合”的新意涵和新意蕴，是我们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进而清晰阐明它们之间逻辑关系的必要准备。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出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内核。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问题，我们党并不是甫一开始就认识深刻和保持清醒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出场虽有其逻辑必然性，但更是特定时空境遇下的历史必然。

1 9 2 1年7月，“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①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党在成立初期，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和清醒把握，对于中国革命实际缺少深入调研和精准分析，教条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机械地接受共产国际指导和照搬苏联经验，因而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犯了很多教条主义错误，走了不少弯路，经历了严重挫折，遭受了极大损失，甚至一度使革命事业陷入绝境。

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在付出沉重惨痛代价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开始探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认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不能采取从书本出发、以为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就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教条主义态度，也不能采取轻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满足于一孔之见和一得之功的经验主义态度，因为二者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究其实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②。1 9 3 8年1 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④，从而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与此同时，当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也明确使用了“中国化”这一概念。他指出：“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⑤《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亦强调：“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⑥这表明，当时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已经达成了一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可以说正式地历史性出场了。这一出场建立在对早期革命实践教训的深刻总结反思基础之上，是历史的必然，标志着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涵拓展：从“一个相结合”到“两个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历史性出场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其认识不断加深，其内涵也不断地得到拓展与深化。

1.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不断加深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虽然在个别场合继续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如1 9 4 1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⑦，“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⑧，但他更多使用的是“相结合（之统一）”的表述，如1 9 3 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和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原则，强调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①；又如1 9 5 6年4月，毛泽东明确强调“以苏为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②，找出一条符合中国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再如1 9 5 6年9月，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毛泽东回顾指出，我们党清算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③。1 9 6 1年1月，毛泽东在重提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时，进一步明确将“中国化”和“相结合（之统一）”两种表述等同起来。他指出：“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④“相结合（之统一）”与“中国化”两种表述虽然没有本质差异，但“相结合（之统一）”的表述毕竟语义更明确、内涵更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深化，也因此成为之后很长时间里我们党的重要文献表达“中国化”的主要话语。

2.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与时俱进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相结合”表述的同时不断结合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基本点是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⑤。与此同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时代要求，并把“解放思想”置于“实事求是”之前。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⑥；而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⑦，“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⑧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历史性决策。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进一步深刻指出，总结我们党的长期历史经验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⑨自此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正式开启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新进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崭新的时代内涵；并逐渐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成功实现了在毛泽东对“第二次结合”艰辛探索基础上的“接着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相结合”表述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它们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并提出了实现这种结合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基本方法，即：要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还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①在这一思想原则的指引下，江泽民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成功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2 1世纪。

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相结合”表述和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表达。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②，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③。他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④。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胡锦涛逐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成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大大推动了一步。

3.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实现了新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提到了史无前例的新高度，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摆到了关系民族精神独立、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位置，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國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还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从来认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⑥；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⑦；“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⑧。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 0周年大会上，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回望过去的奋斗路，展望未来的奋进路，习近平以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宽广的理论视野进一步鲜明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命题新论断，形成了“两个相结合”的新表述、新叙事话语。“两个相结合”“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⑨，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突出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党的百年奋斗、百年辉煌的思想文化密码的精准把握。在很大意义上，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在思想文化上实现超越和自强。可以说，“两个相结合”是百年中国社会历史演进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辩证统一的必然结果，深刻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新飞跃。

二 “两个相结合”的科学内涵

“两个相结合”既是对我们党百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我们党百年理论创新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还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 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庄严宣示，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全面准确深入把握这一思想内涵，我们可以进行“三阶”分析，既要具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也要分别把握每一个相结合的內涵，更要整体把握“两个相结合”的内涵。

（一）“一阶”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含义

“两个相结合”是从“一个相结合”拓展而来的。不管是“一个相结合”还是“两个相结合”，结合的一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关于这一方，纵览我们党的重要文献，曾有不同的表述，如理论、普遍真理、普遍原理、基本原理、普遍原则①、基本原则②等。这些不同的表述并没有根本性差异，意涵基本一致，强调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规律性的认识、基本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内容。那么，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能够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对其认识是不断拓展与深化的。从内涵来看，目前共识性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发展和运用过程中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③，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的有机统一。从外延来看，学界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等1 3条原理④；也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括为1 2条⑤。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 0 0周年大会上提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9个方面的思想⑥，这9个方面的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外延的概括。可以看到，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内容（外延）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在其基本内涵上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区别于、相较于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作的个别论断和具体结论而言的。这里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也是发展的，具有时代涵括性，既包括原发性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也包括继发性原理（后继者阐发的）。

不管是“一个相结合”还是“两个相结合”，结合的另一方都有中国具体实际。关于这一方，在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中同样曾有不同的表述。如改革开放前使用过实践、具体实践、具体实际、具体情况等表述，改革开放后还使用过“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等表述。这些不同的表述在不同的语境下虽有不同的内涵侧重，但也没有实质性不同，基本可以概况为“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⑦。那么，具体实践与具体实际之间是什么关系？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具体实践强调的是实践性，是与理论性相对而言的，具体实际强调的是特殊性，是与普遍性相对而言的。两者的联系在于，普遍性是理论上的，特殊性是实践上的；具体实际内含着具体实践，或者说在具体实际下的只能是具体实践（实践都是具体实践，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的实践，具体实际是具体实践的时空条件）。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之相结合的这一方概括为“中国具体实际”更为合理（但这并不否定特定语境下使用“具体实践”的合理性）。那么，什么是中国具体实际？从内涵来看，中国具体实际不是杂多的任意客观事实，而是主要的稳定的长时间存在的客观事实，主要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包括社会性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或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等。此外，虽然中国具体实际凸显的是中国的现实（当下）或现实（当下）的中国，但中国的现实是以中国的历史为基础或前提的，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⑧，因而中国具体实际还潜隐地包含着中国历史文化实际。从外延来看，中国具体实际则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既有其稳定性又有其渐变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具体实际是一个历史性范畴。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和把握是动态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阶段；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此外，“第二个相结合”特别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那么，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后又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中华传统文化？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内涵来看，是指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①的精华部分；从外延来看，包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②等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其次，如前所述，中国具体实际潜隐地包含中国历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具体实际也潜隐地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是灵肉同躯、不可割裂的有机体。但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不是中国具体实际能够完全涵盖的，有着超越中国具体实际的外延。③或者说，两者侧重不同，中国具体实际更加凸显的是中国实际的“现实之维”和“物质方面”（社会存在维度的物质实际），指称具体化的客观环境、时代条件、生产力水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凸显的是中国实际的“历史之维”和“精神方面”（社会意识维度的文化实际），指称抽象性的价值理念、文化心理、思维模式等。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是，能够和需要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只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中华文化系统中既有文化精华，也有大量的文化糟粕，对于落后腐朽的文化糟粕，它们是不需要且不够格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是需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被抛弃的。而即使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由于时代的变迁，也需要把其精华的内容从陈旧的形式中抽剥出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大时代之“时代精神的精华”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这里应当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静态的传统社会的文化，它具有延续性，是动态的、延续到当代的文化，是现在还存在、还在发挥作用的、从传统社会承继下来的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二阶”把握：每一个相结合的含义

通過上面对三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握每一个相结合的含义。这里需要指出，既然是两者相结合，那就说明相结合的双方是同等重要的主体，不能以一方为主体另一方为客体，不能偏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据此，“第一个相结合”至少包括两重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化”中国具体实际。这里的“化”是指理论指导、理论应用，也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具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审视中国，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主要是观察和审视中国社会性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或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等，并由此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既防止超越阶段发展也防止落后于中国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研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并进而确定中心任务、制定战略策略。二是中国具体实际“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里的“化”是理论检验、理论升华，也就是通过中国具体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并把中国具体实践经验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提炼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这是中国实践检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关于前一点，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初就明确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④，并“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⑤。关于后一点，毛泽东事实上在1 9 4 1年也曾讲过“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①。马克思也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②在这个意义上，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既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实践检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发生了转化，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就要从这些基本国情出发，不断结合新的实践推进理论创新。

同理，“第二个相结合”也应该包括两重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的“化”是理论改造、思想激活，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精神境界等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下得到具有马克思主义导向的根本性改造与提升，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其实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激活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标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里的“化”是内化、文化化，也就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滋养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国新文化之主要组成部分，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活的民族形式、鲜明的民族特色，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文化风格、文化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他把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基本原理表达为具有中国文化风格的“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阐释为知与行的关系。习近平也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他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改造与提升，更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中国话语表达；他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传统“协和万邦”理念、“天下大同”理想的传承与弘扬，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国际主义精神的彰显与发展。

（三）“三阶”把握：“两个相结合”的含义

“两个相结合”中的每一个相结合虽各有思想内涵侧重，但不是可以决然分开的，二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大命题之中，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是其具体展开。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本身就包含两重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化为中国的）；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或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前者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时空场域的具体运用、对中国具体实践的理论指导，包括需要转化为民族形式、内化为中国新文化。后者强调的是中国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检验、丰富和发展，蕴含着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即把中国实践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也包括中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改造）。要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动态”角度来理解，是一个双向的运动过程，从“静态”角度来把握，蕴藏双向提升的结果。

三 “两个相结合”的逻辑关系

如上所述，“两个相结合”既相互区别，又分别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这是“第二个相结合”之所以能够和必然会时代性出场的依据。与此同时，“两个相结合”更是一个内在联结、紧密联系、不可割裂的有机统一整体。

（一）“两个相结合”内在联结、不可分割

“两个相结合”内在联结，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内在联结。如前所述，中国具体实际潜隐地包含着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虽然是中国的现实，但隐含着以中国历史文化作为历史前提、文化基础。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③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实际上蕴含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换言之，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不能算全面了解了中国具体实际，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能算完全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事实上，虽然在党的十八大以前没有明确正式地提出“第二个相结合”，但从毛泽东提出和阐发“一个相结合”之初，“一个相结合”就蕴含着“两个相结合”。早在1 9 4 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①。所以说，“两个相结合”不是外在并列的关系，而是内在联结的有机整体。

二是旨趣相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②，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系列重大成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管是“第一个相结合”还是“第二个相结合”，从理论维度来看，目标指向都是发展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事业（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从实践维度来看，当前“两个相结合”的根本目的都在于以不断发展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两个相结合”相互区别、相对独立

“两个相结合”各自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相互区别、相对独立。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

一是内涵不同。如前所述，“第一个相结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的结合，遵循的是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化逻辑。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践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实质是一般理论的具体化、实践化与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一般化。“第二个相结合”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既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具有马克思主义导向的根本性改造和提升，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滋养下内化为中国新文化之主要组成部分，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文化风格、文化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二是地位不同。“两个相结合”都很重要，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③这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所以提出“第二个相结合”有其现实针对性和战略考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两个相结合”的地位并不等同。比较而言，“第一个相结合”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第二个相结合”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是对“第一个相结合”的有益补充。这既是因为“第一个相结合”内含着“第二个相结合”，“第二个相结合”是“第一个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因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得好，什么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就能取得成功，而在这种结合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时刻显性“在场”的。

三是要求不同。“两个相结合”的内涵不同、地位不同必然意味着要求不同。从根本上说“第一个相结合”处理的是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它要求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或是强调理论、原理而忽视实践、实际，或是强调具体实际而违背甚至否定基本原理。真正追求这一相结合，当遇到实践与理论、实际与原理冲突时，应坚持实践优先、实际第一。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④，实践之于理论具有优先性，特殊性之于普遍性也具有优先性。事实上，在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上，曾经犯过这两种错误：一是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估计不足，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二是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做过度诠释。⑤具体而言，我们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引领现实，又要推动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对时代之问作出科学的理论应答，实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

“第二个相结合”从根本上说处理的是今与古、中与外、东与西的关系问题。作为两种文化范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结合的基础，也有结合的现实必要性。两者具有天然的内在契合性，如为人类求解放与以民为本的理念贯通、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社会的目标汇通。在当今依然存在两种极端观点：一是文化复古主义的观点，如新儒家认为，要解决当代人类的难题、当今中国的问题只能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而不能以源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二是文化激进主义的观点，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应该被全盘否定、彻底抛弃。“第二个相结合”要求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内化为中国新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新文化，既包括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思想、理念，更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念、文化精神、文化理想。今后，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关键点就是遵循我们党提出的“双百”“二为”“两创”的文化方针，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总之，“两个相结合”既相互区别、又内在联结，是不可分割、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展开、表现与要求。一方面，我们不能看不到两者的“同”，要防止把两者绝对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看不到两者的“异”，要防止否定“第二个相结合”合理性的错误倾向。

四结语

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长为世界上长期执政的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关键的就是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彻底的理论自觉、坚定的理论自信和持续的理论自强的贯通统一，在“中国样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了彪炳人间的伟大成就。在很大意义上，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百年创造、百年辉煌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可以说，党的百年辉煌正是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启航的。眺望未来，中国共产党承担着更大的使命、承载着更大的期待，要想始终成为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再创新辉煌，再赢新荣光，就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是历史经验之启示，更是历史规律之要求。

*[基金项目]本文系2 0 2 1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党百年思政课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研究”（ 2 1 J D S Z K 0 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1 9 C K S 0 2 5）的阶段性成果。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 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2 1： 1 3.

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2 1： 6 6 - 6 7.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 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2 1： 3.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1： 2 9 5.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 9 2 1—1 9 4 9）：第1 5册[ 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1 1： 6 5 1.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 9 2 1—1 9 4 9）：第1 5册[ 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1 1： 6 5 1.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 9 2 1—1 9 4 9）：第1 5册[ 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1 1： 6 6 5.

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 9 2 1—1 9 4 9）：第1 5册[ 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1 1： 7 6 3.

⑦毛澤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3： 3 7 3.

⑧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3： 3 7 4.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1： 6 1 1 - 6 1 2.

②毛泽东年谱（ 1 9 4 9—1 9 7 6）：第2卷[ 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1 3： 5 5 7.

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9： 1 3 3.

④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4： 2 8.

⑤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4： 1 2 6.

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4： 1 4 1.

⑦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4： 1 7 9.

⑧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4： 3 6 4.

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3： 3.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1： 9.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0 6： 3 0 4.

①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0 1： 1 1 2.

②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0 6： 1 1.

③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1 3 9.

④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2 1 5.

⑤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 5 6 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4： 1 3 .

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 0 1 8： 1 5 5.

⑦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 0 2 0： 3 5.

⑧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 N].人民日报， 2 0 2 1 - 0 3 - 2 6（ 0 1）.

⑨黄坤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N].人民日报， 2 0 2 1 - 1 1 - 2 2（ 0 6）.

①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4： 1 5 3.

②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3： 1 7 3.

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 0 2 1： 3.

④靳辉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括为1 3条，包括：（ 1）关于客观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运动发展的原理；（ 2）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和发展规律的原理；（ 3）关于时代本质和阶段性特征的原理；（ 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原理；（ 5）阶级观点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6）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理论；（ 7）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 8）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学说；（ 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理论；（ 1 0）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学说；（ 1 1）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1 2）人的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原理；（ 1 3）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原理。参见：靳辉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老生常谈[ N].社会科学报， 2 0 0 8 - 0 1 - 2 4（ 0 3）.

⑤参见：梅荣政.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几个问题[ J].马克思主义研究， 2 0 1 3（ 0 3）： 1 0 - 1 1.

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 0 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8： 1 6 - 2 3.

⑦参见：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 0 0 7（ 0 1）： 9.

⑧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 5 6 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4： 1 2 .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6： 1 7.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 0 1 8： 1 6 4.

③陈培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的深层意蕴[ 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 0 2 1（ 0 3）.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1： 5 3 4.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1： 5 3 4.

①毛澤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 9 3： 3 7 4.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0 1 2： 1 1.

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 0 1 8： 1 7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