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肖锋

12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中国希望技术和资源不受制于人，同时也希望世界更加倚重中国的产能。

最近中央又提出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需求端改革与内循环战略相辅相成，以期将需求留在国内、满足于国内。比如，在高端需求上减少海外消费，如海外投资、旅游、海外就医、奢侈品购买等;在汽车需求上逐步转型新能源汽车，以减少环境压力和防范石油安全风险;在一般消费需求上逐步让人们从教育、医疗、养老及高房价上解套，以释放更多消费潜能。

本次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比如解决租售同权问题、长租房问题，以及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等等，均是保障民生、释放消费潜能的战略布局。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高房价不仅透支居民购买力，也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因此，以需求侧改革为契机释放消费潜能，首先就要控制房价、完善租赁市场。

一个能够及时实现供需平衡的市场才是健康和高效率的市场。国内外经验表明，为达到此目的，有时政策介入是必需的、必要的。关于需求侧改革，中央提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这句话非常关键，这与内循环/双循环战略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

不难看出，当前我国需求侧的结构问题导致了持续的供求失衡。其一，当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居民、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之间分配结构失衡，导致社会总储蓄过高而消费过低，消费需求难以带动经济增长。

其二，货币刺激和政府投资扩张虽能在短期扩大投资总规模以增加总需求，但高负债中长期会导致社会财富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效果，挤占原本用于居民正常消费和企业日常生产的金融资源，使消费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错位加剧。

其三，如果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公共资源大量消耗在行政性支出和低效率投资方面，必然挤占可用于保障民生、提供普惠式公共服务的资源（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结果削弱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浪费了有用资源。或者说，用无效需求替代了有效需求。

我国当前面临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失衡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盲目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消费率持续偏低，2019年只有55.4%，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国家的水平。今年以来由于疫情冲击，居民消费更加疲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下降4.8%，实际下降7.3%。改善大众消费是经济政策義不容辞的责任。同步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改革十分必要。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等，正是着眼于这一战略基点。必须认识到，释放14亿人口的旺盛需求不仅能够拉动本国经济良性发展，也能为全球经济创造强大的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