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芳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铸与拓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即始终要以“当代立场和批评视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作出尽可能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发，以更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并拓宽其疆域”[1]。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上层建筑“保障”说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说正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铸和拓展。巴利巴尔认为，实际上阿尔都塞从早期那些引发广泛论争的篇什也即从《保卫马克思》开始，就以“重建或再造(refounding or reconstructing)历史唯物主义”为目标，极为重视“发展关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从零开始生产一种理论”[2]。所谓“从零开始”，意味着阿尔都塞认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之中尚未发展出作为独立形态的意识形态理论，而阿尔都塞重铸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工程又是与他对毛泽东理论文本的接受相关的。本文试图探究阿尔都塞如何通过上层建筑“保障”说及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命题重构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揭示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理论的接受与上述命题的关联所在。

匆忙发表的、仅仅作为《论再生产》的“一些摘录部分的拼接”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3]未能完全展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革命性、斗争性维度。在斯特尔特·霍尔(Stuart Hall)看来，该文本中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极与关于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分析的一极发生了分裂，而他认为阿尔都塞对前者构思不充分，而随后大量讨论集中于后者而非前者，导致了各种灾难性的后果[4]。随着《论再生产》等理论文本近年来的出版和译介，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真实全貌正在逐渐浮现。《论再生产》以“再生产”统摄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范畴和所有环节，力图矫正经典马克思地形学或基础—上层建筑的“大厦”隐喻的“描述性”“不稳定性”，充分描摹出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真实复杂机制，从而呈现中断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可能性之所在。“想要阐明大厦的空间隐喻指出了其存在，却又没有为其提供概念解答的许多问题，只要采取再生产的观点就够了。”[5]那么到底什么是再生产？阿尔都塞明确给出了以下“等式”:在阐述生产关系与“国家”及国家机器的关系时，他指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在保障着新的生产关系(换句话说即新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延续durée/duration=存在existence/existence)的新国家和新国家机器的保护下完成的。”[6]故此可说，再生产就意味着“延续”和“存在”。那什么又是“延续”和“存在”，以及为什么要研究再生产？雅克·比岱一针见血地指出:“关于结构的再生产理论，必然是关于结构改变的理论:其目的是揭露不变的条件——最终终结那种不变性的变化也在这种不变的条件中产生。……说到底，它无非是一种理论，只不过有两个入口:再生产和革命。”[7]故此，所谓“延续”和“存在”或“再生产”，正是雅克·比岱所说的“结构”的“不变的条件”，而“结构”的“不变的条件”恰又是“不变性的变化”从中产生的依据所在。只有从理论上精准阐明了“再生产”的机制，才能从理论上真正阐明对“结构”也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8]进行“革命”的确切路径何在。研究“再生产”恰是为了研究“革命”之可能性，“再生产和革命”由是殊途同归。

阿尔都塞是在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下层建筑的地形学隐喻的基础上提出上层建筑“保障”说的。阿尔都塞当然并非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地形学的第一人。实际上，据詹姆逊考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个地形学的“公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仅被使用过一次，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反经济主义以及对文化的强调，普遍地否定这个公式[9]。就阿尔都塞个人的思想来源而言，列宁和葛兰西关于社会经济基础与文化上层建筑的相互互动的关系(mutuall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对阿尔都塞有深刻影响[10]。列宁强调尽管无产阶级专政的优先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他强调必须适配相应的文化的革命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经济发展的必要补充[11]。这与佩里·安德森提出的葛兰西将上层建筑作为“政治”问题加以关注非常相似。佩里·安德森指出，葛兰西的整个工作都是不间断地集中于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文化的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效能(autonomy and efficacy)看作一个“政治”问题，强调文化的上层建筑的与社会秩序的保存或颠覆之间的关联[12]。既然列宁、葛兰西已经先于阿尔都塞阐明了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的“互动”关系、文化等上层建筑之于社会秩序的直接关联性等问题，那么阿尔都塞反思地形学隐喻的创见是什么？

阿尔都塞试图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基本概念及其关系提供一种更为复杂而精微的动力学阐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尔都塞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之上首先强化了“法”“国家”等环节，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由此以更为精确的方式嵌入和渗透到下层建筑和基础之中。相比作为“一些摘录部分的拼接”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论再生产》展示了“在阿尔都塞那里构成‘不在场的环节’的东西:主要是对法的发挥和对革命的发挥，而处于它们之间的，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概念的‘拓展’的提议”[13]。通过强化“法”和“国家”的环节，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与“地形学”中其他层级之间的关系彻底超越了以往一一对应的机械决定论模式。阿尔都塞进而令人炫目地展示了一种生产力/生产关系、下层建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国家/法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一种交相渗透的、非线性的、复杂联动的全新地形学:“……首先，‘意识形态’不再是高于‘国家’的另一‘层’上层建筑，而是直接就存在于‘国家’当中，即存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其次，构成‘国家’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镇压和意识形态，保障着‘法’的运行；最后，‘法’保障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保障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于是，原先在马克思的地形学中位于上层建筑中的两层，乃至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本身，就在阿尔都塞这里相互交织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具体的整体’。”[14]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他重新整合了意识形态之于国家的关系，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之中而不是再是孤悬于国家之外；国家之内的镇压性和非镇压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法”协同作用、保障着“法”，而“法”则保障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故而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最终“相互交织”为一个“具体的整体”。在此整体中，由于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不再泾渭分明而是彼此犬牙交错、水乳交融，故此无法再简单明了地区分作用与被作用关系，“反作用”说也就无从谈起，因而必须以上层建筑之于下层建筑的更为复杂的其他理论模态来描摹之。更重要的是，上层建筑实际上具有远非所谓“反作用”所能涵盖的更重要的功能。“这意味着，虽然下层建筑‘归根到底’决定这上层建筑，但下层建筑本身的持续存在，要通过上层建筑(法、国家、意识形态)来保障。这已经远不是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反作用’了。”[15]那么，为什么说下层建筑的“持续存在”需要上层建筑来保障？而意识形态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上层建筑“保障”说并非无本之木，它实际上是阿尔都塞此前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自然延伸和必然发展。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基于结构因果律提出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互为存在条件说，反对继续停留于黑格尔主义的表现因果律的逻辑之中而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继续视为生产关系的简单表现或外化，从而呈现了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真实依存关系，不存在不涉及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不涉及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16]。上述互为存在条件说应被视为上层建筑“保障”说的重要理论前提。而上层建筑“保障”说，则进一步鲜明地将上层建筑指认为之于下层建筑(特别生产关系)的存在、延续或再生产而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决定性的因素。

阿尔都塞是在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反作用”说的同时阐明上层建筑“保障”说的:“……有人说，上层建筑对下层建筑有‘反作用’，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说得太简单、我们尝试着对这个‘反作用’作了一点点阐明。就本质而言，它根本不是反作用，因为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它再生产(reproduire/reproducing)了下层建筑的运行条件。”[17]言其“根本不是反作用”，正因为“反作用”说仍然停留在表现因果律的逻辑之中，因而上层建筑仍然还是被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下层建筑所决定的某种衍生性、次要性、被动性的存在。恰恰相反，“事实上，只考虑经济的下层建筑的机制(我们这里只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能说明生产力(包括劳动力)的条件的再生产，却完全无法说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18]。作为下层建筑重要部分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玄奥不能在“经济的下层建筑的机制”之中找到，这就意味着，下层建筑作为总体并非全然自足的、自决的，它无法依靠自身阐释自身，亦无法独自维持自身的存续或再生产。换言之，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那个地形学的庞大意象——牢牢盘踞在下方，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基础地位的、剥离开上层建筑仍可独立自支的下层建筑，以及完全由下层建筑所支撑和决定的、不能独立存在的上层建筑[阿尔都塞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地形学隐喻所暗示的是:上层建筑若非正好建立在基础之上，“是不可能独自‘矗立’(在空中)的”[19]]——在上层建筑“保障”说之中遭遇到了深刻挑战。阿尔都塞明白无误地指出，正是上层建筑的“保障”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离开上层建筑则下层建筑(生产关系)无法延续或再生产，而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保障”着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上层建筑，从而一切国家机器的根本作用，就是保障(assurer/ensur)对无产者和其他雇佣工人的剥削永世长存(perpétuation/perpetuation)，也就是说，保障生产关系——同时也是剥削关系——的永世长存即再生产。”[20]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不是由“经济的下层建筑”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力所保障的，而恰恰是由其上层建筑而保障的。

那么在上层建筑的诸因素之中，究竟又是哪个因素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呢？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个因素正是意识形态或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也正是下文即将讨论的，与上层建筑“保障”说直接相关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说。在展开该命题之前，还需要对阿尔都塞的上述命题与毛泽东理论之间的关联作出阐明。

上层建筑“保障”说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命题应被视为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理论阐述的某种精致化、理论化的转述与改写。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理论文本的解读，应是推动他不断为意识形态赋权(empower)，不断加重意识形态之于上层建筑、之于生产关系再生产、之于下层建筑、甚至之于社会形态变革的“权重”，乃至于使得意识形态成为关乎生产关系再生产与社会形态变革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阿尔都塞对毛泽东文本的深度阅读和理论转化实际上持续了三十多年[21]，而其为意识形态不断赋权的倾向以及与毛泽东理论文本的关联，首先应追溯至阿尔都塞早期的“过度决定(surdétermination)”概念之中。阿尔都塞“过度决定”概念中关于上层建筑变革的必要性的判断与毛泽东理论文本有着强烈的关联性，二者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地形学的反思也极为相似。“过度决定”概念包蕴着对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上层建筑关乎社会形态存续或变革的强调，“……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此外，在由革命促成的新社会中，新的上层建筑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22]。新的上层建筑反而可能会促使旧因素的延续，在这里阿尔都塞实际上是以曲笔批判在苏联斯大林主义统治之下的“新的”上层建筑之中却复活着“旧因素”，以此反例凸显上层建筑变革的极端必要性。上述表述应与《矛盾论》联系起来考虑。“……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23]正因为上层建筑(即便是新的上层建筑)有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即可能保存或复活“旧因素”，故此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革新”就将起到“主要的”和“决定的”的作用。这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主要的”和“决定的”这两处表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反作用”说的拓展。尽管《矛盾论》随后立刻说明，上述措辞并非违反唯物论，仍然是在承认“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的前提下的、仍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反作用”说的逻辑之中的言说，“……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24]，然而事实上，政治、文化等“主要的”和“决定的”的作用已经悄然超溢了“反作用”说，给予政治、文化等以绝非囿于上层建筑的经典地形学想象所能具有的巨大能量，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不断推动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的“革新”并通过上层建筑的“革新”去推动下层建筑的“革新”才是必然、必需以及可能的。无怪乎研究者根据《矛盾论》的上述表述指出，“毛泽东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之中的关于上层建筑的各要素的力量可以变革基础(change the base)这一激进的论点”[25]，阿尔都塞随后的意识形态在一定形势之中可以成为决定一切的“战略要点(le point stratégique/the strategic point)”说[26]以及本文论述的上层建筑“保障”说及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说，实际上都是为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不断赋权的这同一逻辑之自然延伸。

那么，阿尔都塞是如何建构其意识形态之于生产关系再生产“占统治地位”说的呢？阿尔都塞是在“法-国家-意识形态”[27]上层建筑诸领域的复杂关系之中，通过诸环节逐步厘清为什么恰恰是意识形态在“保障”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阿尔都塞认为一切上层建筑的中心只有一个，也即“国家”:“……一切上层建筑作为阶级的上层建筑，都是中心化的，即以国家为中心。”[28]强调上层建筑以“国家”为中心，是阿尔都塞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发展。在1980年4月于意大利接受电视访谈时，阿尔都塞谈到道 ：“……但我强调的是‘国家的……’，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习惯于使用‘意识形态机器’这个词。我不知道葛兰西是否用过‘霸权机器’这个术语，那说的是一回事，只是‘国家’消失了。我非常谨慎地保留了‘国家’，因为它最重要:这些意识形态机器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29]在这里，阿尔都塞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正在于他坚持将意识形态机器视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国家”因素“最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不是外在于“国家”而是就在“国家”之中。由此，上层建筑其他诸领域例如法、意识形态等都是围绕着“国家”、以“国家”为中心的。而在围绕着“国家”这个中心的上层建筑诸领域之中，以及在上层建筑“保障”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机制之中，恰恰又是“法”以外的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主要源于“法”的内在悖论性。“‘法’的本质功能更多的不是保障(assure/ensure)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是调节和控制(de régler et de controller/to regulate and control)生产……”[30]对此，巴利巴尔总结道:“法不足以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或再生产，因此‘在功能上’必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力的补充。”[31]尽管“法”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更为直接——阿尔都塞一度将其视为“保证生产关系运行的首要的专门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32]，但却悖论性地只能“调节和控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无法独立支撑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法”所让渡出来的理论空间，正是被更为柔性的、非镇压性的、非暴力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填补了。“……基础，即阶级国家的下层建筑，正如列宁所说，完完全全就是剥削。而上层建筑的作用，则是既保障这种剥削得以实行的条件(镇压性国家机器)，又保障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的再生产(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33]换言之，尽管“……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共同来保障的”[34]，但是意识形态之于生产关系再生产却占据着“占统治地位”。“……有些意识形态，比如宗教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审美意识形态:这让人想到手艺人、艺术家，以及所有那些需要把自己视为‘创造者(créateurs/creators)’而进行劳作的人]，恰恰是在生产关系——那些意识形态有助于使它‘自动运转起来’——运行的内部，保障着(assurent/ensure)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相反，除非发生“交通总罢工”这样的非常规事件，镇压性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等并不会“直接在生产关系运动的内部，对生产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干预”，故此可说，“在生产中，生产关系的运行是由镇压和意识形态联手保障的，其中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作用(le rle dominant/a dominant role)”[35]。意识形态之于生产关系再生产“占统治地位”说的最重要依据正在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往往是在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外部运行的，而只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生产关系机器再生产的内部运行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在(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中一般处于隐在状态，只有在工人总罢工等试图打破和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非常规”事件中才转换为显在状态。而在(资本主义)日常的社会常态下，保障、维护、支配和统领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的主要就是(资本主义)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为只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深入作为“当事人(agent)”[36]的关于“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37]之中，使得“当事人”自愿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行事，从而使得生产关系真正地“自动运转起来”。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表述中提及的“审美意识形态”之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作用。阿尔都塞曾严厉批判过艺术和文化理论中的艺术作为“创造”、艺术家作为“创造者”的观点，认为该观点极为贫乏和空洞，是人本主义、资产阶级-观念论的和唯灵论的，无法以此建构唯物主义的艺术史[38]。“创造者”正是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唤问(interpelle)出来的“当事人”关于其“实在生存条件”也即资本主义剥削性生产关系的“想象关系”之一，自居为“创造者”就意味着仍深陷于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观念论、唯灵论等意识形态之中，丧失了对资本主义剥削性生产关系的批判视野，故而默许、纵容也即“保障”了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生产关系的延续或再生产。故此方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正是主要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保障”的。进一步说，根据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论证，则文化、文学和审美意识形态当然亦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中起主要作用、“占统治地位”，这正是审美意识形态直接触及基础或下层建筑的“及物性”所在。

阿尔都塞的上层建筑“保障”说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命题潜藏着巨大的革命性理论能量。既然“关于结构的再生产理论，必然是关于结构改变的理论”且“最终终结那种不变性的变化也在这种不变的条件中产生”[39]，则上层建筑“保障”说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命题正是对“结构”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不变的条件”或者说延续或再生产的条件的有力揭示，故而同时也正是对“终结那种不变性的变化”、对“结构改变”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的中断和颠覆可能性的有力揭示。换言之，“保障”说之中恰恰内蕴着反“保障”的理论潜能。上层建筑既然被证明可以“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那么依循同样的理路，上层建筑当然可以动摇和变革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意识形态既然被证明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中“占统治地位”从而“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那么依循同样的理路，意识形态当然可以在动摇和变革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起主要作用。

上层建筑“保障”说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命题之中的革命性理论能量，需进一步结合他的生产关系“首要性”命题才能得到真正阐明。通过生产关系“首要性”命题，阿尔都塞阐明了“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它的限度内，是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le rle déterminant/the determinant role)”[40]。生产关系“首要性”命题与毛泽东理论文本亦存在强烈关联[41]，与上层建筑“保障”说及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命题一样，都应被视为“‘毛泽东-阿尔都塞’问题域”[42]的产物。生产关系首要论的意义在于:通过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突破了经济主义的、“合目的”论的和进化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桎梏，重置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力机制，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中找到了撬动社会生产方式(阿尔都塞在后期仍强调生产方式是在生产关系支配下的、由生产关系、生产力所构成的“统一体”[43])的变革的杠杆，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又将最终作用于社会形态的转变。如果说生产关系首要论建立了从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存续或变革到生产方式存续或变革再到社会形态存续或变革的逻辑链条(生产关系存续或变革→生产方式存续或变革→社会形态存续或变革)，那么必须要继续追问的问题就是:生产关系的存续或变革路径又在哪里？生产关系首要论，实际上必然地、内在地关涉着阿尔都塞的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理论，生产关系存续和变革的路径，正在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中。上层建筑“保障”说及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命题所内蕴着的反“保障”潜能，正是对上述逻辑链条的重大补充，也由此指明了生产关系存续和变革的路径。换言之，当上层建筑“保障”说、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说及其叠加上生产关系“首要性”，则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作用于下层建筑、作用于生产关系变革、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形态变革的“及物性”机制才真正被打通。如果说在阿尔都塞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生产关系成为撬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变革的杠杆，那么生产关系“首要论”与上层建筑“保障”说、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就共同揭示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革就在一定的历史形势之中足以成为触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足以撬动以下逻辑链条: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存续或变革→生产关系存续或变革→生产方式存续或变革→社会形态存续或变革。如果将文学、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放诸上述逻辑链条之中，则更可以显明地看到，文学、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起“占统治地位”的作用进而诸环节地逐次传导，最终必将作用于社会形态的存续与变革。由此，文学、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不仅具有了作用于基础或下层建筑的“及物性”，更具有了最终作用于社会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形态的至高“及物性”。依托于上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触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变革的理论通路，则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序列之中，实质上已为包括文学、文化、审美在内的意识形态作了一次真正的“加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典重铸与当代拓展研究”【19ZDA263】的阶段性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阿尔都塞文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30106200325】的成果。

注释：

[1]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再出发》，《华中学术》2020年第1期，第1页。

[3] 1968到1970年之间，阿尔都塞写作了一系列关于再生产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文章，而他在1970年发表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实际上只是《论再生产》的“一些摘录部分的拼接(the ‘montage’ of extracts)”。. Balibar, “Forward: Althusser and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XII. 这一系列文章除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在1970年发表以外，其他所有文章迟至1995年才结集为《论再生产》一书在法国发表。

[4] S. Hall,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In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 Vol.2, No.2, 1985, pp.102-103.

[5]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6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5, p.83.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55.

[6]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1～302页。L.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182.L.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151.

[7] [法]雅克·比岱:《法文版导言:请你重读阿尔都塞》，[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24页。

[8] 詹姆逊指出，阿尔都塞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者，而“如果有人希望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界定为一种结构主义，那么必须要明白这个限定条件，即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只有一个结构存在的结构主义，这个结构也就是生产方式自身”。(F. Jameson,ThePoliticalUnconscious:NarrativeasASociallySymbolicAct,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21.)

[9] F. Jameson,ValenceofTheDialectic,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9, p. 277.

[10] S. Sim, “Althusser, Louis”, InOneHundredTwentieth-CenturyPhilosophers, S. Brown, D. Collinson, R. Wilkinson (ed.),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3.

[11] Z. A. Sochor,RevolutionandCulture:TheBogdanov-LeninControvers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07.

[12] P. Anderson,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 London&New York: Verso, 1979,p.78.

[13] [法]艾蒂安·巴利巴尔:《法文版序: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11页。

[14] 吴子枫:《译后记》，[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41～542页。

[15] 吴子枫:《译后记》，[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41～542页。

[16] 颜芳:《毛泽东与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首要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04页。

[17]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9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194.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163.

[18]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8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180.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p.148-149.

[19]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4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82.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54.

[20]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8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239.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203.

[21] 颜芳:《阿尔都塞接受“毛主义”概说》，汤江浩主编：《华中学术》第19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24页。

[22]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3～106页。

[23]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24]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25] R. J . C. Young,Postcolonialism:AnHistoricalIntroduction, Malde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1, p.185.

[26] Anonyme (Atribué à Louis Althusser), “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In Décalages, Vol.1, Issue 1, 2010, Article 8, p.12. Anonymous(Attributed to L. Althusser),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 E. Smith (tr.) In Décalages, Vol.1, Issue 1, 2010, Article 9, p.12.

[27]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7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179.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148.

[28]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7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167.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p.137-138.

[29] 《阿尔都塞访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王立秋译，“土逗公社”, http://tootopia.me/article/6890，英译本见http://crisiscritique.org/blog.html。

[30]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5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167.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p.137-138.

[31] [法]艾蒂安·巴利巴尔:《法文版序: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11页。

[32]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9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239.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203.

[33]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3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124.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93.

[34] [法]雅克·比岱:《法文版导言:请你重读阿尔都塞》，[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页。

[35]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6～388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p.236-238.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p.201-203.

[36]阿尔都塞拒绝以任何主体哲学的术语来指称人，故此使用“当事人(agent)”“代理人”“执行人”这一用法。请参考[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4页，注释3。

[37]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86～388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216.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214.

[38] L. Althusser, “Letter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CF(18 March 1966)”, W. S. Lewis (tr.) InHistoricalMaterialism:CriticalResearchinMarxistTheory, Vol. 15, 2007, pp.159-170.

[39] [法]雅克·比岱:《法文版导言:请你重读阿尔都塞》，[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24页。

[40]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9～82页。L.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pp.43-45. L.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Verso, 2014, pp.19-21.

[41] 颜芳:《毛泽东与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首要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99～107页。

[42] Liu, Kang. “The Problematic of Mao and Althusser: 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RethinkingMarxism, Vol.8, Issue.3, 1995, p.2.

[43] L. Althusser,PhilosophyforNon-Philosophers, G.M.Goshgarian (tr.)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7, pp. 81-82, p.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