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隔一个海的北部开车过来的 L，一走进工作室就告诉我：“今天槟城大桥塞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为了要学水墨画，情愿在路上花几个小时。倘若开始上课，每个星期她必须开两个多小时的车到槟城朵拉艺术工作室来，回去还要两个多小时。

这份诚意确实可嘉。

然而，L是连自己中文名字也写不好的英校生！

英校生听起来似乎还在学校念书。我们也叫英文教育的朋友英文人。她的两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她告诉我两个孩子也是英文人。

我没问原因。

年纪大了，累积的社会经验让我不再像从前那般执着。年轻时憨傻，一听到有人送孩子念英校，即时满腔怒火怒目以对，气愤揪心下暗地里“拿刀出来”，在心中与那人割席绝交。更早之前的反应，马上给她白眼显示我的遗憾和不满，自觉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我们是华人，为什么你不让孩子读中文学校呢？”

强调单元文化的种族主义官员，以各种手段打压限制，时不时提出关闭华校动议，企图消灭华文教育，华人不读华校，岂非助纣为虐？促使华校消失的为虎作伥者居然是华人本身吗？

痛心疾首，心酸惋惜，遂以“道不合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来作为放弃交往的理由。

幸好，岁月风霜叫人学懂尊重，再不苦苦追问。各人有各自的选择，做决定之前肯定左右权衡，也许她们也有难处吧？

无论好坏对错，每个人最后都得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

我思量了一下，客气地以英文告诉她，中国画历史悠久，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倘若不懂中文，无法深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没法通达笔墨的精神内蕴，很难画出有内涵的作品。

充满疑惑的眼神泄露：她听不明白。我把下一句“中国画传递的是一种精神”吞了下去，转了一个句子表述“中国画不只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文化。”

她的失望即刻流露在她眼睛里，不再用英文与我交谈，改用中文叫我“老师老师，我是真的很喜欢 Chinese painting（中国画）。”半咸半淡的中文句子里夹杂着

英文词汇。“真的真的！从小就喜欢。”

让我开始心软的是她充满渴望的表情、诚恳的态度、殷切的眼神和真挚的语气。

L接着说：“老师，你这里很 cozy（舒适），给我 Tranquility（恬静安宁）的感觉。”

工作室位于槟城阅书报社，也是后来的孙中山纪念馆楼上，这是一幢超过百年的老洋楼。

槟城曾是孙中山海外革命基地，这里亦是当年同盟会南洋总支部。孙中山“九次革命，五到槟城”，从研究学者以下的报告：“历次起义共筹募 60余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槟城”——可得知槟城的重要性。

由孙中山指示创办并亲自命名的“槟城阅书报社”，昔时为小兰亭俱乐部，原是富豪聚会之地，后来是孙中山在槟城宣传革命第一讲的场地;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也是在这里召集会议进行筹备。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专门颁发“优等旌义状”给阅书报社，表彰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1905年孙中山初抵槟城，发现民智未开阻碍革命发展，于是成立阅书报社让华侨阅读书报，互相讨论，增进见闻，方便传播革命思想。革命成功以后，阅书报社致力推动华文教育。

全球闻名，人才济济的钟灵中学、槟华（福建女校）女子中小学等等，都是在这里创办的，华文教育因此延续至今。

2016年在北京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晚宴上，通过大屏幕向世界华文作家播放的节目里，我在荧幕上见到了 80几岁的拿督庄耿康，一生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的老人家在接受 CCTV4的访问。一贯敦厚低调的语气和态度，谦和地向观众说明，为了保留中华文化，为了中文教育的传承，他在困境中担当维护，延续不断，只因父亲生前告诉他，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人。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父亲时常告诉我，为中华文化付出良多的拿督庄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当天晚上，我把在北京大电视亮相的拿督庄的受访视频照片转给他。

当我向拿督庄提起想为中国和槟城搭一座中华文化桥梁的理念时，他邀请我到馆内设立“朵拉艺术工作室”。

当初正是担心中华文化在南洋断层，所以才在工作室开设水墨画课，如果真心为宣扬和推广中华水墨艺术，为什么非要局限于受中文教育的人呢？

我的坚持开始动摇。在这个舒适恬静的工作室内，L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我没有读过中文，但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中国画。”她不疾不徐娓娓道来：“20多年前，中国画家到我住的小城办画展。我带孩子去参观，之前我没看过水墨画，却一看就爱上了。”一见倾心不只是用嘴巴说的，“我跟画家说要买他的四幅画，可惜画价太高，我买不起。”

但她不死心。

画展最后一天，她大清早再到画展场地，看到先前看中的四幅画尚未出售，她很高兴，要求画家减价。“我没工作，又带着两个孩子，你卖我便宜一点。”画家不允。她带着两个孩子坐在椅子上等待。“等到闭展时间，如果还没售出，那你卖给我。”

想象画面：一个不认识中文的主妇，突然和水墨画相遇，感受到中华艺术的无穷魅力，充满憧憬和期盼，用一天的时间，带着两个孩子坐在挂满水墨作品的中间，想要把中华艺术带回家朝夕相对。

炎黄子孙无论人在何处，中华文化的血脉自然就流淌在每一个华人血液里的生命基因。

“我住的地方没有中文学校。我自己学讲中文。”她羞涩，“但是说不好。”

我有许多中文讲不好，见面却非说中文不可的朋友，比如印尼的华人朋友。

1965年印尼政局动荡，和许多东南亚国家同样，凡遇政治不稳定或经济危机时刻，遭殃的总是当地华人。这次的动乱影响最为深远，1400多间的华校一夜之间被关闭，等于斩断中华文化的根。从此华人被迫改印尼名，平日不允许讲华语，不许读中文，不许华人当公务员，不许庆祝任何一项华人节日，包括農历新年。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后，印尼步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来的瓦希德总统最受华人欢迎，因为他逐渐废除歧视华人文化传统的法律政策，教育部开始允许华社开办民营三语学校，华文补习班即时如雨后春笋，纷纷茁长，印尼华文教育始见曙光。

32年没有中文，不许讲华语，导致印尼朋友讲的华语，腔调和用词混杂印尼语是非常自然的事。这对于马来西亚的朋友，丝毫不觉奇怪。因为马来西亚华人平日讲的中文，时常也有表述不清楚或混杂马来文和英文的时候。

2010年过后，印尼棉兰的朋友邀请我过去办水墨画个展。一抵达印尼，就发现印尼华人对华人非常友爱。

朋友带来他的朋友 F，也是当地的华社领袖，朋友悄悄告诉我，F是个大富商。首次见面，他便选购我的一幅水墨画。后来大家坐下来喝茶，聊了一会儿天，他说当天晚上他请饭。

饭前他先载我们到他的四层楼店铺参观。

这是一家“十全”卫浴店，只要是浴室和卫生间用品，全都齐备。

当时棉兰人做生意不太讲究门面装潢，许多商店都很老旧，一进去多要经过堆满杂物的走道。就连售卖的物品，不论新旧大小，皆随便摆放，累积的灰尘累积令灰不溜丢的货物变得丝毫不起眼，一眼望去，你分不清哪些是要出售或将丢掉的东西，面目模糊到难以引发人们的购买欲望。

刚下车，我们便为那异常考究无比美观的现代化设计赞叹。

“刚刚装修不久。”他说。一边带我们搭电梯上四楼。

不知道为什么 F老板特别喜欢白色浴具，每一样东西看起來都光洁雅致，留连的眼神来不及浏览，电梯门一开，到了 F的办公室。

原木家具和多盆绿叶摆设的办公室有森林的青绿气息，我们坐下喝茶，连茶都带青青的味道。

“你这茶桌和茶具跟中国的很相似呀。”我说。

F露出沾沾自喜的得意“你好眼光，这是中国进口的呢！”

“这茶还可以吧？也是中国朋友送我的西湖龙井。”F的眼睛闪烁着惬心愉悦的亮光。因为友情获得的茶，用来招待朋友时特别欢喜。

喝过茶后，F从他的办公室墙壁打开另一道门，他不打开我还不晓得那是一道门，很有点神探 007的神秘味道，他笑眯眯招呼我们：“过来看看。”

我探一下头，大吃一惊。

室内全是大大小小的陶瓷，大的是那种比人还高还肥还大的花瓶。当然见过，在一间室内，有一个或两个，或三个或最多四个吧。但在 F的秘密室里，抬眼一望，是排成一个整队的无数个大花瓶。

我在棉兰遇到景德镇陶瓷收藏家了！？很自然就这样想。

“这么多陶瓷？”我问：“打算开陶瓷店吗？”

“去年年底有个中国人带着景德镇陶瓷来摆卖，朋友约我一起去看看，正好是最后一天。”后来才知道 F说故事的习惯是永远带着亲切的浅笑。“那个中国老板一脸像吃苦瓜的表情，卖不出呀！他说，好像快哭出来了。”

印尼华人虽然用印尼名字，说印尼话，讲中文有怪怪的腔调，但他们叫自己中国人。“中国人遇到中国人，有什么办

法呢？”F指着朋友：“是他带我去看的，我们两个人只好把剩下的所有都包了下来。”朋友在一旁大笑：“全买下来没关

系，关键是没地方收藏。”F说：“他的店够大，他就好咯。”朋友说：“明天带你去看我买的那一

半。”然后转头看 F：“你更好呀，全间店铺装修得焕然一新，现在多么美呀！”

“不装修哪有地方收藏呀！”F就是为了装下这些大花瓶，有了一间时代感强烈的店面。

懂得转念的 F一定是乐观正面积极的人，我们应该同他学习。“我的店还算漂亮吧？”

我赶紧点头。应该说他的为人更漂亮！朋友加了一句：“最最关键的是不敢

让太太知道。”大家对视一眼，心有戚戚笑了起来。F和他的朋友，无意中或者说被迫成

了景德镇陶瓷收藏家，听起来感觉也是被血脉基因促成的。

L后来买到她心爱的水墨画。中国画家被她从早到晚守着一天的诚挚感动，每幅原价一千马币的作品，4幅只收她一千令吉。

L笑意盎然：“春夏秋冬，画里有梅兰菊竹呀！”

水墨画四君子现在挂在她家客厅。“裱褙的费用比画价还贵呢！”这话她是笑着说的。

故事听过了。我决定收她为我的水墨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