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菲 江西广信人。南方乡村研究者，自然伦理探究者。散文作品获第 2届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第 18届百花文学奖、江西省第 3届文学艺术奖、2019年度储吉旺文学奖、首届方志敏文学奖，获多家刊物年度奖，出版散文集《深山已晚》《我们忧伤的身体》《故物永生》等 20余部。

我们一起去认识一种叫水稻的植物。迎着春风的小丫头，她就是水稻 ，穿着绿衣裳，头发上扎一绺绿绸丝 ，在田埂上唱歌。大地起伏有致的姑娘，她就是水稻，身子丰硕，匀称饱满，笑起来，喷出快乐的河水，嘴角扬起白碎碎的穗花。消失在田畈的妇人，她就是水稻，挎一个圆篮，戴一顶圆扁草帽，挺着滚圆的孕肚，沿溪边缓步在金黄的色彩之中。水稻是未来的母亲，也是现在的母亲，还是过去的母亲。在碗里，水稻是大地的代名词;在水井里，水稻是即将升上屋顶的白月亮，照见家乡，也照见异乡，那么天老地荒。

在烂泥塘掏泥鳅的少年，他就是水稻。吹着口哨的麦色脸庞男人，他就是水稻，卷起裤脚挽起衣袖，往田里抛撒鸡粪鸭粪。躺在平头床上，喃喃地喊“酒，酒，酒”的斑秃老头，他就是水稻。水稻是我们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是埋在土里的骸骨，是五月的暴雨和八月的烈日。

一条田埂路像一根牛绳，牵着我们走向田畈中央。这是一条埋在泥浆里的路，盖着漫长的白天，也盖着厚重的黑夜;也是一条迎着雨水生长的路，经受着南风，也经受着北风。我们穿着荷叶一样的蓝衫，戴一顶尖帽斗笠，赤着一双脚，峭壁一样的脸浸透了盐渍和日光晕，走在七弯八拐的田埂上，而后散落在各块稻田里。我们从清晨出去，在抹黑了晚边回来。狭窄的路上，我们拥挤着，脚印叠着脚印，影子重着影子，呼吸交织着呼吸，脸磨着脸。我公（方言，公即爷爷）从这里走过，我爸从这里走过，我也从这里走过。我们还以为这是一条很短的路，从家门口到田里，走半个小时就够了，挑一担粪箕，晃着晃着，烟没吸两支，听见了自己田里的稻子在饱满地灌浆，咕噜咕噜，嫩穗胀了起来，胀得那么兴奋，催着阳光快快升起来，催着阵雨从山边飘来。殊不知，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在田畈里绕来绕去，像线圈一样，一圈一圈绕，从我们的脚板开始往上绕，绕上脚踝，绕上腰身，绕上胸膛，绕上颈脖子，绕上我们一直低着看路的头，从春绕到冬，我们抬起头，发现冬雪弥漫，雪堆满了我们的头——一个苍茫的老人，回忆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仿佛就在昨天，才发现，田埂路的长度就是自己一生的长度，说它短就很短，短如双脚，说它长就很长，长如河流。

田埂路穿过的地方，我们随稻子一起生长。时间分乘二十四辆马车，从灵山之巅匀速逶迤而下，来到田畈，一匹追赶着一匹：立春、雨水、惊蛰、春分……蓝翡翠在山涧边的木荷树上，亮开了嗓子，叫得多么欢快：嘎唝嘎哱，嘁嘁啦嘁;哩哩啦哩，嘁嘁啦嘁。叫声清脆欲滴，圆润柔滑。蓝翡翠斑斓的羽衣，随着树枝的晃动而摆动。它在求偶。四月，鸟鱼孵卵，田野已翻耕，水汪汪。以枫林方言，把蓝翡翠的叫声音译过来，就是：家公家婆，亲亲睦亲;清明来了，赶快下种。

蓝翡翠和布谷鳥一样，都是催耕催种的鸟。清明过个三天，各家各户便忙着育稻种。我父亲从谷仓畚出上年留好的谷种，放在晒谷场晒三天，再用石灰水泡一个时辰，倒入清水淘洗干净，然后倒进箩筐，浇透温水，用塑料皮把箩筐口封起来。谷种，每天在早中晚各浇一次温水。大木勺从木桶里，舀上温水，均速冲泻在箩筐，水一层层塌陷下去，往四处漫散，谷子吱吱吱地吸着水气，篾丝缝汪出清亮浅白的水线，慢慢往下移，直至箩筐底积了一圈水。谷种在发热，热度催着谷种，水气在塑料皮蒙出一层细小的水珠，如鱼肚白的天空爆出的繁星。谷种泡了七日，谷尖暏嘴（上饶北部方言，暏嘴即破壳）了，细须般的芽坯冒了出来，银白。我爸用手抄进温热的谷子里，抓一把上来，抖一抖，顺手泻下去，留一个，含在嘴巴里，牙齿慢慢咬下去，咯噔一下，谷子断裂。他摸摸嘴巴，说发了芽的谷子有些甜。他把谷种挑到秧田，抱着畚斗，沿着秧田垄，撒开手，匀细抛撒。秧田在育种前，耕一道，耖一道，水汪汪。育种那天，耖好的田，用木楼梯盖（此处为郑家坊一带方言，把不匀称的东西整理得平坦或把东西匀称工整地分割，称为盖）一次，用绳子来回反复拉平倒在泥面的木楼梯，田泥碎成了泥浆，水漾出来镜子一样的秧田。盖了的田，灌满水，晾三五日，泥浆如胶，这叫晾田。谷种抛在晾了的田里，第三日便扎下了根须。

这十几天，隔三岔五，有雨来。雨在白天来，细细软软的雨丝顺风飘，从山垄往田畈围过来。乌云是没有的，积雨云薄薄，像一层叠一层的鱼鳞片。天并不阴沉，但有轻轻的闷雷，咕隆隆，没有了惯常的冗长尾音。豌豆的蔓丝绕上了扦插的竹稍，一朵朵白色或淡紫色的花坠下来。雨下不了半个时辰，太阳爆出光，撕开游动的云团，投射到娇绿的原野上。在郑坊盆地，四季之中，只有在清明至谷雨之间，才有这种顺风雨。它不叫阵雨，叫催雨。雨催促万物快快发芽，催促阳光一日比一日暖和，催促鸟筑巢孵卵。雨下了第一场，第二天清晨，桂竹下，麻褐色笋衣裹着笋尖的两片幼叶，从惺忪的土里，耸了出来，像童话里的一座宝塔。秧田里的谷子有了肉眼看不清的嫩叶，针一样细，牙签头一样短。秧田垄里，插了三五个稻草人，穿着破布一样的烂衣服，花花绿绿，“手”上插一根长竹枝，“驱赶”鸟来啄食谷种。山麻雀、白鹡鸰、斑头鵐成群结队，从尚未收割的油菜地里，飞过来，耐着性子吃谷种。谷种，是年收之种，颗粒也不可损失，便在秧田上遮一张薄膜，用半弧形的竹篾固定起一个拱形篷。

燕子和白鹭，如期而至。秧苗茵茵。

秧苗长了一指长，可以分株栽秧了。拔秧，得早起，趁露水湿润，栽下去的苗易长。第一天拔秧，称开秧门。我母亲头天便准备了酒、肉、鱼，在开秧门的中午，得喜庆一下。土地庙里的油灯滢滢地亮一天。开秧门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有老人端一个大猪头，摆上三杯酒，焚香烧纸，祭祀土地神。秧下了田，三日扶了苗头，便一日一个样地长。盆地绿油油，白鹭翩翩，来到田里吃蜗牛，吃泥鳅黄鳝，吃鳑鲏。它是诸野之神，全身堆着不会融化的雪，不时引颈高歌。天地更敞亮了。水正好淹到秧苗的腰部，秧头露出。秧绿簇拥，白鹭显得特别高雅闲致。白天灌水，晚上排水。在早晨和傍晚，田头站着一个个荷锄的人，看守着田水。

长禾苗了，翠柳大姑每天去摘菜时，站在自己的田边，看着泱泱的禾苗。“翠柳，你看什么呀，天天看，你多看一眼，禾苗又不会长得更快。”有人问她。

“盼孩子长大一样，盼禾苗长得快一些，等不及了，等着出粮呢。你不知道，等粮，比等儿媳妇上门还让人急。等得越慌，饿得越慌。”翠柳大姑说。翠柳是外嫁到高山小村上田山的枫林人。上田山出木料，出香菇。枫林人砍木柴，拉一辆平板车，走三十里的砂石路，背一个蒲袋，天蒙蒙亮出发，去上田山砍灌木。砍柴的人把蒲袋里的米，交给翠柳，由她代焖饭。翠柳是个好客的人，天天家里都有砍柴客，搭膳费一分钱也不收，还管菜吃。我们管她老公叫搭膳姑丈。搭膳姑丈是个埋头干活，低头烧锅的人。1981年，翠柳五十多岁了，和搭膳姑丈，从上田山搬到了枫林。上田山没田，封禁了山林，翠柳大姑没有了粮食的来路，她一家老小便借住在枫林电影院。

电影院在村头，空拉拉的四堵墙，和一个小舞台。电影院原是个大礼堂，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两个高窗，一扇笨重的木大门。翠柳大姑把电影院用木板隔了五个房间，把戏台改成厨房。山里赚钱难，是一回事。山里青年娶不上媳妇，也是一回事。翠柳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春旺都过了三十岁，还没结婚。春旺是敦厚人，可没姑娘看得上。翠柳大姑家里没有粮，留不住人。

有一段时间，翠柳来我家，一天两次，有时一天三次。她跟我妈说：有适合的东家，春旺可以招亲，这个社会，招亲也不是不可以，枫林不就有好几个招亲的嘛。我妈张罗了好几个人，把村里需招上门女婿的人，掰着手指数了几遍，也没数出哪家适合。男方年龄偏大，确实难物色。我妈逢外村人来，便打听：你村里有需要招亲的东家吗，女方二十八以上，最适合。她还给捎话给我生活在童山的舅舅，说：德富啊，翠柳有儿子，可上门招亲，你问问，有没有适合的东家，条件是家里要有田。

有粮就有媳妇。村里有一个开机米厂的人，叫三水。机米厂在巷子口，有一栋水泥砖砌的简易瓦屋，作机米房。三水的爸爸在 1979年，死于车祸。三水才十六岁。村里照顾他，把他安排在机米厂机米。三水个子矮，走路筛米一样，二十二岁时，娶了一个五羊山的姑娘。姑娘叫二珍，是个芝麻（麻雀斑）脸，肥墩，脾气暴躁。三水性怯，家里家外听二珍的。三水也不太和人来往。一次，割了秋稻，不知道三水家里发生了什么事，芝麻脸骂三水骂了一个下午，骂得嘴唇瑟瑟抖，唇色发白发黑。她自三年前得了缺钾症，她骂三水是正常的事，骂得歇不了嘴。她走到哪儿，都提一个水壶，走不了几步喝一口水。她时时感到口渴、疲乏、眼花、焦虑。她只有骂人，才缓解精神紧张。这天，三水去机米了，她骂他，他也听不到。晚上八点多，三水下班。他回家也不见芝麻脸，揭锅盖找饭吃，锅里是半锅冷水。他问瘫在床上的娘，娘也不知道。在屋后柴房，三水看见芝麻脸倒在地上，口腔流溢出来的白沫阴干在嘴边，脸淤黑肿胀，眼白暴出了眼球。

柴垛的白炽灯，被风吹得摇来晃去。第二天上午，邻居在柴垛找到了三水。三水抱着女人，靠在木柴垛，脸发青。他把女人没喝完的剩余农药，喝干了。三水是救活了，可留下了歪头和撇脚的毛病。就这样一个人，村里倒有几个姑娘想嫁给他，说：机米的人家有粮食吃，有粮吃，还管他什么人呢。

缺粮的，可不止翠柳一家。吃饱，是每一户人家最大的事。我有一个姨婆，是我奶奶的堂姐，住在另一条巷子里。有一次，我妈对我说，姨婆这几天病得厉害，我带你一起去探望一下。我推开姨婆的房门，看见一个只有头发没有脸的人，我吓得哆嗦，拽着我妈的衣角，缩在身后。“姨妈，听说你病了，我带孩子来看看你老人家。”我妈说。

“兰花啊。我没病，是饿得站不起来。”姨婆撑着床架，想下床。她说话声音很轻，像从地窖里发出来一样，阴森而寒冷。内屋半掩着窗户，光线很暗。

“我把你头发梳梳，脸都看不见了。”我妈从木桌抽屉里找出一把木梳子，给她梳头。

“我又不见人，梳不梳都一个样子。”姨婆说。姨婆生了三个儿子，都成家了，各自过自己的生活。姨丈公早逝，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长大。三个儿子，轮饭给她吃，一个人轮一个月。轮饭的儿子，派一个孩子，端一碗饭给她吃。端饭的孩子在门外，把饭吃干净了，换一碗菜汤进去。说是一碗饭，其实只有半碗，还掺杂了一半的红薯渣。

“粮食是紧张，但天天这样饿，也不是一个事。”我妈说。

“我做不了事，吃多了，也是浪费粮食。”

我妈给她两块钱，让她买东西吃。姨婆怎么也不收，说，这么多钱，担受不起，不如给我带一碗饭来吃吧。我妈听了，泪水扑簌簌直下。我妈念这个表姨的好。1955年，我公建房子，过年的米都没一粒，姨婆分出自己一半谷子，挑来半担谷接济。我妈一边梳头一边对表姨说：我每天下午，用围裙包一碗饭来，你不要说出去。

其实，我家年收并不好，即使年收再好，也不够一家人吃。我妈生养了九个孩子，粮食的用度太大了。在我童年，乃至少年的记忆里，大多与食物勾连在一起——和一帮玩伴，四处找吃食。挖红薯吃山楂，捡苦槠子掰野栗子，下河摸鱼烤起来野食。九月，田埂豆熟了，我们放了学，坐在田埂上剥豆子吃。生豆子，易腹泻，到了半夜忙不迭去厕所。我们不敢烤豆子，田野生烟了，很快被人发现，被抓起来，暴打一顿，还交给父母发落。收豆了，地里满是烂豆壳，被田鼠啃了一样。豆饱满的时候，正值二季稻青黄，谷穗沉沉，稻叶半黄半青，一垄垄的稻浪起伏。我们被晚风轻轻吹着，稻香扑鼻，最后一批白鹭即将南迁，在塘边，嘎嘎嘎，似乎有着无比的眷恋。我们在机耕道上，飞快地奔跑，追逐着落日。落日火一样烧起来，像个圆形的大铁炉。天际线越来越低，越来越暗，归巢的灰背卷尾在山邊叫得零清、透亮、悠扬。我们最乐衷捕田鼠，用一个铁丝笼，挂一粒花生，放在田头的草丛里，割一把草，盖在笼子上面，第二天中午去收。田鼠肥硕，吱吱吱叫。

禾苗分蘖，田畈散落着耘田的人。耘田选在阴天，撒化肥撒猪粪牛粪。猪粪牛粪早些日子，已晒干，发酵得蓬松，散发温热的动物肉体气息。家畜在未成为肉食之前，它们以体物的方式，返回了滋养它们肉身的大地。它们不会浪费大地供给的食物。耘田的人撑一根棍子，戴一顶凉帽，用脚掀开每一株稻禾的根部，又用泥浆盖上。我则背一个竹篓，去捡拾田螺，顺手把稗连根拔出来，踩入深泥，任其腐烂。或者把稗抛在路边，由太阳晒死。稗，我们称作假稻，根系粗壮发达，比禾苗长得更快更高更粗，叶子肥绿。其实，抛在路上的稗，晒不死。路过的牛，看见稗，伸出长长的舌头，把稗叶撩入口，磨动牙床，嚼得有滋有味。牛太喜欢吃它了。过个三五天，稗冒出幼芽，又被牛吃了。稗根裹着的泥团，被牛踩扁，稗须踩烂，泥团干裂，稗彻底死去。

牛比人累，拉犁拉耖。我哥是个耕耖手，田耕得深耖得细，请他耕田的人多。他腰上扎一条白手巾，提一个大茶壶，在田畈耕一天，中午也不回来。妹妹送饭给他吃。他吃饭，牛吃米糠和青草。牛吃饱了，在水里打个滚，裹泥浆。他坐在田埂上眯一下眼花（郑家坊方言，眯眼花即中午打瞌睡）。他才二十来岁，体力好。他在湖塘坑耕田，耕了一半的田，赶着牛回家了。我爸问他怎么不耕完了回来，离太阳下山还有两个小时呢。哥用手抹眼睛，抹了又抹，眼红红的，一句话也不说。我妈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他说，牛耕了半块田，拉不动了，用竹稍抽，牛也不迈腿，抽了几鞭子，牛跪在田里。牛流着泪水望着他，眼珠不转地望着他，望了好长时间。二哥说，家里去买一辆耕田机吧，牛不是在耕田，而是在遭罪，每一块翻耕的田，都是牛劳改的地方。“田就是牛受难的地方，可牛的命，就是耕田。不耕田的牛，是菜牛，挨剁骨刀剁。田少耕几亩吧，早上耕，晚边耕，有太阳晒不耕。买耕田机要两千来块钱，想抢这么多钱，也找不上地方。”我爸说。

牛累死在田里，是常发生的事。牛趴在泥里，再也起不来，四肢软塌下去，头慢慢晃着，眼圈叮满了牛虻和苍蝇，脊背两侧的肌肉松陷，露出嶙峋的骨头架。它的鼻孔潽出长气，拖着白色浑浊的液体，眼角淌下黄色的浓液，耳朵勉强扇动。它潽出来的气越来越短越微弱，白液也没了。它慢慢闭上了眼睛。耕田人往它身上泼凉水，用泥浆抹身。牛的尾巴再也不甩了，他瘫坐在田里，嘶声裂肺叫：牛啊，我的牛啊，怎么死得这样安安静静呢？他哭得伤心。牛死了，比他死了家中老人更让他痛苦。牛死了，一家人的收入没了着落。他的田，得自己挖了。他的帮手，毫无预料地失去了。

稻子边收边晒。晒谷场在门前，用大四边形的竹篾垫晒。我妈负责晒谷。她用谷筢，隔一个时辰筢一下谷子，翻晒一下。谷子在暴日下，散发扑鼻溽热的香气。金黄的色泽，是对大地最壮丽的展示。谷晒熟的第一担，挑去机米。我妈说，早谷熬粥，糯糯的，又稠又香，有太阳的味道，特别补身子。

谷子全部晒好了，二季稻也栽完了。我爸把平板车拖出来，装满稻谷，拉到郑坊粮站，上交公粮。一辆平板车，装两担稻谷，他拉不动，得有一个人推车。推车的人，通常是我。我打赤脚，打赤膊，戴一顶凉帽，肩上搭一条毛巾，一手推车栏一手推栏板，埋着头在后面推。枫林到粮站，有四公里的沙石公路。灼热的砂砾烫着脚板，有火烤的痛感。脸上的汗，滴在沙尘里，缩卷成一个泡状的粉尘珠球。我爸也埋着头拉，粗重的呼吸声，均匀有力。他的藏青色衬衫在出村的路口，已完全湿透了，白白的盐渍析出来，像一张世界地图，也像一张生命地图。

路上，都是拉公粮的人，平板车一辆接一辆。到了粮站，我爸给我一毛钱，去买一碗清汤（郑家坊方言，清汤即馄饨）吃。清汤店在小学门口，等清汤的人坐在屋檐下。锅里冒着蒸汽，清汤如盛开的栀子花，在沸水里翻滚。我端着清汤，看着自己脚上的水泡（砂砾灼伤），双眼一热，把汤水全喝干。汤好喝，滚热，浮着油花和葱花，几粒榨菜很入味，几丝海藻很鲜，咸淡合口（赣东方言，合口即对味）。

一亩田，一年上交 680斤公粮和余粮。交完公粮，家中剩下的稻谷已不多。1984年，我公决意要修一个谷仓。我公说，粮虽然不多，谷仓要大，总有一天，大谷仓里要堆满了谷子，没有谷子，堆豆子也是一样的。做谷仓的木板，我公早早去黄土岭拉来了。他把木头泡在水里，泡了整个春季，再搁上石墙，暴晒。木是水桶粗的杉木，晒出白白黄黄的油脂。白白的油脂从树缝里流出来，慢慢凝结，成了桃胶一样的透明黄色。树脂软成一团，像琥珀。

选谷仓的房间，让我爸伤透了脑筋。睡的房间都不够，哪还腾得出地方，建谷仓呢？我爸说，谷仓放在木楼上吧，干燥，没有老鼠，别人还不知道我们有大谷仓呢。我公嘿嘿，笑起来，说：谷子挑上楼累，挑下来累，你有没有这么好的腿脚。我爸咬咬牙，把我睡房，拆除了弄堂（房间与房间之间的过道，叫弄堂）墙，把半个房间和半截弄堂，建了谷仓。谷仓可以储藏四十担谷子。没有这么多谷子储藏，空出大半，我公便把酒坛存进去。我公说：我父辈就想建个大谷仓，现在有了谷仓，背脊都挺直了很多。

为了把谷仓堆满谷子，我公便去开荒，在山腰上，种大片大片的黃豆。他把黄豆卖出去，买稻谷回来。买回来的稻谷，他挑一担去吊酒（郑家坊方言，吊酒即酿酒）老八那里，吊满缸的谷烧。“一分酒，一分力。没有酒，做不了事。”我公说。作为一个家，还有比谷仓更好的器物吗？没有。这是做谷仓的木匠师傅说的。

无论是早稻，还是晚稻，新出的稻米，我都十分喜爱吃。筲箕畚半斗米，在清水里漾，一手托着筲箕底，一手拉着筲箕角，漾着漾着，米灰漾了出来，白白的，在清水氤氲开。鳑鲏围了过来，翕着扁嘴，吞米灰吃。淘洗了的米，在盆里浸半个小时，米变得圆润白胖，如刚出生的蚕蛹。米吸透了水，白得透明。水在锅里翻滚咆哮，白水泡对大地发出了热切的呼应。米倾入锅里，干裂的木柴架三块在灶膛，烧得啪啪响。米七分熟，把米捞上筲箕，慢慢晾干变硬。锅里的剩米继续煮，米汤变稠变糊，锅边的米汤烫干，成了笛膜一样的汤膜。撕一块下来，含在嘴巴，糖一样化得无影无踪。

筲箕里的饭胚，在中午，用饭甑蒸。饭胚紧紧抱在一起。仿佛它们在前世已相熟，曾是一座屋檐的亲人。如今，它们再也不想分开。它们在烈火中相逢。它们紧挨着耳语，说着各自的思念，各自的际遇。它们说起了蛙声和雷声，说起了麻雀和虫瘟，说起了炙烤的太阳和肥软的泥土。它们一生要说的话，在一个饭甑里说完。它们慢慢松开，蒸汽让它们脱胎换骨，沐浴中涅槃再生，如珍珠一般洁白。我们打开饭甑，饭香随着蒸汽扑腾过来。饭，出现在我们碗里。站在饭甑前，我每每无由地激动，像一个雪夜归人突然站在家门前。屋里熟睡的双亲安然，油亮的灯光轻轻摇曳，火炉上还温着半壶水酒。

我爱吃饭，低着头，吃得很认真。一次，我爸问我：什么东西最养人。我毫不迟疑地说：米饭。他又问我：什么东西最伤人？我看着他，嘴巴里鼓着饭。我爸说，最养人的东西，也最伤人。我爸伸出了手掌，给我看。那是一只皲裂的手掌，如干旱的田。“手掌就是一张田的脸，你看清楚了吧？！”我爸说。

从一粒谷子，到一碗米饭，我不知这之间的路程有多远。田埂路就那么一截，我们四季地走。暴雨中走，烈日中走。挑担走，荷锄走，空手走。我们蹒跚。我们踯躅。每次走，那么兴高采烈，那么无可奈何。我们跋山涉水，冒着严寒酷暑，风雨兼程。我們携带着空空的胃，来到了人世，日日填满胃的也只有米饭了。在秋分那天，我们会深切感受到，人对谷的膜拜。这天，是饶北河一带庆丰收的节日，在田畈，乡人抬着稻草扎的谷神，沿着田埂走，打锣敲鼓。我们穿红绿的衣裳，墨水画眉毛，红笔水涂唇。谷神扎得高高大大，穿着大红的衣服，戴着四角帽，高鼻隆起。我们抬着憨笑的谷神，欢呼着。

1986年夏季，我考上师范学校，我爸卖了两平板车谷子，卖了 55元。我缴学杂费需 33元，他给我 45元。他的手出了很多汗，把钞票捏得湿湿的。我爸给我 40元，忍了一会儿，又抽一张 5元钞给我，说，留 10块钱给你妈，你妈好几年没做一身衣服了。他的声音很低。我接过钞票，看了看他，又把钱全部塞还给他，说，等开学再说吧。入学通知书是乡干部正洪叔送来的。正洪叔爱喝酒，和我爸说了很多话。第二天凌晨，我跟邻居去分水岭砍木柴。木柴晒两天，卖给邻村的瓦窑场。我砍一天木柴，可以卖 1.35元。开学的头一天，我卖柴共卖了 17.5元。

大概在 1996年，村里大部分农田，无人耕种了。村前的水田被占用，建了房子。村里的劳力，都去了浙江、广东，做手艺或收破烂或拉货，极少的人进了工厂。我爸是个老式的人，他不舍得荒废田地。他说，种一亩田，雇人翻耕栽种收割，亏 120块，但作为一个种田人，不能以亏盈来衡量种谷，谷子首先是粮食，其次才是商品。

2006年，老屋拆除，建了新房。我公建的大谷仓，拆了一大货车的木板。我爸真是心疼。他提一个圆篮，拎了酒菜，去给他爸上坟。他告慰他爸，说，爸啊，自1月 1日起，国家废止《农业税条例》，大谷仓用不上了，今天拆了。他说得很动容。他又说，我们十五口的大家庭，分了四家，我们不需要屯粮了，没谷仓，我们也有吃不完的粮食，我们不会忍饥挨饿了，爸放心吧，多多庇佑一家人平安。

我公是个舍不得浪费一粒米的人，桌上落了一粒饭，他也手摸上来吃。他的碗不留一粒饭。他多次跟我讲“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村里粮食吃光了，野菜都吃光了，幸好家家有不多的自留地，保了人命，不至于饿死人。他说，把谷种在田里，就是把自己的命种在田里，谷子和命是一样金贵的。我也是舍不得浪费饭粒的人。每次我儿子留了饭在碗里没吃，我会说：把饭吃完，别浪费了大米。他不看我，也不作声。我说：“我在你这个年龄段，想吃一餐饱饭，有多难。白饭里掺了一半红薯渣，吃得舌苔生疮。我在郑坊中学读书，饿得受不了，叫我爸一个星期给我三毛钱，可以每个早餐买一个馒头吃。我爸拍拍口袋，一分钱也没有。”我儿子可能嫌我烦嫌我唠叨，有时杠我，说：“时代不一样了。你那个是物资匮乏的时代。”

扛了我两次，我很认真地把儿子拉在身边坐下，对他说：“儿子，你说得有理，时代是不一样了。但你想过为什么不一样？发生巨变的原因和过程是什么。”儿子看着我，摇摇头。我暂且不告诉他答案。他还在读初中，他还不会想这些。让他自己长大了之后思索。我说：任何时代，粮食是最重要的，没有粮食，人会大面积饿死，粮食就是我们的父母，珍惜粮食就是尊重父母。

我儿子还小，他还不知道饥荒是什么。他不知道前苏联分别发生在 1921～1922年、1932～1933年、1946～ 1947年的三次大饥荒，饿死人数超千万。他不知道津巴布韦、叙利亚等国家，正发生粮食严重危机。他不知道朝鲜每次发生大饥荒，饿死数十万人，甚至百万人，夜间挖坟偷吃尸体。儿子还在温室中生活，他不知道从田里种出一担谷子，有那么艰难。

每次回到枫林，我看到山垄里曾经的高产农田，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芦苇，我内心有说不出的痛，很苍然。那些农田，都是祖辈父辈肩挑背扛改造出来的。更年轻的一代人，加速度逃离土地。我认识一个菜农，姓徐，三十多岁，在田畈里流转了 120亩田，种有机菜，每天早上四点，开 42公里车程，把菜拉到上饶市菜品市场批发。他守了十三年的田。今年，他放弃了，不是因为辛苦，而是他孩子上初中了，在县城读书。他不忍心把孩子放在乡下中学读，乡下中学的教学质量实在太差了。他被迫放弃种菜，去城里开早餐店。

厚土，太沉重，他们难以背负，也不会有期望，更不会以生相守。他们或许并不向往外面的世界，但不得不选择外出谋生，并拼尽全力安居下来。无处可走了，他们才会回到出发之地，作最后的安息。郑家坊田畈，五分之二面积种植一季稻了，五分之一面积种葡萄，余下五分之二撂荒或种菜。这二十年，在田畈，我再也没见过遍地泱泱绿苗的暖人景象。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一代接一代以倍数递减，消失也是未来的一种必然。

但我仍然喜欢在晚边，走田埂路，水稻轻扬，稻浪层层。生活中所有不愉快的事情，我会排空。水稻，是一种和我们肉体黏连的植物，一年生禾本科稻属草本。我们的肉身，是水稻的化身。

我爸妈都已八十多岁了。我尽可能多回去，陪他们。他们像老去的水稻，在枯败。我爸是心性乐观的人。他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有一次，我对我爸说，田畈荒了那么多田，我想包一些田来种。我爸说，你不是种田的人，那个心，省省吧。我说包田种，不一定自己耕田栽秧。我爸说：有那么好种的田啊？不一心一意去干一件事，干不好。他是一个说话很干脆很直白的人。说起种田，他很有兴致。他说：“中国人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粮食史，丰衣足食，也只有这个时代才彻底实现。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要做的事。我这一代，是白手起家，抚养你这一代人长大;你这一代，是建自家房子建自己生活的城市，好好培养孩子;你孩子这一代干什么呢？他们自己会想，但肯定不是回枫林种田。守着一亩三分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完全实行机械化操作，一畈田，要不了三十个人，全解决。”他当了三十多年的村干部，说话带有别人不可质疑的语气，即使老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