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英 春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20世纪中叶，华人世界由于各种原因一度出现移民、留学大潮。台湾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刊载的部分小说则从文学的角度记录了那段历史。通过阅读《蛹》《冬夜——台北人之十一》《纽约客——谪仙记》《弟弟》[1]等小说作品，我们能够从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的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状态。

1在小说《蛹》中，居住在美国西海岸的“莫老退休已经十几年了，至今常来探望他的人当中，大多数仍是当年喧嚣一时的闻人、政客。这批人虽然早已在这块异乡的土地上生了根，重起了炉灶，他们还是隐然以莫老这里作为另外一种社交活动的中心”。作为曾经亲历并参与了关系到国家荣辱兴衰之事的重要人物，即使背井离乡、客居他国，即使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莫老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凝聚力，能够凭一己之力形成西方文化氛围中的东方文化圈。而在他研究历史的小女婿眼中，“莫老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政的典型范例之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政的典型经验是悲剧的。这种悲剧产生之症结，在于知识分子本身无法超越的一些矛盾”。也正是这种悲剧性，使得莫老无法继续在自己曾经奉献过青春热血的华夏大地上参与社会发展建设，而是漂洋过海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异域他乡。

小说《冬夜》中的吴柱国教授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先锋人物，曾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民族精神的复兴奉献青春和热血。若干年后，他身上贴着“旅美学人、国际历史权威”的标签回到中国台湾讲学、访友。然而，他自己并不认可这种来自美国的身份，面对过去一同冲锋在五四运动前列的旧友，他自嘲道：“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而且，虽然被誉为历史权威教授，可是在美国讲学期间，他始终回避谈及曾经让自己热血沸腾的、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和民国历史。

“人有双重本质：一重是生命本质，这是由自然赋予的；一重是超生命的本质，它只能从社会中获得、在历史发展中形成。”[2]如果说莫老、吴柱国教授在中国生活期间其身上更为凸显的是一种超生命的本质，那么，他们在已然脱离了本民族社会、历史环境的美国所展示的就只是自然所赋予的生命本质了。而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无论是莫老的从政行为，还是吴柱国教授在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举动，都可以被视为是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他们的人生因为参与到了改变民族及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中而充满价值和意义。而他们在异域他乡的生活，则是一种跟国内完全不同性质的、仅仅满足个人低层次生理需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从故乡到异乡的生活是一种由主流到边缘、由上层到底层、由生活到生存、由高层次精神满足到低层次物质追求的蜕变。

2小说《纽约客》和《弟弟》中的主人公李彤和弟弟与上述二者相比，都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小辈人物，而他们的父辈，从人生资历和社会阅历来说，则跟莫老、吴柱国教授属于同辈。跟莫老们不同的是，他们属于同辈人物中的人生赢家，在大多数人离开原有的人生轨道或沉寂下去的时候，他们则拥有了骄人的业绩和令人艳羡的主流社会地位，并凭借自己的财富积累，率先将子女送出国门求学，使他们即使在异域他乡也能成为闪亮耀眼的天之骄子。小说《弟弟》中的主人公弟弟一直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因为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所以一直以来备受呵护，尤其是受到父亲的宠爱。中学一毕业，他就在别人的羡慕中赴美留学，就读于父亲曾经求学过的那所大学。由于父亲的旧日影响在当地仍然巨大，所以他在学校的生活是惬意舒适的。在小说《纽约客》中，主人公李彤跟“我”的太太惠芬、张嘉行、雷芷苓四人都是来自上海官宦人家的闺秀，她们的家庭都属于享有各种特权的上流阶层。凭借着父辈的资历和财力，她们一起来美国留学，一起组成了校园中引人注目的小团体，且天生丽质的李彤艳压群芳成为四人团体之首。作为“官二代”“富二代”，在众多艳羡目光中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弟弟和李彤无疑是东方文化价值观念中特权阶级、主流社会的宠儿，然而，这样两个年轻人最终却都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短暂的生命。而他们的这种选择，与父辈在本土社会的宦海沉浮有着密切关系。

20世纪的中国是多灾多难的，尤其是20世纪中叶，战火肆虐、政局动荡，本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千金小姐李彤身在异域他乡时突然得知了家破人亡的噩耗。陡然间从天堂掉进地狱的巨大落差，使她缠绵病榻并一度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念；失去家人亲情的呵护、失去雄厚的物质基础，身处异国他乡的她从精神到物质都经历了一场超级震荡。后来的她，虽然凭借个人努力拥有了高薪的工作职位和堪称奢侈的物质生活，却再也找不到身心得以休憩的精神港湾。最终，她选择在欧洲旅行的途中投水自杀。

以李彤为中心的四人中的其他三人先后都结婚生子，有了平凡但安宁的生活，可是李彤却始终在情感需求的大门外漂泊。曾经的李彤是骄傲自负的，因为她不仅有良好的家世，而且有姣好的容颜：“李彤不仅自以为漂亮，她着实美得惊人。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周身一道道的光芒都是扎得人眼睛发疼的。”从家庭变故打击中恢复过来后，李彤再度以骄傲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眼前。即使失去了国内上流社会的背景，她的追求者依然不乏其人，有富有者、有智慧者、有专情者，可是都没有闯进李彤的心扉。拥有高薪的工作、过着可谓奢侈的生活，李彤在物质层面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说安全需求、生理需求都得到了满足，然而，高层次的情感需求、社会交际需求在失去了既有文化圈的支持之后则离她而去了。对逝去亲人的追思和对过去主流社会地位的不舍，使她日益陷入精神文化层面的孤独和忧郁而不能自拔。

李彤自家庭变故之后便始终紧闭心扉，拒绝和排斥异族文化中的情感交流和社会交流。已经失去了人生信念的她，无论如何放纵自己，都回不到过去那种放松、快乐、自信的精神状态中了；她在异国他乡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找不到精神依赖和思想文化依托。大家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坐在一辆白人的敞篷跑车里呼啸而过，而没有多久，在雷芷苓给孩子办满月酒的聚会上，大家得到了李彤在欧洲自杀的消息。她是在威尼斯游河时跳水而死的，没有留下遗书。警察从她的包里发现了好友张嘉行的地址才通知了她旧日文化圈里的朋友。一个光芒四射的东方美人就这样孤独地消失了。

小说《弟弟》中，同样曾经被光环笼罩的弟弟在留学初期凭借父辈的福荫，享受着异域他乡优裕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在精神层面也继续保持着在国内时那种与众不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他的思想观念中，享受主流社会的特权是理所当然的。而传统父权观以及“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使得他很主观地为自己创设了一个无比伟大、权威的父亲形象：“对于他，父亲总是兼着慈母的工作，以至于母亲自己也没有在他心中具有如此深沉的意义”；他在中学时期的作文中则写道：“在这世界上，没有比父亲更伟大的了。”在国内有父亲的呵护，在国外则在父亲影响力的庇护下快乐地享受留学生活：父亲在他心目中如巍峨耸立的高山，永远伟岸高大不可超越。父亲的功成名就，使他在情感需求和社交需求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愉悦感。然而，“在弟弟快要完成大学的学业那年，像午夜的山崩一样，父亲突然被牵进一件巨大的案子里被告发了。”顿时，弟弟的世界被彻底毁灭了，他无法接受父亲沦为阶下囚的现实，也无法忍受周围人的议论；更重要的是，弟弟的精神世界垮塌了，他一直以来信奉的传统道德体系在其心中崩溃了。“在中国人看来，没有比道德价值更高的价值。中国人的自我多是道德自我，即人格理想和良心。”[3]103小说中的“我”作为父亲的另一个孩子，对弟弟的思想变化感同身受：“一想起父亲庄严得像古典作品的教训，就愈使我了然于那古典作品中的谎言，一如回忆起故乡的多姿的门楼，也就愈清楚我们的自私。从今以后我们都将是不敢打过去回想的人。”

父亲的形象与传统道德文化的至高点相重合，成为弟弟精神世界中的伟大、崇高的象征，当这一幻象被打破时，弟弟的价值观、道德观必然同时被毁灭。当父亲被判决在狱中度过余生时，弟弟曾经的精神支柱彻底倒塌，而异国他乡的社会文化环境则无法给予他足够的精神支撑。于是，他荒废了学业，离开了女朋友，最终选择“从摩天大楼的高空中毁灭了自己”。

“任何一种身份，无论是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他人的，都包含这一整套期望。这些期望与我们的语言和非语言交流方式紧密相关，是构成身份的本质。”[4]无论是弟弟还是李彤，个人身份方面的巨大变化是使他们在心理方面产生极度绝望情绪的根本原因。他们无法接受家庭剧变后物质基础、特权享受以及社会地位的丧失，更无法接受源自内在精神层面的挫折和打击。灵魂漂泊无所归依是他们在异域文化环境中最难以承受的结果。

弟弟和李彤都是传统官本位、特权阶级理念的受益者，他们出国留学的机会均缘于处于主流社会高层的家庭背景和身居高位的父辈权势。即使到达美国之后，他们生活、学习的交际圈也依然与心中默认归属的文化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圈子里，基于文化共享性的原因，大家完全认同和认可他们的背景和资历，从而使他们能够得到与在国内同样的属于精神层面的愉悦感和优越感：“我家的门第和产业，加上父亲在那所学校的声名，使得他(弟弟)在海外过着安适的生活”；李彤也同样因为父辈的资历和财力，成为校园内令人瞩目的存在。因此，尽管生活在西方文化中心的美国，但是他们对于接受和融入当地文化的态度并不积极，而是时时沉湎于旧有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中。也正是由于如此，骤然发生的家庭变故，就导致他们在精神层面无所依托，继而陷入由文化传承导致的精神信仰崩溃中。

3相对于年轻的、无法继续享受前辈福荫的弟弟、李彤等人来说，衣锦还乡的旅美学人吴柱国教授和在美国安度晚年的莫老是时代背景大致相同的一代人。不同之处在于，吴柱国教授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而莫老则属于亲身参与了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实干派。他们都曾经跻身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亲身参与了改变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运动和事件，都曾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享有高层次精神需求得以实现的优越感、满足感。然而，背井离乡来到美国后，他们不仅与曾经参与建设发展的现代中国严重脱节，在侨居之所也只能永远作为当地社会发展的旁观者，寂寥地生存着。故而他们在精神层面产生失落、抑郁情绪是自然且必然的。

吴柱国教授依靠个人奋斗在美国度日，而当年跟他一起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朋友们，有官运亨通者、有碌碌无为者，也不乏枉死或病逝者：“邵子奇正在做官，又是个忙人……贾宜生是上个月去世的……他的环境困得厉害，太太又病在医院里。那晚他还去兼夜课，到了学校门口，一跤滑在阴沟里。便完了——……陆冲的结局我早料到了……当场在北大便跳了楼……还有我们那位被枪毙了的日本大汉奸陈雄……”尽管如此，他仍然将这些旧友铭刻心间，因为他们有过那样一段共同的、堪称轰轰烈烈的青春岁月。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人物，吴柱国和他的战友们的确有着很多同龄人不可比拟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这种源自精神层面的骄傲，已经达到个人精神需求的至高境界。然而，他的这种精神愉悦在远离故土之后就渐渐湮没在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庸碌生活中，在美国他也一直回避谈及民国史。

吴柱国教授在美国高校工作，但却并不认可自己在此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他自嘲自己数十年的工作是“看起来热闹得很”。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怀念可以为国家民族发展大计抛头颅洒热血的那段青春岁月。然而，当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五四运动被贬斥、被抨击时，作为众人眼中的著名学人、历史学家，他竟无言以对。因为在抨击者眼中，他们“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极权怀抱，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到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而吴柱国则自觉将自己归为“奔逃到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的那一类人。因此，尽管他并不认可对方的观点，但却自认为无颜与之论辩：“我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在那种场合，还有什么脸面挺身出来，为‘五四’讲话呢？”

4无论是依靠父辈福荫的年轻一代，还是凭借自身奋斗博得精彩人生的老一代，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生活，都因为与往昔岁月无法割裂的精神文化联系而充满哀怨、伤痛。

弟弟和李彤的优越感都来自家庭出身，但使他们走上绝路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弟弟失去的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但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社会道德观念体系的毁灭，是父亲、父爱、父权形象的彻底崩塌。而李彤的伤痛欲绝，不仅是因为家破人亡，还因为时局动荡不安、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她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亲人和财产、国家和民族，以及她引以为傲的社会地位、自信自尊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总之，青春年少的他们在饱受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打击后，精神抑郁颓丧、意志消沉崩溃，直至最终完全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吴柱国教授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是沉湎于过去辉煌的他，很难在异国他乡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建立起新的精神文化信仰。由于找不到精神文化的根基，因此他的心灵深处牵挂的仍然是故土家园。于是，在那个众多人心心念念奔赴美国的时代，他却希望能够叶落归根回国养老。同样，莫老内心牵挂的也仍然是祖国：“年近八十的莫老，记忆力却惊人的好……这不得不使我惊讶于莫老这一代的知识人胸怀中特有的历史感了。”尽管莫老对过去似乎并不在意：“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反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对过去的事情，即使过去多年、即使远隔千万里，他仍然记忆犹新。而对自己当下的生活、当下的境遇，甚至是亲人的关注，他也都不是很在意：“究竟你们年纪轻轻的人，为什么只对我们这批老头子感兴趣呢？……哎！这大概也怪不了你，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好让你做的不是？”过去和现在，对垂暮之年的莫老来说似乎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国家和民族，对于身处异地他乡的莫老来说，也只能是一种名称和概念了。如果说吴柱国对于往昔岁月有骄傲、有愧疚但却不愿意言及，耄耋之年的莫老则更愿意在熟悉的人际圈子中回忆自己亲身见证过的国家民族的荣辱兴衰。作为忧国忧民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型，莫老身上的悲剧性即使其身处异国他乡的文化边缘位置依然体现了出来。

文化是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历史痕迹。“广义的文化是一种综合现象，是各种具体知识的融会和联系。”(高清海：《感悟世纪之交》)[3]序言，3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随着岁月的流逝凝结成了独特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给亿万华夏儿女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生活习俗，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为准则，中国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判断标准。上述小说所塑造的中心人物，均是思想成熟、精神归属明确的华人，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只是给他们的生理躯壳提供栖息之所的地方，中国才是他们心灵停靠的港湾。然而，背井离乡的客观现实使他们只能在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中努力生存，于是源于跨文化冲突而滋生乡愁也就成为华人华裔在异国他乡的一种常态。

亦刊发于《现代文学》的小说《摆荡的人》[5]，也描写了由中国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生活的人们，由于处于文化夹缝中，故而精神压抑、苦苦挣扎的状态。身居美国的一位中国台湾乡土作家，就寻找写作题材曾向医生讲述一个反复出现的梦：“我想回家……可是，我找不到路……很暗很暗……找不到回家的路，心里很慌……忽然，黑暗的天边角落出现了一颗星……我想星星可以带我回家……”抗日战争、引领回家方向的星星、二槐街、小茅屋、红木床、美丽的毯子……这些具有中国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暗示着主人公对自身文化背景的认可和深深的眷恋。但是自从选择了异国他乡作为栖身之所，他所拥有的文化背景就无法纯然一色了。于是，他成为一个摆荡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人，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无论身在何处，内心都会有无法遏制的焦虑。他的焦虑具有非常典型的时代性特征，无论是年轻一辈的弟弟、李彤，还是年长的吴柱国教授和莫老，都与他一样，因为内心固守非西方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而充满思恋故国的乡愁。

年轻一辈的弟弟和李彤在困顿迷茫中走向了极端，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逃避精神文化层面的失败，而年长一辈的吴柱国教授和莫老，则在日复一日的消极度日中、在年复一年的落寞无望中盼望着能够叶落归根、回归故土。“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人总是生活在某种历史的‘结果’之中。”[6]《现代文学》杂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历史性元素的载体，作为处于社会巨大变革时期的新兴作家，《现代文学》小说的创作者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生活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对于国家，我们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爱，甚至过而远之。我们有生而为中国人的光荣骄傲，尽管我们的国家今天正处于存亡绝续之秋，但我们的骄傲中有着沉痛的自责。”[7]为此，他们塑造了这一系列海外华人形象，用自己感性的笔触向读者传达了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尊崇和热爱，同时也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环境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华人生活充分展现了出来。他们的小说集中描写了那个时代一大批华人华裔精神漂泊、无所归依的艰难生活状态：那些曾经拥有过辉煌过去甚至参与过国家社会发展中重要事件的华人，在异国社会文化环境中或由于沉湎于中国文化的往昔盛景不愿前行，或由于故步自封、不舍逝去的繁华，最终都成为无法融入西方社会生活的边缘人。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以《乡愁》为题描写海峡两岸华人隔海相望的苦闷，而刊载于《现代文学》的这些小说则以更为感性、更为具体的描写述说了在异域的跨文化冲突中挣扎着的海外游子们挥洒不去的浓郁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