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内蕴理念、目标、路径诸义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依循了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发展理念，继而实现了其消灭阶级从侧重“消除分工限制”向侧重“自由个性”转变的发展目标，进而展示了其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向自觉性市场经济转换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深化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6-0035-1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重要标志是“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与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马克思主义一致性。人类面临的基本关系是与自然界的关系，该关系的演进表征着人本身的发展。马克思提出未来将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为此，需要通过消除分工限制消灭阶级存在;继而形成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实践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该理论的当代表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载体，也是其标志性生产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恩格斯指出，在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歷史进程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发挥推动作用[2]604。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在当代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运用和深化。

一、在发展理念上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问题有诸多论述，有时使用“个人全面发展”，有时使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有时则使用“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且总是把人的发展目标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些不同用语意蕴一致，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理解。

（一）人的发展主体指谓是“每个人”与“一切人”的统一

人类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产物，其生命存在样态取决于自然界的规定性。人类生命活动的一切既得益于自然界又受制于自然界，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命活动的两大禀赋，一是由大脑组织所呈现的意识能力，二是由人口生产为本源的合作方式。在实践中，二者互补互动，合作方式持续提升意识能力，而意识能力不断优化合作方式，双方客观上构成人的发展的两个侧面，其趋势呈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体现发展自主性，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体现发展整体性。

凭借“意识能力”和“合作方式”互动机制，人类超出了其他物种生命活动，呈现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趋势。所谓“人类解放”实质是人类从自然界束缚中的解放，或者说，逐步从生命受控状态转变为生命自由状态。后者可以用两个指标衡量：一是生命时间延长，二是活动自由度增加。其中，“意识能力”展示人类运用物质要素作为“中介”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无限性，就像马克思所说，人只要认识了对象规律，就能够运用其尺度进行生产;而“合作方式”展示了人类运用社会关系作为“中介”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连续性：个体生命虽然有限，但整体生命却不断延续，人类文明成果正是在历史过程中得到持续积累，使每一代人都能够享有前人成果，站在更高起点上去发展。

从逻辑可能性上认识，当每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的时候，人类整体能力将呈现最大化，展现出生命自由的最佳状态。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4]，同时，“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5]515。这种命运共同体决定了个人发展对整体发展的依赖关系。迄今为止，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限制，个体发展仍然艰难跋涉在“少数人——多数人——全体人”持续递进的路上。获得全面发展的幸运个体，往往以社会资源充分供给为基础;个体生命活动总是采取社会合作方式，没有某种社会关系就没有个人生命活动，“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6]11，并且，个人利益发展取决于社会关系不断扩大，“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7]541。

人的发展中个人主体对整体主体的依赖，意味着个人发展的规模与水平取决于人类发展的整体水平。“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6]56。马克思这一观点表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经历市场经济环节。

（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目标指向以个体差别为前提的社会平等

人类共有的意识能力，使其只能接受以“人人平等”为原则的合作方式。由于个体能力存在诸多差别，导致社会合作中彼此贡献不同。当社会生产力所提供的剩余产品只能满足部分人发展需要的时候，人们转而接受了“劳动平等”原则，即所有参与社会合作者，都按照所付劳动获得报酬。显然，劳动能力强者从中得到了剩余产品，获得了稀缺的发展资源。

人类走出原始社会源自出现了稳定的剩余产品，所谓“英雄时代”主要是争夺剩余产品归属权。那些意识能力强、合作方式先进的共同体胜利了，他们成为统治者，垄断了发展资源，也相应成为脑力劳动者阶级;失败者沦为被统治者甚至奴隶，被迫固定在体力劳动的分工岗位。脑力劳动者不仅垄断剩余产品，而且通过政治权力建立起社会秩序，使自己持续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破除了封建主义人身依附枷锁，重申了“人人生而平等”原则，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创设了“人的独立性”局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按能力计报酬”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5]637，表明资本主义通过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虽然能够体现“劳动平等”原则，却仍然面临由于个体差别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共产主义社会所主张的“按需分配”，以人们个体差别为前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支撑。个体差别永远存在，但是，当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意愿获得相应发展资源的时候，就可以说，他们在“每个人都自由”的意義上实现了平等。这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劳动尺度”平等的“自由尺度”平等，是历史发展中全新社会平等形态，也是一种人类更高的社会平等模式。

这里涉及如何认识消灭阶级。阶级从存在形式上看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关，实质上与劳动能力有关，而劳动能力差别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劳动能力质差，即脑体能力的差别;另一种是劳动能力量差，即脑力之间或体力之间的差别。应该说，劳动能力量差与个体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联系在一起，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事实，也是无须消除的现象——正是个人之间的这种客观不同，使人类在发展与自然界关系方面拥有了多元角度和诸多方式，能够更为全面更加深入地拓展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但是，劳动能力质差却与劳动效率联系在一起，体力劳动完全依赖个体的物质存在，其劳动发生往往呈现主体依附性——人在劳动在，人离劳动无。这种绑架身体的劳动方式无疑具有很高的使用成本。事实证明，越是先进生产方式，人力成本越是高企。与之相比较，脑力劳动则不同，它的起始发生当然依赖人的大脑活动，但其精神形态成果却可以形成诸多外化载体，例如科学技术、机器设备、工艺流程、发展理念、社会制度、规则秩序等。显然，即便当事人中止了劳动活动，其劳动成果依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脑力劳动成果这种持续性、反复性发挥作用的特点，使其成为效率更高的劳动方式。

一般而言，体力劳动以人的身体为载体，是正常自然人都拥有的能力;而脑力劳动以人训练后的大脑为载体，是自然人转变为文化人才能拥有的能力。如果说，消除分工限制需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方式的话，那么，消除脑体限制则需要充分的发展资源，必须具有持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

（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践指向体力劳动者获得脑力能力

意识能力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与大脑组织直接有关的意识能力，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往往体现为学习模仿能力，而所有学习能力都以一定记忆力为前提;另一种是大脑经由训练所形成的意识能力，它对接某种思维创新，往往体现为逻辑运用能力，只能以掌握了信息符号工具和相关信息资源为前提。前者属体力劳动，即以体力支出为主的劳动，后者属脑力劳动，即以脑力支出为主的劳动。不难看出，体力劳动是自然人普遍具备的能力，而脑力劳动则是文化人才能具备的能力。由于文化人需要经历培养训练过程，在此期间，当事人不仅不能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需要较多物质消费品保证其训练过程中的衣食住行。所以，人类在社会生产力达到消费品足够丰裕之前，不得不面对两道难题：一是无法实现“整体性”发展，而只能是部分人的发展;二是无法满足“自主性”发展，而只能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发展。化解该难题，使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发展条件，客观上成为历史进步的隐性逻辑。

马克思对此有过明确阐释：人类之所以拥有全面生产能力，取决于“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即理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7]162。“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7]162-163。马克思引用黑格尔关于理性作用的话：“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8]171注。理性一旦掌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就能够把其“固有的尺度”用于生产。

人们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所谓自由发展无不表现为某种全面发展特征，对于体力劳动者而言，则主要是拥有脑力劳动能力;至于脑力劳动者拥有体力劳动能力，一般而言无须特别强调。当马克思认定脑体分工是阶级形成基础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要消灭阶级就必须消灭以脑体分工为标志的分工现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谓人的发展理论，客观上指向劳动者脑力化进程，即所有人都拥有脑力劳动能力。今天，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越来越多的物质生产都采取了精神生产方式进行，劳动方式脑力化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趋势。即便是典型的体力劳动活动，也越来越呈现出受脑力支配的特征。中国的大国工匠，无一不是依靠科学精细的技术动作，使体力操作展现出高超的脑力赋能特征。至于脑力劳动领域本身，只有具备创新性质，才能体现其本质，那些重复性脑力支出，其实属于特殊的体力劳动范畴。

问题当然在于，体力劳动只需满足生存需要即可提供再发展条件，而脑力劳动则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满足发展的需要;后者这种增量的资源需求，意味着必须以一定生产力水平为前提。迄今为止，即便是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达到这一生产力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明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生存的需要之后，中国也来到了满足发展的需要这个时间节点上：无论面对发展资源供给方面的社会覆盖“不平衡”，即主体之间存在有无或多少差别，还是满足程度的“不充分”，即需要层面存在有求必应、酌量供应或难以回应差别，都构成人的全面发展难题。发展的需要满足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状况源自生产力水平，如果把“消灭阶级——消除脑体质差——生产力水平”视为一个逻辑过程的话，那么其最终症结就是获取持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直至实现共同富裕。

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对接了马克思主义“自由尺度”意义的社会平等原则，其中“共同富裕”就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要使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远离两极分化而走向共同富裕，只有一种选择，即缩小优劣之间差距。消灭阶级实质上是消除脑体劳动差别，不是让脑力劳动者变成体力劳动者，而是让体力劳动者变成脑力劳动者。共产主义运动将沿着劳动者脑力化方向发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是其不可或缺的实践载体。

二、在发展目标上从“消除分工限制”向“自由個性”转变

按照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消灭阶级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首要目标。长期以来，人们受到社会分工尤其是脑体分工限制，不仅造成了阶级分野，而且形成了持续的阶级对抗。阶级固化同时是利益地位固化，要化解这一矛盾，需要消除分工岗位对人们的限制。然而，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的事实表明：消灭阶级取决于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依靠劳动者各尽所能，这使消灭阶级目标从直接的“消除分工限制”转变为间接的形成“自由个性”。

（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脑体分工是阶级形成的基础

人类作为群居生物，一开始就形成了分工关系。“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3]162分工关系之所以得到延续，并且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发展的标志，是因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3]165。在分工劳动中，每个人都专注于特定生产资料，不仅增加了劳动对象辨识度，而且提升了劳动资料操作合理性;凡分工均以合作为旨归，这些理性运用成果将为参与者共享，带来生产力倍增局面。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3]162物质劳动能力取决于个人身体的自然力，精神劳动能力取决于大脑训练的文化力，脑力劳动者对发展资源的独享，使其越来越拉大了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距，双方在生成机制上渐行渐远，逐步呈现出质的差别。

恩格斯分析认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9]669脑力劳动阶级把本应自己承担的物质生产任务转移到体力劳动者身上，“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9]562，由此决定了，推动人的发展首先和重要的目标是消灭阶级。

（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通过“消除分工限制”消灭阶级

分工尤其是脑体分工固化为阶级形成的基础，一旦消除分工岗位限制，就铲除了阶级发生的基础。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165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蓝图，需要两个客观条件。

其一，公有制生产资料。人们劳动需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任何分工岗位转换，都意味着生产资料同步转换，这个方面的“自由”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才有可能。而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是一种利益重大调整，只能经由社会主义革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通过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将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并承担这一历史使命。

其二，一定的自由时间。不同分工要求不同劳动方式，为了不使自由转换分工岗位影响到生产力水平，就必须为劳动者转换分工提供熟悉新岗位所要求的训练时间。“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就取决于时间。”[7]270马克思明确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0]在马克思的构想中，大机器运用简化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使更多人参与生产过程，由此显著压减了人均必要劳动时间，使工作日缩短成为现实。

一旦具备了公有制生产资料和一定的自由时间，人类就能够进入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如恩格斯所说：“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7]709-710

（三）市场经济展示“人的独立性”向“自由个性”发展前景

马克思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并判断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这两大生产要素中，生产资料扮演了主导角色。“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8]172他认为只要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等于社会掌控了这一先进生产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经济危机。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2]384-385。其间，实行普遍的公有制生产资料时机尚不成熟。

既然大机器生产资料处在持续发展状态，马克思就把关注重心转向“人的生产能力”，并梳理了其历史演变所经历的社会形式：“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52这一论述赋予所谓“第二大形式”以重要意义。不难看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成为人的全面发展重要环节。一方面，物的依赖性要求每个人的劳动均物化为商品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劳动力普遍商品化;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商品化发展，劳动者个人得以进入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产生多方面的需要，并形成全面的能力体系。

当马克思把生产力主导因素从“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转向“人的生产能力”时，意味着从“侧重历史积累因素”转为“侧重现实发生环境”。他赋予商品经济在人的发展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表明商品经济将为理想社会“创造条件”，客观上认同“个人全面发展”将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得到孕育和成熟的机会。事实表明，自由竞争本身就是持续发掘个人劳动潜力的一种方式。换言之，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无异于“自由个性”的初始阶段，是后者某种萌芽状态。而竞争归根到底将汇聚到脑力领域，只要有可能，劳动能力将自发趋向脑力化，而市场经济也会使教育越来越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人类已经意识到需要这样认识教育问题。

马克思并没有放弃通过消除分工限制以消灭阶级的目标，但显然修正了关于如何消除分工限制的思路：依循“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决定经济状况思路，他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提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政治方式;按照“人的生产能力”决定经济状况思路，他强调个人能力发展原则，提出商品经济自由竞争的经济方式。双方最终都将导致对分工限制的普遍超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绘过消除分工限制后所呈现的社会局面：“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9]364-365

依据上述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历史使命的逻輯需要。马克思对个人全面发展与商品经济作如此联系，证明了市场经济属于人的发展的必要环节。社会主义牵手市场经济，实际上走上了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大道，后者正是从人的发展角度体现了规律要求。其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呈现出劳动力商品化趋势，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对分工固化的冲击;而劳动者在能力水平上的起伏变化，则提供了他们在不同分工岗位之间转变的可能性。这无疑从另一角度呼应了马克思消除分工限制主张：消除分工限制目标没有变，途径变了，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竞争机制——后者将更大可能发掘人们潜能。这一事实展现了劳动者能力发展的另一种路径：原来是“计划”安排，现在是“市场”压力。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与消灭阶级目标相一致，而消灭阶级又与消除脑体分工相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优胜劣汰”压力机制，促使劳动者提高自身能力，其方向只能是劳动者脑力化。这一实践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本意，即让体力劳动者拥有脑力劳动能力。比较起来，消灭阶级的“消除分工限制”目标，需要强调政府主导作用，而消灭阶级的“自由个性”目标，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就由经济发挥主导作用了。

三、在发展路径上从“计划经济”向“自觉市场经济”转变

如果说，人的全面发展对接消灭阶级的社会平等目标，社会平等归根到底体现自由个性原则，而实现自由个性需要经历劳动者脑力化进程的话，那么，后者所依靠的社会生产力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归根到底体现为更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旨在充分发挥大机器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人们发现，大机器是劳动者的科技成果，要持续地运用包括大机器在内的物化科技成果，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是社会主义改革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

当年，社会主义放弃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自发趋向两极分化。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形成对劳动者激励，而是说，即便它做到了对劳动者激励，但由于劳动者在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方面的差别，仍然会出现劳动能力不同，在竞争条件下，其优胜劣汰机制仍然导致强者拥有更多财富、弱者处在贫穷状态的情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了优胜劣汰和促劣变优的联动，化解了原生态市场经济面临的难题，创新了人类全面发展机制。

（一）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迈出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步

二战之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生产资料作为其物化形态，从原来“社会劳动”经由“历史积累”所形成的成果，转变为目前“具体劳动”在“现实竞争”中所形成的成果。在后一过程中，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取决于劳动者能力水平，要获取先进生产力，只能通过激励劳动才能达到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全面发展将经历劳动方式脑力化过程，虽然该过程并不需要消除分工限制，但却消除了脑体差别，正如马克思所说，脑体分工是真正的分工，消除脑体差别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分工界限，是更高意义的消除分工限制。

市场经济对劳动的解放作用体现在：首先，它运用有用性即使用价值尺度衡量劳动内容，最大限度地开放了这一领域，其直接作用就是避开了学界关于“劳动与非劳动”“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使一切得到市场接纳的劳动成果都得到认同;其次，它运用系统的法治原则规范了劳动行为边界，使劳动者自由竞争拥有了公平的前提，此举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劳动者积极性;再次，它运用利益机制鼓励劳动者各尽所能，使人们不得不专注于对自身潜能的发掘上，使劳动领域呈现持续发展局面;最后，它把“人的独立性”在劳动能力意义上推向极致，使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特性的理性得到无限增长和演变的机会，也在一定意义上使社会合作沦为工具性存在。不难看出，市场经济是劳动能力强者的天堂，它所内蕴的资本至上原则，对人类社会合作形成强大的反噬。

社会主义者选择市场经济，首先看重的是它对劳动的激励作用，与此同时也不能不寻找化解资本坐大所产生的弊端。从逻辑上说，限制甚至消灭资本都会影响劳动能力强者发挥作用，需要付出牺牲生产力的代价;唯有在鼓励资本发挥作用的同时，使弱者变强，进而拥有形成和运用资本的能力，才是理想选择。可以说，中国改革就是选择、坚持、改造、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历经20多年的实践探索，最终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算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合理的历史定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11]这表明进一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有望走出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了化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途径，才形成了这一强大自信。

（二）从自发性市场经济转变为自觉性市场经济

现在的事实证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意味着衡量生产力水平的尺度已经从生产资料转变为劳动能力，即从“物”转移至“人”。生产资料是社会劳动经由历史积累而形成的成果，它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时代衡量社会生产力的标志，是因为此时脑力劳动者属于稀缺资源，还没有直接进入物质生产领域。随着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进入物质生产过程，科学技术已经变成在现实生产中个人劳动的成果。生产力衡量尺度从静态生产资料转变为动态劳动能力，客观上使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也成为消灭阶级的一种历史选择。

如果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彰显“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持續制造贫富分化现象的话，那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彰显“全面协调促劣变优”机制、持续缩小优劣差距，政府作用发挥着制衡市场作用。两种机制在同一市场环境中并行不悖，假以时日，两种作用将到达一个节点，即优劣差距趋于无限小状态，此时“优胜劣汰”就将被“共同富裕”替代。

比较马克思的设想，他更多考虑的是商品经济内在的竞争机制将逐步推动劳动者“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形成。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该看到，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功地迈进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意味着劳动者在能力方面呈现逐步接近的状态。如果按照这一态势长期发展下去，未必不能形成劳动能力的进一步同等化，即达到劳动方式脑力化。问题在于，这种自发发展却遇到来自另一方面的挑战：随着资本的历史积累，其包括科学技术、管理理念、数据运用等外化形态持续膨胀，劳动者能力提高的意义被显著淡化了——竞争中直接劳动要素的作用被科技、数据、管理等挤到边缘，在产品价值构成中的占比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由于具有高流动性，较之以自然人为载体的劳动要素流动障碍重重，其往往占据生产要素配置的先机，获得了更多好处。当今世界之所以形成顺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种趋势，与这一事实密切相关。

市场机制这一痼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正在被关注和克服。从历史规律看，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既是计划经济落败之后的考量，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本身吸纳新的竞争理念的需要。在很大可能上，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发展到今天，得到了全面的展示，之前，它对生产力促进发展的作用遮蔽了其持续造成对抗的弊端。当然，在更早的马克思时代，商品经济竞争以牺牲雇佣劳动者生存利益为代价，已经催生了社会主义者的一次参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而诞生的，遗憾的是，计划经济放弃了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普遍激励和动员作用，等于倒洗澡水时把澡盆中的孩子也倒出去了。社会主义者的二次出手，显然作了充分准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认同市场作用又追加政府作用，就是一种周全考虑。

从宏观上说，市场经济弊端经由历史积累而酿成祸患，将其消除当然无法一蹴而就，只能采取抽丝剥茧的渐进方式。其中的关键，首先是意识到弊端已经酿成祸患，其次是对化解这一弊端拥有战略性应对。这一点，需要一个站在社会或人类立场上的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作用不同。如果说，政府一般发挥作用针对的是“自由竞争”所需要的法治秩序，因而是一切市场经济都必备的话，那么，所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需要意识到市场历史积累的弊端正在侵蚀市场竞争的公平性，需要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机制予以完善。其中要害在于赋能国家权力，而这一点恰恰是西方文化所短缺的。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自由，这是其特点，也是被一些认同的优点。这一价值理念，很好地动员了全体社会成员，激励他们发掘自身潜能。人类当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与西方文化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也产生了严重的缺点：首先，极化的个人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这一点通过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失败就可看出;其次，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类资源配置越来越趋于全局化和长期化，但是，即便是强大的资本，也追求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显著限制了其资源配置的眼界。

比较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种政治模式对于制衡和防范市场自发趋势的弊端，是一种有力武器。中国人之所以能够走到这一步，既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解放穷人解放人类的价值理念，又取决于中华文化的社会本位价值原则。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使政治权力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工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与此密切相关。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对全体劳动者的激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政府作用主动帮助穷人，运用公有制主体地位助力政府作用，多少沿用了“计划经济”发展理念。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通过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政治权力，使资源配置在当代面临多样化、长期化、复杂化的局面下，拥有了一个能够担当的经济主体。自发市场经济的弊端体现在：资源向强者手中集中，资源配置由强者主导，在历史积累过程中，二者都推动社会趋向两极分化，社会对抗越来越尖锐化。而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将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制衡机制，其中帮助穷人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仅仅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弱者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使其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变强，所谓“扶贫扶志扶智”相统一的理念就展现了这一要求，最终将体现共同富裕目标与人的全面发展原则的统一。一方面，唯有共同富裕才能提供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条件;另一方面，唯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提供共同富裕牢固的社会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获得重大发展，人类近现代文明成果证明其“自由竞争”机制具有有效性，但持续存在的社会对抗则证明其“优胜劣汰”机制的严重隐患。显然，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人类组织社会合作的伟大成果，还有待通过进一步完善达到其最高形态，后者将是人类多元文化集大成。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足于个体本位价值观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对之补足以社会本位价值观。显然，后者并非替代前者，而是形成双方互补互动，中华文化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仁不让地扮演这一融通角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统一。政府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式逐步实现促劣变优，使劳动者能力的优劣差距趋于无限小，从趋势上修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对抗现象。政府扶助弱势群体，并非单纯道德举措，而是一种战略性劳动动员。劳动能力弱者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获得脑力劳动能力，这当然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不能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有关。一旦这部分劳动者在政府帮助下恢复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就意味着对沉寂资源的唤醒，他们将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中一支生力军，成为创造财富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前期的脱贫攻坚还是当下的乡村振兴，针对的都是相对弱势的“三农”领域。如果说，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功地运用了作为“死劳动”的资本力量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在成功地动员作为“拟劳动”（即未来劳动）的弱势群体。由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活劳动、死劳动、拟劳动的整体启动，成为更好的资源配置模式[12]。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将成为人类迈向理想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

面对中国模式的勃勃生机，西方战略家表现出内心深处的恐慌。他们之所以纠集所谓“价值观共同体”，不是在于他们有了更好的价值理念，而是因为过去的价值理念使他们能够保持自身的优越利益地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自发市场经济，其优胜劣汰机制势必把资源向强者手中集中，就像脑体分工能够固化发展资源的垄断现象一样，优胜劣汰同样能够固化财富分配的垄断现象。它所衍生出的资本至上原则，使资本既得利益集团乐在其中。中国模式不是一种攻击性模式，仅仅是通过比较，就使西方模式暴露了其“自由”的片面性、“民主”的表面性、“平等”的虚伪性。也许，西方政客利用历史积累的财富资源和话语权力，即便是通过造谣、欺骗、霸凌、打压，也能逞一时之威，但是人类毕竟进入了经济全球化、交往信息化时代，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逆，只有站在追求人民幸福的立场上，才是历史正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11]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N].人民日报，2021-01-12.

[12]余金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全劳动”要素的运用[J].社会主义研究，2019（4）.

The Deepening of Marx's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by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YU Jincheng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includes ideas， goals， paths and various meanings.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first follows its developmental idea of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is the condition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all". In turn it realizes the developmental goal of eliminating class from focusing on "eliminating the restriction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to focusing on "free individuality". Then it shows its developmental path from public ownership and planned economy to self-conscious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human'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deepening

責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