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利国

（甘肃政法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18年11月刊登了张丹阳《新出墓志解崔令钦生平之疑》一文。张文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利用墓志等出土文献在《教坊记》作者崔令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作者在考证出崔氏与王端渊源颇深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李华在著名的《三贤论》中详细描绘了天宝时期文士的交往圈子，文中列举了与王端有交游之柳芳、陆据、殷寅等人，但却没有提到王端，颇令人费解”。[1]《三贤论》的确不载王端。此问题中的关键因素为王端、李华和《三贤论》，故本文尝试从探讨王、李关系入手，再结合《三贤论》之创作目的及特点来得出结论，以期对这一公案提供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

唐人王端，开天年间与古文运动先驱萧李诸人之学术文化圈士人颇有交集，尝以文学闻于当时。王端，两《唐书》无传，仅零散史料可略见生平事迹。

王端曾祖为澧州刺史王景肃；祖为德州司马王威；父为襄阳令王思献；端长子绰修道于释门；次子纾有文才，历右补阙、起居郎、右司员外郎、库部郎中等职；三子绍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皆除兵部尚书。[2]5096开元二十一年（733），王端与刘长卿、房安禹、元德秀、阎伯玙等人同登进士第。[3]266

论其仕宦经历，据权德舆《唐故尚书工部员外郎赠礼部尚书王公改葬墓志铭序》则“解巾崇文馆校书郎，改右骁卫兵曹掾，陇右节度奏授大理评事，为其上介。天宝十年（751）拜监察御史，十三年（754）转殿中侍御史，俄以本官内供奉赞东京畿采访之重，十四年（755）迁工部员外郎”。[2]5151后因其子王绍深受执政器重，永贞元年（805）之时追封为华州刺史，元和二年

（807）加赠为礼部尚书。[2]5095-5096王氏开元二十六年（738）二月所撰《崔茂宗妻贾氏墓志》时署衔“崇文馆校书郎”，[4]222可见其开元二十六年（738）二月时仍为校书郎；据王氏天宝元年（742）七月所撰《大唐故右金吾卫胄曹参军陇西李府君（符彩）墓志铭》署衔“右骁卫兵曹参军”，[5]1539推知其当于开元二十六年二月至天宝元年七月之间改授右骁卫兵曹参军。此外，王端于圣武二年（757）秋撰《卢式虚夫人崔氏墓志》。[6]71圣武为安禄山大燕政权之年号，《资治通鉴》系安庆绪称帝之事于至德二载（757）正月，[7]7012《新唐书》言安庆绪于至德二载正月弑父袭位，即改元载初。[8]6421然《卢式虚夫人崔氏墓志》却有圣武二年秋之说，则与正史相左。事实上，至德二载正月之后，载初年号在安史统治区域内并未得到推行，圣武年号在当时墓志中普遍出现。如《大燕故任府君墓志铭》云：“圣武二年岁次丁酉五月戊申”；[9]666《故唐陪戎副将太原王府君夫人陈留阮氏墓志铭并序》云：“大燕圣武二年岁次丁酉十月乙巳”；[5]1728《大燕故王尊师墓志铭》云：“圣武六年九月廿四日”等。[9]668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说明王端《卢式虚夫人崔氏墓志》在修撰时间的书写上无须怀疑。《卢式虚夫人崔氏墓志》文中王氏署衔为“给事中”，而权德舆《故尚书工部员外郎赠礼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序》《唐故尚书工部员外郎赠礼部尚书王公改葬墓志铭序》及李绛《兵部尚书王绍神道碑》只言其为工部员外郎，[2]6544而绝口不提尝任给事中之职，甚为蹊跷。有唐之官制，尚书省工部设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10]216门下省设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10]244其官员品级，依正、从、上、下分为九品三十级，其中一品至三品仅有正、从之分，而四品至九品则有正、从、上、下之分。职事官三品以上谓之“议贵”、[11]105五品以上谓之“通贵”、[11]156而“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并旨授”。[2]4818可见，五品以上乃是经宰相商议后所拜之官，而六品以下则是吏部铨选之后所授之官，得官之渠道不同则其权威性自然相异，遂决定了两者在级别与地位上的天壤之别。就级别而言，给事中高出工部员外郎整整六级；从时间上看，王端任给事中尚在员外郎之后，而其孙元泰、元质、元弼诸人与权德舆却对此视而不见。究其原因，乃是王端所任给事中乃大燕伪职，出于讳亲之故而不便言之。

二

遐叔《三贤论》确实未曾提及王端，那么其在另外作品中是否亦是如此呢？现存相关文献均无记载。然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云：“（华）少时所著者，多散落人间。自志学至校书郎已前八卷，并《常山公主志文》《窦将军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礼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论》《哀旧游诗》《韩幼深避乱诗序》《祭王员外端、沈起居兴宗、裴员外腾文》《别元旦诗》，并《杨骑曹集序》《王常山碑》并因乱失之，名存而篇亡。”[2]3947

独孤及与李华同时，年辈略小。李华重病之日，尝喻两人关系为扬雄与桓谭，并以《中集》之序相托，[2]3947而独孤及则以兄而事李华。[2]5304《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所云沈起居兴宗、裴员外腾，即《三贤论》中之吴兴沈兴宗季长和河东裴腾士举，季长、士举分别为沈兴宗和裴腾表字。此二人皆重于“三贤”之一刘迅，同属开天时期以元德秀、萧颖士、刘迅为核心，同声相应，同气相而形成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文化圈。[12]《新唐书·王绍传》云：“父端，第进士，有名天宝间，与柳芳、陆据、殷寅友善……终工部员外郎。”[8]3758据《三贤论》，殷寅与刘迅相善，陆据、柳芳皆从萧颖士游。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将李遐叔所作三篇祭文予以合称，可见王端与沈兴宗、裴腾实共处一时。当其时，任员外一职而姓王名端，且与李遐叔交游者，应为王绍之父无疑。李集之中《祭王员外端文》虽佚，然李遐叔尝为之撰文以祭之事自当无误。

《旧唐书·文苑下》云：“禄山陷京师，玄宗出幸，华扈从不及，陷贼，伪署为凤阁舍人。收城后，三司类例减等，从轻贬官，遂废于家，卒。”[13]5048《新唐书·文艺下》云：“安禄山反……华母在邺，欲间行辇母以逃，为盗所得，伪署凤阁舍人。贼平，贬杭州司户参军。”[8]5776李遐叔陷贼事燕为一生之政治污点，其贬官之后绝意仕进与晚年心系无生皆与此相关。四库馆臣言“华遭逢危乱，污辱贼庭，晚而自伤。每托之文章以见意，如《权皋铭》云：‘渎而不滓，瑜而不瑕。’《元德秀铭》云：‘贞玉白华，不缁不磷。’《四皓铭》云：‘道不可屈，南山采芝。’‘悚慕元风，徘徊古祠。’史并以为称道微婉。然其志虽可悯而失节之愆终不能以自盖，论者又未尝不深惜之。”[14]然则《三贤论》不提与李遐叔有相似经历之王端，或与其不能直面曩日之政治经历有关。

据权德舆《唐故尚书工部员外郎赠礼部尚书王公改葬墓志铭序》，王端乾元二年（759）卒后瘗于信州玉山。[2]5151李华被贬杭州司户参军之后“遂屏居江南”。[8]5776杜佑《通典》以玉山县辖于衢州，[15]4838衢杭二州毗邻，均属江南。此一地域最为富庶，在安史乱后承担着李唐政权粮食、赋税的主要供给。加之未遭安史兵燹之祸，故李唐在江南之交通、信息始终得以保持通畅。故王端卒讯当不至延误过久，以此推知《祭王员外端文》当作于乾元二年至三年之间。

独孤及以时为序，将“自志学至校书郎已前”与“自监察御史已后”作为李遐叔前后两个创作阶段。其文未置《常山公主志文》《窦将军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礼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论》《哀旧游诗》《韩幼深避乱诗序》《祭王员外端、沈起居兴宗、裴员外腾文》《别元旦诗》，以及《杨骑曹集序》《王常山碑》等作品于《中集》之原因，并非上述作品完成于李华任监察御史之前，实乃“因乱失之，名存而篇亡”。李华、王端皆以任伪职而被贬，王亡之后李曾为文以纪念，可见李氏当时并未因政治问题及个人情感而对王氏有所回避。然则《三贤论》不载王端，或因李华对李唐臣子出任伪职一事之看法在乾元二年至三年间作《祭王员外端文》后又发生了变化？

《三贤论》云：“元罢鲁山终于陆浑，刘避地逝于安康，萧归葬先人殁于汝南。”元德秀终于天宝十二载（753），[2]3248萧氏乾元（758-760）初终于扬府功曹。[13]3185刘迅卒于上元（760-761）中。[13]4525据此，《三贤论》必作于760年之后。若言李华对出任伪职之事在做《祭王员外端文》后发生了变化而有意回避，则《三贤论》“天水赵骅云卿才美行纯”之说便无法解释。据《旧唐书·赵晔传》，①《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七，“赵宗儒字秉文。……父骅，为秘书少监。”第4361页；同书卷一百八十七下，“赵晔，字云卿，邓州穰人。”第4906页；《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赵宗儒字秉文，邓州穰人。父骅，字云卿。”第4826页；李华《三贤论》云：“天水赵骅云卿才美行纯。”《全唐文》卷三一七，第3215页。按《三贤论》《新唐书》皆称赵骅，李华与赵氏素有深交，而《旧唐书》一书之中或为赵晔或为赵骅，前后抵牾如是，不足为凭。故赵氏之名当为赵骅无疑。“（骅）及安禄山陷陈留，因没于贼……乾元初，三司议罪，贬晋江尉。”[13]4906-4907《新唐书·赵宗儒传》云：“安禄山陷陈留，骅没于贼。……骅以尝陷贼，贬晋江尉。”[8]4826同为陷贼之身，李华赞赵骅以“才美行纯”，而于王端未置一辞。由此可知，《三贤论》不载王端之因，与李遐叔着意不言其事燕经历并无关系。

既然如此，那么王端与《三贤论》中所言萧氏学术文化小群体中之颜真卿友善，[16]61亦与柳芳、陆据友善，[8]4804与李华有交往，还与萧氏门人相里造有秦晋之缘。[2]4017李绛《兵部尚书王绍神道碑》云：“夫人故河南少尹知府事赠工部侍郎造之长女。”[2]6544独孤及《祭相里造文》称相里造为“河南少尹赠礼部侍郎相里公”。[2]4001则相里造为萧氏门人，而王端与相里造为儿女亲家。此外，王端还与兼通萧、刘两个学术文化小群体之殷寅亦有密切关系。[8]4804然王氏之名却不曾载入《三贤论》者，其因究竟何在？

三

独孤及以《三贤论》为遐叔“思旧”而作。[2]3947李华云：“余兄事元鲁山而友刘、萧二功曹，此三贤者，可谓之达矣！或曰：愿闻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当以道纪天下；刘之志行，当以六经谐人心；萧之志行，当以中古易今世。元齐愚智，刘感一物不得其正，萧呼折节而获重禄，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刘之深，萧之志，及于夫子之门，则达者其流也。”又云：“将剖其善恶，在迁政化端风俗，则贤不肖异贯，而后贤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2]3214显然，遐叔所思之“旧”者，乃“三贤”元德秀、刘迅、萧颖士。“三贤”之论，其表为追忆昔日良友，而其里则感怀世道，敷赞儒统。

“三贤”之志，皆在兴复儒道。元氏注重道德修养并亲历践行；刘氏致力于儒家元典之论述、阐释；萧氏借儒家经史以正当世之失。“三贤”之取径、侧重虽有异同，然于世风日下之时力挽儒道既衰，冀其裨补世用之目的则并无二致。职是之故，同样有志于此的李华才能推重其“志”。

于此观之，《三贤论》之主旨在于益教化、正风俗之“志”，而此“志”集中体现于“三贤”之“行”，以此为基，再推而广之，论及以“三贤”为核心而形成的三个微型学术文化群体，而这三个群体又在相互交流、影响中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学术文化圈。其中与元德秀关系密切者，《三贤论》提及13人，有房琯、苏源明、程休、邢宇、邢宙、张茂之、李崿、李丹叔、李惟岳、乔潭、杨拯、房垂、柳识等；[2]3214-3215与刘迅关系密切者，《三贤论》提及11人，有房琯、刘晏、殷寅、裴腾、裴霸、李广敬、卢虚舟、陈谠言、沈兴宗、陈兼、高适等；[2]3215与萧颖士关系密切者，《三贤论》提及19人，有韦述、杨浚、邵轸、赵骅、殷寅、源衍、孔至、陆据、柳芳、贾至、韦收、张有略、张邈、刘颖、韩拯、孙益、韦建、陈晋、尹徵等。[2]3215

在以萧氏为核心之群体中，除上述19人外，李华还提到了颜真卿。“颜与陆据、柳芳最善，茂挺与赵骅、邵轸洎华最善，天下谓之‘颜萧之交’。殷寅、源衍睦于二交之间。”[2]3215时人以此八人能全其交，语之曰“殷、颜、柳、陆，李、萧、邵、赵”。[8]4826亦有“八友”之誉。[17]9925显然，在以萧氏为核心之学术文化群体中，颜真卿、陆据、柳芳为一个更小之圈子，萧颖士、李华、赵骅、邵轸为另一个圈子，而殷寅、源衍二人则是介于两个圈子之间。以萧氏为核心之群体如此，则元氏、刘氏两个群体亦当如是。由此可见，在这三个微型学术文化群体内部，成员关系之亲疏远近亦各有差别。

诚然，遐叔《三贤论》涉及人物数量达五十余名，不啻对开天之际一个颇具影响力之学术文化圈人物关系予以梳理。然而，此一梳理形成一个陈述模式，即以“志”为原点，从不同方向引出三个点（“三贤”），再分别以“三贤”为圆心，形成三个成员关系有所差别的微型学术文化群体，而这三个群体之间又不乏交集，[2]3215故能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中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学术文化圈。

明乎此，则知《三贤论》所提及人物皆为与“三贤”关系颇为密切者。其时当有预“三贤”游而遐叔未提及姓名者，其人与“三贤”之关系必较此四十余人为亚；其次，遐叔文中所言四十余人，与“三贤”各如圆与圆心之关系而非单线相连缀者，故与“三贤”之各自微型文化群体成员相善而与“三贤”关系不够密切者，自不在《三贤论》收录之列，其人如阎伯玙、王端等。《新唐书·王绍传》云：“（绍）父端，第进士，有名天宝间，与柳芳、陆据、殷寅友善。”[8]3758《源衍墓志》云：“后来有柳芳、王端、殷晋、颜真卿、阎伯玙，皆稀世鸿宝，一相遇便为莫逆之交。”[16]61再次，《三贤论》收录之名单，乃基于遐叔对三个微型文化群体成员与“三贤”关系之个人判断，这种判断即使客观、准确，其本质仍为一家之言，故不能完全排除认识偏差及遗漏情况之出现。其人如杨极、郗纯、刘方平、郑慈等。《杨骑曹集序》言杨极“与清河张茂之、房安禹、钜鹿魏幼卿为禅慧之交，河南元秀、陆据、崔器、范阳卢治为道义之交”。①[唐]李华《杨骑曹集序》云：“宏农杨君，讳极，字齐物，隋观德王之后。……外调补太子正字，历右骁卫骑曹参军。……永泰二年，余旅疾延陵，故人之孤，更来候余。”《全唐文》卷三一五，第3198—3199页；[唐]李华《三贤论》云：“宏农杨拯士扶，敏而安道。”《全唐文》卷三一七，第3215页；《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以杨拯为鲁山弟子，并云：“拯字齐物，隋观王雄后，举进士，终右骁卫骑曹参军。”第5565页。按，遐叔称杨骑曹为故人，言其名极字齐物。书故人之名及表字当不至有误，而《三贤论》则明言杨拯之字为士扶。可知杨极、杨拯实为两人，而《新唐书》所载，乃误加杨拯之名于杨极耳。《全唐诗》卷二百五十一《刘方平小传》云：“刘方平，河南人，邢襄公政会之后，与元德秀善。”[17]2836《旧唐书·郑余庆传》云：“郑余庆字居业，荥阳人。……父慈，与元德秀友善。”[13]4163《旧唐书·郗士美传》云：“（士美）父纯，字高卿，为李邕、张九龄等知遇，尤以词学见推，与颜真卿、萧颖士、李华皆相友善……士美少好学，善记览，父友颜真卿、萧颖士辈尝与之讨论经传，应对如流，既而相谓曰：‘吾曹异日当交于二郗之间矣。’”[13]4145-4146

事实上，《三贤论》并非长于理性之学术著作，乃遐叔系于“思旧”情感之回忆作品，故其中所录人物及其分类并没有一个严格而统一之标准。文中关于“三贤”门生弟子之收录情况即存在如此问题。如元结。《三贤论》言及与元德秀关系密切者13人，除房琯、苏源明外，程休、邢宇等11人皆“号门弟子”。[8]5564然而，弟子之中却不载元结。《新唐书·元结传》云：“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国子司业苏源明见肃宗，问天下士，荐结可用。”[8]4682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序》云：“（结）十七始知书，乃授学于宗兄先生德秀。常著《说楚赋》三篇，中行子苏源明骇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语，难哉！然世自浇浮，何伤元子？’”[2]3494据《新唐书·元德秀传》，“（德秀）天宝十三载卒……族弟结哭之恸，或曰：‘子哭过哀，礼欤？’结曰：‘若知礼之过，而不知情之至。……吾哀之，以戒荒淫贪佞、绮纨粱肉之徒耳。’”[8]5564-5565如是，则元结为元鲁山族弟兼弟子，观其人，闻其言，乃深知鲁山者，而其文章、才干亦颇得鲁山良友苏源明赏识。此等人物，若入之于《三贤论》并无不妥。又如刘太真。《三贤论》提及与萧颖士关系密切者达19人，尹徵为其中之一。萧颖士尝云：“吾尝谓门弟子有尹徵之学、刘太真之文，首其选焉。”[17]1594在众多弟子中，萧颖士评价最高的是刘太真与尹徵，原因正在于尹长于学，刘长于文，而“学”“文”并重构成了萧氏学术思想的两大门径与支撑。萧氏又云：“《记》有之：尊道成德，严师其难哉。故在三之礼，极乎君亲，而师也参焉。无犯与隐，义斯贯矣。孔圣称颜子，有视余犹父之叹，其至欤！今吾于太真也然乎尔。”[17]1593-1594萧氏对于刘太真有如是评价与期望，可见其在萧氏心中之地位，其人与尹徵并称，堪为萧门翘楚。若言《三贤论》不录“三贤”弟子，则录元氏弟子11人，萧氏弟子1人；若言《三贤论》收录弟子，则元结不载，而尹徵与刘太真只载一人。故云遐叔此文所录人物及其分类实无严格而统一之标准。

要之，王端生活于盛唐、中唐之交，与《三贤论》中人物颜真卿、陆据、源衍等人过从甚密，与《三贤论》作者李华及“三贤”之一萧颖士之弟子相里造诸人皆有交往。《三贤论》不录其人之因，并非李华出于王氏出任伪职之政治考虑。就创作目的而论，《三贤论》实为追忆良友、感怀世道之作。遐叔此文收录的40余人，无不藉“三贤”而系之于敷赞儒统之深层文化价值追求。然而，由于遐叔对三个微型文化群体成员与“三贤”关系之判断终为一家之言，故不能排除李氏认识偏差及遗漏情况之出现；就作品性质而言，《三贤论》其文并非长于理性之学术著作，乃遐叔“思旧”情感之回忆性作品，故文中人物之收录与分类并没有遵循一个严格而统一之标准。因此，《三贤论》不载王端以及当时另外一些与“三贤”学术文化圈具有交集的士人，其根本原因实在于《三贤论》本身。厘清这一问题，对于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者思想、《三贤论》创作目的与创作特点，乃至开天之际学术文化圈的交游和拓展等方面的研究，无不具有值得关注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