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珊凤，陈 笛，林中燕

(1.闽江学院海洋研究院，福建 福州 350108；2.闽江学院科研处，福建 福州 350108)

19世纪初和20世纪中期，欧美爆发了两次学术革命，分别将研究和创业引入大学职能，促成了研究型大学的兴盛和创业型大学的崛起，相继奠定了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的基础。第二次学术革命促使大学-产业-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亨利·埃茨科威兹对这种互动关系展开研究并提出了三螺旋理论，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知识经济背景下，随着大学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大学在三螺旋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创新驱动三螺旋主体螺旋上升。我国应用型大学是与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错位发展的一类新型大学，来源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蕴藏着巨大能量，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因此，运用三螺旋理论指导应用型大学科教产教融合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三螺旋理论概述

三螺旋理论是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学理论，对推动大学-产业-政府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区域创新水平起着积极作用。该理论分析了政产学之间的联动关系，认为大学、产业、政府三者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以经济发展为纽带结合在一起，都可视为创新的主要作用者，其中大学是科研的主要来源和新技术的诞生地，产业是新技术的主要生产者和使用者，政府是三者联系的纽带、润滑剂和保障者[1]。三螺旋活动主体的作用有强有弱，根据政府作用的强弱可分为国家干预主义模式、自由放任模式和创新模式[2]。

(一)国家干预主义模式

国家干预主义模式(见图1)是政府计划、控制、指导产业和大学以寻求创新，产业被认为是国家创新的领导力量，而大学的作用局限于教学和学术研究[3]。在这种模式下，利用大学产生的知识和潜力受到限制，研究往往远离行业需求，而大学本身很少或没有动机从事成果转化[4-5]。亨利·埃茨科威兹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发展模式，由于“自下而上”的创新空间太少，创新受到抑制[2]。

图1 国家干预主义模式Fig.1 State interventionism model

(二)自由放任模式

自由放任模式(见图2)也称休克疗法。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大学和产业独立运作[6]，各主体之间有着强大的边界划分，缺乏协同关系，政府在利用创新方面的作用仅限于解决市场失灵，而大学则从事基础研究和人力培训[7]，产业只进行生产，即使同一行业内的公司也彼此独立运作，仅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模式下，产业被视为创新的驱动力，其他两个主体作为辅助支撑结构[8]。这种模式的目的是减少政府在国家干预主义模式中的作用。

图2 自由放任模式Fig.2 Laissez-faire model

(三)创新模式

创新模式(见图3)结合了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和自由放任模式，强调在政产学之间建立相互重叠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三个主体角色是动态变化的，即都是彼此的领导者，都是共同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8]。在这种模式下，三个主体间的合作日益加强与融合，并在功能上实现部分重叠，大学通过“学术创业活动”与政府、产业合作，产生创新战略与实践，实现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9]。

图3 创新模式Fig.3 Innovation model

从中央集权到自由放任再到创新模式，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匮乏和制度薄弱，一直在努力向混合三螺旋模型过渡[10-12]，但是关于成功过渡到三螺旋创新模式的案例仍然很少。萨尔蓬以马来西亚为例，提出发展中国家向三螺旋创新模式转变的路径，即提高研究能力，巩固外部伙伴关系，量化科学知识，注重集体创业精神，完善成果转移机制，强调应用科学和技术研究[13]。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三螺旋模式正向着创新模式过渡，但尚未完全过渡到创新模式，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建设我国应用型大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大学在三螺旋模型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长久以来，大学一直承担着辅助机构的角色，随着两次学术革命引入研究和创业，大学逐渐成为引导科技创新的核心机构[14]。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大学因外部经济增长和内部自身发展的需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即改变固有机制以灵活应对产业，注重科研和成果转化以增强核心竞争力，重视对外合作以促进和政府、产业的交融等等，大学随着这些行为变化而转型。美国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将这些具有创业精神、积极作为的大学称之为“创业型大学”[15]。典型的“创业型大学”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它在128号科技高速公路形成的区域经济带中发挥着区域创新孵化驱动器的作用[16]。随着创业型大学在美国成功实践，大学向创业型转型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使创业型大学在三螺旋创新模式中的作用由次要支撑机构发展为领导性的主要机构,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着创新驱动作用[2]。比如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成功转型，因其在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在三螺旋创新模式中对区域经济发展起了主要推动作用，而且在创新进程中，葡萄牙各大学将继续承担主导作用，推动创新发展[17]。

洛埃特劳德斯多夫和埃茨科威兹认为，大学、产业和政府都存在所谓的自反性，即能够自发地根据实际的目标需求和客观的制约来进行自身的地位调节。在协同创新的背景下，这种自反性主要表现为在三者互相作用的结构中，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和内在目标的驱动，某个螺旋线可能会渐渐占据主动位置，成为结构发展的主动力，而原来的主螺旋线会退而成为辅助机构[18]。从学者的观点来看，越来越多人倾向于大学在三螺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越来越粗的“核心螺旋线”(见图4)。

图4 大学在三螺旋创新模式的地位Fig.4 The status of universities in the triple helix innovation model

三、我国应用型大学发展由来

我国高等教育起步较晚，而且很长时间片面追求“大而全”，偏重学术型人才培养等发展误区，造成结构性矛盾突出、应用型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19]。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产业升级转型，迫切需要有一类大学能够担当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发展的重任，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重点放在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和技术技能创新上。因此，我国自2010年后相继出台相关政策(见表1)鼓励引导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

表1 关于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相关政策Tab.1 Relevant polic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pplication oriented universities

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包含独立学院)有1 120余所，约占普通本科院校(1 240余所)的90%，其中绝大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定位于应用型[19]。应用型大学致力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以西方创业大学为发展的参考目标，基本任务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20]。

四、应用型大学科教产教融合现状

科教融合是以科研支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融合并促进产教联动发展。当前，我国应用型大学科教产教融合普遍存在着缺乏科研和产业支撑，教学和科研相分离，人才培养需求与社会需求不协调，创新驱动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

1.研究基础薄弱，核心竞争力低。应用型大学由于建设时间短，转型前注重教学忽视科研，在R&D投入方面严重不足，因此研究基础薄弱。本文根据2009—201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高等学校科技活动数据，分析得出中国高校R&D经费仅占全国R&D经费的7%～8%(见图5)；2009—2016年高校R&D经费增速总体低于全国R&D经费增速，且涨幅趋势不稳定，在2017年增速虽大幅提升11个点，但2018年又有所回落(见表2)。经费来源上，高校R&D经费60%以上来源于政府投入，且该比重有逐年攀升的趋势(见图6)。而政府在分配科研经费时偏向科研实力较强的“985”“211”“双一流”建设高校，对转型的应用型大学R&D投入偏低，社会来源资金比重也偏低，不利于科研实力的提升。

图5 高校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与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比较Fig.5 Comparison of R&D expenditure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表2 高校R&D与全国经费增速Tab.2 Comparison of R&D expenditure growth between national and Universities

图6 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比较Fig.6 Comparison of expenditure of R&D funding in universities

2.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根据统计，我国大学与科研单位每年产出科研成果3万项，其中约20%能够转化，但仅有5%形成规模化效益[21]。李培凤利用TH算法，分析比较了美日中等国家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得出中国的三螺旋的自组织能力较差，原因是我国大学缺乏产业合作，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22]。

3.科研与教学分离，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钩。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革新促使大学的科研地位有较大提高，但科教产教并没有真正有效融合，人才培养存在着教学与科研相分离，书本知识滞后于知识更新，使科教难以有效地融合[23]；另外，高校的结构供给与产业结构需求、高校学科布局与行业转型升级需求、高校的专业课程与企业的人才需求之间不够匹配，人才培养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要[24]。

五、应用型大学科教产教融合的主要对策

应用型大学致力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科研和产业是其发展的两个重要支撑和动力。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可以支撑高等教育优质发展，还可以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水平；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转化不仅可为学校发展持续造血，还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并且成果转化的红利会进一步支持基础研究，从而形成科教产教的良性发展，助力应用型大学在输出技术和人才方面占据三螺旋创新主体地位，有效发挥区域经济的创新驱动作用。因此，本文针对当前应用型大学科教产教融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对策：

1.重点加大R&D投入，提高科研支撑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科研在应用型大学发展中起着支撑和引领作用，提高科研实力是提升学校创新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从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来看，科技创新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加大研发投入有助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25-28]。而当前应用型大学R&D投入普遍不足且主要来源单一，需要吸引社会资本，拓宽R&D来源渠道，重点加大R&D投入以提高科研支撑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2.成立科技成果转化部门，加强与产业联系，开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科研成果转化并形成产业是科学技术发挥支撑引领作用的最关键环节，也是最直接、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形式。针对当前应用型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环节薄弱，难以发挥支撑引领作用的问题，一是应成立科技成果转化部门，架起科研人员与企业联系的桥梁，以专业化的服务实时跟踪和指导成果转化，加快转化的进程和效率；二是应探索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改变现有的以项目和论文为主要标准的考核机制，提高成果转化在考核体系的比重，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通过收入和奖励回报科研人员，提高科研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三是引导科研人员调研市场需求，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开展更实用的项目研究；四是与企业合作成立研究机构，有利于聚焦解决企业发展中的技术瓶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3.寓教于研，立足社会需求培养人才，构建科教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应用型大学在区域经济中发挥创新驱动作用，除了输出技术，另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源源不断为企业培养输送人才，所以应用型大学需积极主动将科研资源和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以此建立科教产教融合育人机制。

第一，寓教于研，推行科教融合反哺育人。科研可以支撑和引领教师成长，为教学注入新鲜血液，反哺教学。推行寓教于研，科教融合反哺育人，首先应鼓励教师将当前的研究热点和难点融合到教学中，与学生一起研究和探讨，把最新最前沿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从而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其次应将科研平台资源面向学生开放，让学生参与到科研当中，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第二，立足社会需求培养人才，推行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产教融合使学校与企业紧密联系，不仅可以让学生提前体验真实的职业情境，将课堂教学与校外实践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的实践、适应和创新能力；而且还有利于学校对社会需求的研判，精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因此，推行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应从根本上调动企业参与教育的积极性，邀请企业共同治理大学，建立校企融合治理模式，促使产教融合主体深度融合；从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开设新专业，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根据产业发展需要灵活调整招生计划，适当向产业急需人才倾斜；鼓励教师与产业专家体验角色互换，教师深入企业实践积累教学案例，产业专家走进课堂分享实践经验，建立教师与产业专家协同育人机制；让企业参与课程和教材的开发，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职业情境。

六、结语

基于三螺旋创新模式，大学处于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在促进政府-产业-大学的联动发展中起着创新驱动的作用。我国应用型大学来自于地方本科院校，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应用型大学起步较晚，存在着科研实力弱，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低，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因此亟需应用型大学主动作为。首先，练好内功，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拓宽R&D投入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加大R&D投入，努力提高科研实力。其次，主动对接产业需求，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最后，构建科教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培养更多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通过科教产教的深度融合，实现科技、产业和教育一体化发展，提升应用型大学核心竞争力，有效发挥应用型大学在政府-产业-大学三螺旋模型中的创新驱动作用，服务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