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聪

（陈云纪念馆 上海市 201715）

共同处理“顾顺章事件”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一个给中共中央的安全带来重大威胁的事件发生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等人去鄂豫皖革命地回来的路上，滞留武汉，违反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擅自登台表演魔术，于4月24日在汉口被捕叛变。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原是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一名钳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便转往武汉，担任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特科科长，参与镇压叛徒、内奸工作。 而中央特科是1927年11月由周恩来提出建立。主要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特科在刚刚成立时，主要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指挥。

顾顺章由于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许多党内的核心机密，尤其对一些只有少数人了解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住址包括党内的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也较为熟悉。因此，在顾顺章被捕后，不仅立即叛变，还主动表明身份，同时要求立即面见蒋介石，建议国民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

但当时武汉中统特务们在确认顾顺章叛变后，急于邀功，都于4月25日晚，分别给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发去密电报告叛变事宜。而这天由于是周末，国民党政要都去度假，因此几封加急密电，恰好被当天值班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破译电报后的钱壮飞心急如焚，当即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将消息送到上海李克农手中。但是当天不是李克农与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联系的日子，一时情况万分危急，李克农想到了在江苏省委工作的陈云，希望通过江苏省委找到中共中央。接到消息后的陈云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当即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

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采取紧急措施：包括一是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二是将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三是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四是废止顾顺章所执导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时，为了将这个消息在党内更广泛的传播出去，陈云还连夜派人在上海找了一家印刷厂，出四倍的工钱，在2个小时内将顾顺章的照片制版翻印一百多张，发给上海各级党组织。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欲一举破坏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企图破灭。

这次叛变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周恩来曾指出这次事件对中共是“致命的打击”。许多打进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很多工作被迫暂停，一些同志甚至被迫撤退。当时陈赓、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就先后被迫撤出上海，情报网受到严重破坏。

而陈云由于在斗争中表现突出，再加上其自身条件符合特委负责人选要求，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康生（中央组织部长）、潘汉年（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邝惠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工作。其中特科总部仍设四科：其中一科为总务科，即负责财政、交通以及各项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由陈云兼任。可是，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多久，就再次发生重大变故：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向忠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仅有初小文化的产业工人，却在武汉“工运”中一举成名，在1928年代表中共赴苏联出席国际工运会议时，被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看中，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作为中共历史上职位最高的叛徒，这一事件震动党内外，闻讯后的周恩来立刻组织营救。同时亲往寓所附近观察暗号，查实后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由于当时向忠发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按照以往惯例，向忠发这样的“重犯”，一般会押送至南京处置定夺。因此，党中央决定在押送途中以武装拦截囚车作为营救向忠发的方案之一。当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交代潘汉年，要尽可能详细了解向忠发被关押的一切情报，尤其要搞清楚何时被押送至南京，从何地出发上车，行车的路线、押送的武装力量等。

然而正当周恩来等人为营救行动做各项准备之时，6月24日上午，密报传来，向忠发已于当天凌晨被秘密处决于龙华监狱，并在处决前，叛变投敌，供出党中央大量机密，其中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就在招供之中。幸好早在得知向忠发被捕消息之初，周恩来已当机立断清理所有重要文件，并安排党中央各机关紧急转移办公地点，相关工作人员转移住址，本人也同邓颖超等转移到一个法国人开的饭店里，所以，这次搜捕并未带来大规模的破坏。但接连两次的叛变，给党中央在上海的工作，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周恩来等人在上海已经难以继续生存，部分人员甚至暂停工作，等候转移。

重建中央特科

1931年6月下旬，作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陈云再次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他首先从改变中央特科的工作方式入手。由于顾顺章等人对特科的机关布置、人员结构、工作方式等有较详细的了解，中央特科的改组势在必行。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陈云领导的中央特科机关和人员采用更严格、更隐蔽的方式。他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调整内部结构，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

在活动方式上，则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真实、有着落的，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建立起社会关系。当时陈云花了几千块钱，请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掩护特科各项工作的开展。如当时新的特科总部设在中山路上的一个煤球制造厂里，整个厂从老板到工人都是特科人员。每天上午，陈云、潘汉年、康生等几个“老板”就会到煤球厂办公室汇合，部署特科各项工作。

陈云自己的办公地点，据他自己回忆在“上海山海关路的印刷所”。这个印刷所的老板是李伟基。1928年冬，李伟基到上海的新闸路星星印刷所做事，陈云知道后，主动找到他谈及此事。李伟基回忆称，当时陈云对他讲“和我合开一家小型印刷所”“他先给我三百元，要我出面筹备”“在山海关路肇庆里十七号，借了一间统厢房，买了两部小型印刷机”“取名新生印刷所”。陈云除了每天上午去煤球厂和他的“合伙人”处理事务外，白天的其他时间多数在这个印刷厂中打算盘，和陈云一起以印刷所为掩护的另一个人是特科三科的李士英，他的公开职业是印刷所的校对。

新的工作方式使中央特科能更好的开展隐蔽斗争。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叹“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产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中央特科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任务就是将党的重要领导人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在上海的行动日趋艰难，不得不被迫转移。1931年10月中旬，王明先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来也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苏区。

将周恩来送出上海不久，1932年底，陈云又接到中央交给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秘密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先生的寓所，将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安全转移。瞿秋白虽然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踪，但是由于他带病在身，不能远离上海，因此，暂被安置在鲁迅家中隐蔽。后来由于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日益猖獗，为了保障瞿秋白的安全，中央决定派陈云将瞿秋白安全转移到其他地方。陈云也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将瞿秋白夫妇护送到地下党在紫霞路的一处秘密机关，然后返回自己的住处。

这一特殊经历，也给陈云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他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时，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满脑子想的都是鲁迅这个形象。他连夜写下《一个深晚》的短文，记叙那个令他终身难忘的夜晚。在文中陈云写道“鲁迅虽然死了，但是鲁迅的思想却深印在中国百万青年的脑子里。鲁迅的‘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的精神，永远遗留在我们中国青年的思想里，将领着他们走上解放中华民族与解放劳苦大众的光明大道。鲁迅虽死，鲁迅的精神不死。”[1]

重建中央特科所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迅速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特科情报网。对此，特科采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重建情报来源。打进去即是派人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虽然顾顺章叛变后，这一工作一度停止。但在当时的中央特科在陈云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

当时为了获取更多情报,中央特科还曾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积极争取有关人员为中共所用，沈寿亚就是其中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沈寿亚离开家乡跟随吴开先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吴开先是陈云舅父家邻居, 他当时主持市党部组织部,破坏党的恶毒手法之一，就是发动自首，发展内奸。当时的沈寿亚虽然跟随吴开先，但他既不愿意从事革命，也不愿意变成坚决反共的党棍，因此，陈云等人就对他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开始并不给他安排具体任务，只是让他将所见所闻的“情报”报告给联络人。时间久了，沈寿亚不仅从文书升任组织科登记员，后又升为科员，对党的信任也逐步增加。“这时他能看到有共产党员秘密去市党部自首的登记表，就向组织报告。”潘汉年也借此，让他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党员登记表格分别处理保存，并建议自首登记者应有相片存底。”这一建议得到吴开先的采纳，并专派沈寿亚专职保管自首登记表。沈寿亚提供的许多情报也确实对于中央特科及时、准确处理叛徒，保卫中央安全起了重要作用。

化解“伍豪事件”

正当陈云等人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上海苦撑危局，开展地下斗争时，国民党中统特务又使出一条诡计，来破坏党的地下斗争。1932年2月16日至21日，特务们利用周恩来在从事地下工作中的化名“伍豪”，连日在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上连续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原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取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说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2]

这篇《启事》刊登后，舆论一片哗然，事实上，早在《启事》刊出两个月前，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上海进入江西苏区。显然，这篇《启事》，尤其里面宣称“伍豪”脱党，是国民党企图利用地下工作者之间缺乏沟通，进行挑拨离间，制造政治陷害。

这篇《启事》刊发后，上海地下党立即设法采取各种反击措施，打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193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党报《实话》，就刊发了《伍豪启事》的辟谣声明，同时还发表了《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评论文章。当天，上海地下党又散发了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的《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2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公告，明确宣布《启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

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上海中共地下党认为，这些辟谣大多局限于党报党刊上，社会影响有限，而彻底破除国民党的阴谋，必须在上海大报上刊登启事，进行正面辟谣。为此，党中央找到黄慕兰（又名黄定慧）。接到任务后的黄慕兰与陈志皋几经周折，多方奔走，先是取得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在2月22日的《申报》上刊登这样一则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庆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则《启事》虽与国民党所刊登的内容毫不相关，却旨在迂回告诉读者刊登“伍豪”并非同一人。但是这种方法毕竟过于间接。后来，又经过百般努力，3月4日，《申报》在显著位置以醒目大字标题刊登出以法国律师巴和的名义刊登的《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化名：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电话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号。[3]

这些启事的发布，使民众认清了敌人的造谣污蔑，有力的反击了国民党当局。

但是这件事却并未到此结束。“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等人又别有用心的重提此事，借此来污蔑、陷害周恩来。对此，陈云坚定站出来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1967年6月，周恩来再次询问陈云，关于1932年2月上海报纸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余人退出共产党声明，并且还登了一个报馆告伍豪先生的小广告，这件事你是否知道？陈云回答，我记得了，有这两个小广告。

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上，毛泽东专门让周恩来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恩来就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还根据这段报告录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记录。陈云当时虽然已遭到排挤，但还是就“伍豪事件”发言称“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4]

同时，陈云还专门针对这件事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后来，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决议，本希望周恩来的这份报告记录在其本人签字后，存入中央档案馆，再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但岂料周恩来因故并未签字，于是江青等人再次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企图借此打压周恩来。后来，在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最后一次动大手术前，他再次找来这份录音记录稿，颤抖的签上名字，并激动的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从1927年11月周恩来等人组建中央特科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陈云同博古等人秘密离开上海，中央特科历时虽仅5年多，“但是在同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同时，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安全保卫骨干，为继后中央苏区、其他根据地、安全保卫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奠下基础”，周恩来与陈云在中共隐蔽战线上的这场斗争，也必将载入史册。

注释

[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2]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1932年2月20日、2月21日。

[3]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申报．1932年3月4日。

[4]《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