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嫁娶行为的礼仪规范十分成熟，其中定婚是婚姻关系成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定婚行为包含凭媒而立、尊长主婚、写立婚书或女方收受聘财等构成要件，具有官方认可的法律效力。若订婚后任何一方当事人产生违约行为，审判官将从婚姻归属、聘财返还及相关责任人处罚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裁判。此外，研究时人的判决发现，明代司法的审判不拘泥于法律条文，体现了“情、理、法”交融的特点。

关键词：定婚;婚姻违约;明代;法律

中图分类号：I106;DF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22-0020-02

婚姻，历来是一个社会伦理关系最主要的载体，而定婚是婚姻关系成立不可或缺的条件，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作用。

1定婚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力

调整明代婚姻关系的基本依据是《大明律》卷六户律三：婚姻十八条。《大明令》作为明代基本法《大明律》的补充，也是规制婚姻关系的主要法令，相关条文主要分布在户令和礼令之中。此外，《大明令》中也明文规定了“凡民间嫁娶，并依《文公家礼》。”承认了民间关于定婚等嫁娶行为的礼仪规范的法律效力。

1.1定婚的构成要件

依据明代的法律规定，定婚的构成要件有四项[1]：

（1）凭媒而立。自西周起“媒妁之言”就是婚姻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媒人在婚姻制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文公家礼》规定：“议昏，必先使媒氏往来通言”，若女方许诺，“次命媒氏纳采、纳币”[2]。婚姻关系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媒人参与，定婚书中也需媒人“凭媒写立”，经由媒人签字、画押方可生效。

（2）由尊长主婚。《大明令·户令》规定：“凡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3]。”一桩婚姻中，家长具有绝对的主婚权。无父母之命私下订立的“婚约”，法律上一般不予承认其效力，若坚持违背尊长则要接受刑法处罚，可见主婚人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起的作用是绝对的。

（3）写立婚书或收受聘财。婚书即婚约，纳征礼后，婚姻关系既成。但口说无凭，婚书作为两家结为秦晋之好的凭证，亦作为定婚的要件之一。一旦订立婚书即受法律约束，双方均不得另许另聘，若违约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若发生诉争，一方可持婚书作为书面凭证提请地方官进行判决。此外，在民间婚姻关系中聘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明律又有“虽无婚书，曾受聘财亦是”的放宽规定，在明末“婚姻论财，虽士大夫不免。”的社会大环境下，民间对聘财的重视更甚。

（4）双方自愿、意思表达一致。婚姻合两姓之好，只有男女两家自愿达成合意才能缔结良缘，若违背一方意志进行抢婚，即使已成既定事实，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也不会被认可。同时，明代在法律上是允许夫妻双方“两愿离”，即只要达成合意便可离婚，而不必满足“七出三不去”的规定，这表明了明代充分重视婚姻中双方两家的意愿，坚决禁止抢婚的行为。

1.2定婚的法律效力

双方婚约一经订立，婚姻关系既成，双方家长关系更进一步，往往以亲家相称，在明代小说中多有体现。江西赣州府石城县鲁家与顾家儿女自小定婚，双方家长即“来往间亲家相呼”[4]。定婚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除法定的婚约解除事由外，若一方无故毁约，将会受到刑罚处罚。《大明律·户律》“男女婚姻”一条中规定，“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5]。”若媒人明知他人有婚约却仍为之与第三人做媒，也需承担法律责任，作为主婚人的从犯比照其减一等处罚。

2定婚后的违约行为及法律规制

明代婚姻违约行为一般分两类，欺诈婚姻和定婚后的违约行为，本文仅对定婚后的违约行为进行论述。违约行为无论男女双方，纠纷的解决都需处理三个问题。一是婚姻归属与存续;二是处罚相关的责任人;三是聘礼返还。

2.1违约行为中的归属判定

双方因定婚后违约产生纠纷，无论是男方私下订立婚约亦或是女方一女两许，一女两嫁，州县官都须对婚姻的最终归属问题作出判决。按照大明律规定，“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其女从后夫”。即按法律规定无论女方是否与后定婚者成婚，女方都应该被判归先定婚者，先定婚者不愿意娶才可归后定婚者。

实际上，在明末的司法审判中，州县官是倾向于维持既成婚姻的原则[6]，即“未成婚者，女归前夫;已成婚者，女归后夫”。《折狱新语》“婚事变”中记载，楼氏一女两许，但并未成婚，所以按律女归前夫，还在判词中选定结婚日期，以督促二人尽快完婚[7]。另有已成婚案例：厉六女曾许沈斌为妻，后复许方德四子，至沈斌来告争之时，厉六女已作方家妇，审判官李清认为“夫以理论，则宜断后约”。最终，李清判定“女归于方，金归于沈，如是者安矣。方德四择婚不慎，姑杖示惩”可见，审判官对此类婚姻的归属判定并未完全都遵循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是尽量不拆散已婚男女，以保护现有婚姻为原则。

2.2违约行为中对责任人的处罚

婚姻缔结过程中两家主婚人起了决定性支配作用，因此定亲后若有毁约行为，由主婚人承担主要责任;媒人在男女双方的沟通、信息流转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若保媒存在过错，也要承担次要责任;而婚姻当事方的男女对婚姻基本无话语权，一般不承担责任。

2.2.1主婚人的违约责任

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金钱关系和市场法则也逐渐侵蚀传统礼法。婚姻关系中越来越重视财产，“婚姻论财”成为社会风尚，民间悔婚现象逐渐增多，对此，大明律在违约悔婚行为上给予了严厉的禁止。《大明律·户律》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辙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会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8]。”另，审判官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可结合案情依据法理与情礼，酌情处罚。在“逼嫁事”中记载，袁尚鼎与何挺结为亲家，訂立婚约后，何挺十年未曾求娶，后袁尚鼎将其二女改许给孔弘祖。何挺违约在先，袁尚鼎因女儿年龄渐长、青春蹉跎才将二女再许他人[9]。袁尚鼎因男方违约在前，将女儿再许他人情有可原，因此，审判官对其并未施以七十杖刑，仅仅是“薄罚示惩”。

2.2.2媒人的过错责任

媒人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仅次于主婚人，因此，若有纠纷诉讼，媒人承担的责任也仅次于主婚者。《大明律》规定：凡媒人知情者，各减一等，即媒人作为主婚人的从犯比照其减一等处罚。但有时在司法实践中，媒人也会作为第一责任人受到处罚。有书记载，许氏男与陈氏女邻居相友，指腹为婚，媒人陈朝荣是许氏街坊，知陈氏女已与他人定婚，仍为其保媒黄家。审判官裁定不知情的男方主婚人黄家只作经济惩罚，而陈朝荣作为第一責任人，处以笞刑，且赔偿许家部分原聘。可见，对媒人是依过错进行处罚，若媒人贪图钱银，违背职业道德，将已定婚女子再次保媒给他人，恶意毁人婚约，也会承担主要责任。

2.3违约行为中的聘财返还

婚姻违约不仅仅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对聘财的处理也极为重要。若女方出现一女两许，一女两嫁的违约情形，《大明律·户律》规定：“后定娶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8]。”在司法实践中，依据维持现有婚约的原则，若女方与后定婚者成婚，那么女方归后定婚者，但聘礼须“倍追财礼给还”，即聘礼加倍返还补偿先定婚者。聘礼的返还一般由女方主婚人或后定婚者的男方负责给付。如厉六女一女两许案中，李清判定“方德四出银十两，退还沈家聘礼。”可见，明末审判官在处理聘礼返还问题上，从情理出发由得到实际利益方赔偿利益受损方，并未按照法律机械判定。若女方未成婚，女归先定婚者，如后定婚者不知情则女方按律退还聘礼;若后定婚者故意为之，那么聘礼入官。

若定婚关系中的男方违约，则“男方悔者，罪亦如是”。若男方毁约和女方悔婚罪名一致，此时男方“不追财礼”，聘礼归女方，作为男方违约的赔偿。

3结语

明代的婚姻继承制度以维护宗法制为核心，为保有家庭财产，维护社会稳定，规定了繁琐的礼仪程序，十分重视婚约效力，不遵守婚姻礼制的人将会被处以严厉的刑事处罚。明中叶之后，奢靡之风日盛，家庭纽带日渐松弛，封建伦理纲常受到强烈冲击。在婚姻纠纷的司法实践中，除了依据《大明律》和《大明令》等法律条文，审判官对婚姻违约行为的判处似乎更为宽宥，考量了更多“国法”之外的“天理”“人情”因素。此外，明代除了在基层设立“里申”和“申明亭”，允许其对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先行调停处理。州县官在处理司法案件时，也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国家的律令并不当然是裁判的首要依据。因此，当审判官遇见律法规定之外或者与法律冲突的案例时，首先依据的是情，其次是理，最后才是法，这是明末州县审判定婚违约案中的鲜明特点。

明末悔婚诉讼中审判官对既成婚的维持倾向，就是基于“情理法”的综合角度出发，尽管女方悔婚再嫁有背律令、毁坏了婚约效力，但审判官在判决时仍然会对现有婚姻关系进行最大程度的维护，不轻易破坏现有家庭。除此之外，审判官对婚姻违约的责任人的杖刑处罚数额、聘财的返还等方面也没有完全按照律令执行，而是顾及到了法律运行所依据的礼法基础，通过结合案情，综合悔婚动机、利益损害等多方面因素，酌情判处，受到了民间的广泛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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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怀效锋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0.

[4][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二）[M].长沙：岳麓书社，2002.

[5]怀效锋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9.

[6]任晓兰.晚明的悔婚现象及其法律规制[J].妇女研究论丛，2007（6）：49-53.

[7][清]李清.折狱新语注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28.

[8]怀效锋.中华传世法典《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59.

[9]李清.折狱新语注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3.

（责编：王锦）

作者简介：张凯静（1996—），女，浙江丽水人，华东政法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