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清同治十三年八月十六日（1874年9月26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查办李光昭诈骗案。李鸿章上《李光昭欺罔招摇折》，朝野为之震惊。李光昭其人，以及诈骗案始末，想不成焦点都难。

产生李光昭诈骗案的诱因，是同治亲政，重启圆明园修复工程。靠官员捐赠，勉强开工的圆明园修复工程，虽属国字号，但对于正值西北、西南用兵，钱粮供应一直紧张的大清财政，无异雪上加霜。在朝廷上下一筹莫展情况下，木材商人李光昭，承諾捐赠工程所需木材！

这简直是大旱之望云霓。同治帝紧锁的双眉，立刻得以舒展。圆明园重修，对同治来说，是一项决策;对基层来说，是真金白银的落实。石料、砖瓦、木材、油漆这些海量建材，从哪来，谁负责，谁监管？就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备足材料也绝非一蹴而就，也需要空间和时间。

开工之初，只能拆解圆明园内藏舟坞及三山等处旧材来解决一时之需。最为紧缺的，是殿宇所需木材。按照旧例，各省进献木材，一般由工部监督验收，转送官家的仓库储存备用。工程开始后，仓库所存木料中的巨木很快一空，而各省一时又难以筹集到位。

此时有人站出来，为国字号工程捐赠急需木材。广东人李光昭的人设，绝对光彩照人。之前所捐“候补知府”的虚拟身份，在内务府官员看来，身份并不重要。能为圆明园重修，捐赠“价值数十万金”木材，比声嘶力竭地到处喊爱国口号要来得实在。

李光昭以“奉旨采办”名义，携内务府人员，南下各省办理木材采购事宜。此时，李光昭还大胆私自刻了“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衔”的关防，不经意之间，吸引了一位在香港的法国商人。

深谙贸易规则的法国商人，立即与李光昭签定了购买合同：三船价值54250元的木材，货到天津付款。李光昭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30万元木材“报效”。货到天津，蒙在鼓里的同治帝，急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其免税放行。

一向无契约概念的李光昭，跟法国人玩了一手“空手套白狼”，谎称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法商委托法国驻天津领事出面，照会天津海关和天津道，李光昭单方面违约涉嫌欺诈。要求清政府扣留李光昭，令其付款并赔偿损失。

李光昭街头欺行霸市的能耐，在法国商人那里自然行不通。李鸿章要执行的，也不再是同治帝免税放行的口谕，而是同治帝责令将李光昭先行革职，再行严查的又一道谕旨。

案件查明，根本无力购买木材的李光昭，欺骗朝廷多报了20多万元货款;更严重的，是他竟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身份，与外商立约。实际上，形同“大清皇帝”与外商签约，险成重大外交事件。依律判李光昭斩监候，秋后处决。

李光昭诈骗案，直接终止了重修圆明园国字号工程。然而，最高统治者钦定工程，反对者就有“犯上”之嫌。而且，由于技术、科学论证不能公开、透明，各派政治力量往往假以生事，以售其奸。

这种背景下，“工程”即“政治”。之所以产生李光昭诈骗案，就在于大清工程可以假“政治”以行。问题是，不能杜绝政治与工程媾和，就不能阻止如李光昭等骗子们的兹生。这是“工程”的不幸，也是“政治”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