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文

界限，是不同事物的分界，或事物尽头的限度。做事是否越过界限，决定事情的不同定性。人的一生，并非每日每时都面临界限的分野，但不太可能完全难免界限的选择：守住界限是一种结果，越过界限是另一种结局。

首先是功与罪的界限。辛亥革命早期，汪精卫受命行刺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入狱。血气方刚的汪精卫视死如归，高吟“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气势磅礴大义凛然！但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汪精卫却误判形势，从重庆逃往越南河內，转南京成立汪伪政府，成为最大的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汪精卫却自认为是在救国救民，甚至比蒋介石做抗战领袖更难。他在留给蒋的信中，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之句。汪精卫的老婆陈碧君也为汪精卫辩解：“国统区在蒋先生手里，沦陷区在日本人手里，说汪精卫卖国，卖的是哪一国？”

你没有卖国，那日寇用刺刀拱卫你的伪南京政府干什么？在救亡与投降的功罪之间，汪精卫夫妇竟然混账到如此地步！历史学家唐德刚说：“汪精卫如果犯有一万个错误，前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都可以原谅，唯有最后一个不可原谅。为这最后一个错误，汪精卫只能作为民族罪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此言堪称是一剑封喉。

无独有偶。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劝谭嗣同与自己一同东渡避祸。谭嗣同坦然对梁启超说：“不有死者，不能醒国民;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谭嗣同在刑场慷慨高歌：“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歌罢从容就义。谭嗣同牺牲后，其妻在闺房中凄然抽泣，被路过的公公，即谭嗣同的父亲，时任湖北巡抚谭继恂听到，隔墙对儿媳说：“儿且节哀。嗣同虽死，但他将来在青史上的地位，会远远超过我这个一品大员。”可不是吗？说起戊戌变法六君子，谁人不识谭嗣同？可他的父亲谭继恂，尽管曾是一品大员，知道的人又有几个？

其次是是与非的界限。与功罪界限相比，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面对的是是与非的界限。七七事变之后，平津华北沦陷。为了给民族保存科学技术和文化血脉，亦为将来建设国家之计，当局决定将北大、清华和南开暂时合并，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一代学人如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傅斯年、陈寅恪等一路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赴长沙转昆明，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下坚持做研究和教书育人，延续华夏文脉与香火。

但也有人，如北大的周作人等，不愿离开舒适的“安乐窝”，留下来充当了日本人刺刀下的伪北大的成员。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各大学复原。对于曾任伪职的北大员工，接掌北大的傅斯年态度鲜明：汉贼不两立！所有曾任职伪北大者一律扫地出门！对此，有人一哭二闹三上吊，认为他们保护了北大基业。周作人也将傅斯年的呵斥称作“驴鸣”。

但是，傅斯年的决定得到了广泛坚定的支持。

第三是己与人的界限。天下事纷纷扰扰，但将其归类无非三种：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的事。老天的事，非人力所能为，不自量力只能自寻烦扰，应该采取的态度是：顺天而为，乐天知命。有道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自己的事，就是自己职责范围和能力所及，必须倾尽心力做好的事情。做不好这些事情，你就失职了。一个连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都做不好或不尽力的人，是无法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社会的承认的。他人的事，是他人职责之内的事情，你有能力解决也不能贸然干预，否则你就越界了。他人愿意或能够将事情处理到什么程度，那是人家的事。不管你是出于怎样的善意，征得他人的同意是施以援手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