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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素知觉论普里莫·莱维幸存回忆录中的肉身“即刻性”伦理

2021-01-06丁鹏飞

天府新论 2021年6期
关键词:莱维奥斯维辛维纳斯

丁鹏飞

纳粹大屠杀的特殊性在历史知识话语中已被等同于“恐怖”与“不可理解”,以至于其中含有的欲说还休的伦理意味已成为人们回避这一浩劫的方便理由。感觉上的极端与理性上的溢出,虽是探究事件伴随始终的情感经验,却逐渐在其话语定势中塑形为一种静态化的定论,衍变为后来者望而却步的历史禁区,回避了事件之特殊性与生活世界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为了避免这一可能发生的背道而驰与束之高阁的历史误区,从奥斯维辛幸存的意大利籍犹太人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 1919—1987)的《这是不是个人》(Sequestoèunuomo,1947)与《缓刑时刻》(Lilitealtriracconti, 1981)的回忆录书写,无疑成了见证事件的活档案,且引发了来自战后西方智识世界不同学科连绵不绝的回音。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分析此浩劫的研究成果中对此评估道:“普里莫·莱维是最完善的见证者案例”(1)Giorgio Agamben, Reman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Daniel Heller Roazen Trans., Zone Books, 2012, p.16.。

这一在开启的同时又合闭,使人难以释怀的见证性卷轴让欧文·豪(Irving Howe)坦言:“他知道有些事可以说,有些事不可以说。他用清雅简洁的散文,鲜少追求‘大意义’或‘超越’的雄辩”(2)普里莫·莱维:《若非此时,何时?》,翁海贞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第6-7页。;朗格(Lawrence Langer)认为,比起试图去理解事件,莱维更为关注的是让读者芒刺在背,在死亡集中营给人类行为光谱新增的道德阴影中思考发生了什么(3)Lawrence Langer, “The Survivor as Author: Primo Levi’s Literary Vision of Auschwitz,” New Reflections on Primo Levi: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Risa Sodi and Millicent Marcus Ed.,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134.;“在声音和沉默、出场和离席,以及生与死之间的切换”自如,令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更是慨叹莱维的字里行间充盈着一种波澜不惊的道德反抗(4)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第14页。。尽管以上评论所凸显的莱维回忆录中的这一不可让渡的精微均衡感源自莱维卓越的智识经验,但过度强调这一点往往会遮蔽渗透在回忆录里更为原初也更为紧迫的肉身“即刻性”(immediacy)问题,后者与事件有着更为切肤的关联。

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认为,见证纳粹大屠杀,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就在于事件要求见证者呈现却无法呈现的感觉施压状态,及事件带来的摧毁一切伦理坐标的超出刻度(off-scale)的事后性。(5)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Georges Van Den Abbeele Trans., Oxfor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56.见证者一旦承担起见证的任务就必须避免将见证简化为再现,将动词缩减为名词。循名责实,再现是让某物从背景里浮现出来的表象化过程,因为再现从定义上讲必然预设了再现行为与被再现物间不可穿透的距离(6)Berel Lang, Holocaust Representation: Art within the Limits of History and Ethic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1.。在此意义上,真确的见证意味着置身其中,而大屠杀能否被见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判断依据,就在于见证者能否准确传递出这种充溢着情感强度却又无法置身事外的肉身“即刻性”问题。

因而,最终论文将要论证的问题是,如以肉身“即刻性”为源点,莱维的回忆录凭借怎样的知觉策略,才能从浑浊难明的集中营经历过渡到一种基于肉身而来的更为原初的均衡性见证?换言之,见证如要避免再现对事件的象征化缝合并通过张弛有序的扩散呈现事件本身的严重性,那么,回忆录中怎样的震荡性常量才能够传递这种岌岌可危的肉身“即刻性”现象?根据对作家莱维回忆录的考察,并借助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对元素的现象学分析,既能呈现紧迫性又能给出伦理见证的这一中性之物,实际就是化学家莱维无所不在又力透纸背的元素知觉(7)虽然莱维本人的职业是化学家,但这却成为作家莱维写作的另一重身。他说:“我之所以写作,正因为我是个化学家;我的旧行当与我的新行当水乳交融。”参见普里莫·莱维:《他人的行当》,徐迟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89页。同时,莱维记叙战前与战后的回忆录《元素周期表》更能具体而微地说明莱维文学家与化学家的混合身份。。由此,文本摆脱了静态记录的信息功能,转向了事件性的动态刻录,在一种惊人的历久弥新中,幸存者莱维的回忆录让不同身份的读者因置身其中的绝对客观性而被“感染”,并作见证。

一、消解外在性:从无用的暴力到被穷竭的元素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让·埃默里(Jean Améry)并不同意阿伦特就艾希曼案件得出的“平庸之恶”这一观点,他说道:“当事情挑战我们的极限时,要谈的不可能是平庸,因为这里不再有抽象,也没有逐渐接近现实的想象力”(8)让·埃默里:《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杨小刚译,鹭江出版社,2018年,第61页,第62页。。换言之,埃默里反对阿伦特的地方在于,“平庸”一词还不能准确描述一个党卫军官员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只有在与现实的“亲身”接触中才能理解那要多于“平庸”一词的东西。因此,埃默里说道:“一切都自然而然,但只要我们被撞进了现实,现实之光使我们盲目,直到把我们伤得体无完肤,就没有任何事情理所当然”(9)让·埃默里:《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杨小刚译,鹭江出版社,2018年,第61页,第62页。。同样,对莱维而言,这种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首先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亲身”性问题。历史现实是,从沿途疯狂捕获到精准投放至奥斯维辛的整个法西斯运动,给囚犯带去的不是单义的政治压迫,而是一点一滴的对肉身进行循序渐进地复义化清洗过程,屠杀行动实际从抓捕的一刻就已开始发生。

对亲身经历浩劫的莱维而言,大屠杀事件不是一个认知性的恐怖结果,而是一个岌岌可危的肉身化恐惧过程。作为文学家的莱维在回忆这一经历时,实际上端赖的却是化学家莱维的感知结构,即肉身本已是“环境”的这一觉识。将肉体肯认为由元素包孕并撑起的环境在于指明肉身与世界的“介入”关系,在于指认肉身“依附于外在性”(10)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第118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12页。这一不可回避的实在。肉身即是水、空气、食物、阳光这一绝对暴露在外的物性现实,而这种养育且沐浴着自我,并让自我从晦暗不明的质料中滋生出一个肉身的元素基元,正是列维纳斯所言的“置身其中,恰恰有别于‘思考’”的条件和在先性(11)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第118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12页。。肉身正是后者在我这里驻留的片刻,后者的稀薄与丰盈决定着我的生死。临近遣送的前一夜,看到正为旅途准备食物的母亲们时,莱维问道:“假如明天他们把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一起处死,难道今天你们就不给他们吃东西了吗?”(12)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第7页、第12页,第132页。

内在于元素的肉身同时也揭示了肉身难以企及的外在性,以及自然随其外展的不可被表象所统括的伦理边界。列维纳斯说道:“断言人内在于制约他——支撑他和包含他——的世界……意味着肯定事物与人相对而言具有外在性”(13)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第118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12页。。然而,相比于对结果性恐怖的关注,人们往往忽视的就是法西斯从旅途的闷罐车一直延续到集中营的,对作为肉体条件的这一元素基元的注销行为,其所呈现出的特征却又并非具体而微的政治指令,而是莱维在评论集《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所言的,不受约束却又如影随形的“无用的暴力”。

在回忆录中,莱维叙述了在五天毫无目的的旅程里,作为元素性的肉身如何从“每当火车靠站,我们都大声嚷嚷着要喝水,哪怕是给一把雪。可是很少有人听见我们喊叫,押送的士兵们驱赶着任何妄图走近列车的人”,到当从列车下来进入一间大屋子时,结果却是“我们疲惫地站在那里,一只自来水龙头滴着水,而水却不能喝……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着”的生理困境。(14)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第7页、第12页,第132页。在评论集里,莱维将这一旅程不断拉长,空间不断缩小,人数越来越多,从食物、空气、水日渐匮乏,到德国当局故意断绝沿途补给的一列列遣送囚犯的闷罐车厢,看作第三帝国押送人体物资的“流动的监狱”,很多人因缺乏这些基元性元素的供给而在沿途遇难(15)普里莫·莱维:《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18-121页。。将肉身这一环境性存在清空的过程,实际是将肉身与托举肉身的元素基元割裂开来的行为。列维纳斯讲道:“任何关系或占有都处于不可占有者之内,后者含括或包含(前者),却不能被包含或含括”(16)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第118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12页。,肉身就是深度自身。也因此,与大地不断分离的闷罐车厢,不仅加深着囚犯的生理痛苦,也加剧着其心理痛苦。更为致命的是,与日常可见的暴力行为不同的这些无形的暴力,并没有可以遵循的经验线索,它起到的作用只是隐蔽地将自持性的元素世界置换为风险性的资源世界。在这一异己化的世界里,很多囚犯还未到站就已神智失常。

到站并不意味濒临绝望的肉身获得了转机,相反,集中营只是流动监狱的固态化,或者反过来说,肉体在这一看似固态化的境遇里,面对的却是时刻濒临流逝的另一重绝境。“正如我们挨饿的程度,并非像谁错过一顿饭那样的感觉,同样,我们挨冻的程度也得用一个特别的名词来形容。我们所说的‘饥饿’、‘劳累’、‘惧怕’、‘疼痛’,我们所说的‘寒冬’,完全是另外一码事”。穿着单薄的衣衫,却在严冬扛起超出体力极限的重物,无休止地在空旷的大操场上进行早晚点名,用来休息的棚屋却又如蜂窝一般难以立脚;邻近奥斯维辛的布纳工厂因强迫劳动虽然死了无数人,但四年过去却未生产出一公斤合成橡胶;不论是阳光般的温暖,还是开放性的空间,以元素为生的肉身都在遭遇着无用的穷竭,而饥饿又是这一穷竭过程中最不堪忍受,却又最能准确传达肉身即外在性的普遍事例。

起床的时间总是过早,莱维回忆道, “为了节省时间,许多人像野兽似的边跑边撒尿,因为五分钟之内就要开始分发面包,那神圣的灰黑色小方块”,以至于“晚饭分发结束已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还有几个人在执著地刮擦已经发亮的饭盒底部,在灯光底下仔细地把饭盒转了又转,专注地皱着眉头”(17)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第55页,第58-59页,第75页,第141页,第54页,第69页。。修辞语“神圣” “发亮”确证着列维纳斯所说的“食品的实在性对任何被表象的实在性的盈余,这种盈余并不是量上的,而是自我、绝对的开端发现自己被悬挂在非我上的方式”(18)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第112页、第84页,第116页,第138页,第89页、第94页,第117页。。也正因此,神话中坦塔罗斯喝水水却退去,进食但带果实的树枝却离去的“超现实”处境,虽是受难者群体夜晚无休止的梦(19)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第55页,第58-59页,第75页,第141页,第54页,第69页。,却也正是莱维与其难友在集中营面临的实在性的肉身现实。悬挂于元素这一“无形式的内容”上的肉身,虽然自始至终都居于一个自身即是条件的无形式背景里,却依然如列维纳斯所指出的,“依赖性的存在者从这种例外的依赖中、从这种关系中,引出它的独立本身,引出它相对于系统的外在性”(20)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第112页、第84页,第116页,第138页,第89页、第94页,第117页。。这一独立的外在性指控着诸种以宏观与微观法西斯主义为面具的压榨性暴力。

对“外在性”的呈现,是通过揭示在作为质的元素中生存的这一绝对的感受客观性而完成的,“我们并不是认识而是体验感性的质:这些叶子的翠绿,这落日的殷红”(21)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第112页、第84页,第116页,第138页,第89页、第94页,第117页。。我们是在沉浸于一个无挂无碍的背景中的自在运动,就像难友坦普勒“对民工喝的菜汤有一种绝佳的敏感,如同蜜蜂对于鲜花一样”(22)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第55页,第58-59页,第75页,第141页,第54页,第69页。沉浸在“与元素的植物般的交流中”(23)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第112页、第84页,第116页,第138页,第89页、第94页,第117页。。D. H. 劳伦斯曾言,人们呼吸却不知自己呼吸,其中没有一个将你引介到某个指定目的并同时抹去你的类似系统。生活并没有法西斯主义的民族精神与国家信念以及营墙上写给囚犯的“劳动使人自由”之类的抽象目的,生活是享-受, “人们生活着(vit)他们的生活(vie)”,正如“我们享用的事物并不奴役我们,我们享受它”(24)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第112页、第84页,第116页,第138页,第89页、第94页,第117页。。列维纳斯分析的享-受,不仅指明了肉身与元素世界的同时性(作为开端的肉身即是有世界),同时也指明了肉身相对于元素基元的受赐性(有世界的肉身始终命悬一线在他异的元素上)。故而,莱维后来写道,“一个姗姗来迟的春天总算到了,阳光开始变好的时候,有一个不用工作的星期天下午,它就像桃花一样既脆弱又珍贵”(25)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2页,第79页。;驱散奥斯维辛无时不在的死亡阴影的那束光,总在熄灭的尽头摇曳着。

肉身与元素所形成的这种同时性和受赐性的关系即是外在性,这种列维纳斯所言的“不带有任何显现者的显现”已是置身其中的伦理感受性,就像不是“一开始就曾经有饥饿;(而是)饥饿与食物的同时性构成享受最初的天堂般的条件”那样,“它既与它的终点相分离,但又已经朝向这一终点而去”(26)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第112页、第84页,第116页,第138页,第89页、第94页,第117页。。肉身就是这种与元素基元息息相关的生生不息的有世界过程。当莱维出乎意料地从民工洛伦佐那里收到从家乡寄来的秘密食物时, “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包裹就像一颗流星,一个天堂之物,充满了象征意味,无比珍贵,有一股巨大的冲力”(27)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第55页,第58-59页,第75页,第141页,第54页,第69页。;或者,在集中营与难友蒂施勒虽为同一天生日,却不知明天是死是活时,难友切下一片苹果送给莱维作为礼物;或者,不论下雨、刮风还是忍饥挨饿,元素基元却又总在一种“及时性”的补偿中,让莱维与难友们“驻足停留在绝望的边缘上”,而不会试图自杀的有世界之感(28)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第55页,第58-59页,第75页,第141页,第54页,第69页。。外在性不是孤立无援,而是永恒自在,正如列维纳斯所言:“生享受生本身,就好像生既以那能使其生延续者来滋养自身,也以生本身来滋养自身一样”(29)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1页。。

相较而言,在法西斯制造的奥斯维辛无世界化的过程中,无条件的元素世界却被无用的暴力颠倒过来,万物都要与这暴露于外的血肉讨价还价。就像莱维侥幸从医务室出来后的感受,受难者像个新生儿一样“感到自己被骤然抛到太空星际的黑暗和冰窟之中”(30)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第55页,第58-59页,第75页,第141页,第54页,第69页。。故此,在难得能够享-受休息的间歇,却又不得不再次没入冰天雪地去劳动时,莱维痛苦地说道: “啊,真想能大哭一场!要是能像以往那样旗鼓相当地迎战疾风就好了,而不是像在这里,我们跟没有灵魂的虫子似的!”(31)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第55页,第58-59页,第75页,第141页,第54页,第69页。虽然没有一个近在咫尺的敌人,却又遭遇着无时不在的肉身性穷竭,无用的暴力潜移默化地耗损着肉身,让其处在废弃、无用的边缘。而在肉身从新生儿到虫子的骤变中,纳粹党卫军却既置身事外又隔岸观火,最终的灭绝行为需要一种不费吹灰之力的“游刃有余”。

正是在这样一个漠然无情的凶险荒原,无意中从洛伦佐那里收到一封母亲的隐秘来信时,莱维才会说: “来自甜美的世界的信在我的口袋里燃烧”(32)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4-45页。。但这种感情强度却依然是转瞬即逝的。在奥斯维辛,甜美的元素世界无时无刻不在遭遇着大规模的降解。肌体衰竭的瓦尔特,变成一堆残骸的难友拉克玛克尔,以及像木头衣架的莱维就是其压榨的结果。“身体的匮乏——它的需要——把‘外在性’肯定为非构造的,肯定为先于任何肯定的事物”(33)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第123页,第122页,第183页,第123页,第100页,第88-90页,第129页,第94-95页。的这一实在,同时也揭示了“那转向我的元素的面所隐藏者,并不是可以启示自身的‘某物’,而是不在场之日日新的深度,是没有实存者的实存,是地地道道的非人格者”(34)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第123页,第122页,第183页,第123页,第100页,第88-90页,第129页,第94-95页。。当易逝的无面元素所蕴含的有世界的幸福潜在性,在奥斯维辛被彻底剔除,而“背信弃义的基元以抽身而退的方式给出自身”(35)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第123页,第122页,第183页,第123页,第100页,第88-90页,第129页,第94-95页。时,剩下的就是肉身在消逝这一莱维感受到的,“深知自己的末日就将来临”(36)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第127页,第77页。的日日新的恐怖。被限制在奥斯维辛意味着天空是明暗难辨的,风是有去无回的,泥浆是黏附的,雪花是冰凉的,雨是断断续续的,太阳是血红的,“在世界的织体中,他几乎是无”(37)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第123页,第122页,第183页,第123页,第100页,第88-90页,第129页,第94-95页。。人不是先有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信念和民族精神,人首先且已经是一个被承载且承载自身的肉身,他的这一从元素基元走出的遍在性的有世界存在,在奥斯维辛并无容身之地。

二、元素的极化:从伦理活性的丧失到人格性死亡

虽然元素基元有其自始至终的无定性非人格维度,但这一维度并不取消“在元素中已然幸福的享受,并且只是这种幸福才使得享受对不安敏感”(38)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第123页,第122页,第183页,第123页,第100页,第88-90页,第129页,第94-95页。,才生出伦理知觉,才会有世界。依据列维纳斯的分析,不同于生命哲学或种族哲学使个体稀释于总体中的人格概念,享-受维系着一种让总体失效的“分离人格”的产生(39)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第123页,第122页,第183页,第123页,第100页,第88-90页,第129页,第94-95页。。享-受,有着不受侵犯、施人与善和匡正秩序的伦理格律,是莱维与难友在经历轰炸后却不允许进入防空洞,“上百次地从被踩踏过的土地上挑选稀疏的雏菊和春花菊,默默无言地把它们放在嘴里久久咀嚼着”(40)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第123页,第122页,第183页,第123页,第100页,第88-90页,第129页,第94-95页。时的人格“酝酿”之地。

诸如享-受空气、阳光、美景、睡眠等行为在列维纳斯的分析中都有着享用食品元素的意向结构,这些既非手段又非目标的实存不会被法西斯主义“实用的模式论”所穷竭(41)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第123页,第122页,第183页,第123页,第100页,第88-90页,第129页,第94-95页。;因为我不是在使用某个独立于我的对象,而是置身于分子汤中,置身于易逝的食品却总是历久弥新中。这是休戚与共、能够天长地久的元素世界,“它支撑着它自己的表象,但是在它之中,自我又再次发现自己。在构造的两可性中,被表象的世界制约着表象行为;构造的两可性是那不仅被设定,而且自己设定自己者的存在样式”(42)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第123页,第122页,第183页,第123页,第100页,第88-90页,第129页,第94-95页。。这也是与第三帝国的命运之神“分离”开来的非神论,是人在“经由依赖而独立”的需要中,能够超越法西斯主义“消灭不值得活的生命”这一生理学设定的自在性人格(43)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第123页,第122页,第183页,第123页,第100页,第88-90页,第129页,第94-95页。。这种由元素基元酝酿并活化的“有世界”人格即便在密封的奥斯维辛也有着萌发的气孔,即使它像昙花一现般是短促的。

在集中营日复一日食不果腹的境遇中,莱维与难友们却如获至宝地寻觅到一只盛满菜汤的五十升的大锅,那时竟也是奥斯维辛稀有的晴朗之天。由于出乎意外的满足,莱维回忆道,“至少几个小时,没有发生争吵,我们觉得大家相互都很友爱”,都沉浸在一种思念家人的自得其乐的人格主权中。正如列维纳斯所说, “在享受中颤动着的自我的主权的特殊之处在于,此主权沐浴在一个环境之中,并因此经受着影响。这种影响的独特性在于:享受之自治的存在者,可以在它粘连其上的享受本身中显露为被它所不是者所确定,但同时享受又并不被中断,并没有暴力产生其中”(44)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页,第148页,第128页,第93页。。在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和光同尘的元素世界,元素以一种中性化的方式成为肉身的酵母,让沐浴其中的肉身发起酵来,也让人格中的与世无争性愈加醇熟且漫延开来。

与世无争不等于坐以待毙,相反,它是法西斯主义不能捕获的“大全”。在赎罪日(奥斯维辛并无犹太教的赎罪日),埃兹拉走到营房长奥托面前请求将属于他的食物保存起来,而在并不太坏的奥托驳斥这不是关于吃而是喝的问题时,埃兹拉却说道:“如果一个人吃东西时比约会时还要小声,喝东西时声音不超出齿颊之间,那么他就不会招致神圣的惩罚”(45)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9-70页,第70页,第78页,第14页,第127页,第42页,第42页,第14页。。这一即使在奥斯维辛也置身其中却没有任何元素属于我的谨小慎微,实现了莱维思忖的这项传统所欲以保持的在“律法的周围立起一道围栏”,以防备无处不在穷竭一切的法西斯恶魔“从围栏的缝隙里溜进来把律法淹没”(46)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9-70页,第70页,第78页,第14页,第127页,第42页,第42页,第14页。。在莱维为迈尔女士修理好自行车,而后者递给他一个煮熟的鸡蛋与四块糖的间隙说到圣诞节快到了时,莱维思忖这话可能意指当时德国人都没有勇气吐露的东西。在中性化的元素连结起莱维与迈尔女士不相称的身份地位时,“打破一种思维定式”(47)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9-70页,第70页,第78页,第14页,第127页,第42页,第42页,第14页。的人格经验就被这刹那间的大全式涌入激发了出来。

在已为条件的元素世界及其肉身中的与世无争也不等于无动于衷,相反,它是法西斯主义无法扼杀的共-享的无条件“介入”。“享受的主权用对他者(元素)的依赖滋养其独立”(48)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页,第148页,第128页,第93页。。这最后一次即第一次的实在性决定了“那时我们日夜随身携带汤勺,为任何未必会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就像圣殿骑士带着他的佩剑”(49)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9-70页,第70页,第78页,第14页,第127页,第42页,第42页,第14页。;“享受通过牵连于它所享用的内容而分离。分离就像这一牵连的肯定成就那样进行着”(50)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页,第148页,第128页,第93页。,决定了虽然空袭不断但“还未被饥饿摧残得彻底无力的那些人,经常趁着普遍惊慌失措的时刻,到工厂的厨房和仓库进行格外冒险的探访(因为除了空袭的直接风险外,在紧急状态下进行盗窃者,会被处以绞刑的)”(51)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9-70页,第70页,第78页,第14页,第127页,第42页,第42页,第14页。。“每一次幸福都是第一次发生”(52)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页,第148页,第128页,第93页。的享-受释放出了无限的伦理活力及其自发的人格晕圈。它不同于在奥斯维辛横亘在人与元素间漫无边际的无用的暴力,它是肉身与元素共在的直接性。“此种直接性首先就是享受所具有的那种轻松自如,比饮用更为直接,沉浸于宜人环境之深处,沉浸于其充实与完满的无与伦比的清新之中”(53)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1页。。只有在这一意义上,当在奥斯维辛过于圣洁的班迪竟偷到一个萝卜送给走投无路的莱维时,我们就能够更为深切地领会“班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感受幸福的天赋”(54)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9-70页,第70页,第78页,第14页,第127页,第42页,第42页,第14页。,意指着怎样的伦理活力,而这种即使被纳粹奴役也依然被冬日的森林陶冶出的人格晕圈,使得班迪遭遇的苦厄都“从他的身边滑过,就像水流过石头”(55)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9-70页,第70页,第78页,第14页,第127页,第42页,第42页,第14页。。

然而,从埃兹拉到班迪,莱维捕捉到的这些元素基元酝酿伦理活性的人格瞬间,在奥斯维辛毕竟是微乎其微且难以自保的,这种一直帮助莱维的洛伦佐式的“久违的善”(56)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第120页。,正如莱维与难友让在领菜汤的路上回忆到的大海的气息,是“极其遥远温馨的事物”(57)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9-70页,第70页,第78页,第14页,第127页,第42页,第42页,第14页。。不论是大全式的定在所允诺的相安无事,还是介入式的行动所朝向的公平正义,由中性的元素极化出来的这种取之不竭的人格之闲散性,并由其活化着的共通体,在面对穷竭性的奥斯维辛时,则会毫无顾忌地以一种极度收缩的方式向其反面的极化转化,而它释放出的则是一种遍及奥斯维辛的虽生犹死的伦理濒危感。

这种肉身从我这里抽离出去以至伦理意识衰竭的感觉经验,自然对应了莱维的元素伦理知觉。因为在奥斯维辛,束手无策的受难者的道德敏感性“几乎一形成就马上消散了,就像在风中抽烟,只在嘴里留下空洞的饥饿的滋味”(58)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今天能吃到多少食物,会不会下雪,是否有煤要卸,而遥远的将来的问题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没有任何迫切性。”(59)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伦理感觉无法驻留有时也会以飘忽不定的方式,呈现在以元素基元作为无法置换的背景知觉中。莱维与难友们在去布纳工厂的路上虽然遇到了弥足珍贵的好天气,但在莱维平铺直叙的视觉景象中,却也流溢着一种与元素世界断裂开来的肉身落空感:

中午见得到远处的山脉。西边是奥斯维辛的钟楼,熟悉而又不相称(这里居然有一座钟楼),四周围都是受控制的防空拦截气球。布纳工厂的烟尘凝滞在凛冽的寒风中,还看得见一排覆盖着绿色森林的低矮的丘陵。这使我们的心揪了起来,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边就是比克瑙。我们的女人就是消失在那里的,而我们很快也会消失在那里。不过,我们没有看它的习惯。(60)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

仿佛近在咫尺的清新山脉和绿色丘陵却因为比克瑙灭绝营而远在天外,有一种朗西埃所言的“并不让人看,而是强加在场”的“可见物的平等性”被撤销了(61)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8-159页。,取而代之的是“隔着鱼缸的玻璃壁看鱼时”(62)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的法西斯主义的目光。它所导致的后果就是难友贝拉还在描述“他在匈牙利的乡下长满玉米的田野”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变成了“不远的田野里的一抔骨灰,只剩下名册上的一个编号而已”。(63)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

在这种“不被许可的简化”(64)普里莫·莱维:《缓刑时刻》,谢小谢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85页。中,在肉身总不属我的解体过程中,出现了“你旁边同伴手里拿着的面包似乎很大,可到了你的手里却小得可怜”(65)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的意识恍惚。对置身其中的外在性的消除使得奥斯维辛的人格类型出现了两极化的发展。一种是莱维看到的从无能为力到听之任之的麻木的努尔·阿克泽恩,他“如同在池塘岸边发现的某些昆虫的蜕皮,靠一根细丝挂在石头上随风摇曳着”(66)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另一种是从孤立无援到脱颖而出的兴奋的埃里亚斯·林京,他“整个脸像是公绵羊的一只脑袋,是一种适合用来打人的工具。他的身体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兽性”(67)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在奥斯维辛,前者会被淹没,后者会被拯救,而介于既不会像前者无欲无求,也无法像后者神动色飞间的其他人格类型,则处在一种垂危的起伏不定中:

四周的一切都对我们含有敌意。我们头顶上阴云滚滚,令我们见不到阳光;满眼都是惨淡冰凉的铁轨,看了令我们揪心。无边无际的铁道,永远见不到它们的尽头,可我们感到四周围都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无情地把我们与世界隔开了。而在脚手架上,在运营的火车上,在街道上,在挖掘的地方,在办公室里,见到的是人和人,是奴隶和主人,主人和主人,奴隶和奴隶;一些人恫吓另一些人,一些人激起另一些人仇恨,一切其他的力量却沉默着。(68)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

一种列维纳斯所言的沐浴在元素中的“先定和谐”瓦解了,一种置身其中的“未被反思的素朴意识”崩塌了,一种“免除了对于无条件者的智性的寻求”却因此能够维系人与人之间伦理韧性的纽带断裂了。(69)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第119页、第118-119页。不再是与世无争中不受侵犯的“无为之为”,而是“所有的路子都蕴含着一种个体跟众人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斗争,许多路子需要付出不少越轨和屈服妥协的代价”(70)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一切都要有条件的奥斯维辛反转了元素基元赋予肉身的无条件性,及其自然流溢的“有世界”的伦理活性。在这里,人格是瞬间即灭的火花。

当这一难以维系自身肉身的精神处境成为常态,在面临又一轮的淘汰时,莱维写道,“不能说由此产生了一股灰心丧气的浪潮。我们集体的精神状态太淡定、太迷惑了,谈不上不稳定”(71)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第71页,第112页,第74页、第91页,第32页,第37页,第99页,第36页,第95页,第134页。,而在另一个故事里,当分派囚犯去他们不愿去的氯化镁车间劳动时,“队长抓起一块砖头,扔进那人堆里:那些人笨拙地躲避开了,但没有加快步子。而这几乎成了一种惯例,每天早上如此,队长不见得是出于一种明确的害人的意图”(72)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47-148页,第127页,第136页、第14页,第139页,第140页,第183页。。仿佛罩上了一层看不见的玻璃,或如莱维刚到集中营就感受到的它那水族馆或梦境的特质一样,元素世界在走向一种无法察觉的标本化,而生根发芽于元素基元的伦理活性也走向了枯竭。在“遭受了太多摧残的我们,都顾不上真正惧怕什么了”(73)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47-148页,第127页,第136页、第14页,第139页,第140页,第183页。之后,纳粹党卫军的灭绝行动演化成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坐收渔利。

三、作为无中生有的见证:活着的静物画

在莱维“似乎一切都跟每天一样,厨房像平时那样冒着烟……没有人能逃脱筛选,而当被淘汰的人前往毒气室时,也没有人看见他们走”的“稀松平常”的描述中,却潜伏着伍德所言的足智多谋,“如同你稍稍远离旺火、遽然感受到的那种寒意”式的见证。(74)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47-148页,第127页,第136页、第14页,第139页,第140页,第183页。一般而言,幸存者对纳粹大屠杀进行见证的心理机制之所以是未完成的,除了自身经历事件后的创伤症状外,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事件本身内含的受害者禁区,一个在幸存者回忆录中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区域。如何让这一沉默的区域不沉默,实际就是见证星丛中的核心主旨。幸存者经验与受害者经验间的无法置换性,这一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所言的“共情性不安”(empathic unsettlement)(75)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1.,决定了幸存者相对于受害者的伦理落差。幸存者如要为受害者做见证,实际上见证的即是这一伦理落差引发的伦理“余绪”:一种不可灭绝的事物在涌现。“这种威力被吸收在描写的冷漠感人法中,将意志和意义溶化在一连串的微小感知中,而在这种感知中,主动性和被动性已经不再清晰可辨。”(76)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第159页。

朗西埃所言的“每个感知都带有整体的威力”(77)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第159页。的这种叙述方式,之所以又会反过来迫使不可再现的在场,就在于受害者总已是置身其中的肉身,总已在被造中成其自身。在筛选结束后,莱维回忆到,被淘汰的人可以领取到双份饭菜的这一规定虽然令人匪夷所思,但被淘汰的齐格勒仍然待在原地,直到“当他领到双份的饭菜后,就平静地走到铺位吃起来”(78)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47-148页,第127页,第136页、第14页,第139页,第140页,第183页。。接着,莱维写道,“现在每个人正专心致志地用勺子刮着饭盒,想把最后剩留在底部的菜汤碎末掏干净,由此发出的一阵金属刮擦的响声,意味着一天结束了”(79)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47-148页,第127页,第136页、第14页,第139页,第140页,第183页。。将触目惊心的事件缝纫在不动声色中的叙述,却依然在显露着一种坚定不移的“有”的缝痕。列维纳斯说道,“咬面包就是品尝之所表示者本身。品尝就是一个能感受的主体变为[占据空间的]体积的‘方式’”(80)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0页。,“身体就是分离的机制”(81)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2页,第92页。。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齐格勒以及下次筛选不知是死是活的受难者,却依然在重复着“水落石出”的肉身化构造活动的这一事实,激烈地证明着“我之所为与所是者,同时也是我所享用者”(82)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2页,第92页。。

即将溃灭的党卫军撤营后,集中营所剩物资极度匮乏。然而,面对近在咫尺的胜利,一个匈牙利老人为了获得埋在地下的土豆,却又即刻间死去了,“他僵硬地躺在那里,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他的脑袋和双肩横在土堆下,肚子贴着雪地上,双手伸向土豆”(83)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2页,第92页。。死者的“伸向”显露出了肉身存在的整个伦理晕圈,因为它“已经由于其直立着的、为高度这一方向所吸引的身体而出离了纯粹的自然。

这并不是人类的经验幻觉,而是其存在论的生产,是不可消除的见证”(84)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在回忆录中,这一在享-受非我的元素基元的同时,也在出离一个身体的肉身性无止境运动,在难友施姆莱克听到莱维询问瓦尔特有关毒气室和焚尸炉时达到了顶点,施姆莱克“腾地坐了起来”(85)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48页,第10页,第139页,第4页。。

“无中生有”的腾跃确证着列维纳斯所言的非暴力的“人类的自我主义”(86)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而施姆莱克的腾跃“就是那决定绝对他者之在场的总体的破裂具体实现出来的方式”(87)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可以看到,虽然甜美的元素世界被置换为穷竭性的灰色世界,从而为党卫军不费吹灰之力的最终灭绝行为做好了准备,但它依旧从背面昭示了一个谁也无法从中逃离的外在性现实,即悬挂于元素基元上的肉身成全着“我在大地上的安置,就是说,赋予我——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样一种观看:这种观看已经且将一直由我所看到的图像本身支撑着。以身体的方式安置自己,就是接触大地,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这种接触已经被安置所制约,且脚踏在由这一脚踏活动所勾勒或构造的实在之中,似乎一个画家察觉到他正从他在画的图画中走出来”(88)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列维纳斯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齐格勒站在原地“不动”,匈牙利老人“伸向”食物以及施姆莱克“腾地坐了起来”的动词所含有的肉身厚度。这种无中生有的见证,以一种总已先行于我但又助推我的宁静之力展开,而它的场所是自身“即是置放”的肉身,“它并不位于一个预先给予的空间之中——它是定位事件本身在无名存在中的爆发”(89)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6页,第40页。,是一幅幅活着的静物画。

在元素基元隐退的同时涌现出肉身的出离过程,并没有遮蔽生活再返回生活世界的入定过程。作为无中生有的静物画不仅有其出离的一面,也有其入定的一面。“艾米莉亚就这样死了,她只有三岁……一个富有好奇心,大胆、快乐又聪明的女孩,一路上在挤满人的车厢内,她的父母亲设法在一只锌制的大盆里给她洗澡,所用的温水是非同寻常的德国火车司机允许他们从蒸汽机车上接下来的,那是把大家引向死亡的机车”(90)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难友施姆莱克最终也没有逃脱筛选,但在离开时却将汤勺和小刀留给了莱维;萨特勒鬼使神差地被选中,“一个粗壮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二十天之前他还在自己的家;萨特勒不懂德语,对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晓,他正待在一边补自己的衬衣”(91)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元素有其非人格、令人不安的难以预料性,但根据列维纳斯的思考,施姆莱克的汤勺和小刀,盛放艾米莉亚的锌制大盆,为萨特勒遮羞挡寒的衬衣,仿佛依然是从质料性元素基元分离出的肉身的延长,它们依旧是勾勒并托举一个肉身存在者的蕴蓄活动,依旧在肯定着“对于时间的权力,对于那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的权力——对于将来的权力”(92)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

人类使用的器具、衣装等元素性事物“并不在消耗和使用它的享受中被耗尽”(93)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不是单义性的容器,而是以一种置身其中的方式,展露着其古老的历久弥新,“对于一个士兵来说,面包、衣物和床不是原料,它们并不‘为了……’,它们就是目的”(94)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士兵融进在他的生活里。作为不断扩容的内在性生活亦如此,其真实原因在于,当人沉浸在与它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也通过隐遁于无的方式而活着,就像一个在素描的过程中消失在白纸里的画家一般。非人格的元素在进入形式而落定下来的过程中,浮现出的并非一个资源争夺性的法西斯主义世界,而是一幅每个人在应分之分的占有中构织的如此这般的“静物画”(95)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其持存的方式就是在法西斯主义无法捕获的隐遁于无中,构造着一个共享的日日新世界的运动。在老弱妇孺到站就会被带向毒气室的奥斯维辛,被遣送前夕的母亲们,“却熬夜悉心准备旅途的食物,她们给孩子们洗澡,整理好行装,黎明时分,铁丝网上都挂满了晾在那里的孩子们换洗的衣物;而且她们也不忘带上尿布、玩具和小枕头,还有她们知道孩子们随时要用的诸多小物件”(96)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第97页,第98页,第108-109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0-141页。。母亲们的隐遁于无并非视而不见,而是一种让孩子们的肉身生生不息的有。列维纳斯讲道:“在世界似乎要分崩离析,死囚喝下他的断头酒的那一刻,我们依然严肃地对待着世界,依然在作出理智的行为举动”(97)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3页,第87页。。

面对施姆莱克的死,莱维说道, “瓦尔特和我彼此都躲避着对方的眼睛,我们久久地缄默不语”(98)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第145页,第144页,第145页,第50页。。因为,进入元素这样一个非我的背景中去享-受的同时,也隆起了一个身体,长出了一张置身其中却四处张望的脸。莱维和瓦尔特的闪避,证实着这一超出自身的外在性,自我躲避不了自我的悖反性。转瞬即逝的无面元素在经过一个肉身时却出落出一张脸,这张脸在没有说出之前就已是说出的“现实”,在莱维叙述克劳斯的故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藏。克劳斯和莱维在奥斯维辛的淤泥沟服苦役,克劳斯却不懂得节省体力,竟将一种小职员的职业操守带到了穷竭性的奥斯维辛。尔后,克劳斯试图因失手将泥巴铲到莱维身上而向后者道歉。由于缺乏对周遭环境理应有的警觉,莱维写道,“他不会在这里活多久的,这一眼就能看出,而且这显得像一种定理似的”(99)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第145页,第144页,第145页,第50页。。尽管奥斯维辛是于事无补的绝望,但陷落在雨中不谙世事的克劳斯的眼睛,却成了一个飘忽不定的谜。“我透过掉在眼镜上的雨点儿,见到他的眼睛,那是克劳斯这个人的眼睛”(100)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第145页,第144页,第145页,第50页。,那也是莱维在奥斯维辛被脸“临到”的无中生有的一刻。这张依赖于元素又出离于元素的思维之“物”,这张静物“画”,以纠缠不休的事后性方式,促使莱维不由自主地欺骗克劳斯,说梦见克劳斯来到自己家里,并得到了热情的招待。莱维在奥斯维辛的徒劳的“好客”虽然让克劳斯“听后激动得像决了堤的河水”(101)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第145页,第144页,第145页,第50页。,但“决了堤的河水”却也惊人地证明了从未定的元素基元中浮现出的一张定在的脸,即是食物(口)、空气(鼻)、空间(眼)、物体(耳)这样一个遍在性的有世界的过程,而不再是党卫军在间隔的一秒钟内能够从元素世界撤销的物件。一张脸的陷落意味着整全世界的陷落,而脸是飘忽不定的元素尘埃落定的“辉煌”时刻,是元素基元无条件的给予性。当莱维与瓦尔特彼此逃避对方的眼睛不知所措时,莱维写道,“然后瓦尔特问我,怎么能把分到的面包保存得如此之久,并且对我解释说,他通常是把面包竖着切成长片,这样就更容易在上面抹上人造黄油”(102)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第145页,第144页,第145页,第50页。。

置身其中已是见证,“我不仅仅有一个身体,而且我即是一个身体”(103)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沈萼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第145页,第144页,第145页,第50页。,且这依赖于元素的身体在依赖中撑起了一张睁开眼睛的脸。元素基元作为肉身无法消除的景深,使得莱维的见证成了一系列的定格,进而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凝聚住了在奥斯维辛时刻濒临解体的受害者。见证不再是无法回忆之物,而是保藏“活着的”自在之物。渗透于莱维回忆录中的元素知觉通过勾勒一个个总在实显中的肉身,见证着不能被奥斯维辛穷竭的他者。作为肉身消逝其中的未定性又作为肉身存续的基元,莱维的回忆录借助元素这一中性常量固有的震荡性,在呈现奥斯维辛肉身的垂危性的同时,也在见证着肉身的自发性涌现。二者虽一体两面,但也揭示了谜底即谜面的伦理觉识,如莱维所言:“我们必须从头‘发明’我们的反法西斯,从我们的根创造出来”(104)普里莫·莱维:《元素周期表》,牟中原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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