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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特点分析

2021-01-06张旭峰王心怡邵震琪

时代人物 2020年30期
关键词:华尔街日报数量防疫

张旭峰 王心怡 邵震琪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苏州 215009)

自2019年12月以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2020年1月12日,这种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2019-nCoV”。

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报告,“美国和中国经济影响力排名分别位居世界第一、第二。对于中国的政策和新闻,西方社会越来越关注”。在全球疫情严峻形势下,中美两国的防疫态度与政策、及其在防疫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对全球疫情防控产生极大影响。本文以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中涉华疫情的报道为样本,研究美国重要媒体对华疫情报道的重视程度、关注重点、态度倾向等,可以为我国防疫舆情提出一定的建设性参考。

研究方法

选择《华尔街日报》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该报为美国付费发行量最大的财经报纸,报道以深度见长,对题材的选择也非常谨慎。通过研究《华尔街日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知晓美国主流媒体对华疫情的态度等。

样本选择

由于2020年1月7日《华尔街日报》首次报道中国疫情,至2020年9月8日我国召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标志着抗击新冠肺炎取得阶段性胜利。因此样本选取的时间段为2020年1月7日至2020年9月8日。本研究以“病毒(virus)/中国(china)/武汉“Wu Han”为三组关键词,在《华尔街日报》官网的正报中进行搜索。获得相关样本 643篇,经反复筛选,剔除以下两类报道:1、只提及以上关键词但无描述重点的的新闻报道;2、报道主题为其他事物的新闻,最终获得 231 篇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

研究方法及样本界定

本研究以《华尔街日报》的涉华疫情报道为案例,研究其报道数量、篇幅长度、消息来源、议程设置、议题倾向。

本文对研究样本的界定为:在已筛选的报道中,以“篇”为单位,将每一篇报道作为独立的样本。依据样本中的显性内容进行判断,不涉及文字背后难以判断的暗讽、隐喻、暗示等层面。

研究发现

总体报道特点

对于《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总体特点,文章从报道数量、文章篇幅长度、文章中信息来源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报道数量

2020年1月7日至2020年9月8日,《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有关方面的报道共231篇,其中1月7日至1月31日报道数量为25篇;2月份报道数量为30篇;3月份报道数量为59篇;4月份报道数量为51篇;5月份报道数量为31篇;6月份报道数量为15篇;7月份报道数量为12篇;8月份报道为6篇;9月1日到9月8日报道为2篇。

图1 《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月报道数变化

总体来看,报道量呈山峰状。在1月7日~3月逐渐上升并达到顶峰,从4月-9月8日开始逐渐降低报道量。由于1月-3月正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因此《华尔街日报》对华疫情的报道数量不断上升。3月份后由于美国本土疫情大规模爆发、黑人乔治被警察跪压而死、美国大选等问题出现,注意力开始向其他版块转移,但在对华疫情版块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度。

报道篇幅

报道篇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对报道的重视程度。按照正副标题及正文的单词数,本研究将文章篇幅长度分为五个档次:第一档位为500 个单词及以内、第二档位为501~1000 个单词、第三档位为1001~1500 个单词、第四档位为1501~2000 个单词、第五档位为2000 个单词以上。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中500 个单词以内的报道数量为 64 篇;501~1000 个单词的有 116篇;1001~1500 个单词的数量有 31篇;1501~2000 个单词的数量有 8篇;2000 个单词以上的数量有 12 篇。

其中501~1000单词占比数量最多,约为50.2%,此类文章长度中主要议题选择是疫情对商业的影响,占比32.5%,其次是防疫措施,占比14.6%。500单词以内的报道数量次之,占比为27.7%,其中主要议题选择是疫情对于商业的影响,占比47.1%。体现《华尔街日报》侧重疫情对于商业的影响。样本篇幅长度平均值为813个单词,说明《华尔街日报》对于中国疫情的报道多以中短篇为主,内容精炼、观点主旨突出。

图2 《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长度

《华尔街日报》231 篇涉华疫情的报道中,信息来源分为以下:WHO及政府组织/WHO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政府官方及专家/内部人士或知情者/内部人士或知情者(模糊)/企业组织官方/完全未提及共计7个方面。

图3 《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内容来源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1、当消息来源于企业及其他组织个人,而非官方渠道发布的时候,我们将其归入内部人士或知情者一组。2、当消息来源于个人如“A american businessman who worked in China”之类未列出具体姓名的将其归入与内部人士或知情者(模糊)。《华尔街日报》消息来源最多的是政府官方及专家,占比约54.2%;其次为内部人士或知情者,占比约25.1%;内部人士或知情者(模糊)占比约9.7%,排名第三;WHO及政府组织和WHO等其他非政府组织占比相同均为4.5%;企业组织官方比例为1.6%;文章中完全未提及消息来源占比约0.8%。

可以发现,《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主要来源于政府官方及专家和内部人士或知情者,此类文章通常为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和报道,不掺杂私人看法,或是依据事实情况发表善意的建议和预测。例如政府在疫情发生后颁布暂时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以及检疫所有野生动物饲养中心。

而完全未提及消息来源以及内部人士或知情者来源模糊的占比和为10.5%,此类文章大多为消极的批判性文章。例如在2020年1月24日的报道中,作者描述了一位中国旅客认为政府处理疫情不力;丧失信誉,自身不再信任政府;人们在被封锁之后会恐慌和愤怒。但是对于该旅客的描述仅仅为一位坐在56岁父亲边上的龚女士。

议程设置

本文对《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的议程设置的判断依据为:1.文章标题;2.文章报道要点。经过整理《华尔街日报》231篇有关于涉华疫情报道的文章,其报道议题为“疫情现状/疫情对民众影响/疫情对商业影响/疫情对经济影响/疫情对他国影响/防疫措施/中国防疫制度/病毒来源/中国对外疫情援助/疫苗研制”共计10个方面。

图4 《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议程设置

《华尔街日报》报道数量最多的是有关于疫情对商业的影响,占比约30%。其中,大多数企业为美国企业,如苹果公司、福特公司等,部分企业为中国企业及其他企业,如华为公司以及LVMH集团等。该类报道大多数采用企业官方消息,或对于企业高管进行访问,报道现有状况的同时对之后进行预测,内容通常较为客观。例如,2020.4.17期对于LVMH公司的报道里,引用了LVMH首席财务官Jean-Jacques Guiony, (LVMH’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和HSBC的奢侈品分析师等人(ErwanRambourg,luxury analyst at HSBC)的言论,以及LVMH公司官方公布的四月份中国LVMH销售额大幅上涨消息,预测了中国消费者在四月份后对于奢侈品需求会增加,奢侈品公司对于渡过目前难关应当持积极态度。

《华尔街日报》报道数量第二的为疫情现状,占比约为14.2%,此类报道多以《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写稿,通常采用政府公布的数据并结合其所见所闻,描述疫情的进展。在研究时间段初期,该类报道数量最多。如中国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人数上升等问题。

《华尔街日报》报道数量第三的为防疫措施,占比约为15.4%,消息来源通常依据政府公布以及对内部人士及知情者的单独访谈。篇幅中等,一般为客观阐述事实以及采访内容,不涉及作者看法。例如,2020年3月5日的报道中,通过跟随武汉一线医生展示了中国武汉的防疫和医疗措施、流程,也重点描写了中国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量及压力非常大。

《华尔街日报》报道数量第四的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占比约为12.6%。该类报道通常以内容加个人分析的形式展现,多数呈现消极的态度。例如,Nicholas R. Lardy在分析过市场资料后,认为由于中国GDP债务高,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

《华尔街日报》报道数量第五的为疫情对民众的影响,占比约为9.3%,《华尔街日报》在此类报道上一般持客观态度,报道中国民众工作、生活等方面由于疫情而遭受到改变的事。例如,2020年1月24日报道了,在武汉封城消息发布之后,众多旅客挤在火车站渴望离开武汉的过程。

《华尔街日报》报道数量第六的为疫情对他国影响,占比约为5.7%。该类报道态度褒贬不一。例如2020.02.26期报道中讲述中国的感染人数下降,中国开始恢复部分与他国的贸易和解除部分旅行禁令,使得其贸易伙伴及其他国家受到的影响减弱,赞扬了中国政府防疫措施高效;但是越南、意大利等地出现疫情爆发,给全球经济以及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华尔街日报》报道数量第七的为病毒来源,占比约为4.5%。例如2020.1.27期报道了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来源于中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中。

《华尔街日报》报道数量第八的为中国防疫制度,占比约为2.8%。此类报道多从作者自己角度来判断中国防疫制度在本次中国防疫进程中的作用,得出的结论大多为消极结论。有的认为中国的制度反应缓慢,才会导致此次疫情状况十分严重;还有的认为中国的制度导致了中国表面上的稳定,实际情况可能严重的多。

《华尔街日报》报道数量第九的为中国对外疫情援助,占比约为1.2%,此类文章多为赞扬态度,肯定了中国在对外疫情援助上做出的努力。如在《中美团队合作抗疫》一文中,讲述了中美双方政府尽管在病毒来源、防疫问题等方面针锋相对,但是两国的医生,如来自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的安妮医生及其同事与来自中国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王建安及约10名来自武汉的医生等人通过虚拟会议、网络通讯等技术在防疫、治疗等方面精诚合作,相互交流学习,表现出了超越政治层面的责任和担当。

《华尔街日报》报道数量第十的为疫苗研制,占比约为0.8%,内容为报道疫苗研制进程,通常采用官方资料,内容多为客观描述,不含个人观点。例如2020年6月6日及7日联刊中报道:中美研制疫苗竞赛中描述了中美双方都投入大量科研经费,减少科研限制,为了更快的研发出治疗新冠病毒的疫苗。

报道倾向

(1)报道倾向定义

依照目前通行的定义,我们将报道倾向定义分为三类:积极的、客观的、消极的。

1)积极报道:文章整体是正面积极的,作者持赞扬、肯定的态度,对中国形象有加分的作用。如伟大的成就、高效。

2)消极报道:文章整体是负面、批评的,作者持否定、指责的态度,对中国形象有明显减分的作用。如恐慌、镇压。

3)中立报道:文章整体以事实为依据,没有明显态度的流露和价值判断,对中国形象没有明显的加分或减分作用,或者报道正面和消极评价都有,无法简单归为积极或消极评价。

《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中,积极的报道为12篇,占比约为5.1%;消极的报道为71篇,占比约为30.7%;中立的报道为148篇,占比约为64.2%。从中可以看出,《华尔街日报》在涉华疫情报道上总体处于中立的地位,客观描述中国疫情现状、疫情影响的篇幅较多。消极的报道远远大于积极报道,《华尔街日报》始终将疫情的影响归过于中国,认为中国的制度以及政府应对不力导致全球疫情的爆发;此外,《华尔街日报》还认为中国发生的疫情影响到了整个世界,中国理应对此负责。

图5 美国《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倾向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美国《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总体较为客观的反应了中国疫情,但是部分存在引用来源不清、实证不足等现象,该部分内容极易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特在此向我国在防疫舆情问题这一方面提出三点建议:

设置议题,主动宣传。我国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涌现出了数不清的感人事迹。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资源,主动委托权威媒体发声,分享抗疫经验,报道抗疫实况,加强舆论引导。

立足本土,接轨国际。中国媒体向世界代表中国形象,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的声音。但是,我国媒体影响力和传播力度大多都局限于我国本土,仍然缺少在世界上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媒体。其主要原因之一一是由于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差异我国媒体对于外国民众来说具有距离感,其内容难以吸引到外国观众。

因此,我国媒体在进行宣传时必须不仅仅要迎合本土居民的喜好,立足本土;同时使用符合国际传播规则的语句表达,满足外国观众的需求,以求得宣传效果的最大化,提高自身影响力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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