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耕 李骅

摘 要：本研究以老龄化为背景，将老年人的幸福感作为研究对象，探寻老年人社会参与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问卷中的社交活动作为社会参与的测量指标，以问卷中是否感到愉悦感与沮丧感作为幸福感的测量指标，采用SPSS26.0作为计量工具，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通过分析相关数据，本研究得出老年人社会参与与其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生活中所存在的其他问题则可能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指数的重要条件。最后，本研究提出了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老年人;社会参与;幸福感;身体健康

一、绪论

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并且随着平均寿命的不断提高，老年人退休后的健康存活时间也预期不断延长。为了让老人有更为舒心的生活环境，对于老人物质及其精神上的“小康”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中的弱势群体，在身心各方面都需要家庭、社会以及政府乃至国家提供更多的关爱。我国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比例近年来呈现处在波动中不断增加的趋势。老年人作为另一种社会资源，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好老年人社会参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积极性，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的负担，那么就可以继续作为社会上的劳动资源，继续发光发热。在此背景下，研究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其幸福感之间相关性的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脱离理论

该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库明与亨利在1961年合著的《变老》一书中提出。该理论认为，随着人的年龄的不断增长，个人能力与活力都在不断下降，所以老年人应当脱离社会，摆脱之前的社会角色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要求，转而自愿扮演较为次要的社会角色。老人在其晚年能否拥有一个平静且令人满意的生活，取决于老年人是否减少他们的活动水平、与人交往的时间，转而注重他们自身内心的生命体验。该理论强调，老年人主动从社会中撤离，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社会，都会产生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

（二）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与脱离理论所主张的观点则完全相反，该理论认为，无论老年人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都应当继续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并且尽可能地保持中年时的生活方式从而来否定老年的存在。同时，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个体要比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个体更容易获得生活满意度，从而更好地从老年人身份的角度出发适应社会。

根据上述两个理论，本文提出假设：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有助于其幸福感的提升。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的调查微观数据。至2018年全国追访完成时，其样本已覆盖总计1.24万户家庭中的1.9万名受访者。本文结合国际标准以及我国具体国情，将60周岁以上的个体定义为老年人，筛选出CHARLS（2015）大数据中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共9741个。其中男性老人有4625人，占比47.5%，女性老人占比5101人，占比52.5%，男女比例基本平均，符合统计学要求。

本文所用变量分别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活动类型、社会参与活动情况、愉悦感以及沮丧感。其中，老年人社会参与活动类型的题目来源于“您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活动”。社会参与活动情况的题目来源于“过去一个月的活动频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描述统计以及相关性分析。其中，对活动类型与愉悦感和沮丧感之间以及活动频率与愉悦感和沮丧感之间分别进行了描述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在进行相关性分析时，笔者采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进行分析。本研究的数据通过SPSS和Excel进行处理和分析。通过这些方法和数据处理。

四、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首先对活动类型与愉悦感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未参加任何活动的类型与愉悦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0.106，而活动类型7、8、9、11则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活动类型与沮丧感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进行第2类活动类型的个体与沮丧感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081，而其他的活动则与沮丧感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之后对活动类型的频率与愉悦感与沮丧感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由表3和表4的数据可知，参加社团组织活动的频率与愉悦感之间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为0.181，其他活动类型的频率则与愉悦感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进行炒股活动的频率与沮丧感之间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为0.358，其他活动类型的频率则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五、对上述结果的讨论

从以上的数据结果来看，经常参加社交活动并没有给老年人的身心带来愉悦感，这与我们的一些惯性思维不相符。为什么社交活动并没有给老年人带来相应的愉悦感，本研究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能力

当老年进行一些社交活动时，可能会产生相应的开支，而开支则可能会增加老人的心理负担，因为老年人的消费意识普遍不强。对于一些没有退休工资的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研究表明，老年人存在消费固化的问题，原因是思想的保守与成熟的消费习惯，老年人倾向于习惯固定的消费流程、物品，难以适应新的消费方式（王港，2020）。并且，许多老年人本着不为自己孩子添麻烦，尽可能减少年轻一代人生活压力的原则，会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在万不得已需要支付社交费用时，社交活动所带来的愉悦感便被负罪感取而代之。

（二）精神世界的满足感无法被物质资源所取代

许多老年人虽然物质生活十分丰富，但是精神世界的空白则无法被其所填充。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精神需求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而物质基础条件的提高又需要凭借着精神需求的提升。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能够自己自给自足的老人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是在老人精神需求方面的问题，则显得愈加突出。一些老人身边曾经熟悉的好友伴侣都相继离世，自己的子女又不在身边，当这些老年人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时，看到其他老人身旁依旧是陪伴其一起度过无数日月的友人，心里未免会有失落。老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是普遍并且強烈的，有时老人无法靠自身能力获得相应的需求，社交活动所带给其的愉悦感相对来说就微乎其微了。

（三）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以及社会比较效应

根据心理学家Erikson（1980）的人生八阶段理论，人生的不同时期均有不同的任务。老年期的发展任务主要是获得完善感，避免失望以及厌倦感，体验智慧的实现。而完善感则包括长期形成的智慧感与人生哲学，若这种感觉没有形成，最会对人生产生厌倦与失落，容易恐惧死亡。当老年人在参加社交活动时，便会不自觉地形成一个以一定共同目的为核心的群体，而个体与个体之间也便会产生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比较也是幸福感产生与否的一大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将比较对象放置于未来，那么向上比较便会产生幸福感，而向下比较则会产生沮丧感，如果将比较对象放置于当下，那么向下比较便会产生幸福感，而向上比较则会差生沮丧感。当个体通过比较发现自身条件不如其他人时，就会对自己一生所经历的种种事件、所通过努力而得到的結果产生怀疑，进而对人生的完善感遭到一定程度的解构，失望以及厌倦感便会产生。而不参见社交活动，则意味着老年人无法接触到各方面条件比自己高的个体，从而不会在个体之间产生比较。但是如果老人在进行比较时将比较对象放置于当下，一旦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等各方面指标低于他人，便会产生沮丧感。许多老人也许会在回首自己的一生时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人生的完整感就会遭到破坏，于是便会计划在自己剩余的日子中能够从事一些给自己、给家人带来一些结果的事情，而社交活动就会占用其计划之内的时间。

（四）身体状况不佳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对于各种活动的承受能力便会逐渐下降，并且可能会伴随各种疾病的困扰，也许在年轻人看来轻而易举的事情在他们的眼里就变得异常艰难，对于病情严重的老人来说，上下楼梯出行活动可能都是问题，而社交活动所带给他们的体能负荷就更是难上加难。研究表明，自21世纪以来，中国住宅建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突破，居住品质直线上升，但对比2006年、2010年、2015年的3次城乡老年人追踪调查报告，发现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一直维持在45%左右，未突破半数（易成栋，2017），而住宅本身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第4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58.7%的城乡老年人认为住房存在“不适老”的问题（王羽，2020）。在家休息或者只进行小范围小幅度的运动才是最适合他们的，这也可能是解释为什么不参加社交活动反而能给老年人带来愉悦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五）照顾下一代

虽然当今社会中的传统家庭成员结构的居住方式在逐渐被其他的生活方式所替代，但仍然有大多数老年人由于其子女工作繁忙而扮演着孩子第二位家长的角色;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照顾其吃饭睡觉或许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使命与责任。相比于社交活动来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可能更倾向于与自己的孩子们度过人生接下来大部分的时光，而那些由于某些原因迫不得已参加社交活动的老年人心里自然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愉悦感了。例如被迫参加的同学会刚好与接送孩子上下学，给孩子做饭的时间所冲突，抑或周末可以陪孩子一起消遣的计划被某些老年社团的活动给打破。

六、对策与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本研究突出以下政策建议：

（1）根据本国具体国情与老年人家庭的具体生活情况，制定与修改更为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全面提高老年人的退休工资，减轻老年人在消费方面的顾虑。对于没有养老保险，或丧失了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减少其子女的生活压力。并且在老年人外出消费时，给予一定力度的优惠。

（2）不断健全完善医疗体系的建设，减少老年人对于看病消费的负担。将常见于老年人身上的疾病尽快尽可能地全部纳入医保范围内，从而减少老年人“怕看病”的心理负担。

（3）政府加大对于公共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各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活动种类与活动范围，发展老年友好的社区体制。社区应当充分调动老年人群的社会积极性，定期组织一些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或者知识讲座，提高老年人的自我健康意识。并且鼓励老年人成为活动的组织者，从根本上提高老年人对于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加强对于老化社区空间的管理。对于老人居住较多的老旧小区单元，政府应当拨款补贴加设电梯，方便老人上下楼出行。

（4）紧跟社会问题治理现代化、智能化的浪潮，借助互联网平台，提供适合老年人群体的多样化服务。根据老年人生理特点，如在看病、购物、出行、娱乐等不同生活领域中开发专门供老年人使用的手机APP，为其老年生活提供便利服务。

参考文献：

[1]Cumming E，Henry W E.Growing old，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M].Basic books，1961.

[2]Erikson E H，Erikson J M.The life cycle completed（extended version）[M].WW Norton & Company，1998.

[3]李月，陆杰华.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内涵、现状及挑战[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8（11）：14-17.

[4]王港，魏敏.浅析老年人的消费心理、行为特征及需求——以江苏省为例[J].商场现代化，2020（08）：9-10.

[5]王羽，伍小兰，尚婷婷，赫宸.老年人居家养老环境需求分析及对策建议[J].老龄科学研究，2021，9（01）：10-19.

[6]易成栋，丁志宏，黄友琴.中国城市老年人居住意愿及生活满意度——2000、2006和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追踪调查数据分析[J].北京规划建设，2017（05）：27-31.

基金资助：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代际均衡的幼儿家庭照护支持政策研究》（项目编号：Y202044136）;湖州市科学技术局科研项目资助《智慧救助能力建设研究——以湖州为例》（项目编号：2021YSR14）

作者简介：刘志耕（1998— ），本科，研究方向：老年人心理健康。

*通讯作者：李骅（1990— ），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