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银辉，赖 敏，富士峰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临床药学科，湖北恩施 445000)

近年来，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逐渐加速以及不健康的居民生活方式仍旧存在，心血管系统疾病如高血压等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上升趋势[1-2]。用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药物导致的药品不良反应(ADRs)有一定程度增加。本研究收集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上报的由心血管系统药物引起的ADRs报告，探讨本地区土家族及汉族患者在使用心血管系统药物后发生的ADRs的差异。

1 资料和方法

从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中提取2012年1月至2019年5月恩施州上报的所有ADRs，从中筛选由心血管系统药物引起的ADRs报告共2110例，剔除其中76例其他民族患者的ADRs，最终纳入土家族及汉族患者ADRs共2034例。整理患者的一般情况、药品种类、ADRs类型及临床表现等资料。药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和《新编药物学》进行分类。采用SPSS 19.0软件对土家族及汉族患者ADRs进行χ2检验，比较两者的严重程度、引发ADRs的抗高血压药物、病例转归等指标的差异。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的一般情况 2034例心血管系统药物ADRs报告中，土家族患者854例，汉族患者1180例。汉族患者中，男509例(43.14%)，女671例(56.86%)；土家族患者中，男354例(41.45%)，女500例(58.55%)。土家族患者有吸烟史40例(4.68%)，饮酒史10例(1.17%)，吸烟及饮酒史46例(5.39%)；汉族患者有吸烟史48例(4.07%)，饮酒史13例(1.10%)，吸烟及饮酒史53例(4.49%)。两者在年龄分布和给药途径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1、表2)。

表1 出现心血管系统药物药品不良反应(ADRs)的土家族及汉族患者的年龄分布Table 1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Tujia and Han nationality patients with ADRs caused by cardiovascular drugs [例(%)]

表2 出现心血管系统药物药品不良反应(ADRs)的土家族及汉族患者的给药途径Table 2 Administration routes for the Tujia and Han nationality patients with ADRs caused by cardiovascular drugs [例(%)]

2.2 ADRs的严重程度及转归 将ADRs按照《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分为严重的、新的严重的、一般的、新的一般的4类，汉族及土家族患者的ADRs在严重程度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ADRs转归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3。

表3 出现心血管系统药物药品不良反应(ADRs)的土家族及汉族患者的严重程度和转归情况比较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severity and outcomes of ADRs caused by cardiovascular drugs between the Tujia and Han nationality patients [例(%)]

2.3 ADRs涉及的药品种类、器官系统及临床表现 ADRs涉及的心血管系统药品种类及例数见表4。

其中ADRs例数居前两位的药物均是中药注射

剂和降压药。土家族及汉族患者使用的心血管系统药物的品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4)。两者心血管系统药物ADRs涉及的器官和系统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5)。心血管系统药物引起的ADRs主要涉及皮肤及附件损害、心血管及血液系统损害。

2.4 引发ADRs的抗高血压药及中药注射剂药品种类对比分析 引发汉族及土家族患者ADRs的抗高血压药的药品种类有显著性差异(P<0.05)，中药注射剂药品种类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6。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比较恩施州土家族和汉族患者使用心血管系统药物后ADRs的发生情况、药品种类等资料，发现两者在年龄、性别、吸烟和饮酒史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好发年龄均集中在61～75岁，与文献[4]报道类似；主要给药途径均是静脉滴注,与文献报道[5-6]吻合。

表5 心血管系统药物药品不良反应(ADRs)涉及的器官和系统及临床表现Table 5 Organs and systems involved in ADRs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ADRs caused by cardiovascular drugs

表6 引发土家族和汉族患者ADRs的抗高血压 药和中药注射剂的药品种类比较Table 6 Comparison of categories of antihypertensive drug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s causing ADRs in the Tujia and Han nationality patients [例(%)]

引起土家族和汉族患者ADRs的心血管系统药物的类别存在差异，两者ADRs的严重程度亦有差异，尤其是导致ADRs的抗高血压药品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与不同民族患者的基因多态性有关。有报道上皮细胞钠通道α亚基(SCNN1A)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rs2228576在土家族和汉族人群中都存在[7]，但同时土家族携有可能与其原发性高血压有相关性的SCNN1A基因rs2286600多态性位点，且土家族人群罹患原发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可能与CC基因型和C等位基因相关[8]。并且有研究报道导致土家族人群罹患原发性高血压的风险增加的危险因素还包括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基因rs1799983多态性[9]，有报道证实一氧化氮合酶1调节酶(NOS1AP)基因(rs10494366、rs10800397)多态性与药物所致QT间期延长相关[10-11]。本研究中抗高血压药物所致ADRs的样本量较少，故eNOS基因rs1799983多态性与心血管系统药物ADRs相关性如何有待后续更广泛地收集案例及进一步研究。

另外，在土家族人群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报道中，醛固酮合酶(CYP11B2)基因-344C/T的点突变可能是其心房颤动的遗传危险因素，因该基因多态性与房颤发生有弱相关性[12]。土家族人群冠心病的发生与血管紧张素原(TT基因型)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DD基因型)基因多态性相关[13]，故土家族人群相关疾病的基因多态性可能会影响患者相关药物的使用，进而导致土家族及汉族患者在引起ADRs的心血管系统药物的类别上存在差异，此为疾病基因多态性带来的影响。而在药物方面，多项研究提示心血管系统药物ADRs(或疗效)与基因多态性有关，如治疗冠心病的他汀类药物所致ADRs受到药物代谢酶和转运体的基因多态性的影响[14]，β2肾上腺素受体基因多态性则与美托洛尔所致血脂异常相关[15]，携带CYP2C19慢代谢基因型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使用氯吡格雷抗血小板作用减弱[16]。由此提示，土家族人群心血管疾病相关基因多态性可能导致土家族及汉族患者心血管系统药物ADRs的差异，甚至影响其ADRs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土家族及汉族人群的生活习惯及饮食、文化上的差异，可能也会影响两者心血管系统药物ADRs的差异。土家族人饮食偏好粗粮(如恩施土豆)，喜食家养禽类，多以农耕为生，故而重体力活动[17](包括练习土家巴山舞[18])和食用粗粮及蛋类为高血压保护因素，使其高血压发病率低于汉族人群[19]；同时土家族人群罹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包括常食生冷食物、黄豆和泡菜及与此特殊饮食习惯具有一定相关性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20]。土家族人群自身亦积累了较深厚的医药底蕴，中药竹节参在土家族人群防治心血管系统疾病方面应用广泛，其主要活性成分竹节参总皂苷具有抗心肌缺血等作用[21]，由此也可能导致汉族和土家族患者心血管系统药物ADRs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土家族及汉族患者在使用心血管系统药物后发生的ADRs存在差异，可能是基因多态性及生活和文化的差异所致，临床应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