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军

(1.温州大学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2.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1 引言

加入WTO以后，我国制造业依靠廉价的资源要素和人口红利嵌入全球价值链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迅速增长。然而，我国对外贸易方式总体上仍是粗放式发展，出口的背后隐含的是资源被大量消耗以及环境日益恶化，获取的却是微薄的加工费和极低的利润，有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风险。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面临两头挤压，德国的“工业4.0计划”和美国的“制造业回归”表明发达国家占领制造业高端环节的决心，而印度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凭借更低的资源要素价格不断承接传统制造业及低端制造环节。鉴于我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困境，必须把未来竞争优势建立在创新驱动上，利用高级要素改变对资源要素的低端路径依赖，转变对外贸易方式，改善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通过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服务化是制造企业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1]。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腾飞的“翅膀”和“聪明的脑袋”[2]，在制造业升级中处于关键性地位[3]。围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表现在价值链互动、空间层面互动以及产业关联三个视角：从价值链视角，上游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级要素投入促进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4-5]，产业链中游生产性服务业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制造业竞争力[6-7]，下游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品牌营销和提升售后水平促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中地位升级[8]。不少学者从空间视角进行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会经过交易成本降低[9]、专业化分工[10-11]和技术外溢[12]等渠道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受行业、地区及城市规模的约束[13]，生产性服务业不仅促进区域内制造业效率提高，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周边地区制造业效率[14-15]。从产业关联视角，已有研究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基于国家投入产出表[16]、地区投入产出表[17]以及部门投入产出表[18]，通过感应力系数与影响力系数[19]、中间投入率[20]、服务资本品比率[21]和中间需求率[22]等指标测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关系，并计量分析相关产业关联指标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以往文献虽然较为全面的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但仍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其一，在我国引资从重量到重质转变背景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文献几乎没有，只有少数几篇探讨我国生产性FDI影响因素[23]、空间集聚[24]及其生产率溢出效应[25]；其二，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主要是基于Hausmann等[26]和Rodrik[27]的方法，但这些方法是基于出口总量，没有考虑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大量的进口中间投入品，高估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28]，虽然有研究考虑了剔除出口产品中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但存在没有剔除间接消耗[29-30]或关于国内产品与出口产品中中间投入品比例假设不合理[31]等问题；其三，建立理论模型梳理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机制，并实证检验的文献还没有。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梳理了生产性服务FDI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推导出用于实证检验的计量模型，推进了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第二，从全国层面检验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考虑了区域异质性和动态变化影响，最后验证了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渠道，为我国制定有效政策，引进生产性服务FDI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经验证据。

2 理论机制

生产性服务FDI进入东道国后，会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条渠道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2.1 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

生产性服务FDI进入东道国后，根据自身性质及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需求特点，嵌入东道国制造业中为各价值链环节提供生产性服务。上游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高级投入要素，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制造业要素投入结构和水平。东道国通过引入发达国家上游生产性服务业FDI会提升国内制造业可以获得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为制造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加匹配和高效的生产性服务，提高了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生产环节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通过细化分工提高规模经济水平。来自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FDI企业，通过从生产环节关系性嵌入东道国制造业价值链，货物运输服务和仓储服务等物流服务业为制造业原材料采购和产品输出提供了高效、专业的服务，设备维修服务使得制造企业专注于生产流程的管理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节能服务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环境与污染治理服务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由于来自发达国家生产环节生产性服务FDI的融入，物流成本、管理成本和运营成本逐渐减少，更多的资金被投入到生产工艺的改进和产品的创新中，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得以提升。

来自发达国家的下游生产性服务FDI，在产业链下游的品牌、营销端耕耘多年，控制着产品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为了更加贴近制造业加工组装环节，控制产品质量提高用户满意度，了解消费需求进行市场调研，跨国公司会在东道国配套进行下游生产性服务FDI。生产性服务FDI结构型嵌入制造业产业链下游，专业化的市场调查、广告服务等帮助产品符合需求扩大销售，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品牌营销计划巩固了顾客忠诚度，产品在市场中品牌价值的提升及销量的增加，体现在产业链中就是通过后向关联产生对制造业的倒逼机制，提高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全程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全面嵌入制造业各环节，为各工序环节提供服务。在制造业产业链的上游，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产品竞争力，进行研发与设计、获取专利技术、购买核心零部件，需要大量的资金，低成本融资是关键。同样，在产业链中游环节，原材料供应、机器设备更新、工艺流程改进、产品运输及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提供保障。在产业链下游，市场调研、广告宣传、渠道建设及品牌推广等生产性服务的获取也要有相应的金融服务配套。就信息服务而言，也全程为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提供服务，软件开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销售全方位融入制造业为其提供服务，促进技术创新、成本降低和产品质量提升。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和信息服务发展水平较高，进入东道国全面融入制造业各环节，缓解了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了制造业信息化，提高了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进而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2.2 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效应。

生产性服务FDI除了直接嵌入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外，也会通过影响东道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本积累，间接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体而言，随着发展中东道国逐渐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力度，更多的跨国公司投资于生产性服务业，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两方面影响。

第一，作为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生产性服务FDI企业集合了先进的研发与设计能力、高效的管理服务水平以及完善的售后及品牌服务体系，会挤压东道国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产生所谓“创造性破坏”，国内生产性服务企业迫于竞争压力，或被生产性服务FDI企业并购，或退出市场。从这方面来说，生产性服务FDI“挤出”了生产性服务行业中的国内资本，阻碍了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FDI的依赖，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降低出口技术复杂度。

第二，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FDI作为全球现代服务业先进水平的代表，使得发展中东道国发展较为滞后的生产性服务企业有了向先进生产性服务企业竞争、学习及合作的平台。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以及前后向关联效应，东道国生产性服务企业通过获得生产性服务FDI企业的技术溢出，提高企业竞争力并扩大规模，即生产性服务FDI促进了东道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所谓的挤入效应。得到良好发展的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最终通过提升对制造业各环节的服务水平，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

综上，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影响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即生产性服务FDI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即生产性服务FDI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如果“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则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FDI产生依赖，被低端锁定。如果“挤入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则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够给予制造业相应服务，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因此，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总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

3 模型、变量及数据

3.1 理论模型

从上述理论机制分析可知，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东道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现将两类效应同时纳入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函数，得出生产性服务FDI影响东道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本经验回归方程。

参考Hausmann等人[26]的研究，假设东道国制造业出口部门为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为：

Q=A(KM)α(KS)β(FDIS)γLδ

(1)

α+β+γ+δ=1，KM是东道国制造业出口部门资本存量，KS为东道国国内生产性服务部门资本存量，其发展受到生产性服务FDIS影响，FDIS为生产性服务FDI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A是制造业出口部门技术参数，技术参数A服从[0，θ]的一致均匀分布。受到自主创新Z(rdk，rdl)、国际技术溢出T(FDI，ex，im)和吸收能力X(hum)三种因素影响，即：

θ=f(Z,T,X)=BZρZTρTXρX

(2)

B是影响技术参数的其他因素，自主创新Z与研发资金投入rdk和研发人员投入rdl有关，国际技术溢出T与FDI、出口ex和进口im有关，吸收能力X与人力资本hum有关。

为了保证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东道国制造业企业会选择技术水平最高的产品出口。企业提高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有自主研发和模仿生产率最高的产品两种方式，企业自主研发产品的技术参数为Ai。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技术参数为Amax，模仿者技术吸收效率为0<θ<1，模仿的技术参数为ηAmax。

如果Ai>ηAmax，企业选择自己开发的新产品出口。如果Ai<(Amax，则模仿技术领先者产品出口。现假设东道国现有m个制造业出口企业，显然随着出口企业数量的增加，行业内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技术参数Amax期望值也会提高，故：

(3)

出口厂商选择自主研发开发新产品的可能性和预期技术效率为：

(4)

(5)

出口厂商选择模仿技术领先者产品出口的可能性和预期技术效率为：

(6)

(7)

根据(4)-(7)式，有出口企业技术效率期望值：

(8)

把(2)和(8)代入(1)式可得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

(9)

从上式可知，一国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率由下列因素决定：人均制造业资本、人均生产性服务业资本、人均生产性服务FDI、自主创新能力、国际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出口企业数量等。

3.2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1)计量模型

+μ8imit+μ9humit+λi+υt+εit

(10)

(2)因变量测度

(11)

(12)

其中，Δxin/ΔXi是i省n产品出口国内增加值占i省总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比重。∑i(Δxin/ΔXi)为中国产品n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比重。

(3)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1所示。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直接效应(第(1)-(2)列)：第(1)列加入了控制变量，生产性服务FDI估计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表明生产性服务FDI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不明显。第(2)列同时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生产性服务FDI变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直接效应依然不明显。这表明我国引入生产性服务FDI后，并没有很好与制造业有效融合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原因可能是生产性服务FDI进入的主要目的是追随制造业FDI，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性服务，没有与我国制造业充分融合，因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直接效应不明显。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第(3)和(4)列为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效应：间接效应用生产性服务FDI与国内生产性服务发展程度的交互项表示，第(3)列中两者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生产性服务FDI通过影响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间接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第(4)列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交互项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生产性服务FDI间接提升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生产性服务FDI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的“挤入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带来的竞争效应、关联效应等促进了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之更好服务于制造业各环节，进而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下面看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总效应：第(5)列估计结果中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总效应为“-0.125+0.151kS”，第(6)列总效应估计结果为“-0.208+0.216 kS”，均表明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总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随着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FDI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效应逐渐增加。总效应估计结果说明通过发展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对生产性服务FDI的吸收能力，间接提升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抵销了直接效应的不显著影响，总体上可以实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

4.2 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区域异质性

上文研究显示，从全国层面而言生产性服务FDI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主要是通过间接效应实现。然而，我国不同地区引进生产性服务FDI的质量和数量存在较大差异，考虑到区域异质性，接下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我国各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一步探讨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区域异质性效应。

首先看东部地区估计结果，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直接效应为正，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生产性服务FDI通过影响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而提升东部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效应也显著为正。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总效应为“0.063+0.019 kS”，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方面来说生产性服务FDI都提升了东部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原因是东部地区制造业发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通过引进生产性服务FDI与发达的制造业有效融合，为制造业提供配套服务，以及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溢出效应，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了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再看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直接效应虽为正，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间接效应为正，在10%水平上显著。总效应为“-0.021+0.013 kS”，表明随着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间接效应的提高，生产性服务FDI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效应也逐渐增加。可能的解释是，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东部地区要落后，中部地区制造业不能有效利用拥有较高知识密集度的生产性服务FDI提高自身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水平以及降低生产成本，因此生产性服务FDI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不明显。接下来看西部地区，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回归结果中，生产性服务FDI估计系数均不显著，总效应估计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这表明生产性服务FDI不仅没有有效融入西部地区制造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也没有通过促进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表2 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区域异质性

4.3 分时段检验

在前面静态分析基础上，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分界线，将总体样本划分为2005-2008和2009-2015两个时间段，考察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动态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金融危机前的2005-2008年，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从总效应上也没有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2009-2015年时间段，生产性服务FDI总效应为“-0.242+0.273 kS”，说明只要大力发展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吸收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FDI，就可以实现生产性服务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从东部地区看：2005-2008和2009-2015两个时间段，生产性服务FDI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从变化趋势来说金融危机后直接效应更大，间接效应有所减弱。从中部地区看：金融危机前，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不显著。金融危机后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估计系数，总效应为“-0.698+0.734 kS”；从西部地区看：金融危机前，直接效应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为负，间接效应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总效应为“-0.595+0.530 kS”。金融危机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不显著。

表3 分时段估计结果

从上述动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

4.4 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

根据前述理论机制分析以及模型设定，接下来本文选取技术创新inno、生产成本cost和服务创新serv作为中介变量，设定下面中介效应模型用于实证检验：

(13)

(14)

(15)

(16)

+ωservit+φXit+λi+υt+εit

(17)

技术创新用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生产成本用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表示，服务创新用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表示。

表4报告了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对式(13)的估计与前面基准估计结果一致，故在表4中省略。首先看全国层面：表4中第(1)列是以中介变量技术创新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生产性服务FD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生产性服务FDI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创新。第(2)列是以中介变量生产成本为因变量，生产性服务FDI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生产性服务FDI的进入降低了制造业生产制造环节成本。第(3)列是以中介变量服务创新为因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生产性服务FDI阻碍了制造业服务创新。第(4)列是同时加入了三个中介变量后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估计结果，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生产成本降低显著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因为生产性服务FDI阻碍了制造业服务创新，故服务创新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明显影响。

再看分区域生产性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就东部地区而言：从式(5)-(7)列可知生产性服务FDI显著提升了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及降低了生产成本，但阻碍了服务创新能力提升。从(8)列发现中介变量技术创新、生产成本降低均会显著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服务创新虽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东部省份生产性服务FDI通过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以及降低生产成本两条渠道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服务创新渠道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明显；就中部地区来说：生产性服务FDI对中介变量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的影响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正向影响和显著性水平都低于东部地区。服务创新中介变量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FDI阻碍了中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创新。同时加入三个中介变量后生产性服务FDI对中部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机制的估计结果，发现中介变量技术创新以及生产成本均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而服务创新则无明显影响；最后看西部地区：以中介变量为因变量，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在10%显著性水平上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制造业成本降低无明显作用，且会阻碍制造业服务创新。加入中介变量后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机制估计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只通过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这一条渠道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成本降低渠道和服务创新渠道都没有发挥作用。

续表4 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

5 结语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从全国层面来看，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直接效应不显著，总体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随着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FDI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效应逐渐增加。第二，从区域异质性看，生产性服务FDI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只在东部地区省份显著，间接效应提升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东部地区更显著)，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总效应均为正(东部地区更显著)，西部地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均不显著。第三，分时段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西部地区金融危机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第四，就传导机制而言，全国层面上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降低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创新渠道不显著。分区域看，东部省份和中部省份生产性服务FDI通过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以及降低生产成本两条渠道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东部省份两条渠道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西部省份生产性服务FDI只通过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这一条渠道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服务创新渠道在各分区域均不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有以下政策含义：第一，重视引进外资质量，为大力引进知识密集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FDI创造条件，提高生产性服务FDI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应，进一步发挥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二，建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FDI与我国制造业有效融合的政策机制和市场环境，提高生产性服务FDI与国内制造业的匹配度，促进生产性服务FDI通过直接效应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三，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继续完善生产性服务FDI通过技术创新和成本降低传导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积极引进商务服务、品牌营销等下游生产性服务业FDI，提高服务创新渠道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应大力引进中游和下游生产性服务业FDI，通过仓储、物流、设备维修等中游生产性服务业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市场咨询、商务服务和售后服务等下游生产性服务业提升服务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