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传慧，郭楚江，石琳

（1.安徽省仇传慧茶叶审评技能大师工作室，安徽合肥 230000；2.合肥市天择职业培训学校，安徽合肥 230000；3.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16）

暗流涌动的19 世纪30 年代是东亚百年动荡的前奏。 1834 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正忙碌地筹备着下一个贸易季需要装船的货物； 蠢蠢欲动的英国散商们在从广州到伦敦漫长的海岸线上迫不及待地举起自由贸易的信旗； 不断西进的美国商人野心勃勃地经营着从波士顿、 费城和纽约到广州的新航线[1]；而巴斯人、印度人、摩尔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也混杂在港脚商人拥挤不堪的货船上抵近澳门[2]。 从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而言，1834 年甚至可被视为东亚乃至全球贸易格局的分水岭。 是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经历两个多世纪血雨腥风的扩张后轰然倒地。 伴随着其在华贸易垄断权于1834 年4 月22 日的正式终结[3]，延续近200余年的东亚贸易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南海这片多方势力盘根错节竞相逐鹿的贸易赛场上，一场庞大的风暴已经开始酝酿，而作为各方利益核心之一的茶叶贸易，则演化为这场暴风的风眼。

为更准确真实地从英帝国的视角还原1834年这一特殊年份在全球贸易史研究中的转折意义，需要重新回到历史细节，借助统计数据、史料档案、会议记录与报刊通讯等历史碎片，从侧面重构事件节点的交织经纬。 当年茶叶贸易史料中至少三处意义非凡，即：1834 年3 月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举行茶叶拍卖会； 自7 月始贯穿夏季的广州律劳卑事件； 以及11 月英鸦片商戈登（GORDON） 与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士立（KARL F.A. GÜTZLAFF） 始福州溯闽江入武夷茶区之探险。 这三项中，后两项国内已见讨论，而首项尚未见相关研究，故文章将以1834 年3 月东印度公司茶叶拍卖会会议记录为切入点[4]，着重还原这一时期茶叶贸易的历史背景结构与英帝国不同组织与集团的立场和关切。 需特别指明，上述三事件绝非各自孤立，它们分别从英帝国茶商集体、官方贸易代表、 投机商和传教士的冒险行为的角度展现了茶叶贸易中不同利益团体的角力，亦相对真实地描绘出19 世纪茶叶贸易中不同经营模式、关税税制、政商关系、外交环境、商业竞争、传教与间谍行为等要素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的影响。 理解这一深意，即能从全新角度审视19 世纪贸易网络和全球化格局形成过程中各要素间动态关系，进而理解不同人员、组织、市场乃至古老帝国与文明间在工业时代黎明的紧密依存与关联。

1 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垄断

19 世纪的英帝国，茶作为日常消费品早已不可或缺。 数世纪的贸易使其成为了 “不论从它丰厚的利润、商业价值及对人民幸福的提升上，都对这个国家有重要意义”[4]的商品。 英帝国及其殖民地对茶的庞大需求为东印度公司造就了可观的利润：在垄断结束前，即1833~1834 年这一贸易季，东印度公司茶叶进口正达峰值，其广东贸易出口清单上，茶已成为除黄金、白银外仅剩的出口项。是年，公司共将总重超3200 万磅的茶叶带回英国市场[5]，值逾760 万西班牙银元[6]。考虑到全球范围内至19 世纪40 年代清王朝开放五口通商前仅广州一处茶叶出口贸易港，而日本此时尚未开国且不具备大规模茶叶生产加工能力，印度及南亚各国也未开始大范围种植生产茶叶，这一数字又可视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年在全球茶叶贸易官方统计中的总额。 因此，若将东印度公司与散商茶叶进口额价值作为总数，忽略走私、转卖等非关键指标产生的统计误差，则该数据亦表明1833 年英帝国市场中近88%茶叶份额均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使其确有足够力量 “垄断茶叶供应，并总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使整个市场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借以提高茶价，获取利润。 ”[7]

一份历史文献较好地描述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垄断对英帝国国内市场及其茶商全球竞争力的损害：李嘉图学派之拥趸约翰·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在其1831 年撰写的《东印度公司垄断对茶叶供需价格的影响（Observation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Monopoly on the Price and Supply of Tea）》一册中指出，仅1829 年，伦敦市场在售多数茶叶都比德国汉堡市场同类商品贵出近一倍，东印度公司却因此获利170 万英镑； 假使英帝国开放自由贸易，同等资金甚至足以使茶叶进口总量翻倍。 此外，麦克库洛赫还尖锐地指明，为转移商界舆论对其垄断行为的批评，东印度公司对外宣传时着重强调其进口茶叶的质量，并坚称自售茶叶在品味上更优； 但管理委员会（the Board of Control）的后续调查证实，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质量平庸，与其声称的 “优质茶叶” 相距甚远。[8]

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如此长时间、大规模垄断的背后离不开政府支持。 对英政府而言，茶叶贸易税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东印度公司作为其东方代理人，所获茶叶之利，也为其维持殖民扩张、维护贸易航线、保障殖民地秩序、协助征税的职能提供着资金来源。 两者间利益交换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即便排除走私、 掺假以及各类损耗，英政府从1711 年至1810 年间依然征收了超0.77 亿英镑茶税，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1756 年英国全年的债务。 ”[7]但也正是茶叶贸易中如此巨大的利益，令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与茶商之间积累下重重矛盾。 更为英国人警惕的是，以美国商人为首的全球竞争者正逐步瓜分英国在全球茶叶市场内的贸易份额。 于是在1833 年，为在即将到来的自由贸易阶段开拓税源，英国政府出台法案将茶税由从量税改为从价税，即茶叶税率将根据茶叶类型分级收取，但法案中高昂的税率和并不明确的类型等级划分却在公布后引起了茶商们的广泛不满。

2 英帝国散商的愤怒与诉求

1834 年3 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茶叶拍卖会上，愤怒的茶商们聚集起来向东印度公司发难。茶商自发组织了茶商委员会以监督东印度公司最后几批茶叶销售流程。 此外，茶商委员会亦联合向政府施压、 并向英财政部就新茶税问题起草提交了一份抗议书。 抗议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反常且不合理的茶叶税额设置、 分级税制可能导致的低价茶进口增加（劣币逐良币）问题、分级税制仅针对茶叶而其他商品征税方式不变的合理性、 茶叶分类与评级标准模糊对征税执行效果的影响、分级税制将导致的监管开支和成本的增加、 对优质茶叶消费的抑制作用等内容的质疑[4]。

2.1 茶商诉求的背景

显而易见，茶商对新税法的关注点在其对茶叶价格、市场、消费的影响及执法过程中的公平合理性上。 而上述质疑有其特定历史语境：东印度公司垄断即将寿终正寝，自由贸易将在下一个贸易季开始，茶叶价格却居高不下。 正如前文所引麦克库洛赫在对比不同市场茶叶价格后得出的结论，19 世纪30 年代的伦敦市场相较于纽约与德国汉堡市场茶价都更高，而据抗议书称，新税法制定的武夷（Bohea）茶与工夫（Congou）茶的税额甚至超出其在英售价[4]；假使法案施行，部分资金匮乏与低风险偏好的英国茶商只得大量进口劣茶以谋求更高利润，导致高端市场逐年萎缩，优质茶进口下降；反映在作为供给侧的中国方面，由于英商需求减少，高端茶价格将出现回落；而对同类产品，英国的竞争对手并未设置同等高昂关税，故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商人抵达广州时，将敏锐察觉优茶价格下跌，从而大量进口。 长此以往，英商将逐步丧失其在全球高端茶叶市场中的话语权，令商团及英政府坐失其利。

在许多散商看来，新税法不过是英政府以监管为名、行剥削之实，为助东印度公司苟延残喘而为自由贸易设置的障碍。 此种不满，在参会茶商质询中可见一斑。 但并非所有与会人员都反对从价税，究其原因，或由于茶商经营品类、客户及市场期待不同；或出于同业竞争，抑或私人恩怨，使部分茶商乐见其他茶商遭受损失。 特选委员会（the Elected Committee） 成员之一尼克尔森（NICHOLSON） 就在会上坚决反对部分茶商仍希望政府坚持统一税率的诉求，称其扭曲了品质相对较低的武夷茶的价格，使穷人利益受损[4]。

2.2 茶商对货源及价格的关切

除对税制不满之外，与会茶商最关心的仍是货源问题。 其中主要包括1833 年12 月东印度公司未出清的茶叶库存如何处理，1834 年6 月仍由东印度公司运送到港的茶叶的数量、 比例构成及价格情况等。

关于第一个问题，尼克尔森在与理事会（the Court of Directors）沟通中表示，未出清茶叶库存尤应折价出售。 为此他甚至极端地建议，60 万磅未售武夷茶应以低至每磅1 便士的价格售出。 随着会议推进，当他自知折价出售无望后，即向在场与会者抱怨：“有报纸（The Times）已经开始捕风捉影地报道，整个茶叶交易会（the Tea-trade）都串通好了，要哄抬茶价”[4]。 尽管东印度公司借垄断推高茶价牟利人尽皆知，但他的挣扎并未使公司按其意愿贱卖库存，而其要求也令自身动机颇为可疑，不论如何，尼克尔森对武夷茶的额外关注，或更多与自身生意经营相关，而并非为维护市场公平。

关于第二个问题，对1834 年6 月将抵伦敦的茶叶，东印度公司答复共约900 万磅，且均价较1833 年第四季度将降低20%~25%，然而茶商并不满此简略答复。 3 月4 日会中，瓦恩哈姆（VARNHAM）质询道：“（有关六月拍卖中将到货的900 万磅茶叶的类型、以及对于减价20%~25%的承诺等）问题必须得到最详尽的回答，假使东印度公司仍惯于销售他们的低价茶，且900 万磅中还包含200~300 万磅的武夷茶，那你们（散商）3 月所购的茶叶不仅会令你们产生巨额损失，甚至可能成为废品。 何况，你们可能还会有更大部分的茶叶将来源于未被征税的私人贸易。 ”[4]瓦恩哈姆的担忧也许代表大多数茶商的心情：倘若低价的武夷茶于6 月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到港，叠加20%~25%的降价[4]，再考虑到即将到来的税收调整，则在3 月拍卖中，散商竞拍确应慎之又慎。 而今通过后续统计可知，1834年全年所售武夷茶共约600 万磅，而其它茶种类包括约2000 万磅工夫茶和480 万磅的松萝（Singlo）茶等[5]。从这一事实看，1834 年3 月茶商的判断与质疑是相当合理的。

3 全球竞争与贸易矛盾激化

茶商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行为的不满年复一年地累积，市场消费者对优质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东印度公司持久的贸易垄断及对茶价的操控；另一原因则是来自全球的贸易竞争者、尤以持续增长的美国贸易商在技术和市场份额上的进步让英帝国的商人感受到了真正的威胁。 从广东出口贸易统计中不难发现，1833 年美国商人商船总吨位已持平东印度公司[6]，意味着美商在广东贸易量已近四分之一，开始威胁英商在广东的贸易主导权。 此外，清政府、粤海关同英商及英国贸易代表间不断的摩擦也使两方矛盾日趋激化。

3.1 航海技术的进步导致的竞争

不断增长的外国商船数量让英国人感到紧张，技术革新同样推动着时代变革。 1832 年，一位美国巴尔的摩商人艾萨克·麦金（ISAAC MCKIM）发明的新式快帆船将三桅帆船设计推上巅峰，此改进将世界航海史带入了19 世纪40 至60 年代属于茶叶快船（Tea clippers）的黄金时代。 尽管麦金的第一艘试验船、以其夫人名字命名的 “安·麦金（ANN MCKIM）号” 并未完全成功，“而当时秉持保守做派的商人也未能因此留下深刻印象”[7]，但有关这一发明和持续改进的消息可能已不断传到时刻关注航海技术发展的英商耳中。

3.2 英商与美商在广东的竞争

除美国航海技术发展为英商带来潜在焦虑之外，以福布斯家族（The FORBES Family）为代表的美国商人与广州行商、尤其与最主要行商伍浩官（伍秉鉴）之间的亲密关系，亦令参与广东贸易的英商忧心忡忡。 英商以此为借口，在3 月会上坚称，新茶税将为美国竞争者带去天赐良机，使其得以取代英商在广州的地位。 坚持这一观点的以桑德森（SANDERSON）为代表，他的发言深刻指出了事态的紧迫性：“（由于分级税率）英国商人将不得不倾向于将中国市场的低价、低质茶一扫而空，而将真正优质却价高的茶叶留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因为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对优质茶征收如此高昂的税率。 ”[4]

桑德森的抗议直指问题两面：其一，英国进口茶叶质量将下降；其二，美国人将迅速反应。 两类担忧都可在此前历史事件中找到例证。 数年前，英商就曾因向伦敦销售 “坏茶” 向伍浩官发难[9]。 尽管无法知晓此指控究竟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实施的威胁还是基于事实的问责，但可以猜测，部分茶叶质量在漂洋过海后或许确实差强人意。 另一方面，美商在广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已开始动摇英商主导权和经济利益，美国人与行商所建立的紧密关系也对英商与广东行商间正常交往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现实考量下，桑德森甚至设想了中国市场和广州行商对英国新茶税可能作出的反应：“当中国人发现我们对茶叶的需求产生变化时，将会快速地调整并适应这种状况，把大量低质低价的茶叶出售给我们，不再愿意生产或出售那些质量和价格更高的好茶，而这会反过头去限制他们的生产（水平和意愿）。”[4]

英国人为其在广州逐步丧失的市场地位而感到不安，美国人却享受着与行商稳步建立的商业关系。 美国商人源源不断地将人员以学徒名义从波士顿送往广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福布斯家族。 福布斯家族前后将三兄弟托马斯·福布斯（THOMAS TUNNO FORBES）、约翰·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 罗伯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送至中国，在伍浩官指导下学习与中国进行贸易。 除福布斯三兄弟外，另一关键人物是约翰·帕金斯·库兴（JOHN PERKINS CUSHING），其人为托马斯·福布斯表亲，在伍浩官手下逐步成为了浩官信赖的信息源和海外船运的主要负责人，同时担任了美国旗昌洋行主理人，并在不久之后将生意交给托马斯·福布斯和约翰·福布斯打理[9]。

3.3 不断激化的中英矛盾

假设伍浩官与美国人的关系尚不足以引起全部英商共同重视，那么三年前的另一事件必然早在广东英商中引起轩然大波：1831 年，十三行东裕行司事、行商鳌官（GOQUA）的弟弟谢治安（又称谢五、WOOYAY） 的被捕和狱中死亡就造成广东与伦敦的紧张对立。 谢治安由于提供轿子给英商、 协助其将夫人等女眷偷送入广州城引发纠纷而被捕下狱。 1831 年5 月4 日，英国人获悉了他的死讯，并得知他因被控 “勾结英人” 而在狱内服毒身亡。 仅8 天后，5 月12 日，浩官伍受昌（WOO SHOWCHANG，伍秉鉴之子）同样被当着英商的面受到了抚院（Fooyuen）的责罚，只因其未对英商在商馆前私自建造的行为进行劝阻。 伍受昌被判罚跪半个时辰，并作出保证要将商馆恢复原貌[6]。

以上两个事件都被英国人录入东印度公司委员会报告，并提交时任临时印度总督的查尔斯·梅特卡夫（CHARLES THEOPHILUS METCALFE），以提请英国政府的外交干预。 至关重要的是，在委员会报告最后部分提出的应对策略中，已经特别列明 “占领岛屿” 作为备选方案，而其目标直指珠江口附近岛屿。 方案更进一步提议，若清帝国未能履行 “承诺”，和平地开放市场，则可考虑占领中国东部岛屿如台湾（Formosa）、琉球（Loo Choo）等作为英国立足据点[6]。 由此可见，英国人开放贸易的诉求，已不再仅仅出于经贸往来的意愿。

而到1834 年，一面是鸦片商戈登与传教士郭士立积极筹备沿闽江而上进入武夷山区的探险，以寻求茶叶种植与生产技术，进而造成清帝国首次大规模茶种与茶叶种植加工技术外流，另一面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终止后，英新任首席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在未获许可情况下擅闯广州城，并在城中张贴榜文、引发舆论，导致两国武力冲突的事实，种种迹象纷纷表明，英国人通过掠夺与暴力手段获取中国资源和更大市场利益的野心、迫使中国完全开放贸易的渴望，以及对远东贸易据点及中国领土的占有欲已经暴露无遗。 一场战争的到来，只是时机问题而已。

4 结论

通过对1833~1834 年史料的发掘，深入分析当时英帝国范围内茶叶贸易情况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诉求，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中国贸易垄断权终结时，尽管英国仍然在广州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但英国国内高涨的自由贸易呼声、对新茶税的不满、对全球贸易竞争者的警惕、 对清政府和广州行商的不信任共同影响了此后全球贸易格局的走向。 英国商人扩大市场与贸易规模的欲望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中部分官员的武力主张是孪生与并行的关系，茶商对从价税的抗议和茶叶货源的额外关注是其具体表现，而对美国商人的防备与对广州行商和清政府的威慑提议则体现其对未来经济关系的判断和远期地缘政治考量。

茶叶贸易是18~19 世纪全球贸易网络发展的主线之一。 它是当时全球市场和贸易链条中人们最为关注的一环，也是衡量全球财富流动的标尺。在从1830 年代开始的50 年内，茶叶贸易深刻地改变了广大亚非农业社会的种植、 生产和组织结构。 在将其置入近现代以来全球化背景框架下的理解过程中，最需强调的一点是，自19 世纪30 年代始，一种全新且具有广阔潜力的经济作物从中国扩散到了世界，并极大地改变了不同地域的消费习惯与社交文化，在持续不断的茶叶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流动中，重塑了整个世界的农业和经贸格局。 而1830 年代初发生的一切，正像1834 年3 月东印度公司茶叶拍卖会上会长所宣示的那样，标志着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