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职融通的发展历程、问题表征与政策思路

2021-01-03王晓静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年5期

王晓静，王麒

(1.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2.青岛第十九中学高三英语教研组，山东青岛 266237)

普职融通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教育内涵式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普职融通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普职融通的深入开展。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知识与技能的真正对接，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一、普职融通的发展历程

我国普职融通政策轨迹总体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一)普职总体分离期(1949—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快速恢复生产力，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我国明确提出了“今后若干年内着重向中等技术学校发展”的新型教育方针。但是由于经济条件落后和政策的限制，教育的改造着重于政治及教学内容方面，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意不够，导致一些学生接受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教育后，选择继续入学深造，而少愿意从事生产劳动。[1]针对此现象，国家相继出台了众多法案和教育方针，具有代表性的有1954年《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1958—1966年期间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中等教育按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在此期间，由于政府倡导、立法保障，逐步建立了以初等、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有了比较好的发展环境，主要表现为职业学校数量和生源数量迅猛增加。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在接受知识教育后，依然存在着“继续入学深造”的想法，不愿意立即学习有关生产劳动的课程。因此，职业教育在中小学中并没有受到太大重视，而是将职业教育作为“无可奈何的选择”，同时该阶段开展劳动、技术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这一迫切问题。

(二)普职融通雏形期(1978—2009年)

改革开放带来产业经济结构大幅调整，技术技能人才急剧缺乏，因此注重职业教育的建设，尤其是农村初中的建设。一些农村初中生辍学后，由于年龄小、学历低且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寻找低水平的体力劳动，很难适应社会生活。在这种背景下，1980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以下重要举措：将部分高中改办为职业学校(职业中学、农业学校)；各行各业举办职业技术学校；积极发展和办好技工学校；努力办好中等专业学校。[2]此后，关于建设中等职业教育的好政策层出不穷，尤其是《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方案重点强调“使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毕业生或肄业生能够在从业前后接受一定方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包括“绿色证书”培训，使一部分人掌握一两项生产致富的实用技术。[3]该时期处于普职融通的初期阶段，大部分政策目的在于扩大职业教育的教育基础，建设出比较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便于与普通教育相匹配，在内容方面职业教育则是偏重于实用技术的教学。

(三)普职融通探索期(2010年至今)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义务教育的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也在逐渐普及化，社会对人才的要求逐渐变成“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双重标准，该时期国家出台政策的目标更加明确。在职业教育得到有效发展的基础上，之后关于职业教育的政策文件开始贯穿普职融通的理念，大力推进普职融通工作，比较突出的政策文件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等。该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普、职教育都拥有稳定的教育基础，成为普职融通的关键时期，普职融通的理念和实践在该阶段均呈现出分离到融合、表面到深化的趋向。

二、普职融通的现实问题表征

新时代推进普职融通是基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旨在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架起一座相互连通的立交桥。随着普职融通试点的不断深入，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一)普、职教育的认知存在偏误，普职不等值

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普通教育优于职业教育，即普通教育的地位、教育质量均高于职业教育。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具体的普职融通的开展工作便表现为选择的学生对象成绩一般甚至落后、职业课程边缘化、职业教育仅仅是职业学校的事情等，这是将教育简单化、肤浅化、功利化的一种表现。实际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且与普通教育等值。[4]首先从教育类型上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是教育的一种类型。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它背后所包含的观点是，职业教育不是专门满足无法继续接受普通教育的学习者求学需求的补充性教育，而是在社会、经济与个体发展中具有独特功能的一种教育，它是可供学习者选择的多种教育路径中的一种。[5]其次从教育层次上来讲，普职处于相同的层次。从中学教育阶段开始，教育划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类型，我国《2014—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中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初等职业教育(包含于义务教育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专科教育(或应用技术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可见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含有初、中、高的教育层次，这就确定了在各教育层次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处于并列、平等的地位。

(二)普职融通重校内轻校际

2016至2020年期间，江苏、四川、福建、山东、浙江等省份陆续出台普职融通相关政策文件，推行普职融通改革试点，主要措施包括制定普通高中普职融通工作方案、构建职业教育生涯规划校本课程体系、在高中学校内部开设通用技术选修课、普职学分互认，等等。然而，从政策执行情况来看，目前普职融通实践仍然大多停留在校内整改的层面，校际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较少。普职融通，是由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合作，双方共同设计课程、互派师资，实行学分互认、学籍互转的一种崭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即普职融通是指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具体内容和相关制度上的双向沟通和融合，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受教育者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和发挥教育资源的整体育人效益。[6]校内普职融通属于学校内部的规划与调整，教师、课程资源、制度程序等各方面影响因素统一起来难度较低，是最基本的、最易实现的，但同时也是效果最弱的。随着社会对人才要求的变化以及核心素养等教育理念的发展，我们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普职融通要深入开展必须将重点转向校际合作，意识到“双向互动”的重要性。

(三)普职融通缺乏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深入开展

高中教育是普职融通的最重要环节，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现阶段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两类教育在性质、目标、职能、课程与教学体系、评价与管理制度诸方面差别较大。在如此情况下，普职融通工作的精力几乎全部集中于高中阶段上，一定程度上忽略小学与初中的职业教育启蒙，造成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缺乏一些支持基础(例如学生的兴趣、家长的理解、学校的规章制度等)，这也是普职融通进度缓慢的原因之一。应该重视职业启蒙教育，小学阶段均需设置职业启蒙课程，同时鼓励学生学习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曾提出“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制度的地位应当是一贯的、整个的、正统的”的理论，因此，在整个普职融通的工作中，普职融通的主体不仅是高中，而应是多元的，普职融通代表了小学、初中、高中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高中只是其中一种传递媒介。普职融通想要成功实行，既需要重点在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进行课程、师资、评价制度的沟通，又需要通过小学和初中进行职业教育启蒙。

(四)普职融通存在单向度融合倾向

目前我国有很多的实践探索已初见成效，但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普职融通存在着职业高中向普通高中的单向倾斜[7]，结果出现“中职普高化”现象，即中职教育向普通高中教育靠拢。由于我国普职融通的政策机制、目标尚不完整，这种模糊性决定了普职融通整体方向把握的重要性。普职融通并非是单纯地把职业教育融进普通教育，或者把普通教育融进职业教育，从而形成一种教育。如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内涵以至课程体系方面都没有区别，那就意味着职业教育可以被取而代之，从而失去其存在的理由。所以两者应当保持明确的界限，起码在培养人才的方向上保持自己的立场。普职融通的初衷是满足现代社会的教育需求，解决经济转型时期基础教育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但个别地方主要为解决职业高中、薄弱高中的生存困境提出了普职融通。因此，在普职融通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正视普职的关系，而非将两者融合为一种教育。

三、推进普职融通的政策思路

打破普职壁垒、实现普职融通是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时期中等教育阶段改革与发展的整体趋势。推行普职融通，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从社会舆论环境、各级各类学校、政府、制度政策本身等各方面入手，进行全方位、系统性地调整和变革。

(一)优化普职融通的舆论环境，改善重普轻职的现象

普职融通贯彻需要学校、政府、企业、家庭等主体共同努力，营造普职融通的良好社会氛围。首先充分发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作用。政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引导者，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工具,可以通过“确保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明确不同主体的权利与责任”的方法规范普职融通的具体措施。其次，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要改革人才培养观念，培养新型的骨干教师，重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引导学生了解职业相关信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业观。再者，企业方面拥有相对成熟的技术和实习场地，要积极主动开办或接受与学校开展人才培训、科技服务等合作的活动，为学校提供基金、人才、实习基地等支持。最后，家庭方面，尤其是父母要适当减轻对学生的期望压力，减少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未来选择。

(二)促进普职双向互动，促进高水平校际合作

校际合作的广度决定着学校发展的深度，普职融通想要得到深入开展，必须促进校际间资源共享与学生流动。首先，制度是校际合作的根本保证，可以共同起草校际的工作管理规范、实施意见，以便于形成普职融通的管理和科研体系。其次，加强普通教育学校和职业教育学校的交流与互访，可以建立专门的教师团队，让一些优秀教师每周有固定的时间走出本校进行跨校指导，或者共同建设一批创新实践基地和实验室等进行集中讲学；可以通过校本课程的建设开展专题研究和活动，吸引教师和学生的广泛参与。再者，可以依托高校资源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实验、对教师进行培训，从而充分利用高校的人才、技术，获取普职融通的理论以及经验。

(三)重视义务教育阶段普职融通理念的贯彻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人们对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性质、地位产生了偏见。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应当从低年龄阶段起逐渐转变人们重普轻职的旧思想。所以普职融通的概念要从较低年级开始潜移默化，尤其是关于职业教育地位方面的宣传，随着学生认知和年龄的增长，可以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概念。一般来讲，在中学前加强职业启蒙教育是最佳选择。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强职业教育启蒙：一是将职业启蒙课程加入小学必修课程并列入考试科目。只有加入必修课成为考试科目才会引起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关注。另外，必须要注意的是低年龄阶段职业课程主要是让学生认识每种职业所对应的工作内容以及这种职业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而不是以最终成绩为目的；二是定期组织学生到工厂学习参观，使得学生对课本上涉及到的工作岗位有实际的了解，培养相关职业的兴趣爱好。

(四)加强普职融通的顶层设计，避免中职普高化

我国普职融通的相关政策大都是导向型政策[8]，可能在实施上缺乏明确具体的指导意见，使得普职融通容易采取普通教育的发展方式。政府应加强对普职融通的顶层设计，避免中职普高化。首先，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应与普通教育学校区分开来，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其次，加强课程融合体系建设这一基础性环节，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法。最后，在此基础上，完善职业教育管理制度和人才评价制度。在学分学制改革、人事制度、利益保障、物资保障等方面，做到统筹规划、协调部署，从而形成大力开展普职融通的共识与合力。整体来看，目前我国普职融通的课程设置仍处于初期阶段，相当一部分学校并未开设相关课程。就已开设融合课程的高中来讲，仍然存在课程内容缺乏特色、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等问题，所以，课程融合的设计应当从内容、制度等多方面考虑，比如：完善普通高中职业规划课程，搭建普职校长、普职教师的交流平台，逐步改革招生考试制度等。